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读后感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是啊，古老的中华民族在滴血。而造成这件事的，就是那个普通中国农民打扮的“王圆箓”。一个卑微的中国农民，在自己无意识的“行动”下，打破了连接中国古代文明的石墙，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而中国的绚丽荣耀与无尽耻辱也就此降临……
　　然而，巨大的怒火竟无法向他倾泻。他是谁？一个中国农民，却掌管着绚丽文明开启的钥匙，使用不当造成了中华民族的损失。祖先精心遗留下来的宝物毁于朝夕，后世中华学者心中无尽的无奈，世人的愤恨，他如何担当得起？……然后，他终究做到了，做到了……
　　“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寥寥几笔，把王道士轻松的样子描画得淋漓尽致……
　　读到此时，心中一个声音在呐喊：“住手，你住手！”你凭什么砸破这些雕像，你凭什么！住手……这样之后，势必一个白眼过来，王道士充满疑惑的眼神望向我，“你是谁？……”
　　……仅仅是三个字，就可以把我问住。是啊，这是他家的花园，外人何必多管闲事？
　　再看看中国的官员们，“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是啊，他们没那份觉悟：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却更可耻的在盘算着做顺水人情。为的是什么？他们享受着国家给的俸禄，住的是王宫府邸，坐的是八抬大轿，锦衣玉食。他们就不觉得亏心么！！你们算什么？一群墙角挖洞的老鼠！饱暖思淫欲……不知道为国家出点力，就那么点运费，你们竟小气成这样……
　　相比之下，再看看国外的学者。“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
　　的确，这与他们的利益、名誉也直接相关……但他们肯变卖全部家当，以证明了他们对文物的喜爱和兴趣……仅仅为了能够偷运回一两件……对比，强烈的对比！！中华的悲哀！！
　　“1905 年 10 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 年 5 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二十四大箱经卷、三箱织绢和绘画；1908 年 7 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十大车、六千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 年 10 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三百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 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
　　读到这里，鲁迅先生的话语萦绕在耳际：“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是的，我已经出离愤怒了……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是啊，读罢全文。最强烈的感受莫过于此三个字“我好狠!”
　　我恨王道士。你凭什么做出这种事情？不配，你根本不配。一个庸民，那我们的无价之宝换来的却是极少量的银子……
　　我恨官员们。你们凭什么做出这种事？不配，你们根本不配。一批庸臣，眼睁睁看着祖先的遗产分散到世界各地……自己却考虑着如何能够“官运亨通”！
　　我恨那些外国学者。你们凭什么做出这种事？是的，这里说“不配”或许并不恰当。但先辈遗留下来的文化，其实你们有资格能动得的？你们付出了极低的代价得到它们，就是不配！……
　　说到底，根子出在清政府这里……这样的时代，皇帝不问政事，朝廷奸臣当道，官员们纸醉金迷，人民也只顾自家那一亩三分地……八国铁骑鞭挞中国，人民们受尽屈辱，却只有那少数的人警醒了……这就是我们的大清么？天朝上国？！简直搞笑！！这就是我们的八旗兵么？那挥师中原的气势哪去了？……
　　如果我能阻止这件事……如果我能回到那个世代，如果我能当政于朝纲……整治朝野，罢黜庸官，察纳雅言，废除古老制度，认知世界之先进，自强不息，振兴中华！说起来无非就这些语句……中国历朝历代的规律要在这里终结！打造一个中华强国未必难事……
　　有机会我会去趟敦煌，我要去感受下那灿烂的文明和中华永远的痛！体验那莫名的悲哀……

赏析一：余秋雨的<道士塔>写莫高窟敦煌文书所遭受的历史厄运以及作者对此的感悟沉思.但文章涉及的一些问题却引起了我的疑问和思考. 作品首先写王道士,说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尽管作者也意识到"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并且也提到了一些官员的无知和腐败,但还是把相当多的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泻了.什么"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什么"小丑""肮脏"等等,作品详细描述了王道士发现敦煌文书并将其卖给斯坦因等人的过程.文章名为<道士塔>就很说明问题,而且应该说,全文是紧扣"道士塔"这个题目的.这就给人一个印象,似乎真如作者所说:"不幸由王道士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而如果换另一个有文化的人来当家,似乎悲剧就不会发生了.
