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说：“历史往往会发生惊人的重复，但如果第一次是以喜剧面目出现，第二次则以闹剧出现。”同样是两个绝色美女，一个成了千古帝王，一个却成了红颜祸水，害得君王都要弃城逃难，将士愤恨，非要缢死她才肯前行，遂命丧马嵬坡。
最初玄宗宠幸武惠妃，而她又很争气，为玄宗生了个儿子（寿王瑁），所以又犯了老武家的通病，起了夺嫡之心。不停地对玄宗吹枕边风，说太子结党营私，想要谋害她们母子，玄宗震怒，想要废太子，幸亏宰相张九龄劝阻事才没有成功。
而此时一个小个的登场使得惠妃的阴谋得逞了，他就是李林甫。中国历史上，小人也是左右政局的重要因素，每每朝代更迭、社稷颠覆，常与小人作乱有关。李本极善揣测皇帝的心思，并勾结宦官妃嫔刺探有关玄宗的消息，因而说话总能处处迎合玄宗，遂深得玄宗宠信。得势后排斥正士摧残人才倒还算其次，最可恶的是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他建议玄宗用外族蕃人任节度使（地方军政长官），因为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所以易于摆布，反而不易生乱。但谁掌权了不滋生歹念，所以这始终都是个引爆点，只要引信被点着了，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这是后话。
当看出惠妃的心思后，李进谗废杀了太子瑛，并力主立寿王为太子，但玄宗并没有真的糊涂到那个地步，思来想去，考虑到太子今后要成为一代国君必须要有才能，不能因为自己喜爱的女人生了儿子就不管他是呆是傻让他做太子，所以玄宗没有听从李的建议。
不久惠妃逝去，玄宗非常想念她，其他的后宫佳丽远不能弥补惠妃死去给玄宗造成的伤害，爱屋及乌，百无聊赖之际他步入了惠妃儿子家，却得来一个意外收获。他见寿王妃杨氏长得特别漂亮，顿时有了霸占之意，但这在道德上恐怕有些说不过去，因为他喜欢上的是自己儿子的女人。这可怎么办呢，无意中他想到了武则天，那个都以削发为尼却依然被召回宫中立才人的例子，于是他授意杨氏出家为女道士，然后暗中将她接入宫中。这是多么富有戏剧化的一幕呀！
这个杨氏名叫杨玉环，就是开头说的那个死于马嵬坡的美女。她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56岁的玄宗为能寻觅到这个比自己小34岁，且如此美艳的女子欢喜的不得了，五年后终于公开了她的真实身份，并册封她为贵妃。同时她的三个姐姐也都封国夫人，堂兄杨国忠也由此官运亨通，后官至宰相。
待续。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没有采用一般通史的体例。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有系统地叙述了社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学术的发展情况；下册分章按时代顺序有条理地叙述了政治历史的变革。虽然在叙述理乱兴亡的过程中，夹叙一些典章制度，但是往往缺乏条理系统，上下不够连贯，使初学者摸不清头绪，不能构成系统的历史知识。但在今天看来，这种体例的中国通史，对于初学者还是有一定用处的，它对帮助读者初步掌握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特别是社会经济、政治制度以及学术文化等系统的历史知识有很大的好处。
当时作者编写此书，不仅是为了大学教学上的需要，还有个明显的目标，就是想从中总结出一些历史的经验，用来指导我们今后的行动。他说：“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
作者当时在这部书中总结了哪些重要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的前途作了怎样的推测？对我们的行动又作了怎样的启示呢？重点在于社会经济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改革方面。其中“财产”一章，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叙述，着重说明了中国历代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他认为中国古代有两大社会改革思潮：一是儒家（主要指经今文学家）主张“三世”之说，要求从“乱世”经历“小康”而到达“大同”的“太平世”，谋求恢复井田制，平均地权；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实行盐铁等大工商业官营，管理民间的商业和借贷。法家的主张，汉武帝时桑弘羊曾经实行，但只收到筹款的结果，没有取得改革社会的成效。西汉末年王莽综合儒法两家主张，进行社会改革，结果完全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96页）。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国家是阶级时代的产物，治者阶级总是要剥削被治者以牟利的”，因而不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
作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彻底完成有利于人民的社会改革，而且认为“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这是作者从我国历来社会改革思潮的主流中，说明我们所以容易接受社会主义而加以推行的原因。怎样推行社会主义呢？作者在“实业”一章中，指出农工商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在叙述农业“自粗耕进于精耕的过程”之后，接着检讨“中国农业进化的阻力”，认为主要由于土地私有和小农制，其唯一的“出路是要推行大农制”，改变生产方式，效法苏俄的集合农场，使用耕作机械，化除农民私见，因为“生活变则思想变，生产的方法变则生活变”。
作者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制度和社会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又通过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改革思想发展历史的叙述，指出必然走向民主政治的趋势。“政体”一章，突出地说明殷、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专制政体内，保存有许多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上有“大询于众庶”之法，国家有危难，国都要迁移，国君要改立，都必须召集国人而征询意见。这在《尚书•盘庚》和《左传》等书中可以找到许多例证。从《尚书•洪范》可以看到“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而以其多少数定吉凶，亦必系一种会议之法，亦非随意询问”。他因此断言，远古确有民主政治制度，后来才破坏掉的。舆论到后来虽然效力渐薄，至有如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然明欲毁乡校之事；然在古初，舆论“必能影响行政，使当局者不得不从”。作者又指出，我国从来民主政治的思想很流行，见于儒家书中的独多，尤以《孟子》一书为深入人心。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两篇，对于“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之义，“发挥得极为深切”。作者认为这种“旁薄郁积的民主思想”，因为条件未曾完具而不曾见之于行动，正有待于时势的变化。作者还认为西洋用代议政体继君主专制，自有其历史条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条件，“于是急转直下，而成为现在的党治”。这里所说“现在的党治”，是指当时国民党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