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于1877年后，开始写作一系列“社会问题剧”。从《社会支柱》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现实主义社会戏剧阶段。在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社会支柱》、《玩偶之家》、《群鬼》、《人民公敌》四部戏剧。易卜生这一时期创作的现实主义戏剧提出了有关法律、教育、道德和妇女解放的社会问题，对资产阶级的虚伪、尔虞我诈、自私自利等丑恶面目进行了深入的揭露和批判，同时也深刻描绘了挪威小资产阶级的心理面貌，对当时欧洲的戏剧改革作出了贡献，为近代戏剧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社会支柱》为易卜生现实主义戏剧的开山之作，标志着易卜生的戏剧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出剧作体现出易卜生现实主义创作的特色：尖锐的矛盾冲突和人物复杂而激烈的内心活动。下面将从人物塑造、道德讨论和对未来的探索三个方面来解读其中的现实主义因素。 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社会支柱》所反映的是当时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面貌——表面似乎繁荣幸福，高尚体面，背地里却隐藏着许多腐朽丑恶的东西。正如剧中罗冷博士所说：“瞧瞧那些现代的大社会，表面上金碧辉煌，里头藏着什么！说句不客气的话除了空虚和腐败，别的什么都没有！那些社会没有道德基础。干脆一句话，现代的大社会像粉刷的坟墓，里头全是虚伪骗人的东西。”而这正是易卜生在剧中所极力要表现出的当时社会的典型环境。 描写典型环境的目的，在于突出地表现典型人物。因为一方面典型人物的典型性格是在典型环境中形成的，另一方面典型人物又可以对环境发生反作用。“典型性格仿佛是社会力量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主人公的典型性格集中和综合了产生它的那个环境中最普遍的、本质的、起决定作用的特征。社会环境的特征正是通过主人公，通过他的性格、个性、世界观和命运揭示出来的。” 在《社会支柱》中，易卜生正是通过揭露剧中人物虚伪的假面具将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繁荣和内部的腐败做了十分鲜明的对比。剧中的主人公卡斯腾·博尼克是当时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的典型。 博尼克先是为了金钱，抛弃爱人楼纳与贝蒂结婚。他在勾引并抛弃了丽娜的母亲后，又为了保住社会地位让其好友约翰替自己顶罪，迫使约翰远走美国。约翰走后，博尼克又为拯救即将破产的家族企业，诬陷约翰盗窃公款。博尼克经过15年的钻营终于成为了小镇上的“社会支柱”，又借着替小镇修铁路之机，与镇上的资本家进行房产投机。当知道其罪行的约翰和楼纳从美国回来时，博尼克非但不肯承认罪行，之后更为了掩盖自己的丑事险些将约翰置于死地。就是这样一个品行低劣，狡诈阴险的人，却被认为是那个社会的“道德楷模”和“社会支柱”。 易卜生从三个方面刻画了博尼克这一资产阶级社会典型的人物形象。一是博尼克的社会关系方面：博尼克是社会上的头面人物。剧本一开始就描写了聚集在伯尼克家的几位资本家太太对他的赞扬。与博尼克家交往的都是些社会名流，由此可见博尼克的声望。二是家庭关系方面：博尼克的家庭是社会上“正统”家庭的典范。博尼克从不让妻子参与他的事业，也不让妻子与他坦诚交换意见。他与妻子说得最多的话便是：“贝蒂，女人不懂这些”，“贝蒂，这种事你不爱听”，“告诉了你，你也懂不透其中的道理”。博尼克常常训斥儿子，整天希望儿子能成为与他一样的“社会支柱”。楼纳和约翰是博尼克妻子的姐弟，并且楼纳是博尼克以前的恋人，约翰又是其恩人，博尼克却既为两人敢于反传统的行为为耻，又为两人知道自己的秘密而深感恐慌，甚至打算谋害恩人约翰。三是博尼克与工人的矛盾：博尼克与工人代表渥尼在使用新机器的问题上起了争执，他便毫不留情的要解雇祖孙三代都为他服务过的渥尼。 易卜生通过对博尼克在人前人后的对比，再现了资产阶级的虚伪、自私、残酷及软弱性的本质，并且通过对几个典型人物的描写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虚假与冷漠以及社会中妇女地位的现状。 来源：世界文化

玩偶之家》(1879),又译《娜拉》或《傀儡家庭》。
女主人公娜拉伪造父亲的签字向人借钱,为丈夫海尔茂医病。丈夫了解原委后,生怕因此影响自己的名誉地位,怒斥妻子下贼无耻。当债主在娜拉的女友感化下主动退回借据时,海尔茂又对妻子装出一副笑脸。娜拉看透了丈夫的自私和夫妻间的不平等,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愤然出走。