赏析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道士塔>揭示了一个文化悲剧,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但除了愤怒与悲哀,作者也未能告诉我们出现这样的悲剧的根源所在.人的被"错置"的命运是导致历史荒谬的本源所在,而"家天下"的制度则是民族悲剧的必然发生的现实因素,文化认知意识的落后则是这一悲剧产生的文化背景与根源性动因.
赏析三：道士王圆箓长眠于敦煌莫高窟已经70多年了.他是一个道士,最终却沉睡在了佛的怀抱,受到佛的永久庇荫,不能不说是非常罕见的例外.更有意思的是,从古至今,王圆箓大约还是道教史上惟一一位在死后得以建塔的道士,而且在莫高窟,而且安葬他的那座塔,比别的塔高而且大.这两点例外,已是难得的殊荣,足以表明他的不同寻常.
赏析四：余秋雨的王道士 ――评《道士塔》中的王道士形象
湖南娄底蓝圃学校 刘玛林
说余秋雨先生是当今最引人注目的文化人一点也不过分．且不说过去的辉煌，单是近来的批评就够了．
作者看重《道士塔》，是《文化苦旅》开篇之作；批评者也看重《道士塔》．特意弄了一个《道士塔》的评注版．（附文后）
要说《道士塔》，王道士是个关键人物．看重与批评，分歧就出在王道士身上．
在《道士塔》中，作者既写出了王道士作为文物破坏者与文物出卖者的身份，破坏了敦煌的壁画，破坏了敦煌的雕塑．是敦煌的罪人．又写出了王道士的无奈．出身农民，生活所迫，当了道士．改善居住环境，粉刷房子，塑造天师灵官．在他看来，一切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至于出卖文物，更看不出有什么不合适，要王道士去识破外国掠夺者的阴谋不现实；把文物保护的重任都压在王道士身上更没道理．所以作者有文中写道：”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所以作者最后把王道士定位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
作者对”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并不是要一味地贬低，揭发他的”罪恶”，而只是用艺术手法去还原历史上的真实的人物．这就是余秋雨先生散文的”枯骨生肉”的特点．或者说”煽情”．
”枯骨”指的历史事实，”生肉”指的是借历史事实而创造的鲜活的”人”，生动的”事”，深切的”情”．下面我们来看一段国学网站有关王道士的介绍：
王道士（1849－1931） 湖北麻城人。本名圆箓，一作元录，又作圆禄。家贫，为 衣食计，逃生四方。清光绪初，入肃州巡防营为兵勇。奉道 教，后离军，受戒为道士，道号法真，远游新疆。约光绪二十三年（1897）至敦煌莫高窟，在窟南区北段，清理沙石，供奉 香火，收受布施，兼四出布道幕化，小有积蓄，乃于莫高窟 第16窟东侧建太清宫道观，即今“下寺”。雇敦煌贫士杨某 为文案，冬春间抄写道经以供发售，夏秋间，朝山进香者 络绎而至，命杨于今第16窟甬道内设案，接待香客，代写醮章，兼收布施，登记入帐。光绪二十六年（一说二十五年） 初夏，杨某坐此窟甬道内，返身于北壁磕烟锅头，觉有空洞 回音，疑有秘室。以告圆禄。于是年五月二十五日半夜，相 与破壁探察，果见复室，积 满写卷、印本、画幡、铜佛 等，即后来蜚声中外之莫 高窟藏经洞。乃取部分写 卷、佛画等分赠肃州兵备 道廷栋及本县官员乡绅， 是为藏经洞文物流出之始。二十八年，甘肃学政叶 昌炽闻讯，次年十一月及 三十年四月和八月，先后 得敦煌县令汪宗翰所赠经 卷、画像，叶氏建议藩台将 此宝物运省妥藏，以运费 银五六千两无着而罢，三十年三月甘肃布政司命汪 宗翰就地封存。汪氏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三十二年，他于藏经洞所在之大窟前修建三层楼阁，有《重修千 佛洞三层楼功德记》记其事。三十三年三至五月，斯坦因至 莫高窟，以四块马蹄银（共重二百两）骗买写卷印本古籍二十四箱，佛画、织绣品等五箱。三十四年三至五月，伯希和 踵至，以白银五百两骗买写本、印本、经卷、文书、佛画等六 千卷，并拍摄莫高窟照片三百七十六帧。宣统二年（1910） 清廷学部获悉敦煌石室文物流散消息后，电令甘肃藩司将 剩余经卷运京保管、王道士又私藏若干。同年前后，于数十洞窟凿通道，使各洞相通连，大量壁画遭破坏。修“古汉桥’，以便利朝山拜佛者上下。又搬出各窟残塑，造“千相 塔”？之，有廷栋撰文并书丹之《敦煌千佛洞千相塔》碑记 其事。民国元年（1912）十月，日本吉川小一郎等至莫高窟， 用白银三百五十两骗买写经四百余卷。1914年，斯坦因 又来莫高窟，用银五百两骗买经卷五百七十余件。王道士 在外人诱引下，监守自盗、非法出卖国家文物，计大宗者四 起得银一千五百五十两，更加历年募化所得，遂成敦煌巨 富。曾拟重修第96窟大佛殿九层楼事未竟。殁后即葬于 莫高窟庙前大泉河东岸，同年七月卅日，其往赳玉明、徒孙 方至福就其墓起塔立碑，其碑不著撰人，木质、阴刻，今仍 嵌于原塔南侧龛内。
