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系统地记载了我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屈原的生平事迹，阐明了他的思想志行，评述了他的代表作品《离骚》，著录了他的另一篇有名的作品《怀沙》。
　　司马迁推崇屈原有两个方面：推崇他正确的政治主张和伟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语言艺术上的高深造诣。
　　司马迁认为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是正确的。屈原是楚国的贵族。当时，秦国兵力最强。但是楚国和齐国从亲，是可以抵抗强秦的，因为楚国疆土最大，齐国财力最富，而且楚、齐从亲，其他山东之国也会跟楚齐一道合纵来共同对付秦国。如果楚王能始终用屈原的外交主张，并且修明内政，那当时的天下还不知鹿死谁手。本传用了很大的篇幅叙述楚国和齐、秦的关系，从历史的教训来证明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的正确。当楚怀王重用屈原任为左徒的时候，齐、楚从亲，秦国不敢侵犯。等到楚怀王听信了上官大夫的毁谤而疏远了屈原之后，秦国就令张仪来离间齐楚的关系，破坏两国的联盟，以便各个击破。张仪骗楚王说，楚国如能和齐国绝交，秦愿献商于之地六百里。楚怀王贪图便宜，便当真和齐国绝交。张仪又说是献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怀王大怒，就兴兵伐秦。楚国没有了齐国的援助，弄得损兵折将，丧权失地。这才又命屈原出使于齐，和齐国恢复邦交。秦国又说把汉中地还给楚国来讲和。楚怀王因为恨透了张仪，说不愿得地，愿得张仪才甘心。张仪居然来到楚国，收买了楚王的宠臣靳尚和宠姬郑袖，竟又安然返国。等到屈原从齐国回来，问楚王为什么不杀张仪，他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这样，又上了秦国的当。其后，诸侯兵击楚，楚又大败。其后，秦又骗楚怀王到秦国去，屈原劝他不要去，可是他听了他的幼子子兰的话到秦国去了。果然一到秦国，秦国就不放他回去，要挟他割让土地，终至客死于秦。他的儿子顷襄王忘却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亲秦派子兰等人，放逐屈原。后来楚竟为秦所灭。这些事实充分表明了楚国亲齐，秦国就不敢侵犯；亲秦，就吃秦国的大亏。
　　司马迁对屈原的政治才能是异常推崇的。本传说屈原的《离骚》是“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靡不毕见。”他还慨叹说：“人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为，举贤以自佐。然亡国破家相随属，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可见司马迁认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样的政治，认为屈原主张举贤授能。从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屈原这种政治倾向是强烈的。《离骚》里说：“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夫惟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复地论述历代兴亡，认为亡是由于残害忠良，而兴是由于举贤授能。他主张要替人民打算，要选贤与能，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马迁说他能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是正确的。司马迁不仅赞成他的贤能政治的主张，并且认为屈原就是贤能兼备的人。他说：“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祸也。”
　　然而司马迁对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还在于屈原的高尚人格和斗争精神。因为楚怀王昏庸贪婪，对外则亲齐亲秦摇摆不定，对内则宠任奸佞，听信谗言。屈原虽系贵族，并非近亲；虽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并没得到长久的重用。《离骚》里说：“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楚国政治情况。屈原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国的危亡，坚决地起来斗争。他愤怒地控诉了贵族当权派的无耻：“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固时俗之工巧兮，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他痛斥他们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颠倒。《怀沙》里说：“玄文幽处兮，蒙谓之不章；离娄微睇兮，瞽以为无明。变白而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皇在兮，鸡雉翔舞。”他指斥他们将要把国家弄到濒于危亡的地步：“惟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因此，他宣称他决不妥协：“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导君于尧舜之治，可是怀王竟然不识，反而信谗疏远：“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楚国弄到濒于危亡，怀王是应该负责任的，屈原对他也是不能无怨的。他说：“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司马迁对屈原的为坚持理想而斗争的精神是歌颂的，对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叙述屈原作《离骚》的原因是这样的：“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说“疾”，说“怨”，可见司马迁认为《离骚》之作正体现了屈原的斗争精神。
　　在那样恶浊的社会里，屈原的政治斗争是失败了，可也就于斗争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他的耿介不阿的操守、他的光明磊落的胸怀、他的正直倔强的性格。屈原明知道和他的政敌，和那些腐朽的贵族统治者作斗争自己是会吃亏的，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但是，他不能放弃斗争：“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并且他认为只要坚持了斗争，失败了也心安理得：“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亦何伤?”他对他们的毁谤中伤，态度是鄙视的：“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诽俊疑桀兮，固庸态也!”屈膝变节，他无论怎样也不干的：“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他屡屡以死自誓，表示决无悔改：“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因为他确信他是为了国家：“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这样的精神是非常伟大的，这样的人格是非常崇高的。司马迁认为他“志洁”“行廉”，然泥而不滓，乃至以为能与日月争光。这是最高的赞扬。
