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交响曲》
贝多芬的心中充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他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热烈拥护者。1798年，柏纳多特将军（1763—1844）出任法国驻维也纳大使，贝多芬常到他的家里，并和他周围的人有密切的交往。1802年，贝多芬在柏纳多特的提意下，动手写作献给拿破仑的《第三交响曲》。在他的心目中，拿破仑是摧毁专制制度、实现共和理想的英雄。1804年，贝多芬完成了《第三交响曲》。正当他准备献给拿破仑时，拿破仑称帝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从学生李斯（1784—1838）那里得知这个消息时，怒气冲冲地吼道：“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现在他也要践踏人权，以逞其个人的野心了。他将骑在众人头上，成为一个暴君！”说着，走向桌子，把写给拿破仑的献词撕个粉碎，扔在地板上，不许别人把它拾起来。过了许多日子，贝多芬的气愤才渐渐的平息，并允许把这部作品公之于世。1804年12月，这部交响曲在维也纳罗布科维兹亲王的宫廷里首次演出。1805年4月在维也纳剧院的第一次公开演出，是由贝多芬亲自指挥的，节目单上写着：“一部新的大交响曲，升D大调，路德维希·凡·贝多芬先生作，献给罗布科维兹亲王殿下。”奇怪的是，贝多芬不说是降E大调，而说是升D大调。1806年10月总谱出版时，标题页上印着：英雄交响曲为纪念一位伟人而作从此，《第三交响曲》就被称为“英雄交响曲”。
《命运交响曲》
贝多芬的《c小调交响曲》（作品67号）开始的四个音符，刚劲沉重，仿佛命运敲门的声音。这部作品因此被称作《命运交响曲》。《命运交响曲》作于1805至1808年。贝多芬在1808年11月写给他的朋友韦格勒（1765—1848）的信中，就已经说出：“我要卡住命运的咽喉，它绝不能把我完全压倒！”“命运敲门的声音”在1798年所作《c小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之1）第三乐章中就已经出现过，以后又出现于《D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8之3）第三乐章、《热情奏鸣曲》（作品57号）第一乐章、第三《列奥诺拉》序曲（作品72号）、《降E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74号）等一系列作品中。可见，通过斗争战胜命运，是贝多芬一贯的创作思想。《命运交响曲》所表现的如火如荼的斗争热情，具有强大的感染力。西班牙女低音歌唱家马丽勃兰第一次听《命运交响曲》时，吓得心惊肉跳，不得不退席而去。拿破仑一个旧日的卫兵，听了第四乐章开头的主题，禁不住跳起来喊道：“这就是皇上！”柏辽兹把《命运交响曲》中惊心动魄的斗争场景，看作是“奥赛罗听信埃古的谗言，误认黛丝德蒙娜与人私通时的可怕的暴怒。”舒曼认为：“尽管你时常听到这部交响曲，但它对你总是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正象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却总教人感到惊恐一样。”1830年五、六月间，门德尔松在魏玛逗留了两星期，和歌德作最后一次会晤，在钢琴上为他演奏了古今著名的作品。歌德听了《命运交响曲》的第一乐章后大为激动，他说：“这是壮丽宏伟、惊心动魄的，简直要把房子震坍了。如果许多人一起演奏，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1841年3月，恩格斯听了《命运交响曲》的演出。他在写给妹妹的信中赞美这部作品说：“如果你不知道这奇妙的东西，那么你一生就算什么也没有听见。”他说，他在第一乐章里听到了“那种完全的绝望的悲哀，那种忧伤的痛苦”；在第二乐章里听到了“那种爱情的温柔的忧思”；而第三、第四乐章里“用小号表达出来的强劲有力、年轻的、自由的欢乐”，又是那么鼓舞人心。恩格斯用短短的几句话，揭示了《命运交响曲》的精髓。
