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的多，自己看着办把，
　　当我第一次看到“复活”这个书名时，我心里就产生了疑问：谁，怎样就复活了？然而当我把这本沉甸甸的大书从书架上拿下来时，我知道了答案就在这一片片的白纸黑字里，只有用心去读，才能体会到作者叫它“复活”的用意。
　　看完了书，合上书页后，聂赫留朵夫成了一个思考的对象。这本书的主人公就是他。贵族青年聂赫留朵夫早年与家中的女仆卡秋莎产生了爱情，但没有过多的表露。当他做了几年的军官回来后，原本善良的他变成了一头野兽，他玷污了卡秋莎，给了她一笔钱后就抛弃了她。在一次法庭审理案件时，聂赫留朵夫作为陪审员，目睹了审理马斯洛娃（卡秋莎）毒死人命案的经过，当马斯洛娃的眼睛扫过他时，他心里极度恐慌，并产生了自己无法控制的悔恨情绪。随后的几天里经过思想的斗争，决定“救助”马斯洛娃，及其他一些受苦的人并与马斯洛娃一同流放到西伯利亚。
　　读罢这本《复活》，我的感觉就是聂赫留朵夫能洗心革面，便会他原来的自己实在是非常不容易。早先他只是一个善良的贵族青年，过着属于自己内心真实想法的生活，与卡秋莎也只是单纯的喜爱。但是周遭的人不但不认可他，反而觉得他很好笑，使他逐渐不信任自己的善良。经过三年的军旅生活，他更深刻的感受到了这一点，并决定做“跟大家一样的人”。这使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益主义者”，迷恋酒色，享乐成癖。他把女人当作玩乐的工具，于是便在回来后诱奸了那个曾经单纯可爱的卡秋莎。但是在法庭上的相遇为他敲响了警钟。他不敢直视马斯洛娃那双斜睨的眼睛。他感觉是自己曾经的举动迫使卡秋莎堕落成现在的马斯洛娃，一个妓女，囚犯。于是经过多日的思想斗争，他找回了自己的本色，他要去“救助”马斯洛娃，并要彻底拯救她，与她结婚。这就是聂赫留朵夫的第一次复活，这让他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它有许多被污染的地方需要清理。然而，我认为聂赫留朵夫能做到这一点的确是很不容易，这也是给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在周遭可以说是十分恶劣的环境中，他堕落了。可他能被与马斯洛娃的重逢所震撼，并决定重新做人，这说明了他的本质还是善良的。他重新开始记日记，“同自己谈话”，“同人人身上都存在的真正的圣洁的自己谈话”，这是他人生的转变。试想，在一个人人都享乐的贵族环境中，一个公爵，只因一个妓女、囚犯的一个眼神就改变了自己，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然而聂赫留朵夫却做到了，而且是在那个妓女、囚犯近乎于玩弄的态度下做到的。这不得不让人好好思考一下自身。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聂赫留朵夫的第一次复活不仅“救助”了马斯洛娃，让她明白世上不知是黑暗，还有善良的人，也“救助”了其它受着不公平待遇的人。他帮助被诬陷的囚犯，去找典狱长、副省长，那些它并不想见的人。复活的聂赫留朵夫成为了黑暗社会中的一个亮点。
　　至于他与马斯洛娃一起流放到西伯利亚，并不顾马斯洛娃已不再需要他，仍旧希望马斯洛娃能宽恕他，并想继续帮助马斯洛娃，这也就是聂赫留朵夫真正的复活了，他已经彻底从一个贵族公爵便回一个善良的人了。
　　想想聂赫留朵夫，再想想我们自己。他在一个不甚明朗的环境中复活，找回自己
　　，而我们在一个十分光明的环境中就应该做得更好。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很多让人无法接受的事实。在报纸上曾刊过有个见义勇为的人总是不遗余力对不正确的事做出纠正。有次他看见卡车司机乱吐槟榔汁，好心的劝他，却因而被打了几乎送了半条命！真是讽刺，报上这活生生的案例使的原本热心的人不由得犹豫起来，最后大家看到不公平的事情不再劝阻，变成一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这是一个好人的“堕落”。
　　再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如今有许多学生不好好学习，天天往游戏厅、网吧跑，家长、老师教育了半天，可惜学生不仅“坚决不改”，还“变本加厉”。学生不学习，也可以适当休息。但是根本不把学习当回事，只顾“休息”就是“自甘堕落”了。在一个很好
　　的环境中不知道珍惜，倒显得不如到差的环境中体会一下再回来的好。可是又有谁会到差的环境中去体会呢？既然没有人想去，那么就是人们不知珍惜了。
　　《复活》使我懂得了人的善良又多么重要。珍惜现在良好的环境，真正去付出自己，把握生命的每一刻，不让一丝一毫的不良因素动摇自己，这才是生活的真谛。
　　最佳答案检举 这就是先生带给我们的他的边城,一座沉默的城,从开始到结束似乎都在隐忍着什么.翠翠就是这座成的化身,从恋上那个可以让她连做梦都能被他的歌带的很远的人开始,她就选择了沉默,虽然内心起伏不定,表面却始终如一.祖父在雷雨夜里去世,天保淹死,白塔坍塌,翠翠依旧无法摆脱母亲的命运,惟有等待, “那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就会回来.”
