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典论》5卷是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性的著作。汉末文学已逐步与经学分离，成为一种专业。文学的繁荣，特别是“建安文学”的形成，使文学批评得到了发展。《典论论文》是中国最早以多种文体和多位作家为对象评论文学的文学批评专著。《典论论文》先从批评“文人相轻”的恶习出发，指出：“文非一体，鲜能筹备”，要求人们必须以“审计度人”的态度和对不同文体作不同要求来评论文章。他认为“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同时提出“文气”说，认为“文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并以此衡量作家的优劣得失。《典论论文》还论到文章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把文章提到与建功立业并重的地位。
曹丕在称帝之前，就以“副君之重”主持文坛，与吴质书说道：“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见当时曹丕和文士们是很亲密也是很投机的。从他的《典论·论文》“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可以看出曹丕对文学是很重视的。而他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后世的文学理论批评乃至整个文学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典论·论文》便集中的表达了他的见解。
《典论·论文》提出了文章不朽说。《典论·论文》中有一句经典话语广为流传：盖文章经国之盛事，不朽之大业。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这句话，明确地体现出了儒家的观点，而非道家的出世理念。在这里的文章两字，自古以来便有争议，一说是指政治学术著作，而不是文学作品，另一说则恰恰相反。而联系《典论·论文》中所举出的建安七子的文章则大多数是审美的。造成这一认识误差是因为古代“文章”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要比现在广泛得多，将政论与文学作品都包含在内，而古人也有这样一种倾向，即纵使是实用性的文字，也要追求文采。有关这一点，章太炎在《国共论衡》中有过过论述：文章即文彰。来源于《论语》中的“焕乎文彰”，这就说明了古时的文章带有强烈的审美意识。
文章不朽这个理论也有其来源。《左传》中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这也证明《典论·论文》的主旨是儒家观点。虽然中国是一个文治之国，然而如此推崇文学的地位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还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联系当时的历史社会环境，鲁迅在《魏晋风度及酒与药的关系》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曹丕之所以如此夸大文学的作用是为了劝诱他的弟弟曹植。在他写《典论·论文》之前，曹植曾给好友杨修写了一封《于杨德祖书》，在里面将诗赋称为小道。这一点引起了曹丕的疑心，为了巩固自己的太子位，于是极力鼓吹文学，是为了让曹植致力于创作，不会对自己产生威胁。即使这样，曹丕的观点也在客观上刺激了文学的发展，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黄金时代奠定了基础，魏晋时期诗歌逐渐成熟繁荣，统治者的积极推广与参与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以他们为核心，团结了一大批优秀作家，形成邺下文人集团，其中的首领就是曹丕。这一段话中的另外一句也很有趣，即“不托飞驰之势”。字面上理解为不必飞黄腾达，不必迎送有权势的人。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世层出不穷的干谒诗。尤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以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在写出《原道》《原毁》《原性》等高张儒家气质，攘斥佛老的论著之后，好友孟郊劝他不妨将自己的文章整理结集，公诸于众。可笑韩愈却说此时自己官位卑微，待飞黄腾达之后才能著书立说，这不仅与他自己所标榜的儒家精神背道而驰，更是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也成为他在被贬潮州之后上表请罪的劣迹一起，成为他人生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