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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的女学生
　　■张莉（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对整个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在这个运动中，女学生们年轻而热情的身影首次进入大众的视线。当她们走上街头与男学生们一起为国家的命运奔走呼号时，这不仅意味着五四运动成为全体中国青年共同参与的一项爱国运动，也意味着妇女作为一支独立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正式进入了历史舞台。女学生的存在使青年学生运动获得了更有效的激励，大力推动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男女合校运动，加速了自由恋爱、自由婚姻的步伐，引发了妇女参政热潮。尽管历史上真正的男女平等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到来，但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的女学生们及其行为所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却值得记下。
　　“五月四日”这一天
　　这是当年北京女子师范的建筑布局：“从大门到女生宿舍，有四道门，中间是一条长阔的过道。大门是两扇大铁门，向来不走人，女学生们都从旁边的小门出入，会客室即在小门的旁边。第二道门的楼上和楼下，是男教职员的办公室。第三道门是女学生的教室，门的左右和楼上共有八个教室。第四道门，也就是整个建筑的深处，是女学监的办公室和她们的寝室。学监办公室的楼下和四周，是女学生的寝室，寝室的楼下是女学生自修室。”层层的关卡，显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监督女学生的日常起居，也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女学生不能随意出门。
　　1919年，这所位于北京市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的女子师范学校改名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当时中国第一所国办的女子高等学府。尽管这所全国著名的学校里生活着当时最为优秀的一群年轻女性，校规校纪却也是极为严格。女学生们都被要求住校，星期六下午家长需要持通知簿，把簿交给学监，学生才可以进入教室上课。白天查教室、查制服、查发髻，晚上学监要查自修、查寝室。几十年后，女高师毕业生程俊英认为五四以前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名为女高等学府，实同监狱。”
　　1919年5月4日，北京城里爆发了五四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学生（男学生）都走上街头，抗议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但是，程俊英回忆说，五四运动那一天，女高师学生并不知道学生运动的事情。
　　这是有客观原因的。当年的女学生吕云章分析说，“当时社会一般认为女孩子不应抛头露面。一个十六七岁的姑娘，如果到街头和男孩子混在一起，无论有什么理由，都是说不过去的。所以一般家长对女学生的管束都特别严格，除了上学之外，总是禁止她们单独外出。”消息闭塞，再加上学校和家长们的严格管理，女学生们没有能参与这次游行。
　　5月5日早上，女高师的老师陈中凡来上课，学生们才晓得北大同学反对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事情——原来北京城里已是翻天覆地。5月6日，陈老师又在课堂上对同学们说，因为打了卖国贼，警察厅派人逮捕了许多学生，高等学校大都停课了。这些信息使女学生们群情激动，课堂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纷扰，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地大骂卖国贼。她们也要求停课，以支持那些被捕的学生，还要求学生自治会开会，派代表和其他大学同学联系。
　　也正是在5月6日，北京学生成立了北京学生联合会，以“尽学生天职谋国家之福利”为宗旨。这个联合会的成立很重要，它促成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的成立，而后者变成了全国学生活动的大本营。当然联合会也意味着在北京的所有中等以上学校---男校和女校，都需要联合在一起。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男女学生大群的联合在一起集会，活跃的共同参加同一会议并且共同组织成一个团体，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空前的创举。”需要了解的是，中国还没有一所男女共校的学校，男女学生之间开展共同活动的可能性很小，男女青年之间的交往从理论上来说也不被社会舆论接受。就此而言，以女高师、协和女大为代表的北京各中等以上女校加入北京学生联合会的意义也就得以凸显---它为男女青年共同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契机。