　　我一直在想是什么让先生将这么一个善良的童话描画的这么悲伤,先生出生在19世纪初, 在当时,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刚在西方列强虎视眈眈下结束了长达1000多年的封建奴役统治,又正处于军阀混战的最黑暗的时期,一方面受长达千年的封建思想影响,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大举入侵,让本来就饱经战火的中华民族雪上加霜.在那动乱的年代里,中华大地烽火连天,人民群众陷入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先生毅然选择了湘西这片纯朴美丽的土地,这些温良率直的人们,用诗一般的语言一片一片的轻声述说着整个民族的悲哀,召唤我们炎黄子孙本性的良知,正是因为爱得深沉才孕育了这些带着哀思的文字.
　　我总在想,取名边城,在先生心里就这么“遥远”吗,还是在先生心灵深处正守护着什么?其实我们每个人心灵深处不都有一座“边城”?也许先生那座悲天悯人的城以随历史的洪流沉入那厚重的底色中,而留给我们的是对人生和社会的思考.
　　寻我的边城,寻心灵的那份宁静,我想我是会有一座边城的.

《边城》读后感
短篇小说《边城》，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边城》，最为浓郁地飘绕着沈从文先生的湘西风情。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诗歌般精妙的几笔点缀，给人留下了悠长的惋惜和无限的牵挂期盼。
读沈从文《边城》之随想
昨晚看完了沈从文的《边城》，说不出的感觉，心里好像有点堵。庆幸自己生活在今天—— 一个可以不必再压抑情感、不再那么缓慢的时代。当然，也被文中秀美、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纯朴的民风所深深吸引，仿若自己也成为边城的一员，呼吸着那里纯净的空气。
其实，了解一个社会的生存状况，从男女之间的婚恋关系中最可明晰，虽呈现的是男女间的关系，可暴露的却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道德的状况。男女间那源于自然的神秘吸引，中间隔着整整一部人类的艰辛历史。
美丽的边城，由于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其实还是一个人性受束缚程度较低的环境，可是，我们依然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身上感受到深刻的历史痕迹——那已经深植于中国人血脉中的痕迹。
翠翠，一个青涩、情窦初开的女孩儿，她的羞涩是自然的、不做作的，但却是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在每一个女人血液中的沉淀——是的，是经济文化的产物，而非原初性的；是属于东方的，而非人性的；是人类社会的产物，而非动物的本能。——是的，那深刻在女性血脉中的面对男性的自卑，那压抑真实感情、等待幸福降临的被动，都是人类几千年历史所赋予女性的性别特质。
那位深爱着孙女、渴望孙女能够得到幸福的善良、可爱的老船夫，亦无法跨越历史和时代所赋予他的局限性。为了孙女的亲事，他内心所呈现出的渴望、焦虑、自尊、自卑、掩饰、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矛盾、挣扎——是那样令人痛心和无奈。是的，他岂是在与自己的内心斗争？他是在与整整一部人类历史较量，他怎能超越时代给孙女一份自己把握的了的幸福？—— 最后，老船夫带着一生巨大的遗憾走了，他无法把握女儿的幸福，亦无法把握孙女的幸福。而翠翠，除了等待幸福，还能有第二条可以通向幸福的路吗？
其实，这岂是发生在一个边城的故事？这难道不是中国几千年来天天在发生的故事？那坐在溪边高岩上默想的又岂是翠翠？那难道不是千百年来无数渴望幸福的女人？
