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指面对现实，以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心，运用古今中外之学为当前现实服务，力求实事求是的一种人文精神和学风。它具有时间上的当代性、内容上的实用性、学术上的综合术、致用上的广泛性等特点。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入世精神、爱国精神、求实精神、开放精神和革新精神，置换成近代的人文精神，使其具有时代特色，保持其青春活力，成为我们今天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和动力√

【原文】《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凋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

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

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子》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约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苴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奂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鐻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奂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

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佖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土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壖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佖贪而无谋，先厚遗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佖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日知录集释》
【译文】《五代史·冯道传·论》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妙啊，管子的善于立论！礼义是治理人民的大法；廉耻，是为人立身的大节。大凡不廉便什么都可以拿；不耻便什么都可以做。人到了这种地步，那便灾祸、失败、逆乱、死亡，也就都随之而来了；何况身为大臣而什么都拿，什么都做，那末天下哪有不乱，国家哪有不亡的呢？然而在这四者之间，耻尤其重要。因此孔子论及怎么才可以称为士，说道：“个人处世必须有耻。”孟子说：“人不可以没有耻，对可耻的事不感到羞耻，便是无耻了。”又说：“耻对于人关系大极了，那些搞阴谋诡计耍花样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耻的。”其所以如此，因为一个人的不廉洁，乃至于违犯礼义，推究其原因都产生在无耻上。因此（国家领袖人物）士大夫的无耻，可谓国耻。

我考察自三代以下，社会和道德日益衰微，礼义被抛弃，廉耻被掼在一边，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了。但是凛冽的冬寒中有不凋的松柏，风雨如晦中有警世的鸡鸣，那些昏暗的日子中，实在未尝没有独具卓识的清醒者啊！最近读到《颜氏家训》上有一段话说：“齐朝一个士大夫曾对我说：‘我有一个儿子，年已十七岁，颇能写点文件书牍什么的，教他讲鲜卑话，也学弹琵琶，使之稍为通晓一点，用这些技能侍候公卿大人，到处受到宠爱。’我当时低首不答。怪哉，此人竟是这样教育儿子的！倘若通过这些本领能使自己做到卿相的地位，我也不愿你们这样干。”哎！颜之推不得已而出仕于乱世，尚且能说这样的话，还有《小宛》诗人的精神，那些卑劣地献媚于世俗的人，能不感到惭愧么？

罗仲素说：教化是朝廷急要的工作；廉耻是士人优良的节操，风俗是天下的大事。朝廷有教化，士人便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天下才有良风美俗。

古人治军的原则，没有不以廉耻为本的。《吴子》说：“凡是统治国家和管理军队，必须教军民知道守礼，勉励他们守义，这是为了使之有耻。当人有了耻，从大处讲就能战攻，从小处讲就能退守了。”《尉缭子》说：“一个国家必须有慈孝廉耻的习尚，那就可以用牺牲去换得生存。”而太公望对答武王则说：“有三种将士能打胜仗，一是知礼的将士，二是有勇力的将士，三是能克制贪欲的将士。因为有礼，所以列朝治军者和粗野的武夫，都能遵循文王后妃的教化行事；难道还有欺凌平民、抢劫牛马，而对百姓实行残暴手段的么？”《后汉书》上记载：张奂任安定属国都尉，“羌族的首领感激他的恩德，送上马二十匹，先零族的酋长又赠送他金环八枚，张奂一起收了下来，随即召唤属下的主簿在羌族众人的面前，以酒酹地道：‘即使送我的马多得像羊群那样，我也不让它们进马厩；即使送我的金子多得如粟米，我也不放进我的口袋。’把金和马全部退还。羌人的性格重视财物而尊重清廉的官吏，以前的八个都尉，大都贪财爱货，为羌人所怨恨，直到张奂正直廉洁，威望教化才得到了发扬。”唉！自古以来，边疆局势的败坏，岂有不从贪求财货开始的么！我对辽东的事件不能无感。

杜子美诗道：“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有一种刻本作“廉耻将”。诗人本来的意思，未必想到这点，但我读《唐书》，讲到王佖做武灵节度使时，以前吐蕃人想造乌兰桥，每次在河边岸上事先堆积木材，都被节度使派人暗暗地运走木材，投入河流，桥始终没有造成。吐蕃人了解到王佖贪而无谋，先重重地贿赂了他，然后加紧赶工造成了桥，并且筑了小城防守。从此以后朔方防御侵掠的战事就没完没了，至今还成为边患，都是由于王佖的贪财引起的。所以贪财的人作将帅便边关到夜间也洞开着无人防守。懂得这个道理，即使是郢书燕说式的穿凿附会，或许也可以治国吧！（何满子）