恩格斯曾指出,娜拉是有自由意志与独立精神的"挪威的小资产阶级妇女"的代表。剧本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和妇女解放等问题,但没有也不可能作出解决。《玩偶之家》演出后,引起了激烈的反响。娜拉要求个性解放、不做"贤妻良母"的坚决态度,遭到上流社会的责难和非议。但易卜生并没有在责难面前退却,他继续创作问题剧,揭露社会问题
1891年,易卜生以名作家的身份回到他的祖国。他后期创作的《建筑师》(1892）和《当我们死而复醒时》(1899),是自传性质的作品。1900年中风。长期卧病后于1906年5月23日去世。挪威议会和各界人士为他举行了国葬。
学者日不落在《简约解读世界性的戏剧大师易卜生》中指出：“西方世界在高速发展,而时间对于中国却好像是一只生了锈的钟,在停滞中腐烂着！如“元代大都，传来呜呜的号筒声，一列行刑的队伍穿过大街。一个蒙受不白之冤的年轻女子就这样被押赴刑场。许多善良的人们慨叹这位女子的悲惨命运。临街酒馆里的刘大娘向关汉卿讲述了女犯朱小兰的不幸遭遇以及她的悲惨身世。朱小兰的悲剧激起了关汉卿对这个弱女子的无限同情之心和对官府衙门草营人命的无比愤慨（引用网络资料--引用于姜方的博客）。”。关汉卿大约生活在1240--1310年之间，而挪威杰出的剧作家、诗人易卜生（又译作：易仆生。他为世界文库留下了绚丽多彩的二十五部戏剧和丰富的诗歌、书信、文艺散文。），却生活在1828～1906年之间，其代表作《玩偶之家》，可以和关汉卿的《窦娥冤》同样在今天享誉世界。旧中国知识分子结构里，没有多少懂易仆生的,除了古希腊悲剧,仅知道点《窦娥冤》。“写作,既是坐下来判断自己”易仆生在自己的作品的扉页上写下的这句话，如同他的剧作一样深刻，是一个时代的缩影。生活在十九世纪的他，被被人们誉为“现代戏剧之父”。这位北欧文化巨人，以社会化性的哲学思想、丰富的人生观，反映了挪威那个特定的时代。易仆生作品中的“娜拉”（《娜拉的出走》），就是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女权运动影响的产物，再或者说起码反映出那个时代的妇女从经济方面要求解放、在受教育和立法上争取权利、博得与男性的平等。无疑，易仆生的作品有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子。如果说严复单单基于英格兰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自由主义保有理论的基本可靠性,而胡适以易仆生主义解说自由主义。因为新文化运动，胡适就文学革命发表理论文章，在“新青年”辟“易扑生专号”提倡妇女解放，为那场思想解放运动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中国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恐怕也如此。家易仆生曾说:“艺术家用生命铸造生命,用灵魂锻造灵魂,当他完成一件作品后,便把一部分生命留在原作里,成为可以感知的活体。”是的，人骨里的本能决定屈从群体的倾向，一个作家的笔必须违背大多数人的意志，并非人云亦云，而是突出个人争取自由的天性，因此易仆生不愧为“伟大的问号”。《培尔金特》，挪威著名戏剧大师易仆生的经典之作。 挪威作曲家格里格（Edvard Hagerup Grieg 1843-1907），运用挪威民间音乐，根据易仆生同名诗剧，创作了具有鲜明民族色彩的配乐诗剧《培尔.金特第一组曲》和《培尔.金特第二组曲》。正如易卜生对一位看不懂他的戏剧的德国读者说：“你若要充分了解我，必须先了解挪威。”他晚年作品，更是他人生的写照。易卜生，伟哉伟哉！。
现代戏剧之父易卜生
挪威首都奥斯陆南边的小城斯基思，是个保留着北欧中世纪建筑的城市。城中，那座塔楼高耸、气势雄伟的大教堂，更让人们惊叹不已。 一天，有个满头鬈发、相貌俊秀的孩子路过教堂时，突然吵着要陪伴他的女仆带他一起登上塔楼看风景。当孩子从高空看到自己家的房子、广场的车马、只有玩具一般大小的行人时，兴奋得拍手欢呼起来。这一刻，他从高空看世界的感觉，似乎影响到这孩子的一生。
几十年后，这个名叫易卜生的孩子成为著名的剧作家。他写出了好几部剧情紧凑，用人物遭遇生动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的剧本，剖析了人世间的虚伪和罪恶，突破了戏剧多年来以历史传说故事为题材的传统，不但震动了挪威，还影响了欧美。这些戏剧深刻揭露了假、恶、丑，正如他在《在高原》一诗中所说：“我从高处看人群，看清了他们的真正本性……”