对王道士只是停留在事件的叙述上，没有对王道士的精神深处的刻画．可以说，只见其事而不见其人．在课文中是这样的：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塑雕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塑雕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它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王道士农民的文化层次，道士的思想意识，中国平民憨厚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目的，不是讽刺中国的农民、道士、平民。而是要突出“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让一个完全没有犯罪意识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悲呢。
为了写活王道士这个人物，作者还尽可能通过想象来还原历史事件，比如写到斯坦因来取经：
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时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敦煌文物的流失，是个悲剧。这个悲剧的深刻性还在于我们很难用简单的判断来表明我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不是在敦煌，可能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们不能对他过于追究。可想到敦煌那么多的文物都经他的手而流失，我们又不能不置之不理。爱也爱不起来，恨也恨不起来。剩下的就只有“痛”――“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这种深切的“痛”不光表现在王道士这人物身上，还表现在文物的去向的态度上。作为中国人，自然希望留在中国。可想到那些留在中国的反而遭破坏，还不如给别人保存。在这样的悲剧的社会中，“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他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这种激愤的感情是作者创作的动力，也是打动读者的鼓点。批评者说是“煽情”，好的散文哪篇不“煽情”？我倒认为如果余先生的文章中真的去掉这些内容，那就真的成了“浅薄”的论文，或者是“掉书袋”的散文。
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节严重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面对中华民族的巨大创伤，在极其悲痛的感情支配下，读者读到此处会不由自主地产生共鸣，而不去计较作者参与到叙事中去是否合理。
在历史长河中，王道士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守教规的道士，愚昧而的文物保护工作者，他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道士塔》中，王道士是一个上错了舞台，扮错了角色，说错了台词的演员。从他身上我们读到了无奈的悲哀

今天读了余秋雨先生的《道士塔》，余秋雨先生认为，王圆箓是敦煌石窟的罪人，是历史的罪人。他从外国冒险家的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造成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悲剧。 余先生说，“这是一干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向前的小丑”。这句话，我认为无论站在哪个角度它都是对的，王道士只是一个小配角，他没有权力没有势力去改变什么，余先生也承认“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论”。至于对石窟的破坏，暂且跟从余先生的说法。王道士用石灰把墙壁刷了一遍，但“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她再细细刷上第二遍”，接着，他又找帮手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结果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看到这，我不禁想为“认真”二字大笑，但那几下锤子仿佛捶在我的心坎上，痛得我想放声大哭。哭不得，笑不得，哭笑不得，我总算体会到了。文章快完结时，余先生发出感慨：“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蹋的情景，我有时甚至狠狠地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 俗话说：不知者不罪。