　　事实上，在五四运动一个月后的请愿活动中，女学生代表成为向政府请愿的重要力量，给予了学生运动有力的激励。
　　1919年5月19日，北京全体学生大罢课，女师学生也响应号召。
　　据罗静轩和程俊英回忆说，那天晚上，她们听到同班同学关应麟的哭声，大家惊慌下楼，看到小关咬破了右手食指，鲜血淋漓地在写血书。
　　她见到同学们就大声说：“姊妹们，真痛心呀！外国人这样欺侮我们，中国还有这么多的卖国贼，我预备从明天起不吃晚饭，把省下来的钱捐给北京学界联合会。”
　　与女高师同学一样，在协和女子大学预科一年级读书的冰心，也是事后得知。但五四运动的热风，她却真切地感受到了。晚年的她记述了五四运动时协和女子大学里的情景：“到学校一看，学生自治会里完全变了样，大家都不上课了，都站在院子里面红耳赤地大声谈论，同时也紧张地投入了工作。我们的学生会是北京女学界联合会之一员，我也就参加了联合会的宣传股。”
　　千名女学生走上街头
　　1919年6月1日，总统徐世昌颁布两道命令，为曹、陆、章三人辩护，同时认为学生为不逞之徒。2日晚上，学界联合会议决定明天再到街上讲演，被政府得知，3日、4日许多军警捉拿了近千名学生，囚禁在北大理科和法科院里，文科院也被团团围住。
　　这引起了公众舆论的普遍不满。“就在这情势非常严峻，各界深虑学生爱国运动势将难以为继的时候，一支生力军---北京15所中等女校的学生，突然起而增援。”女师学生决定集合出发游行到总统府请愿。当整个学生队伍走到学校门口，发现校门被学校用大铁锁锁上了，出不去。那么，就从后门走，队伍向后转，到了后门一看，门也上锁了。那是一个旧式的木头门。有一位力气很大的女学生搬动了这个门，门上下都有轴，她搬起轴脱，大家共同努力——门倒了，女学生们冲了出去。吕云章回忆说，“大家冲出大门后，自动的两人一行地排起队来，紧接附中队伍的后面，向总统府进发。一路上看热闹的行人，大都驻足观看，显露出奇异的眼光。许多军警跟随着队伍在旁边监视，但却没有阻拦，也没有逮捕。直等队伍到达总统府前的铁栅栏外，才受到警卫的阻止。”
　　依据周策纵在《五四运动史》中的记载，6月4日那天，北京有100余名女学生游行、沿途演讲。到5日那天，北京城有近5000名学生上街演讲，其中，北京15所女子学校的学生1000余人则在天安门会齐后到新华门去见总统——这是女学生们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大规模行动。女学生们派代表钱中慧、吴学恒、陶斌、赵翠兰四人去见总统。
　　她们提出了要求政府不要苛待学生，要言论自由，不要干涉学生的爱国演讲，不要把大学当作监狱等要求。总统府工作人员表示代为转达，女学生们才整队回校。这一天的女学生游行活动，天津女生也派有代表参加。
　　第二天，女学生继续到外面宣传。女师学生的活动地点主要是在宣武大街和骡马市一带。在那天，北京城里各街道都能看到各校的讲演团。女学生们讲演的内容都是围绕着反对外国人干涉中国主权、反对官僚卖国、希望市民罢市为主。听众也多为劳动大众和商店店员。
　　协和女大的学生们也走上了街头。为了抵制日货，她们还制造些日用品如文具之类或绣些手绢去卖。冰心回忆说，那一段时间，“同学们个个兴奋紧张，一听见什么紧急消息，就纷纷丢下书本涌出课堂，谁也阻挡不住。我们三五成群地挥舞着旗帜，在街头宣传，沿门沿户地进入商店，对着怀疑而又热情的脸，劝说他们不要贩卖日货，讲着人民必须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反对军阀政府卖国行为的大道理。我们也三三两两地抱着大扑满在大风扬尘的长安街，在破敝黯旧的天安门前，拦住过往的人力车，请求大家捐些铜子，帮助援救慰问那些被捕的爱国同学。我们大队大队地去参加北京法庭对被捕学生的审问。”
　　女学生走上街头示威，在五四以前并不一定从来没有，但近千名女学生共同走上北京街头示威游行的这一次，被历史学家们认为是“史无前例”——对于传统而保守的中国来说，如此众多的青年女性高喊口号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是破天荒的大事。妇女们从来没有这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表达自己的心声，她们也从来没有那么声势浩大地到政府管理机构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也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全国各地的女学生都有游行和抗议的行为与举动，而不只限于北京——女学生走上街头不仅意味着女学生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形式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也意味着中国女性开始以群体的方式和男性一起表达她们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她们以自己年轻的身影昭告公众，女性力量的强大和不容忽视。
