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史记》时，觉得有几篇里面写到的礼义很高尚。
其一是孤竹国伯夷叔齐相让。
不知道那个年代长幼之节是否已经确立，孤竹国君想要立叔齐，如果他是长子，自然没问题，但他却要让给伯夷，而伯夷不愿违背父命，离开了国家。最终两人都没有做国君。
之后周武王灭商，他们觉得如此不合于道义，两人不食周粟，隐居在首阳山，直到仙去。
他们两人从生到死一直恪守“父子君臣”之义。这类似于人们所谓的“愚忠”。我个人觉得这种品行非常高尚，在那个年代，有君子之称的非他们莫属。这种道义在现在也许不多见了，但其中包含的谦让与操守确实令我深深感动。
其二是周太王立嗣。
周太王之子：吴太伯、仲雍、季历。季历贤能，他的儿子也天赋异禀（“季历贤，而有圣子昌”）。所以太王想要立季历为嗣。
接下来就是重点：太伯与仲雍知道太王心意，两人去了荆蛮，而且文身断发，大概是要表明自己未曾开化（“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季历”）。
最终，季历成了嫡传，他的儿子昌就是周文王。太伯与仲雍就是吴国始祖。
这同样是一个谦让故事。太伯与仲雍不惜远赴荆蛮，做了古人不齿的“文身断发”之举。后来商灭周兴，出了两位圣王，也得益于此。
从这件事中，也可以看到另外一点，君王之位，自是能者得之。可笑后世很多人在立嗣之时都把这个抛之脑后。我想，周唐兴盛，正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