抗震小英雄陈浩：不救人我会感到惭愧
12岁的陈浩静静地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双腿和右手都打上了石膏，胸前满是心电图监护仪的胶贴，腿上的纱布还隐隐透出红红的血印。
在地震的一瞬间，陈浩推开了即将被坍塌的围墙砸到的同学，而自己被厚厚的围墙压倒，身负重伤。
5月12日下午，成都市温江区玉石实验小学950余名学生都在教室里上课。14时28分，陈浩的班主任黄志德老师正站在讲台上，突然感觉到地面剧烈地颠簸起来。
有序疏散，很快就撤离了教学楼。
然而，就在六年级（1）班的学生全部走出教学楼时，意外却发生了。楼边升旗台旁一面两米多高、4米多宽的围墙突然垮塌，包括陈浩在内的4名学生被重重压倒在地。
“他本来可以不这样的。”黄老师有些哽咽。
原本跑在前面的陈浩，已经穿过了楼边的升旗台，到达了开阔的安全地带。这时候，身为班长的他习惯性地转头一望，看见一个女孩还站在升旗台旁摇摇欲坠的高墙前，他赶忙掉转身，一把把女孩推开……砖墙轰然垮塌，女孩得救了，陈浩却被掩埋在了瓦砾之中。
两个小时后，在武警消防官兵的帮助下，压在砖块下的4名学生终于被刨了出来。
被送到医院时，陈浩的右臂肱骨骨折、腰椎骨折，肺部挫伤出血，背部几乎没有完好的地方。12日晚，陈浩高烧近40度。昏睡中，他的双手在不停地颤抖，还一直呢喃着：“我抓住她了……”
被救的女孩，与陈浩素不相识；那面砖墙夺去的，是他3个最要好的同学的生命。
十几天过去，陈浩已经恢复清醒，但身体还非常虚弱。从陈浩的主治医师口中，记者得知，目前陈浩的伤势仍然相当严重。
虽然只有12岁，这位小小男子汉却在危难面前表现出了不同常人的勇敢。
陈浩的母亲，守在重症监护室外，十几天来一直在流泪。她告诉记者，在最初清理伤口的时候，由于伤员太多，陈浩没能用上麻药，可他愣是没有哭出一声。
父亲陈强说，陈浩一直没有跟他聊过地震时的情况，直到有一天十几位同学来到医院看望儿子，他才知道陈浩是为救人而受的伤。
“要是再遇到这样的事，我还会的。不救人，我会感到惭愧。”陈浩的声音断断续续，平静中流露着坚强。
身高1.7米的陈浩看上去比同龄人更成熟，但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换药的时候太疼了，偷偷哭过好几次。”陈浩悄声说。
“我们都叫他小英雄！”对于陈浩舍己救人的行为，医生护士们都十分感动，他们给了陈浩这个特别的绰号。
在学校里，由于成绩优异且乐于助人，陈浩不仅担任了班里的班长，同时也是学校的大队委员。在父母眼中，陈浩是个懂事的孩子，常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料理日常家务，几乎从来没有让在外打工的父母担心过。

钟南山同志先进事迹
钟南山，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广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他既是一名可亲、可敬、可爱、可信的医学专家，又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为祖国争一口气
在旁人看来，抗击非典是钟南山一生中遇到的最大挑战。但钟南山不这么认为，他坦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早年留学英伦时的求学生涯。
1979年钟南山考取公派留学资格，前往英国伦敦爱丁堡大学进修。但英国法律不承认中国医生的资格，导师不信任钟南山，把2年的留学时间限制为8个月，钟南山暗下决心为祖国争口气。他拼命工作，取得了6项重要成果，完成了7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篇分别在英国医学研究学会、麻醉学会和糖尿病学会上发表。他的勤奋和才干，彻底改变了外国同行对中国医生的看法，赢得了他们的尊重和信任。英国伦敦大学圣·巴弗勒姆学院和墨西哥国际变态反应学会分别授予他“荣誉学者”和“荣誉会员”称号。当他完成2年的学习后，爱丁堡大学和导师弗兰里教授一再盛情挽留。但钟南山回国报效的决心已定，他说：“是祖国送我来的，祖国正需要我，我的事业在中国！”
为党工作高于生命
2003年我国局部地区发生SARS疫情，国外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势力借机丑化中国。钟南山作为防治SARS的权威专家，利用经常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的机会，实事求是地告诉各国的专家学者在中国发生的SARS事件，中国政府和人民所做的努力及取得的成绩。5月28日，钟南山应邀在全美胸肺学会（ATS）上作了《中国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发病情况及治疗》的专题学术报告，他专业、开放、实事求是的态度，有理有利有节的辩论风格，引起美国主流媒体的关注。著名的CNN电视台在《今日美国》中评论“中国大陆的SARS发病率已经明显下降，令人鼓舞”。钟南山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外势力借SARS事件丑化中国的“话语垄断”企图，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疫情有了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