王道士既然无知，那么就应该无罪。除了可能有破坏文物的罪行外，我认为也应该无罪。因为他无知呀，又不是他愿意这么无知。如果他不是农民，深知其价值却装作无知，把文物以高价卖出去，那么他是卖国贼，他无耻，他才有罪。但现在错不在他，可恶的是那些官员。可几遍官员们有一颗赤诚的心，运回宫中保存，那又怎么样呢？八国联军原来，还是抢的抢，烧的烧，损失将会更大。在这点上，我认为历史是很公平的，有它必然的发展。当人不懂得珍惜自己的一切，就必定会失去自己的一切。外国冒险家“盗取”中国的宝物似乎也就成了必然，它们的精神应该受到赞赏，但当他们忘记一些极基本的前提，事实也不会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事实总会证明一切。说实话，我真的情愿它们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或者卢浮宫这些地方，因为人家保存得确实比我们好，在中国，博物馆被盗的事件时有发生，叫人怎么安心呢？至于耻辱嘛，这个不好说。不能因为自己得不到这个东西也不让别人得到，虽说文物是出自中国的。但我认为也可以这样想，科学、艺术都是无国界的，放在哪其实都一样，只要各方都享有同等权利 －－－－－－－－－－－－－－－－－－－－－－－－ 中国灿烂的历史文化流淌了五千年，莫高窟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港口，载满了历史的可爱，然而一下子这里的文化不属于中国了，被一个叫王圆篆的王道士统统卖给了洋人：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的我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子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1911，1914……莫高窟神秘的面纱全都 运到外国去了，中国的文化自己不保藏，反而却摆在了外国的博物馆中，而我们的王道士呢？还自以为得意，笑咪咪地数着那一点微不足道的银元，却不料给自己留下了一个卖国辱民的骂名，可是这一切又都是他造成的吗？恐怕不是吧！ 那里的中国，思想落后，文化落后，就连政府也得向洋人求饶，更何况一个不懂文化的农民出生的道士呢？ 中国落后的可以任人宰割，中国人可以任人欺凌辱骂，甚至要把外国请到中国听他们的指挥。 中国软弱得似一个病人，无力还击，只有喘息的力气，只有任风雨飘摇，只有看别人耀武扬威了。 可是在二个世纪以前，中国还是世界上的强国，灿烂的文化吸引着外国商人，马可波罗说中国黄金遍地，恐怕就体现了当时的繁盛局面吧！ 但为什么后来会如此的不堪一击，也许就是自以为是了吧！闭关锁国，搞自我封闭，在别人高速发展之时，自己吃老本，最终沦落得一些人靠卖国宝吃饭，把中国一批批文化遗产送给了洋人，等待中国人的却是一堆堆感到破烂不堪的丢物。 中国的现在国，正在发展，然而，又更面临着帝国主义的排挤，市场经济的冲击，被打倒的危险也许更大，中国正在发展需要的更是人才，我不希望中国再出现一个王道士，或者再转入病态。 －－－－－－－－－－－－－－－－－－－－－－－－－－－－ 知道余秋雨好像是个很意外的过程,以前就知道余秋雨,知道是一个有名的作家,却没有真正看过他的文章,也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仅仅限于知道名字而已,呵呵.后来闲逛书店的时候买了他的书看,从此倒是对他很感兴趣了,觉得他的文章写的不错,不像鲁迅似的匕首,却也不是一般作家的闲适纯以事务风景.旅游文学或者说游记中还有对文化和人文的讨论,也可能是这个原因,所以才有人说老余的文章都酸的可以,哈哈,不过这也正是他不同于人,而我又喜欢的原因吧. 道士塔是余秋雨文化苦旅的第一篇文章,说实话我现在已经忘了具体的细节了,呵呵,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又翻了一遍,结果现在要我说具体讲了什么,还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能说知道一个大概,知道讲的什么意思,却不知道一丝一毫的细节描写.敦煌的壁画被王道士卖给了外国人.外国人用施舍的价格就获得了最珍贵的珍宝.这些珍宝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要回来了吧,放在了外国的展览馆里,中国人研究自己的文化只能靠花大笔的钱买来一些模糊的胶卷.研究自己的文化要花钱从外国人那里买来胶卷,想一想是多么的不合逻辑,而放在中国身上,又是非常的正常.深切的悲哀,肉体曾经的被蹂躏,过个几十年可能还会平复,而灵魂永远被禁锢,不论多久都是不能平复的伤痛.文化就是我们的灵魂,而我们的文化却在别人的手里........... 自大和自卑是两种完全相反的情绪,却往往又同时在一个母体上存在,互相作用,互相影响.自大和自卑的混合体最容易在败家子和暴发户中产生.当昔日的荣耀被打破的时候,自卑开始蔓延,而产生自卑的同时,对昔日荣耀的顾及和留恋则产生了自大,硬撑着的自大其实是因为心里感受着自卑时时刻刻传来的噬心痛感.