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7年，梁武帝下令在皇宫旁边建了一座寺庙，取名同泰寺。同泰寺建成后，又在皇宫跟同泰寺对着的地方开了一个门，取名大通门（大通是同泰的反语）。这样一来，他出宫门入庙门，出庙门进宫门，来来往往可就方便多了。这一年三月，梁武帝对文武大臣们说：自己看破了红尘，要到同泰寺里当和尚。不管大臣们怎么劝说，梁武帝真的脱了龙袍，穿上袈裟，剃了头发，到了同泰寺。
在同泰寺里，梁武帝住的是便房（一般房屋），睡的是素床，床上张的是普通老百姓用的葛帐，用的茶具和碗都是土瓦器，乘的是小车，每天不但晨钟暮鼓念经文，还要和寺内僧众一样打扫佛殿，和真和尚一模一样。
满朝文武大臣急坏了，他们一起到了同泰寺，给这位和尚皇帝跪了一地，又是磕头又是央求，请他回宫执政。梁武帝开头怎么也不肯答应，直到群臣用一亿万钱（古代一亿是十万，一亿万相当于现在的十亿）的代价向同泰寺奉赎，和尚默许之后，梁武帝才勉勉强强点了头。
为了统治全国僧尼，梁武帝敕命法超为都邑僧正（首都僧官，总管建康僧侣），以法云为大僧正（最高僧官，总管全国僧侣），要法超制定《要律仪》，共十四卷，命法正创立僧尼规诫。他又一连写了四篇《断酒肉文》，以宣扬他的蔬食（素食）主张。在这里，他不但禁食酒、鱼、肉，改行素食，还以所谓菩萨心肠禁杀众生。他在《与周舍论断肉敕》中说：“众生所以不可杀生，凡一众生，具八百户虫命，经亦说有八十亿万户虫，若断一众生命，即是断八百户虫命。”他还以皇帝的权威，下令在全国僧尼信众中强制实行素食制度。
佛教本来并不主张绝对素食，佛戒只规定“不杀生”，并未规定“不食肉”。无论是居家的佛教信徒所受的“五戒”，还是出家的“沙弥十戒”和“比丘二五五十戒”都未禁止食肉。所以，粱代以前的佛教僧侣，一般都是吃荤的。到了梁武帝，他决心要改变这一习惯，最后勒令僧尼一律素食。
梁武帝在其所撰《断酒肉文》里向僧尼们说，他之所以要僧尼们蔬食，乃是为了大家好，为了能使大家“远离地狱”，得好果报。所以，请大家“勿怪弟子萧衍向来所白”。
梁武帝的《断酒肉文》发布后，仍有不少僧众对推行素食制度不满。这些僧尼以“律中无断肉及忏悔食肉法”为依据，和梁武帝大唱反调。他们振振有词：佛祖的节律中本无断肉及忏悔食肉之法，我们为什么要自行戒律，提出“断酒肉”呢？为了制服那些不服气的僧侣们，梁武帝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由他发问，由“三律师”回答。当然，这“三律师”都是御用的。他们的回答都是按照梁武帝的旨意进行的。最后的结论，当然只能是一条：僧尼必须禁断肉食。
刚开始推行素食制度时，寺庙中的那些僧众，尽是一些“酒肉和尚”。但是，梁武帝的用意并不是在于揭露那些僧侣的劣迹，而是要强调他的素食主张。梁武帝的“断酒肉文”的理论根据，是《涅盘》等经的大乘教义。他以教义取代戒律，强令僧尼们一律遵守，否则“当依王法治问”！迫于“皇帝菩萨”的权威，僧尼们只好就范。从此，我国便形成了佛教徒（包括出家僧尼和在家信徒）一律素食的传统。于是，在世界佛教史上就出现了一种很特殊的现象：中国的汉族佛教徒吃素。迄今为止，除了我国汉族佛教徒之外，包括我国藏、蒙、傣等各兄弟民族的佛教徒在内的世界各国（例如东南亚各国以及日本等国）的佛教徒仍然都是吃荤的。而我国汉族佛教徒吃素这一传统的形成，则始于梁武帝。

陈朝后主惊慌失措，想要躲藏，袁宪严肃地说道：“隋军进入皇宫后，必不会对陛下有所侵侮。事已至此，陛下还能躲到什么地方去？我请求陛下把衣服冠冕穿戴整齐，端坐正殿，依照当年梁武帝见侯景的作法。”陈后主没有听从，下了坐床飞奔而去，并说：“兵刃之下，不能拿性命去冒然抵挡，我自有办法！”于是跟着十余个宫人逃出后堂景阳殿，就要往井里跳，袁宪苦苦哀求，陈后主不听。后舍人夏侯公韵用自己的身子遮挡住井口，陈后主极力相争，争了很长时间才得以跳进井里。不久，有隋军兵士向井里窥视，并大声喊叫，井下无人回答，士兵扬言要落井下石，方才听到井下有人呼唤，于是抛下绳索往上拉人，感到非常沉重，十分吃惊，直到把人拉了上来，看见是陈后主与张贵妃、孔贵嫔三人同绳而上。而沈皇后仍像平常一样，毫不惊慌。皇太子陈深当时年方十五岁，关上门，安然端坐，太子舍人孔伯鱼在一旁侍奉，隋军兵士推门而入，陈深端坐不动，好言慰劳说：“你们一路上鞍马劳顿，还不至于过于疲劳吧？”隋军兵士都纷纷向他致敬。当时陈朝宗室王侯在建康城中有一百余人，陈后主恐怕他们发动政变，就把他们全都召进宫里，命令他们都聚集在朝堂，派遣豫章王陈叔英监督他们，并暗中严加戒备。到台城失守以后，他们都相继出降。

总体感觉，是一个有野心，但是反复无常的人。但是历史造就了人，既然生活在那个年代，就得为自己奋斗出一番事业。总的来说，他的反复无常给当时的人民带来的一些战乱灾难，但是还是像武则天的无字碑上所说，我自为之，千秋功罪且由后人评说。因此，我们不能说他是什么罪人，只是历史的牺牲品。

五月，高祖崩于文德殿。初，台城既陷，景先遣王伟、陈庆入谒高祖，高祖曰：“景今安在？卿可召来。”时高祖坐文德殿，景乃入朝，以甲士五百人自卫，带剑升殿。拜讫，高祖问曰：“卿在戎日久，无乃为劳？”景默然。又问：“卿何州人，而敢至此乎？”景又不能对，从者代对。及出，谓厢公王僧贵曰：“吾常据鞍对敌，矢刃交下，而意气安缓，了无怖心。今日见萧公，使人自慑，岂非天威难犯？吾不可再见之。”高祖虽外迹已屈，而意犹忿愤，时有事奏闻，多所谴却。景深敬惮，亦不敢逼。景遣军人直殿省内，高祖问制局监周石珍曰：“是何物人？”对曰：“丞相。”高祖乃谬曰：“何物丞相？”对曰：“是侯丞相。”高祖怒曰：“是名景，何谓丞相！”--《梁书·侯景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