那段时间，钟南山既要在临床一线救治SARS患者，又要协调各地的防治工作，极少休息，身体很疲惫。老伴经常劝他少外出、多休息，甚至为此朝他发脾气。但钟南山停不下来，因为他把自己为祖国服务、为党工作的有限时间，看得比健康、比生命更宝贵！
看病“三个一样”
说起钟南山，广州市邮政局女工阿琼总是很动情。她说：假如不是遇上钟院长，自己就没命了。8年前，阿琼反复咳嗽、气喘，吃了很多药也不行，病越来越重，后来慕名找到了钟南山。根据阿琼的病史和症状，钟南山给她做了哮喘检查，结果呈阳性，一般而言，诊断应该已经明确，剩下的就是对症下药了。而钟南山却不放心，继续细心地观察了一段时间，终于从一个细微的症状里发现了新问题，怀疑是气管肿瘤。为确诊，钟南山亲自为她做了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病情得到证实后，钟南山又亲自安排了医生手术，术中一看，好险，那隐蔽得很好的肿瘤竟已堵住气管的五分之四，什么时候堵满了，阿琼什么时候就没了。阿琼深情地说：“钟教授的过人之处岂止在于他的医术，他对病人的高度责任心和对病人的爱心，同样常人难及。”
对个别医生索取红包礼物的行为，钟南山深恶痛绝，“医生的天职就是救死扶伤，不能有任何折扣，你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必须具备这个品德。”在钟南山身边工作的人员都知道他有一句名言：看病只看病情，不看背景。他还有著名的“三个一样”———高干、平民，有钱、无钱，城市、农村，一样的热情耐心，一样的无微不至，一样的负责到底。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现在，“三个一样”成了所内医务人员的共同追求。
科学不能明哲保身
钟南山是一个求实严谨的科学工作者。早在留学英国的时候，他决定开展关于吸烟与健康问题的研究。为了取得可靠的资料，他让皇家医院的同事向他体内输入一氧化碳，同时不断抽血检验。当一氧化碳浓度在血液中达到15%时，同行们都不约而同地叫嚷：“太危险了，赶快停止！”但他认为这样还达不到实验设计要求，咬牙坚持到血红蛋白中的一氧化碳浓度达到22%才停止。实验最终取得了满意效果，但钟南山却几乎晕倒。要知道，这相当于正常人连续吸60多支香烟，还要加上抽800cc的鲜血。
在2003年抗击SARS战斗中钟南山更是这样。他坚持实事求是，不畏权威,勇敢地对“衣原体之说”提出质疑，促成广东省决策层坚持和加强了原来的防治措施，这也是广东省取得SARS患者病死率最低、治愈率最高的很重要的原因。充分表现出了一个科学家应有的良知和勇气。
人要活在理想中

　　未雨绸缪，组建东北边防军。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杜鲁门就草率地下令，第七舰队封锁台湾海峡，昭示了他典型的政客习气。到7月7日，仅过10天时间，伟人就指示中*央军委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决定立即调在中原地区驻守的第13兵团（下辖第38、第39、第40军）北上，与在东北的第42军和炮兵第1、第2和第8师合编为东北边防军，担负保卫东北边防和应对朝鲜战事的任务。9月上旬，又调第50军开赴东北，使东北边防军的兵力增加到5个军。这样，26万大军提前几个月就布防在中朝边境。这是一个极富有战略预见性的决策，对来之能战、战则能胜起到了重要作用，显示了伟人的大政治家品格。彭德怀后来总结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经验时，高度评价了伟人的这一大政治家的战略远见。说：“当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我们即调了5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待敌超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逼近时，出敌不意地给以痛击，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败退的局面，而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如果预先无此准备，想要凭空扭转当时极不利极严重的局面，那是不可设想的。”这绝不是溢美之词。
　　第二个例子：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现在人们往往对政治口号有一种反感，其实，一个好的政治口号，能起到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尤其是在革命与战争的年代。“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政治口号。之所以要“抗美援朝”，目的是为了“保家卫国”，使广大群众、战士对支持这场战争有了更加现实、具体的认识，在国际上也容易得到其他国家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伟人在1970年10月金日成访华时，曾提起这个政治旗帜，说：我们“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你要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可以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政治旗帜，它应时而生，顺势而起，极大地鼓舞和激励起全中国5万万同胞，满腔热情地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去。使广大士兵也认识到，那是为祖国而战，为自己年迈的父母而战，为自己的妻儿而战。广大群众也纷纷捐钱捐物，有2000多万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仅1951年一年的捐款就能够购买3700架米格飞机。抗美援朝真正成为一场全民的反侵略运动。而美国民众对朝鲜战争的态度，有记者问，了解否、关心否，答：不开收音机。