《月光奏鸣曲》
《月光曲》原名《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又名《月光奏鸣曲》，创作于1801年，接近于贝多芬创作的成熟期。这部作品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那支叹息的主题融入了他的耳聋疾患，忧郁的思绪。而第二乐章表现了那种回忆的甜梦，也像憧憬未来的蓝图。第三乐章激动的急板。而这部作品最美丽的，便是第一乐章，让人想起月光。
这首钢琴曲之所以被称为《月光曲》，是由于德国诗人路德维希·莱尔斯塔勃听了以后说：“听了这首作品的第一乐章，使我想起了瑞士的琉森湖，以及湖面上水波荡漾的皎洁月光。”以后，出版商根据这段话，加上了《月光曲》的标题，关于作曲家在月光下即兴演奏的种种传说便流行起来。其实触动贝多芬创作的不是皎洁如水的月光，而是贝多芬与朱丽叶塔·圭查蒂（1784—1856）第一次恋爱失败后的痛苦心情。
朱丽叶塔·圭查蒂是伯爵的女儿，比贝多芬小14岁，两人真诚相爱，因门第的鸿沟，又迫使两人分手。贝多芬在遭受这一沉重打击之后，把由封建等级制度造成的内心痛苦和强烈悲愤全部倾泻在这首感情激切、炽热的钢琴曲中。所以，这首曲子是献给她的。
对于这个作品的解释，也许俄国艺术批评家斯塔索夫（1824—1906）的见解是比较合理的。他在回忆了听李斯特在彼得堡的演奏后，认为这首奏鸣曲是一出完整的悲剧，第一乐章是暝想的柔情和有时充满阴暗预感的精神状态。他在听安东·鲁宾斯坦的演奏时也有类似的印象：“……从远处、远处，好像从望不见的灵魂深处忽然升起静穆的声音。有一些声音是忧郁的，充满了无限的愁思；另一些是沉思的，纷至沓来的回忆，阴暗的预兆……”
绕着《月光》，有一段误传的轶事。上半世纪，一位德国音乐评论家发表文章，说贝多芬的《升C小调钢琴奏鸣曲》使他联想起“瑞士琉森湖上水波荡漾的月光”。于是精明的出版商即以“月光曲”为标题杜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一天晚上，贝多芬在维也纳郊外散步，忽然听到琴声，而且是他的作品。他寻声走到一幢旧房窗前，发现是一位盲姑娘在演奏。他进屋后才知道她非常喜欢贝多芬的音乐。作曲家非常感动，在月色辉映下，他写下了这首月光曲……”。
这个故事纯属虚构。其实贝多芬写作这部作品时，正值1801年，当时他的耳聋疾患日渐严重，失恋的创痛尚未平复，在痛苦的心境中，他写出了这首钢琴奏鸣曲。
这个虚构的故事后来被应用为我国小学六年级语文课本中的课文《月光曲》。
《热情奏鸣曲》
兴德勒有一次向贝多芬问起《d小调奏鸣曲》（作品31之2）和《f小调奏鸣曲》（作品57号）的内容时，贝多芬的回答是：“请读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因此前者被称为《暴风雨奏鸣曲》，而后者则由汉堡乐谱出版商克兰茨（1789—1870）加上了《热情奏鸣曲》的标题。（另一说，“热情”的标题是由德国钢琴家、小提琴家、作曲家和指挥家赖内刻（1824—1910）所加，这似乎是没有根据的。）“热情”的标题没有贝多芬的认可，但用于这部英雄豪迈、气势磅礴的作品，是相当恰切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有一次在莫斯科听到俄国作曲家和指挥家多勃洛文（1894—1953）演奏这首奏鸣曲后，说道：“我不知道还有比《热情奏鸣曲》更好的东西，我愿每天都听一听。