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有句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在实践家看来这种“空论”有什么用？郭沫若更说“如果那么多的‘广厦’真正象蘑菇那样在一夜之间涌现了，诗人岂不早就住了进去，哪里会冻死呢？”（《李白与杜甫》）这种批评是很可笑的。杜甫不是住房部长，他要表现的也不是一种许诺及其实现，而是在困难之中自己的情感和想法。有人说这种想法可能很多人都会有。是啊，这就是人的善根之所在，然而，即使古往今来的亿万人都有这种想法，但是有谁把它表现了出来了呢？正因为这种推己及人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这样的诗句才能激起一切善良人的体验与共鸣、才能感动人。更重要的是，杜甫把人人皆有、但又不被人们关注的善念——仁爱精神用充满感情的诗句揭示出来、把它固化下来，并传达后世的读者，用以培植人的善根，使人灵魂得到升华，这是诗不同其他一些揭露性文字意义之所在。因此，杜甫的伟大和杜诗的震撼的力量不单纯在于他对世上苦难的揭露和对苦难制造者的抨击；更在于他歌颂了人性中的善良、美好的一面，并满怀善意地描写它，希望它能发扬光大。
这种仁爱精神使得他与邻里乡人多能和睦相处。《又呈吴郎》是一首写得很通俗、很平淡的诗。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杜甫对那位“无儿无食”的老妇人的同情和关爱。而且诗中所表达的不仅是一般的恤老怜贫，更感人的是杜甫对老妇人格的尊重：“不为穷困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只有深入其心，才能有这样深刻的理解。我们从杜诗中还看到，无论住到哪里，邻人对杜甫都是非常友好的。《羌村三首》中的：
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苦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
这里邻人简直与乡党宗亲差不多了。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关系是由宗法家族构成的。杜甫后半生没有生活在宗法家族之中。但他把偶然居住在一起的邻里视作宗法亲族，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对他们倾注了爱，所以我们才能看到邻人父老对杜甫的热忱。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与他生活的时代和自身曲折的经历，以及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杜甫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正是唐王朝由极盛走向衰落的转变时期，他在困居长安的十年中，由于失意和贫困，以深深感受到唐王朝的腐朽及其危机，并在不少诗中反映了当时人民生活的痛苦。安史之乱之后，由于他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写下了不少反映当时现实的诗篇，无不流露出其忧国忧民的思想。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
庭中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
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
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
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
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
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的足迹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
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要求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
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
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
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
经济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
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
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已，造成人口锐减，生产
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
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荒凉的洛阳道
上、秦州寄居、入蜀的行程——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
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
传下来的有200多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漂泊西南时期
从肃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历
五年(770)。11年内,杜甫在蜀中8年，在荆、湘3年。杜
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5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
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
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
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象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
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
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
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杜甫在这11年内，写诗1000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
分之七十三强，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
长篇排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