　　第三个例子：师出有名，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美国虽不说理，但也要打政治牌，它给出兵朝鲜的美国以及14个仆从国参战部队起了个好名，叫“联合国军”。其实，美国最亲密的伙伴英国派了两个旅，法国和多数国家象征地派兵，部队主要由美国派出的。你叫“联合国军”，打政治牌，伟人更擅长打政治牌，我叫“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中国投入的主力部队同美国军队作战，既要师出有名，又要使中美两国从国际法意义上不进入战争状态，这确实需要费一番心思的。开始研究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伟人认识到，总不能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啊，因为你解放军可以解放台湾，但总不能解放到朝鲜去啊！于是他准备用“支援军”的名义。征求民主党派意见时，民主建国会领导人黄炎培先生说：“叫支援军不妥。”伟人问：“为什么？”黄说：“支援军是派遣的，谁派的啊？国家么！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伟人说：“有道理。那叫什么啊？”黄说：“叫志愿军好。因为志愿么，就不是政府出兵，而是民间性质，是出于义愤。”叫志愿军，在国际上也有先例，西班牙内战时，着名的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很多各国的志愿人员组成志愿军自愿到西班牙作战。于是，志愿军这个名字马上被从谏如流的伟人所接受。事实证明，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在与美国斗争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位置，这么大的一场战争，交战双方从来没有宣战过。因为美国人找不到借口！它如果宣战，就等于承认自己是侵略者了。可见，伟人确实是高人一筹，不愧是一位卓越的世界级大政治家。
　　其二，伟人：具有探索与创新精神的哲学军事家
　　杜鲁门：具有一定理论素养的三军总司令
　　抗美援朝战争有它独有的、不同以往中国党经历的战争的特点：其一，这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战争。其二，这是一场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它不同于国内的人民战争，有人民的直接支持，有根据地，筹粮、筹款方便，信息灵通，攻退自如，这些优势在朝鲜战场上都没有了。而美国，一直没有在本土上打过仗，在异国打仗是他的拿手好戏。其三，这是一场与世界老大在异国战场上进行的现代战争。美军是一支钢铁攒成的军队，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铁流滚滚。最可怕的，他还有100多枚令人谈之色变的原子弹。不要说中国，就是当时的老大哥苏联，就是斯大林，也是尽量避免与美国交手。现在美国仍然是世界老大，你看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有哪个敢打美国啊！
　　可见，在当时条件下，敢和美国较量已属难能可贵，而敢打并能打而胜之，它的军事奥妙又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什么样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呢？
　　这里面需要总结和挖掘的内容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不但我军一直研究，就连我们的对手美国军队，也一直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伟人57岁，几十年的战争经历，极为丰富的经验，使伟人领导军事和指挥战争正处于最炉火纯青、最成熟的阶段，展示了高超的战争领导艺术。
　　一、不做办不到的事：具有创新性的战争指导原则。伟人一生擅长的，就是做事；但他又擅长不做事——那就是绝不做办不到的事。在制定抗美援朝战争指导原则上，就非常显明地看出这一特点。在战争即将打响的时刻，伟人为抗美援朝制定了战争指导原则和作战方针，他在10月21日给彭德怀德的电报中指出：我们“不做办不到的事”，并强调，“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这一点，成为志愿军具有指导意义的作战原则。为什么这个“不做办不到的事”成为这场战争的具有指导性的原则呢？笔者理解，这正是伟人在中美军队相差悬殊的力量对比中得出的正确结论。不畏强敌，藐视强敌，向来是伟人在面对威胁时作出的反映，但在与对手过招时，恰恰相反，伟人是力避硬拼，只做力所能及的事。从哲学意义上讲，这一指导原则非常精妙地反映了伟人的哲学思想。实事求是是伟人哲学的精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的战争条件下，“不做办不到的事”，就是最好的实事求是，就是从战争实际出发而得出的最好的战争指导原则。