明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那是一个动荡年代的前夜。外有满清贵族崛起于东北，大有叩关南下之势。内有李自成农民起义如火如荼，席卷中原大地，明朝统治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当年的三月份，明朝廷又再次增加江南淮扬等府赋税，致使民怨沸腾。就在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顾炎武生于江苏昆山东南的一个叫千墩的江南小镇。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明朝灭亡以后改名炎武，号蒋山佣。他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顾炎武从十岁起，就跟随祖父读书并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和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气传遍天下，俱以娄东二张（张溥，张采）为宗主。年仅十四岁的顾炎武就加入了复社。这是个当时江南最大的政治学术团体。由于顾炎武博雅独行于乡里，和同乡挚友归庄为乡里人不容，有“归奇顾怪”之目。在青少年岁月里他广泛接触名当时的名士大儒，讲学论道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候的他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用心研学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直接对当时文人无不以浮名苟得为务之风做了无情的批驳。
公元1645年清兵在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过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江阴，嘉定，昆山都爆发了激烈的抗清斗争，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今上海松江）。顾炎武，归庄起兵于昆山，一时抗清之势如燎原烈火，清廷派兵血腥镇压。七月清兵陷嘉定，昆山，嘉定昆山都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他的《秋山》诗里记载了当时景象“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可怜壮者县，一旦生荆杞”。起义失败以后，顾炎武回到家乡，他的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十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这也成为顾炎武一生的信条，永远都不会屈服清朝的统治。就在同年五月份，顾炎武举家移到常熟的语濂泾，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他曾十下南京拜谒明孝陵，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并多次哭吊位于昌平的明“十三陵”。经过多年的努力，山东、河北的地理形势，都一一装到他的胸中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许多军事地理名著，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写出来的。
公元1662年顾炎武从河北，北京到山西、陕西游历。在这之后他就没有回过苏州故里。他最后一次南归江苏，也就是公元1667年，从山东到淮安,并刻录他的著作《音学五书》。他用了三十年的光阴，完成了这篇音韵学巨著。更提出不同于当代其他学者的观点：“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音始”。此书原原本本地描述了音韵的变迁过程。后来的戴震，张惠言等提出的四声，都是根据顾炎武这本书加以发展而来的。
顾炎武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游历了关中的山山水水。晚年，他在华阴买了土地五十亩，决定就在那里垦荒。他认为华阴形势很好，退可守，进可攻，大可经营一番。他的一个侄儿从家里来信，认为陕西天气寒冷，土地也不肥沃，劝顾炎武回江南去。顾炎武回信说：这里的百姓爱读经书，特别尊重德行高尚而不爱做官的人，并且敢讲真话，和其他省的人大不相同。这是大有希望的百姓啊！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的交界处，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可以屯兵守险。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实在有高屋建瓴之势啊！”这封信可以看出，直到晚年，顾炎武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康熙十七年，当时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都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屈膝出去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顾炎武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他的助手，他毫不迟疑以死自誓，“唯办刀与绳”。是啊，顾炎武的嗣母王氏，他的两个兄弟，好友吴同初，潘田力和吴炎等都死于这场民族战争，多少亲朋战友为了明朝都慷慨就义了，面对清人的诱降顾炎武毫不退缩的选择不合作，宁可从容赴死。“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这就是他一生标榜“行以有耻，博学于文”的真实写照。
顾炎武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是非常明确的。他不与清朝的名公巨卿有所交往，即使与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弟兄，也很少走动。有一次，徐乾学坚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但拒绝饮宴，以表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兄弟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顾炎武始终不肯南归。公元1680年，顾炎武原配王硕人于昆山病故，顾炎武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他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是顾炎武悼念妻子的诗。大意是：妻子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妻子入土为安的仅有六岁的长孙。在地下你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了。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炎武作为一个江南文人竟然留寓北方达二十多年，游历北方大地，无非是为了乘机而起推翻满清统治，其民族气节一直以来激励很多志士仁人。他的学问更是开了清朝朴学的先河，强调实用主义，反对理学的“明心见性”，都是旗帜鲜明的。对明朝后期的所谓心学，做了深刻的批判，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对于后世朴学，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特别是他的民族性，对于后来的晚清的资产阶级革命有引导性作用，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在反对清朝政府的时候，自署名章绛，同顾炎武初名，可见顾炎武思想的影响力之深远。
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初四，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幸失足，日夜呕吐不止，初九丑刻与世长辞，享年七十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