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曼在《情商2》中说到：“我自己的情商理论也包含了社交商因素.......我逐渐发现，仅仅把社交商作为情商的一部分， 阻碍了我们以新的视角来研究人类的社交能力。”通读全书，确实如此，戈尔曼在重新给我们定义情商之后在职场、恋爱、婚姻、家庭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解释，其中关于同情心的部分不仅让人感同身受，更是给人以启示。 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不断推进着时代前行。当短信、电话替代促膝长谈之后我们的生活早已在悄无声息中发生质的变化。越是身处大都市我们越能更清晰的看到这样一种现象：走在嘈杂的大街上，眼睛什么也看不到，耳朵什么也听不到。周围的自顾自的四处奔走，不会关注、问候、甚至帮助他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都市恍惚症”。 “都市恍惚症”正是眼下时代的产物，是感情的淡漠，更是同情心的缺失，我们心中最炙热的、最本真部分正在经受着外界无情世界的逆袭。那么，我们是否还曾保留我们的同情心，是否曾用它去帮助过别人，又是否曾感受过他人及时雨般的帮助？ 同情是本能 你在公车上位需要的人让过座吗？我让过，经常让。在老人摔倒无人敢扶的社会现象出现后我曾与以为长者交流此事，她和我说了一段让我缄默的话：“我原来也曾给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怀着宝宝的孕妇让座，可是在发生一件事后我便不再这么做了。那时我的孩子刚百天，我抱着她，手里拎着很多去看望母亲要带的东西，上了公交之后我连站立都困难，周围的人却毫无让座的意思，即使是在售票员多次动员之下。我一手护着不停哭闹的孩子，一手拎着东西，我觉得手臂的肌肉被点点撕开，在站了一个多小时后我终于蹒跚地下了车。事后我开始懊悔，甚至气愤。我觉得我原来的好心并未得到应有的回报，我开始怀疑，怀疑自己原来的做法是否真的有必要。我为什么要给你让座呢？你年轻的时候，你方便的时候给别人让座了么？如果没有，你又何来的底气要求别人呢？经济社会下道德是如此缺失，两元钱的车票就是有让我做到终点的效应，不是么？”她说的似乎不无道理，我们的感情多少都是要求回报的，谁也不会做亏本的买卖。只不过我们的同情心更容易受到同类间的影响罢了。 戈尔曼在书中提到：“尽管人们可能对需要帮助的人视而不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他们没有同情心和帮助人的自然冲动，而是这种原始冲动被冷酷压抑住了。”是的，正是如此，我们的同情心变得压抑，开始拘谨，变得犹豫。我们本是很难脱离社会关系而单独存在，在同类的暗示和评论中我们大多选择服从和低调。于是，越来越少的人能够自觉自愿的施展自己的同情心，帮助别人、体谅对方。 别人的感受 书中有这样一种描述：“当人们模仿别人脸上快乐、恐惧或者厌恶的表情时，他们自己内心也会产生类似的情绪。”生活中的人情冷暖很大程度上确是取决于我们对他人感受的体会。每个人的欢乐都是不尽相同的，但每个人却各有各的苦难。当我们意识到他人处在我们曾经历的窘境或是困难时我们能共容易的找到彼此间的共鸣，并会潜意识的想要去帮助她/他，此时我们的同情心已经悄然间发挥着它的光和热。 不久前曾在网站上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上海地铁上以为老人和已为青年为座位的事争执不下，老人拿着手机对年轻人说说：“你要是不给我让座，我就把你拍下来传上网！”。看完这则新闻觉得哭笑不得。 在现代心理学中将“同理心”做了这样的表述：注意别人的感受，感受别人的感受，针对别人的困苦采救助行动。尊老是几千年的传统美德，青年人没能给老人让座确实存在问题，他未曾体会老人家的不便与辛苦。起争执时老人家的言行却也不禁令人咋舌，那是否青年真的又不可言说的苦衷呢？两人对对方感受的忽略是造成这场闹剧的缘由。其实体谅别人并不难，不论谁都在生活中得到过别人的帮助，我们只需要在不能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时候想想自己时候也曾陷入过相同的境遇。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哈弗大学的卡根教授曾说：“人类的仁慈、悲悯、合作、爱和教养的天性甚为强烈，特别是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是人类这个物种的生物特征之一。”小表弟有一个储蓄罐，偶尔会把零花钱中省下的碎钱和硬币放进去，那个罐子他总藏的宝贝似的，谁都动不得。他告诉我说那些钱是给和他一样的却不能读书的小朋友，我想这该是一个孩子最本真的希冀吧。可是，谁有曾没有过这样的想法么？ 我们感知生活，并从中学习沉淀。汶川地震时不计其数的志愿者、医生赶往前线，这不仅仅是处于国人自救的道义，更是处于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也许国仇家有时部没有那么容易体会，但是我们总能体会脖子落枕时的难受，跑不过后肌肉的酸乏，分娩时的难忍的疼痛。别人需要帮助时试着去体会别人，自己需要帮助时，试着让别人体会自己。再经历过种种之后，我们终能找到一种委婉缓和的方式打破人与人之间的坚冰，带着一份友善，一份关爱和一份同情心走进彼此的生活。 “都市恍惚症”并非不可治愈的顽疾，关键只在于你随手间的一个善举。生活是一面镜子，你对它微笑它也会回馈你一份温暖。用同情心带动自身的行为，随之而来的正是被你改变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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