　　战国之士，纷纷游说诸侯。惟屈原不为楚王所用，却不到别国去。他不管个人遭遇怎样，都还是为楚国。屈原是热爱祖国，热爱乡土的。司马迁也深深知道这点。他称道屈原“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从《离骚》的主要内容来看，确实是这样。特别是设为女申詈，向灵氛问卜之后，他经过了曲折的思想斗争，决定离开楚国，漫游天际，忽然看见了故乡，便又不忍前行了。他非常悲伤。留又不能，去又不忍，最后只有一死而已。这是十分沉痛的。在郢都为秦所破后，屈原日夜哀恋，盼望恢复，盼望回去。《哀郢》里说：“羌灵魂之欲归兮，何须臾而忘反!”屈原的爱国观念是和爱人民的观念相通的。他在《抽思》里说过他不愿去国的原因也是为了人民：“愿摇起而横奔兮，览民尤以自镇。”他十分同情人民：“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司马迁也认为屈原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的思想感情是相通的。本传说：“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接着就说：“屈平既嫉之。”两句合写，便见得屈原的怨恨正是举国的公愤。
　　至于屈原的文学才能，司马迁也理解得非常深刻，推崇得非常高。他首先探究了作者创作的动机和意图。他认为《离骚》是有为而作，自怨而生。这种怨是出自一片爱国心。他反复地在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是“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因此，它兼有国风、小雅之长。它的内容是陈述先王之道，“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这样的内容是完美的。司马迁认为这是最主要之点。司马迁在肯定了《离骚》的内容之后，接着又把屈原的人格和作品的风格结合起来评论。他说：“其文约，其辞微；其志洁，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其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志行文辞同时并举，并且认为人品是起决定作用的。所谓“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也就是“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王逸也认为“《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离骚》的内容与形式是和谐而统一的。
　　总之，司马迁对屈原真是推崇极了。从政治上说，他认为屈原一身系楚国的安危。怀王不能用他，以至兵挫地削，身死于秦。而且传末还叙屈原既死之后，楚国地日以削，竟为秦所灭。从人格上说，他认为他志洁行廉，可以与日月争光。从著作上说，他认为《离骚》可兼风雅。司马迁评论屈原作品的艺术价值，是把内容和形式结合起来，把人品和作品结合起来。并认为最根本的是作品的内容和作者的人品。所谓“悲其志”，“想见其为人”。他认为宋玉等人虽然能够“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因而不足以继承屈原。能够继承屈原的在他以前只有贾谊，因而以贾谊与屈原同传。这不仅是因为贾谊也是为当代皇帝所疏远，曾经“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不仅是由于他的辞赋私淑屈原，而更主要的是由于他有政治抱负而能‘痛哭流涕’地直言敢谏。”这也是司马迁现实主义思想的一种表现。
　　司马迁是这样推崇屈原的，我们现代人也是这样推崇屈原的，虽然并非毫无差别。所以司马迁这篇传记和其他篇同样是实录，对屈原是不虚美的。司马迁为什么这样推崇屈原呢?当然最主要的还是屈原本来就是值得崇敬的，而《史记》又是法《春秋》“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的。除此而外，我以为还由于司马迁和屈原有某些相通处和某些思想渊源。屈原的遭遇是不幸的，司马迁的遭遇也是不幸的。他说他自己所处的地位是“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他受了不人道的宫刑。因此他对屈原的不幸遭遇更有极亲切的同情。特别是“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他认为屈原的怨是很自然的。他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他认为怀王不能信用屈原，致自取祸。他愤慨地说：“王之不明，岂足福哉?”他曾经表白他自己：“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他自己也正是不能无怨。从政治思想上说，司马迁和屈原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思想。司马迁对于战国时事，因为秦最强暴，他总是把同情寄在六国方面。就这一点说，他也会热爱屈原的。从文学艺术上说，司马迁也是发愤著书的。《自序》说：“屈原放逐，著《离骚》。”这又是屈原对他著作上的启发和精神上的鼓励。而且就现实主义精神来看，司马迁正是屈原的光辉的继承者。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屈原贾生列传》的写作艺术。司马迁写人物传记，除传末赞语而外，多不直接发抒自己的意见，而是把自己的意见寓于叙事之中。本传与《伯夷列传》等篇却是另一种写法，这就是夹叙夹议，这是最明显的。然而本篇最大的特点还在于通篇大赞《离骚》。开头简叙了一些事实，写至“王怒而疏屈平”，立即写出大段议论来，评论《离骚》写作的原由，《离骚》的体制及其艺术价值。就是写到“屈平既嫉之”以下数句，也是概括《离骚》大旨。就是最后提到宋玉等人，文采可称，而人品不及，也正所以明《离骚》为千古绝唱。再细玩篇中历叙怀王的愚昧，大段文字，中间只以“屈平既绌”“屈平既疏”相关照，便觉这些也可以说是表明《离骚》产生的时代背景和作者介绍。所以这一篇，是屈原的传记，也可以说是《离骚》的序言。这是根源于他对作者与作品关系的正确理解的。
　　其次，本篇开头称说屈原“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前一句是总说，后两句是分陈。如果这样说，“明于治乱”称他的政治才能，兼指他的政治品质，“娴于辞令”称他的长于艺术语言，而且长于外交才能，那么，这两句就是全篇的脉络。接下叙“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即跟“明于治乱”而来；“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即跟“娴于辞令”而来。由此又招上官之谗。接叙《离骚》的创作，说他“娴于辞令”，其实更是说他“明于治乱”。而推崇之极，更又点出“志”字。其后叙秦、齐、楚三国离合和战，及屈原进谏与使齐事，主要是说他“明于治乱”，也关照到他的“娴于辞令”。引《怀沙》之文，是证实他“娴于辞令”，实在也是证实他“明于治乱”。最后联系宋玉诸人，也可表明屈原是能够“从容辞令”而又敢于“直谏”的。最后赞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读作品又点明“志”字，莫非如此。这样，就能集中地、生动地表达这篇作品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