暴发户则相反,今日的荣耀产生的强烈自大和心中仍然挥之不去的对昔日低下出身的强烈自卑同时缠绕着心绪.不能自己平衡心态,要么自疟,要么他疟,都是疯狂的歇斯底里.前者成了中国,而后者则造就了日本.中国的文明昌盛,中国的强大荣耀,中国的辉煌光明,实在是历经几千年基淀下来的成果,是东亚世界的中心和启明星,周边的文化或者接受而共入文明的光辉,或者抗拒而成为野蛮的代称,竟是再也没有一种文明和文化能够让中华学习,中华佩服存在于身边.中国是世代贵族,文化的贵族,这种气质和内涵是几千年养成下来的,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塑造的,这也是中国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的认为自己是中央之国,天朝上国,而周围其他国家不论政治上是否都认可,而文化心态上却也都持着相同看法的理由.想想如果一个民族和国家在文化文明上认同另一个民族和国家是自己的母体,那么具体到了政治上又怎么还有名义去反抗呢,所谓大义已经在中国了,而这又增加了中国的信心,以一种强烈的自信心主导着东亚的文明局势.欧洲在罗马灭亡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周边的所有国家都认可为文明的中心吧,没有一个国家占有文明的大义而使得其他国家在心理上处于一种自觉的臣服的地位吧,而中国一直占有这样的位置. 这是中国的光荣,也是中国的悲哀.没有竞争力的世界是停滞的世界,没有天敌的动物是不会进化的动物.当这个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的时候,最先进的变成最落后的时候,最难转变的往往是原来先进而现在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日本抓住机会变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还在讨论中学西学的先后问题,曾经被压抑了几千年的破落户突然抖了起来,能希望他会善待自己曾经的主家和老师吗?恐怕这暴发户的心里最厌恶被人提起的往往是这曾经地位低下的时代吧,而要想缓解这种发自心底的自卑和现今实力的自大的唯一途径就是疯狂的虐待自己原来的父母之邦了.很多人不能理解为什么在侵华日军中会有那么多的变态狂,杀人狂,为什么一个原本在国内遵纪守法的平民,摇身一变就成了人形兽心的超级变态,杀人并不有助于军事行动,吃人肉而实际上军粮并不缺少,烧掉一整座城市借口是为了给自己取暖,这些非人类的作为是大多数人不能理解的,而对于自卑自大狂来说则实在是减轻心理变化的途径了.看<走向共和>的时候,日本的首相伊藤博文对李鸿章说了一句话,他说:条约(马关条约)签订以后,日本千年以来对中国称 '是' 的历史终于结束了.'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种心灵深处的痛苦蔓延全身,中国再也不是天朝上国,再也不是文明中心,再也不是东亚的父母之邦了.相信当时代的人会感受的更深吧,荣耀已经完全失去了,阔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诺大的家业完全的败坏光了. 以后的岁月里,面对着列强的日新月异,不断进步,而自己国家的裹足不前,日益落后的局面,屡战屡败的创伤,自卑这种原本中华文明里没有的情绪日益强化了,从而成为了整体国民的潜意识:洋人是打不赢的.对敌人产生了这样的念头,什么反抗的行为甚至信念都会消失了.但是作为大户出身的,在环环歧视中,还要高喊着我们曾经如何如何,换来的只是有意无意的置疑和嘲笑声,噬心的痛感.......于是不能虐待外人,虐待自己国民还是可以的,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暴戾杀伐,对外国人以德报怨,对自己国民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中国的悲哀,是文化上的悲哀,不是实力上的悲哀。

　　道士塔——荣耀与耻辱的见证
　　《道士塔》是余秋雨的一篇“文化散文”，2000年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新教材第三册第三单元。这篇散文形象地深省并揭示了酿成中国古代灿烂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对中华民族文明史的反思，表现了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读起来让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扼腕。文章之所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跟作者成功地运用对比手法是密不可分的。
　　文章由小到大、由实到虚运用了四组对比，深刻地展示了近代中国由于愚昧和落后而带来的一场不可避免的民族文化悲剧。