这是绝妙的、前所未有的音乐。我总带着也许是幼稚的夸耀想：人们能够创造怎样的奇迹啊！”1870年十月三十日，巴黎在普法战争中已经被普鲁士军队包围三个多月了。设在凡尔赛的普鲁士国王威廉的大本营里，铁血宰相俾斯麦正同法国资产阶级政府首脑梯也尔谈判停战条件。这天晚上，曾任德国驻意大利大使的格台尔，在凡尔寒的一架破旧不堪的钢琴上，为俾斯麦演奏了《热情奏鸣曲》。俾斯麦听了最后一个乐章后说：“这是整个一代人斗争的嚎哭。”他是从一个嗜血成性的野心家立场来领会贝多芬的“热情”的。他曾说过：“要是我能常听这个曲子，我的勇气将不会枯竭”，因为“贝多芬最适合我的神经”。贝多芬在1801年六月二十九日说过：“我的艺术用以改善可怜的人们的命运。”贝多芬如果地下有知，听说他的音乐为俾斯麦利用，他一定是死不暝目的。
芭蕾舞台上的第七交响曲
瓦格纳称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作品92号）为“舞蹈的极致”、“最高形式的舞蹈”、“按照理想形式的身体运动的最妙的体现”。据说他曾设想在李斯特的钢琴伴奏下，用舞蹈来表现《第七交响曲》。瓦格纳的理想，后来由俄国舞剧编导马辛实现了。1938年，他把这部交响曲编成了芭蕾舞，用来表现一个寓言式的故事情节——世界的创造和毁灭：第一乐章：创造——在创造精神的指引下，混沌世界变成了植物和动物的有秩序的住所。出现了男人和女人，还有危险的蛇。第二乐章：大地——地球上出现了憎恨和强暴。一群男人和女人哀悼着被谋杀的少年。第三乐章：天空——天空中的神和女神对大地上的骚乱无动于衷，依然尽情欢乐。第四乐章：酒色和毁灭——人们沉湎于酒色。神看见他们恶劣地模仿上界的欢乐，因为愤怒而用火毁灭了世界。1938年5月，这出舞剧由巴西尔的俄国芭蕾舞团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作了第一次演出。
欢乐颂与合唱交响曲
1793年1月，德国诗人席勒的朋友、波恩大学法学教授菲舍尼希写信给席勒夫人夏洛蒂说：“有一位青年……抱着伟大而崇高的志向，要把席勒的《欢乐颂》一节一节地谱成音乐。”这个青年就是贝多芬，当时他住在波恩，只有23岁。贝多芬在1798年和1812年，都曾为《欢乐颂》的音乐起过稿。在1812年写的《欢乐颂》主题，后来用于1814年10月完成的《C大调命名日节庆序曲》（作品115号）。贝多芬在1795年的前后为毕尔格的诗所作的歌曲《互爱》和《合唱交响曲》末乐章中《欢乐颂》的主题，在音调上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欢乐颂》主题的前身。后来贝多芬在1808年的《c小调钢琴合唱幻想曲》（作品80号）中又借用这个曲调作为主题，演唱库夫纳歌颂音乐魅力的诗。《钢琴合唱幻想曲》的合唱部分，是为写作《合唱交响曲》的终曲而作的一次尝试。1824年3月，贝多芬在写给普洛勃斯特的信里说过：“《合唱交响曲》的终曲，是按照《钢琴合唱幻想曲》的格调写的，但规模则远较宏大。”由此可见，贝多芬为《欢乐颂》谱曲的意图，从1793年开始，前后琢磨了30年，才最后在《合唱交响曲》中得以完成。《合唱交响曲》完成于卡尔斯巴德决议后一切自由思想和民主运动都遭到残酷镇压的反动时期。1824年5月在维也纳刻伦特纳托尔戏院初次演出时，听众反映的热烈是空前的。贝多芬出场时，受到听众五次的鼓掌欢呼，以致警察不得不出面干涉。但站在乐队中背对着听众的贝多芬什么也听不见，幸而女低音歌手翁格尔牵着他的手转过身，才“看到”了听众的欢呼。从初演所引起的异乎寻常的情绪可以看出，歌唱欢乐，也就是歌唱自由，在当时有着何等深切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