　　当然，女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实际上也是一个契机，它对1920年中国男女合校的措施有着重大贡献，实质上，这推动了中国男女平等受教育权的实现，加快了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的步伐，也开启了妇女参政的热潮。
　　男女同校和妇女参政
　　男女同校的想法的萌生是在五四运动之前。1919年3月蔡元培先生在青年会演讲时，就公开提倡应该有男女合校的平民小学。在当时，新潮社的一些学生也在报上发表了支持男女合校的文章。
　　率先提出男女同校的是位叫邓春兰的女学生。她曾经为此事给蔡元培写信申请入学，之后，邓春兰又发表《告全国女子中小学毕业生同志书》，为大学开女禁再作争取。当邓奔赴北京时，经过五四洗礼的报纸杂志从这件事情上敏感地嗅到了“新闻因素”：北京《晨报》第6版以“邓春兰女士来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开辟了“大学开放女禁”讨论专栏。上海《民国日报》第8版则以“邓春兰女士男女同校书”为题发表了她的请求。邓春兰的信在报纸上发表后，更多的女学生受新思想激荡，请求北大学校当局准许她们入学。男女合校的措施成为当时在校园里和报刊上广为讨论的热点话题。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勇敢的女同学们也开始在同乡会和演讲会上主动发言。当年的女高师学生鲜活地记录了同学庐隐、王世瑛出席福建同乡会时的情景：“接着黄庐隐、王世瑛也站起来说话，全场顿时显得异样，几十对炯炯有神的眼睛，都集中在她们身上。因为这是女子参政，和男子一同开会、发言，在当时来说，还是刚刚开始的事。
　　大中小学校都是清一色的男女分校，剧院也是男女分座，场中用一条大白布拦起来。总之当时基本上处于男女授受不亲的时代，男女学生是老死不相往来的。”
　　女学生们的勇敢和主动，是在以实际行动影响着社会积极思考男女平等的受教育权。1920年元旦，上海《中华新报》发表蔡元培的讲话：“大学之开女禁问题，则余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章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
　　且稽诸欧美诸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余以为无开女禁之问题。即如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报考。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这实际上宣布了北大开放女禁的决定。
　　1920年1月至2月间，北京大学代理文科学长陶孟和准许了9名女生入校旁听，不过拒绝了很多后来申请的女学生。起初，教育部警告北大，对女生入学的事情必须慎重考虑，因为国立学校应该保持“崇高之道德水准”。“事关重大”，甚至总统也警告北大当局。可是，因为中国当时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男女合校，所以蔡元培先生也就没有请求政府的许可，便在1920年秋季正式准许了那9名旁听的女学生注册为正式学生。蔡氏此举被认为是中国男女合校的开始。几乎与此同时，南京高等师范在陶行知的倡导之下，也开始招收女生了——男女同校，是最实际落实男女平等权利的行动。
　　妇女们的就业机会开始增加，自由恋爱和结婚更加普遍，女学生们都希望成为“娜拉”---女性反对家庭或婚姻束缚、争取受教育的斗争经常会得到公众的支持。在新的报纸杂志上，关于性道德的认识开始转变，节制生育的观念也被介绍了进来。
　　由于中国女学生开始像男生一样对政治事件产生极大兴趣，使得中国妇女参政的步伐开始加快。1920年长沙妇女游行示威，要求婚姻自由和人身自由。翌年2月，湖南女界联合会成立，她们提出实现妇女的五种权利，即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利、选举和被选举权利、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平等工作的权利及婚姻自主的权利，这五种权利被后人通常称为“五权运动”。1922年7月25日，一些女学生在北京组织了女子参政会，要求宪法赋予妇女平等权利，8月23日另一些女生在北京成立了女权运动同盟会，她们提出了与“五权”相似的要求，同时也号召妇女参加推翻封建军阀和实现民主的革命。
　　妇女的声音潜在地发挥了某种作用，翌年，北京政府允诺进行某些改革，例如禁止公娼的计划和严格禁止纳妾的法令。当然，女性参政和男女平等的权利，要经过很长时间才实现。但不得不说，女学生主动地、声势浩大地参与五四运动应该被铭记。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在这之后，每一次爱国运动，女性都成为和男性一样重要的力量，妇女们和男人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主人翁责任感——女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身影，在中国现代史和妇女运动史上都具有宝贵的、历史性的标志意义。
　　《中国教育报》2008年5月2日第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