　　二、制定“突然性”的作战方针：初战胜利之关键。战争机器一旦开动，作为统帅的伟人是昼思夜想、殚精竭虑，多次起草电报，制定作战计划，发往朝鲜战场。在10月21日凌晨不到1个半小时内，伟人连续起草、发出了3封电报，修改作战方针，指导作战。在致彭（德怀）、高（岗）的电报中，为这次战役明确了作战方针，伟人在电报中称一定要“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事实证明，这一方针成为志愿军初战制胜的关键，是不可替代的高招，美英等国的军事家将此举称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中国要出兵，事先已经向美国发出了警告，并且是多次警告，可杜鲁门、麦克阿瑟们就是不听。“兵者，诡道也”，你既然不信，伟人就充分利用你这个不信，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打你。于是，按照主席的要求，26万中国军队悄悄度过了鸭绿江，开赴了朝鲜战场。当时，敌人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地面有先进的电子侦察，可就是没有发现中国军队的蛛丝马迹。可以说，这么大规模的兵力调动，美国人竟然没有侦察到。当时伟人致电各中*央局说明此事，说我们采取秘密出兵的方式，“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我们参战十几天，也不在报纸上发消息，直到11月7日，新华社才首次报道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参战的消息，也只是轻描淡写，不进行大张旗鼓地宣传。甚至对作战战报，伟人都作了明确细致的要求。他在11月5日指示彭德怀：“为了迷惑敌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到11月18日，伟人又专门致信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联在一起说。”直到第二次战役取得重大胜利，朝鲜战局得到了根本扭转，才于12月5日我国正式对外宣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番号及出兵作战的消息。可见，这种“突然性”，成为联合国军与志愿军交手首战失败的主要因素。正如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马歇尔说的：“我们认为什么都知道，而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而对方却一切都知道，于是，战争开始了。”这也正是过后美国人一直感到恼闷的重要理由——为什么就不听听中国人的话呢？正因为这样，在越南战争中，当中国再说什么话的时候，美国人就认真了，不让他过北纬17度线，他就不敢过。
　　三、“零敲牛皮糖”：相持状态下志愿军的成功战法。入朝初期，伟人和中*央军委曾设想集中优势兵力一次战役全歼敌人一个师，结果证明不符合实际，志愿军只有在第二次战役时候，27军利用特殊条件一次歼灭了敌人一个团。第五次战役中志愿军动用了100万部队，敌人也是100万，在第一阶段曾在夜间进攻中包围了多个“联合国军”团、营规模的兵力，结果无一全歼，远远小于计划设想。这种情况下，伟人又集中精力了解研究这场战争的新特点、新规律。当时，他从前线召回志愿军副司令邓华、参谋长解方及4个主力军的首长，有38军政委刘西元，39军军长吴信泉、40军军长温玉成、42军军长吴瑞林。伟人先与邓华谈了一天，又与4个军长进行长时间面谈，详细询问了解战场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其中他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志愿军为什么一次难以歼灭敌人的一个团。当时的基本情况是，志愿军的火力太差，对敌实行穿插包围后，如果当夜不能结束战斗，天一亮，被包围的敌人就会在飞机、坦克的救援下逃跑。主席意识到，这并非打得好不好的问题，而是军力限制问题，是客观能力问题。于是，富于求实和探索精神的伟人就提出，我军一个军一次消灭不了美军一个师，就消灭敌人一个团，消灭不了一个团，就消灭一个营。后来，伟人还在电报中要求志愿军“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营”。伟人给这个新战术起了一个通俗的名字：“零敲牛皮糖”。“零敲牛皮糖”是湖南人对牛皮糖的吃法，牛皮糖很硬，只好一小块、一小块地敲下来吃。伟人用它来比喻我军对美军作战不贪图大，要量力而行，打小歼灭战。从此以后，志愿军就也再也没有组织打过大的战役。事实证明，这一战法非常有效，一次“吃掉”敌人一个连、一个营，我军“吃得”得心应手。这样积累下来，数量就不小了，我军还不吃亏。可见，不拘泥于经验、客观判断武器装备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作用，“零敲牛皮糖”，实现打大歼灭战向打小歼灭战转变，实现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伟人对现代战争的新探索。
