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章句集注》是一部儒家理学名著，为宋代朱熹所著，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
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
《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
此书是朱熹倾注毕生心血之作，他至临死前一天还在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如他自己所说“毕力钻研，死而后已”。
毛奇龄反对朱熹理学，曾撰《四书改错》批评《四书集注》，书中首句便谓“四书无一不错”，罗列朱熹《四书》注释的错误达451条。
贯穿朱子一生的是持敬的态度，他曾书《敬斋箴》于室内墙上以自警，其文如下：
“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潜心以居，对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择地而蹈，折旋蚁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战战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属属，罔敢或轻。不东不西，不南不北。当事而存，靡他其适。弗贰以二，弗叁以三。惟精唯一，万变是监。从事于斯，是曰持敬。动静无违，表里交正。须臾有间，私欲万端。不火而热，不冰而寒。毫厘有差，天壤易处。三纲既沦，九法亦斁。于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感告灵台。”
除解四书外，朱子解过《诗经》《易经》《楚辞》及关于解历的一些说法，还有关于一般文字的解法，在此不详加论述。但有一点要说明，那就是求圣人之言本意是判定其他言语的标准，即理。人要做的也便总是求圣人之本意和通过判定他人言语而知其是否合“理”。如“凡读书，须晓他人底言词了，然后看其说于理当否。当于理则是，背于理则非。”虽是圣人的本意，但朱子强调其非圣人私有，而是天理，“天者，理而已矣……皆理之当然也。”
第二个原则我称之为“实理实情”原则，这是讲文本解释中非概念化理解的原则。朱子引程子语，“须将圣人言语切己，不可只作一场空话说。”“若以言语解着，意便不足。”“孔子言语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语句句是事实。”这是说圣人言语不是空话，都是自然而然的事实。“皆实理也，人知而信者为难”。这里的信并非指理解“理”的抽象概念意义，而是相信这理是实在的，是到场的，不只是今人意义上的概念含义，或根本不是抽象概念。“理”是实然地临在于学者，朱子所言的理、天、性、心、命等等常被后人误解为概念及概念间关系，加以推导而理解，但在朱子，那些都是“实理”，他要求的是实情实理，“佞人所以应答人者，但以口取辩而无情实”，这实情不仅有以上所说的天、理等的临在，还更多的指具体事务事情，情理实事，因此他说“故孔子告之，皆笃实之事。”
与此相反的做法便受到朱子的批判，“是以君子，务穷理而贵果断，不徒多思之为尚”。并批评时人“不过记诵文辞之间”说：“《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礼独言执者，以人所执守而言，非徒诵说而已。”要去求实理实情，朱子讲到很多事例：如在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他说这是“大道之经，政事之根本”，孔子当时对齐景公说是因为齐君臣之间“皆失其道”这君臣父子之间的关系很明显不是概念关系，而是事实间的人的生存联系。他还引程子语“凡看《论语》，非但欲理会文字，须要识得圣贤气象”。
第三个原则是“以身解经”的原则。其中包括两个意思，一是“为己之学”的强调，另一个是“力行”原则，解经也即是以己力行道。“道外无身，身外无道”“人外无道，道外无人”这是讲道必着落于人之身，离了人之身便无“玄”道。“盖圣人之言，虽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于学者之身，而皆为人德之要，则又初不异也。”这便是“为己之学”，虽非朱子首次提出但他十分注重便是他的解释学特点。他著《四书章句集注》是给“学者”看的，而非给“读者”看的，文中皆提“学者深思之”等而从未提读者如何，这里有重大关系，即朱子解释经典圣人之言不是给人看的，而是要人切己以学的，他本人在为学，学圣，而著书也是为后学易解圣人之言，是帮助后学，一同传道统。他说著《大学章句》是对“于国家化民成俗之意，学者修己治人之方”有益的。注释的意图便是帮助学者理解而非自立体系，如他说“圣人言语，本是明白，不须解说，只为学者看不出，所以做出注解，与学者省一半力。若注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圣人意出？”
朱子还引程子语“学者，将以行之也。”“然必先明诸心，知所往，然后力行”这是讲学者不光要知道为学在己一身。而且要知道为学并非为故弄玄虚而是要行动以践之。即“事道者，以行道为事也……孔子所以不去者，亦欲小试行道之端，以示于人，使知吾道之果可行也。”
这三大原则并非独立不相干，而是全然不可分。求本意之旨必要实情实理地对待文本，方可解得，而解得本意又必要身体力行方可完成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理解过程。但我们还必须想到朱子解释学境域建立的保障——“持敬”的态度——在此书中的解说。
朱子说“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也。”此语来自程子的“主一之谓敬，无适之谓一”，敬与理有关系，“孔子言是礼者，敬谨之至，所以为礼也。”“礼以恭敬辞逊为本”而且敬与己之修身有关，“修身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敬以直内，则义以方外”且“恭主容，敬主事。恭见于外，敬主乎中。”，所以无论内外，敬的态度不光是礼的根本态度，而且要切己不离的贯彻，正是“君子之戒谨恐惧，无时不然，不待言动而后敬信，则其为己之功亦加密矣。”
人要敬天敬王，这敬是天、命等的临在感，是“彻上彻下语”。在朱子行文中可以明显看到他本人的敬的态度，如解“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一章时，他引用了尹氏之言，说此举是“谨之至”，而其一生主于儒学，讲学间每以恭敬之容教徒，以敬处事，内外如一。可见没有对圣人的敬不可能诚心诚意的求本意，也不可能体会实理实情的临在和到场，当然在做事时也不可能每事以敬地完成，外不恭内不敬则不能真诚的释经典。敬本身也是一工夫，要深加体味圣人之言，久久理解之，不能没有敬的态度，因此这“彻上彻下”的态度不能少。
今人有对朱子解释工作的批判，这项工作本身并未超出朱子解释学意义范围，朱子注“四书”是以俟后学，并不是想为后人定教材，但这种批判工作不应该以朱子有“哲学体系”为借口排斥对于“本意”的追求，对实理实情的体认与信，以及对力行与为己之学的尊重和持敬的态度。因为即便从了解他人意见来讲，朱子也不会同意今人将其注释视为一己哲学体系之建立的努力。所以这种批判的工作应仍在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学意义范围内进行。
本文的努力和意图也许对于中国解释学这一学科建立不相干，当每个人以其独特的但已是有前见的且在传统中的立场来回应如朱子《四书章句集注》一类经典时，必然有自己的努力，这一努力又可以完全不是私人的，这点可以肯定。

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的角度看http://mall.cnki.net/magazine/Article/FLSH20070500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