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是指发生在宋朝初期，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同时避免别的将领也“黄袍加身”，篡夺自己的政权，所以赵匡胤通过一次酒宴，在酒宴中发表意见，以威胁利诱的方式，要求高阶军官们交出兵权。此次事件史称“杯酒释兵权”。

“杯酒释兵权”这个历史事件是宋朝加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反映，对其评价却争议较大。有人认为：几乎所有的开国皇帝都有杀功臣的行为，但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却使用和平手段，不伤君臣和气就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成功地防止了军队的政变，这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内方略。但是其历史影响却远远不是这样简单。也有人认为：宋太祖专力巩固中央政权，“杯酒释兵权”含有对内严防的性质，直接造成内政腐朽。在外患强烈的背景下，削夺大将兵权也削弱了部队的作战能力，原因是皇帝直接掌握兵权，不懂军事的文官控制军队，武将频繁调动，致使宋朝与辽、西夏、金的战争连连败北，无力解决边患。军事积弱，还使两宋亡于社会制度落后于自己的游牧民族。 　　宋朝确立的文人治军的军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彻底消除造成强唐灭亡的藩镇军制，其出发点是好的，结果是富有成效的，思想也是先进的。而两宋亡于游牧民族原因则是多方面的，与两宋朝对峙的先是辽、夏，再是辽、金，最后是金、蒙，从作战态势来看，北宋面临的是两线作战只能主守；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游牧民族不但具有勇猛强悍、灵活机动的特点，而且已经跨过农业社会门槛，实现了封建化，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初步发展，兼具游牧社会和农业社会的优点。

［原文］
　　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洁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丞相魏相曰：“臣愚不习兵事利害，后将军数画军册，其言常是，臣任其计可必用也。”
　　——摘自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说服力强之效
　　——毛泽东读班固《汉书》卷六十九《赵充国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5页）
　　［解析］
　　赵充国是西汉武帝时人，曾任后将军，封营平侯。对匈奴和西羌等当时的边患事务非常熟悉。从武帝到宣帝，他在抗击匈奴，招降西羌方面，屡立奇功。赵充国很有战略眼光和策略水平，常常从事实出发，充分说理，上书汉宣帝，接受他的主张。毛泽东很注意赵充国的这个特点，读《赵充周传》时，许多地方加了旁圈，天头上划着三个大圈的地方有19处之多，还细心地改正了一些错别字。
　　汉宣帝时，为巩固边防，招降西羌，赵充国提出屯田政策，共有12条，称《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其中主张戍边的士兵，平时垦荒种田，战时出征，这样可以就地解决军粮，克服运输困难，可节省国家开支，还能达到以逸待劳取胜入侵之敌的目的，因此，“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到。”在一本《汉书》里，毛泽东对这12条逐字加了旁圈的有10条。
　　《赵充国传》说，他关于屯田的疏奏正要送出，便接到汉宣帝要他继续进军的诏令。儿子劝他按皇帝旨意办，不要送奏折冒风险，他不但不听，还说儿子“不忠”。结果奏折送上后遭到皇帝拒绝。赵充国不甘心，又上书申述自己的意见，这样反复多次。汉宣帝对赵充国的奏折，每来一份，都交给大臣们议论。开始时，赞成的人只有十分之三，然后是十分之五，最后有十分之八的人都赞成了。先前反对的人，也大都心服口服。毛泽东很注意这段记叙，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划三个大圈，批注道：“说服力强之效”。
　　50年代后期，有一次毛泽东召他的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到中南海的一个露天游泳池同他一道游泳。游罢之后上岸，他手里拿着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赵充国传》时，对周谷城说：“这个人很能坚持真理，他主张在西北设屯田军，最初赞成者只十之一二，反对者十之八九。他因坚持真理，后来得到胜利，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十之一二。真理的贯彻，总要有一个过程，但要坚持。”还说：“无论是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上海》第16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
　　这里，毛泽东颇有今古同况之慨。在其革命斗争实践中，也出现过赞同他的人由少渐多的现象。我党认识毛泽东路线方针的正确，是存在一个过程的。
　　此外，毛泽东对《赵充国传》里表现赵充国军事才能的记叙，也有很多批画。如赵充国打仗时，重视侦察和备战，每到一处，都修固营垒，尤其爱护士兵，计划周密后才出击。有一次领兵渡河时，万余名骑兵通过后，突然与上百名敌人骑兵遭遇。赵充国说：兵马都已疲倦，敌方皆骁骑，恐是诱兵，不能迎战，“小利不足贪”。又一次，敌方败军渡水逃跑，退路很窄，赵充国却缓行追击。有人主张快追，赵回答：“穷寇不可迫也。缓之则走不顾，急之则还致死。”结果，大败敌军。赵充国主张：“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兵以计为本，故多算胜少算”，“战不必胜，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劳众”等等。对这些记叙，毛泽东都有圈画，很为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