是的，谁能把握自己的幸福？谁又能跨越历史享有不受时代束缚的幸福？——男人与女人的真正相遇，中间真的是隔着千山万水、隔着一部厚重而艰难的人类成长史。可那样的一天真的值得期待、值得向往，因为，那是人性真正解放的日子，那是人类走出历史阴影的日子，那是人类不仅在物质上也是在精神上真正丰盈的日子——尽管路还很长，但值得人类不竭地追求和向往。
忽然就被那些大胆直白的、洋溢着青春喜悦的男孩、女孩，男人、女人间那一点不古典、一点不含蓄的“我爱你”深深打动！竟至要流泪了——因为想到了翠翠。
《边城》读后感
边城此文读来乡土气息极重，我十分喜爱，可能因为从小也是长在乡土气息重的县城有关。读此文，就如闻到了故乡的气味。
三四年的边城，如鲁迅的药，冰心的小桔等其他现代小说般，十分多的象征，且善用象征，十分的妥帖，不像如今排山倒海，不入流的东西们般，牵强附会，全是噱头。
但是作为一个水平有限的学生，分析它的象征，实在一件过于高难度的行为，况，70年来，人们所通读透解，加上沈从文先生自己也提过一二，具体他指的是何物，所以我若排除人们所公认的象征，去努力发现新的象征，必然落入晦涩牵强的套路。
故此，我将试着谈论我的感受，沈先生的作品所弥漫出的沁人泥土味道。
边城，出这样一个名字，沈先生显然是想表现不为功利所染的淳朴风土人情。文中所出现背景和事物大都为自然物或与自然融为一体的东西――自然和人互相握手的产物，河流，山，渡头，渡船，竹林，茅屋，小镇。文中的人也是不功利的。爷爷摆渡死不肯收钱，反而到处请人喝酒，买猪肉互相推钱，小镇里婚嫁自由，只要儿女们喜欢。即便是文中最有钱的顺顺，也是一个不十分在意钱的人，慷慨得很。而小镇里，有钱人家的儿子喜欢穷人家的姑娘，抛了门当户对的聘礼，要娶穷人家姑娘，也不是什么新闻。可见，边城，这样一个地方，是重义轻利的，不为商业气息所熏染变质。
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文中所说的寄食者（妓女）文化，也如此的与众不同。即便社会上最势利的东西的产物，小镇里最势利的角落，也因人的淳朴，也是如此的敷衍着势利，而尽力过着如此人性化的生活。甚至，楼上的歌声，也就是她的生计，可以因为河上的一个口哨，而嘎然而止。
文中处处不点出边城的不功利，人人以反功利为荣。从中透露出沈先生对此的喜爱。
下面我重点分析一下爷爷的重义轻利。孙女俩生活拮据，可爷爷却为人如此的“不爱钱”，似乎与钱有仇般，处处与钱为难。实际上，爷爷是传统的边城人思想，以不爱钱为荣。
文中几处自豪的提到茶峒人平素品德，而正因为爷爷的性格正符合茶峒人的道德观，所以为人们所推崇，提起渡船，无人不知那个豪爽老人，当然，可以说每个人都摆渡，所以知道她，但是，从文中人们对老人的熟悉和态度可以看出，人们对他性格的尊敬，甚至他去买东西，“一定有许多铺子上商人送他粽子与其他东西，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人一点敬意”。
文中有个细节，翠翠不愿去看热闹，要与爷爷守船时，爷爷便拿茶峒人品德去压她，以使她乖乖去玩。为什么要品德压一个女孩子呢，因为对爷爷自己，这是最具权威性的东西，所以下意识的拿来“恫吓”翠翠。
文中描述了当事情与钱发生关系时，爷爷的处理方式—-一定是互相推诿，仿佛钱是人人都不要的东西般，在这些争执里，谁要是最后占了钱的便宜，谁就是输家。这倒是让我想起了故乡的风情，有时也是如此。互相推诿前遍，来来去去没个停，有时甚至掷钱与地上，而人奔走开了。
文中也安排了几个推钱的场景，读来就如生活中发生的事般真实。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与屠夫的争执，还有一个定要留钱的摆渡客。沈先生对此类场景津津乐道，可见他对这种风情的喜爱。人人以情义为重，一不要钱为荣，这便是沈先生所念念不忘的人土风情。
但是文中也表现了重利轻义的外来文化，透露出沈先生的担忧。边城中最具“势利”性的，就是那间碾坊，而碾坊的主人出场，就是金钱相伴，她描述了夫人十分自然地从身上摸出一铜子，塞到翠翠手中，就走了，完全不解当地风情。当然，我并没有说谁的错，我是说，碾坊陪嫁，之类的事情，可以看出，王团总家，即便不是以金钱在思维，也是十分地看重金钱，并且毫不掩饰，这与边城风情，就本质的不同。