1874年夏天，在丹麦哥本哈根，写了多部戏剧、已经成名的易卜生与朋友劳拉交谈时，劳拉告诉他，她因为一时筹不到钱支付丈夫治病的费用，只得伪造签名借钱。她万万没想到丈夫后来得知此事后，居然拒绝原谅她百般无奈之际的行为。她的家庭就此破裂。这个男人气量太小了，易卜生当时这么想，可他又想起前些日子读到的挪威女作家科莱特的小说《职业的女儿们》，书中流露出争取妇女自由解放的激情……
四年后，暂居罗马的易卜生开始用笔写下他的思索，那是一篇题为《关于一出现代悲剧的札记》的文章：“世界上有两种精神的法律，两种良心。一种是男人的，一种是妇女的……这个社会纯粹是男权社会，一切法律都由男人制定……”
他放下笔，又想到现在的家庭，几乎与封建时代一样，妇女没有独立的人格，仍然是男人的玩偶。易卜生思考着。又过一年，他写出了剧本《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剧本出版两个星期后，就在丹麦的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次公演。
大幕拉开，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的是奥斯陆一个银行经理海尔茂的家。快到圣诞节了，这个家庭多么温馨啊，圣诞树送回来了。海尔茂温情地称呼妻子娜拉“小宝贝”、“小鸽子”。他爱自己的妻子，从不在外寻花问柳、酗酒闹事。娜拉好像也挺幸福，她结婚八年，成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好几年前，因为海尔茂患病要去疗养，娜拉手头没钱支付，百般无奈只得背着海尔茂假冒自己父亲的签字，向银行借债送丈夫去看病。这些年来，她省吃俭用积钱还了这笔债。
眼下，升任经理的海尔茂要解雇职员柯洛克斯泰。柯洛克斯泰是当年娜拉冒名借款的知情者，他不愿失业，写信向海尔茂告发此事，威胁他。海尔茂看信后居然对娜拉大发雷霆。当柯洛克斯泰听人劝说后，写信表示绝不再提此事时，海尔茂又对娜拉亲热起来。这番周折让娜拉终于看清丈夫海尔茂的虚伪本质，也明白自己在家中只是海尔茂的玩偶和消遣的东西。她愤然离开了这个家。
《玩偶之家》形象生动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的市侩气和虚伪，揭露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的压迫。它的上演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戏鼓励妇女不顾家庭、丈夫和女儿，独自出走。简直是伤风败俗……”
“这出话剧的结局，应该改成娜拉放弃出走的念头才对……”
这种种用“道德”来否定《玩偶之家》意义的言论，使易卜生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易卜生坚持自己的立场，继续写出《群鬼》、《人民公敌》等戏剧，用作品反击那些披着道德外衣的伪君子的恶毒攻击。在《人民公敌》中，那位坚持揭露有毒水质污染环境真相，而被竭力掩饰真相、制造虚假繁荣的官员、绅士们宣布为“人民公敌”的人物——斯多克芒医生，在舞台上大声说：“难道我就心甘情愿地让舆论、让这些多数派和这些牛鬼蛇神把我打败吗？对不起，办不到！”“靠着欺骗过日子的人都应该像害虫似的被消灭干净！”
这些台词正是易卜生的心声。
《玩偶之家》的结尾，娜拉出走之后向何处去？是个问号。《人民公敌》的结尾，坚持真理的斯多克芒医生成为孤独的少数派，不但自己失去了工作，连同情他的女儿、朋友也都失去了工作。他今后怎么办？也是个问号。易卜生这类揭露现实的戏剧，没有走传统戏剧在剧情高潮中解决问题的老套路，而是提出问题，激发观众去思考。因此他被称为“伟大的问号”。
易卜生在一些取材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的戏剧中，同样注入他对人生意义的思考。在《培尔·金特》中，他写了一个富于幻想、终日懒散生活的青年培尔·金特流浪闯世界的经历。培尔·金特遇到过妖魔，后来又贩卖黑奴发财致富，干了不少坏事，最终破产潦倒，回到了家乡。《培尔·金特》公演时，观众看到戏临近结尾，舞台上的培尔·金特在剥一只洋葱，他剥去一层又一层，剥完了所有的皮，什么也没有找到。易卜生通过这个具有强烈象征性的情节，突出了全剧的哲理：自私、专横地向生活索取的人，最终是一无所有。
易卜生七十八岁时在奥斯陆逝世。他留下的《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等剧本成为世界各国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作品，他的创作对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的欧美戏剧产生深远影响，因而被称为“现代戏剧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