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会证明北岛是上个世纪中国最杰出的诗人,在1989年、1990年两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很久以前我喜欢贺敬之,后来发现他是位中国特定时期的政治鼓手.后来读徐志摩,什么感觉也没有,意识到我和大多数人一样,纯粹是为了一种时髦.北岛则完全不同了,曾有人说他的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将流传一千年.下面我谈谈《走吧》,这首诗写在70年代后期,是写诗人心中的痛苦,那个时期中国粉碎了四人帮,政治已进入一个新的春天,诗人为什么还处于这样一种心境?这其中有两个原因：诗人的妹妹赵姗姗,一个23岁的温柔漂亮妹妹,因在河中抢救溺水者,不幸身亡,那是诗人世界上最疼爱的人；第二个原因,他创办的文学杂志《今天》被查封.诗人说：“走吧”,是指走向迷惘的、多变的人生之路.“落叶吹进深谷,歌声却没有归宿.”是说过去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而对未来的希翼却找不到归宿.“冰上的月光,已从河面上溢出.”但,在寒冷的夜里仍能看到微弱的光亮和暖意.“眼睛望着同一片天空,心敲击着暮色的鼓.”和“我们没有失去记忆,我们去寻找生命的湖.”这四句表明,诗人和他的朋友们,心中充满了压抑、痛苦和迷茫,但仍在寻找希望的明天.“走吧,路呵路,飘满了红罂粟.”罂粟是毒,但鲜红而美丽.路啊,又何等的艰险多变,叵不可测!以上这是自己的分析,未必正确

每当人们谈起北岛，往往会不由自主地把个人的、政治的和文学的评价混杂在一起。在当代诗歌史上，北岛以冷峻、简练的艺术风格著称。清醒的思辨和隐喻、意象的直觉喷涌，构成了北岛诗歌最明显的特征,而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悖论式警句，也已经成为他的一个标识。然而，对于整整一代诗歌读者来说，北岛非同寻常的影响力不仅在于他的诗歌之美，更源自当年他那种真实的、与历史紧密相关的激情，以及由这种在时间中太容易衰减的激情生成的庄严语调——虽然他音调中的痛苦和哀伤，不仅有着时代的痕迹，也有着常常为人们所忽视的深切的个人体验。
以一个英雄的声音开始，北岛的诗歌、姿态和价值因为一个特殊的时代而不同凡响，别有意义。客观上他所承担的，并非为当代诗歌书写传统的使命，而是身不由己地挽起历史交予的纤索，去为所有被钳制的舌头代言，去抚慰从“文革”走过来的一代人备受创伤的心灵。回述这段历史，北岛无疑超额完成了任务。正如柏桦曾经惊叹的，“今天派带给我们的神话是罕见的，也是永远的。它通过几个人，一些诗就完成了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见证”。
而另一方面，北岛也因勇敢的个人抗议赢得了褒奖，成为符合大众读者想象的特定历史处境中的楷模，一个生活在无休止的精神革命和反抗逻辑中的英雄人物——虽然“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北岛“只想成为一个人”；但在一个人性复苏的年代里，北岛却必然成为一个他根本无意成为的英雄。这一悖论式的定语或许将无可奈何地贯穿北岛的个人写作史。尽管从开始就试图避却诗歌在时代激流面前的政治演绎，但作为诗人的北岛被定格在激情高亢的“广场”上，被无情地安在某个大理石基座上——他其后的写作似乎已经变成可有可无的余音和回响——实际上，他晚近的诗歌创作在某些批评者眼里，也已经有争议地沦为一些无关痛痒的格言警句。
也许，人们不能宽容一个拖着行李箱、周转四方维持生计的北岛，也不能接受那曾经专注于反抗、为苦难及社会理想而颤栗的时代精神的喉舌，转向个体的、漫游式的苦吟，转向疏离现实的“词的流亡”。作为诗人的北岛和他诗歌的这种落差，既说明了时间的演进和90年代之后当代诗歌重心的转移，也说明了北岛诗歌中难以摆脱的历史回声，正如北岛自己所说的：“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是一辈子的事。”
这种命定的、持续的影响也是围绕北岛的诸多争议的焦点。一方面，人们不公正地指责北岛诗歌中的意识形态化，却似乎忽视了具体的历史情境——因为无论从诗歌的现实意义还是介入现实的方式来看，北岛备受诟病的政治情结、对抗性思维无疑是他们那代人生命和个人精神历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种外在于诗歌的影响也遮蔽了北岛的诗艺探索和形式努力，如有论者指出，北岛晚近的诗歌在用语、意向上的超现实主义倾向，而这种倾向其实在1986年他写作《白日梦》时就已显露征兆——甚至可以一直追溯到在他写于1974年的小说《波动》。
我始终认为，就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而言，北岛的诗歌足以构成一个有意义的参照坐标；正如在分析当代诗歌所吸纳的各种影响时，北岛的诗歌也将成为一个富有价值的样本。如今，时代背景已经变化，激情洋溢的愤怒一代已经回到自身，他们充满力量的疼痛也被时间裹挟而去，而当代汉语诗歌才刚刚起步——面对目前诗歌繁复多元的格局，且不说“世界性写作”的空泛无味，至少有关北岛诗中缺少“本土化”和“民族性”的诘问是无端和不恰切的。
北岛的诗歌是“历史面具上一个人的泪”，是从不放弃的怀疑和彻底的绝望，是“权力破碎的神话”以及对这一神话的不断超越。正是由北岛和“今天”诗歌开始，现当代诗歌的传统才有了言说的意义和承继的可能。作为“今天”之后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韩东在《长兄为父》一文中甚至认为：“当代汉语文学是以‘今天’和北岛为起始的，它的时间标志是1976年。”这一偏重个人感受的说法或许过于极端——然而在我看来，忽略北岛的诗歌就是无视新诗的历史；否认作为诗人的北岛，就是漠视我们自己的记忆和心跳。（文/刘立杆）

六年级时接触到的诗，和一个完全不了解的诗人，曾经用这首诗参加过小学的诗歌朗诵大赛，短短五个字，下面的同学还没反应过来，我已经走下台了，有人问我：“你在讲什么？”那时只是高傲的抬起头，心里默默的说，说了你也不懂。
只是怀揣着对诗歌的迷惘，读完一本本诗集，如今回头来看同是散文家的北岛，单纯的文字又是掺杂着无奈的心，对时代的不满、对生活的希望、消失的北京和已经变了的人，都完完全全被包围在那个奇妙的字里、网。
1989年，赵振开40岁，他离开生活了40年的北京，他写诗说：“我不相信。”那是一个属于我们父母的记忆，是胜利者的耻辱，也是所谓“人民”的信仰。
短短的十几年，中国所有一线城市都以无法理解的速度改变着，当一座座高楼竖起，马路代替了原本的河流，白色的洋楼抹去了儿时的记忆。那些人，竟也都四方流散，那些愁，随着冉冉升起的青烟不知飘向何处，那些爱，去了哪里。那个北京、恐怕也只能留在我们心里了。画笔、将城门涂去，那根桩、残败的屹立。北岛心中却还有一扇徐徐打开的城门，通向北京，通向儿时的北京。
十三中，北岛初初明白了暴力与权力。差点误食抹了鼻涕的烤馒头，北岛突然大悟人与人恐怕有一种天然的权力关系，接受保护没有失去尊严来的重要，有些人无形中拓展着他们的权力。今天的人们只会小声议论，正是校园中小政治团体的压迫和暴力，才铸就了当今中国政治体系以及几年之后文革中各派之间的残忍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