　　艺术宫殿与农家宅院
　　文章开头由描写莫高窟的僧侣圆寂塔入笔：“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作者以简短的语句、冷色的笔调将当年的这些“民族文化守护者”的形象置于大西北的漠漠黄沙之中，使得“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这里的“悲凉”就定下了文章“反思”的基调。
　　莫高窟的一幅幅生动的壁画，所藏的价值连城的书画，不仅是宗教艺术，而且是历史的画卷，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可是无知的王圆箓却将这样的艺术宫殿当成了农家宅院！作者用想象的笔触生动地写道，他“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他觉得，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中座的塑雕“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美的浅笑有点尴尬”，于是几个铁锤，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试问，谁读到这样形象的对比不从心底油然而生一阵“悲凉”？！更幽默的让人心痛的是这么一段：“‘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
　　遗产保护与国宝流失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作者分列对写。一边是中国，“中国官员也不是都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是的，他们看重的是个人的、眼前的名利，至于国家的、民族的过去与未来，那是口号而已！再看另一边，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正“不远万里，风餐露宿”地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做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作者在这里的对比中留下了经典的“烟气”意象：“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小丑演员”与“整幕话剧”
　　显然，文章的主旨并不是为了批判那个“历史的罪人”王圆箓。王圆箓，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作者引来对比的是一个小丑演员与一整幕话剧的对比———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
　　其实，这个小丑王圆箓只是一个符号而已。在“茶香缕缕”的“天朝大国”里，“目光呆滞”的无知躯体实在太多，其中由谁来“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这就是这组对比的价值。作者在运用对比时没有忘记将其具体化和形象化：“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携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了五大箱、六百多卷经卷……”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洋人把我们的国宝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我们的王道士却“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
　　理想与现实
　　扼腕的同时，余秋雨先生想到了“假如”。假如让作者生在那时，又恰恰在西方人就要将国宝运走的刹那站在他们面前———“然后怎么办呢？”爱国的理想是好的，可是作者在这里向我们设置了一个艺术创作里的“未知结构”，提出了一个“两难悖反”：衷心希望留下，留下的结果是“送京”，“送京”的命运是“零零落落”；万分痛心“掠走”，“掠走”的命运是至今仍完好无损地“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被拦住的车队，究竟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然后大哭一场”。作者的思想感情是复杂的，压抑、悲痛交织在一起。
　　“道士塔”早已淹埋在历史的风尘中，但余秋雨“理想与现实”的对比却还在我们面前回荡。面对过去，我们能挺直腰杆批判无知的“王道士”，可是今天，不是仍然有人把祖宗的文化遗产当作“大盘菜”毫不吝惜地大吃大嚼吗？“住手！”谁在心底痛苦地呼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