　　对伟人的战法，美国人在战场上领教过了。曾任美国国防部部长助理的戴维逊说：“根据情况正确地改变战术和手段，这一点他在朝鲜做得很出色。”“如果你对伟人的一切都记不得，那么你只要记住，他是一切战略家中最重实效、最主张批判地接受经验的一个。”美国西点军校一个军官说：“西点军校崇敬的中国的也是全人类的两个兵家泰斗，一个就是伟人。还有一个是孙武子。伟人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家。”
　　再看杜鲁门总统，他在军事方面不值得一提，确实没有什么可写的。他在老家当过中尉，不过那是民兵连的中尉，相当于副连长；他后来当过几个月的炮兵连连长，不过没有真正打过仗。但因为他当了总统，美国总统就是理所当然的三军总司令。在朝鲜战争中，他更是当甩手掌柜，重大军事决策交参谋长联席会议议定，他点头就是了。不过也有一条值得肯定，就是他非常痴迷战争史。因此，与其说他是有一定军事素养的三军总司令，不如说他是一个军事“粉丝”。可见，他与伟人根本就不具有可比性。
　　其三，伟人：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
　　杜鲁门：信奉实力与强权的现实主义者
　　杜鲁门这个在西方个人主义与竞争文化中陶冶出来的总统，十分信奉实力与强权，谁强谁就是上帝。他在朝鲜战争中作出的系列决策，也都是从这一逻辑出发的。
　　当朝鲜战争爆发后，他立即下令出兵干涉，因为他认为美国是上帝；当中国警告美军过三八线中国要管时，他根本不信，因为他认为中国不是上帝。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将美军打退到三八线时，他叫嚣要用原子弹，因为他认为美国上帝的原子弹能把不是上帝的中国吓破胆；直到他被伟人碰得头破血流而无力回天时，他才终于认识到，中国也是上帝，是上帝的上帝，因此，他也非常明智地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朝鲜战争。
　　恰恰相反，伟人则是一个浑身荡漾着世界和平、平等与正义的理想主义者。他代表着一个东方民族的精神世界与崇高追求，那就是：再穷，也要活得有尊严；再落后，也不能被动挨打任人宰割。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鞠躬尽瘁，兢兢业业，耗费大量心血。
　　先说勤政。从谋划抗美援朝到取得二次战役胜利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是伟人决策和指导战争的非常时期。从10月2日到19日的18天时间，他没有睡一个好觉。他经常一天起草几封电报，同前线指挥员、友方领袖以及国内各部门领导保持密切联络，根据情况研究战局，制定作战方针，给予具体指导。据伟人的机要秘书回忆，在此期间，他有半个多月时间没有下床，就在床上办公和吃饭，睡眠极少。如此忘我的工作精神，真正体现了为党为国家为理想的献身和负责精神。就是到了后期的谈判阶段，伟人对朝鲜前线作战和谈判进展仍然十分关心，例如对开城代表团每天照例发回的谈判情况几乎都要审阅，许多事关和战全局的重要批示仍亲自执笔起草。
　　再说毛岸英牺牲。毛岸英是伟人的大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这件事，人们看到了主席坚强、伟大的一面。当叶子龙和江青两人报告给伟人时，伟人说：“谁叫他是伟人的儿子！”章士钊曾向毛主席抱怨过不该让毛岸英去朝鲜。对此伟人很沉重地回答说：“你说的也许是对的。可我是国家主席，是主张出兵朝鲜的，我的儿子不去怎么说服别人？”其实，伟人既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更是一个有血有肉、充满慈爱的父亲。据杨尚昆在1951年1月2日的日记中记载，“当他听到消息后，长叹一声之后说，牺牲的成千上万，无法只顾及此一人。事已过去，不必说了。精神伟大，而实际的打击则不小！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有下乡休息之意。”当然，战事紧张，坚强的伟人并没有下乡休息，而是继续紧张地指挥战争。但可以想见，那是在承受着怎样的失子之痛而继续为国操劳啊！
　　有一幅照片留下了感人的一幕：当伟人握着舍身堵枪眼的英雄黄继光的母亲的手时，在这位柔弱的母亲的脸上，看不到悲伤，只有微笑。为什么？因为她知道，在牺牲的志愿军烈士中，有自己的儿子，也有共和国领袖伟人的儿子！慰问她这个烈属的，同样也是一个烈属！她同样知道，他们的儿子，都是为这个国家而牺牲的！都是为一个虽然历经百年屈辱、虽然贫穷但要尊严地活下去的中国人民而牺牲的！她感到骄傲与自豪。在老太太身上所显现的是一种深明大义、舍身为国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种不畏强敌、追求尊严与平等的理想主义精神！是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主义精神！——而这，就是伟人的精神！就是抗美援朝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