边城式的乡土气息，在外来文化的侵蚀中，到底往何处去，这是沈先生的深沉担忧，她既爱这泥土气味，憎恶重利轻义，以乡下人自居，但又看到大势必然，纯粹爷爷式的文化传统行将死去，翠翠的去向象征着这边城文化到底往何处去。其实，不论往何处去，都不是沈先生想要的，沈先生都不会以为是喜剧。嫁大老，沈先生对大老不满，嫁二老，象征着本土文化的变质，出走，则如鲁迅言，不是回来，就是堕落。以上象征，是他人观点，但十分符合沈先生的本意。但是以沈先生的性格，又不愿看到翠翠又不好的结局，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其实竭力呵护着他们。因此，边城以等待做结局，不让翠翠走向必然翠走向的未来。又或者，沈先生在等待更好的结局，等待拯救翠翠与本土文化且符合沈先生自己心意的方法。他让翠翠的等待留在纸上，几十几十年的等下去，希望等到翠翠好的出路。
看看我们周围的世界，翠翠所象征的文化，到了今天，真的得到好的出路了吗？或许，得到了拯救，或许，只留下了残迹而已。
或许，只有沈先生的碑文永留世间-------照我思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理解人。
只有沈先生描绘的朴实的人的美，是必然留存下去的。或许，为先生写点悼念的话，只能写三个字。
——美永存
《边城》读后感
生活是活动的，图画是静止的。生活供以人生命，图画供以人欣赏。
农村山城是一幅静止的图画。千年万年不变。生活里面的人叫画中人。他们在社会上地位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画中一切于画外的人永远充满向往。
东晋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记载：问今是何时，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些无论魏晋的人的生活在别人眼中却是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怡然自乐。
沈从文也有文《桃源与沅洲》说：“千百年来读书人对于桃源的印象既不怎么改变，所以每当国力衰弱发生变乱时，想做遗民的必多，这文增添了许多人的幻想，增加了许多人的酒量。至于住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
农村的确只是失意人酒后的谈资或闲暇人的雅兴。至于生活在那里的人呢，却无人以为自己是神仙和遗民。他们生存在所谓的世外桃源，承载着图画的完美与历史的厚重。他们无法摆脱如画般静止的命运与生活。这潜在流动的悲剧命运。
《边城》里那一种沉重古老静止的边城风景，以及边城小人物的生活状况，如画。而画中的人物呢？
茶峒，小溪，溪边白色小塔，塔下一户人家，家里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太阳升起，溪边小船开渡，夕阳西沉，小船收渡。这生活无形中就够成了一幅图画，有如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这意象与味道。
它们沉淀了恢弘沧桑，沉寂凄婉的悲壮。
作为图景，有永不褪色的鉴赏价值，浓厚的乡土气息。作为真实，却有它无法承载的厚重。作为生活其中的人更是另种悲凉，无奈。
翠翠的母亲与一个军官私生下她就早死去，父亲她刚诞生起就远去。从小相伴翠翠的是黄狗，爷爷，渡船，渡口以及对母亲依稀回忆。成年累月感受的是临溪石头，天光日月，河风。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的黑黑。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一只小动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鼬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俨然图景中一道风景。她生活在这亘古不变的图画里。
风和晴朗的天气无人过渡，镇日长闲。祖父同翠翠便坐在门前大岩石上晒太阳；或把一段木头从高处往水中抛去，镞的使身边的黄狗自岩石高处跃下把木头衔回来；或翠翠与黄狗张着耳朵听祖父讲城里很多年前的战争故事；或祖父同翠翠两人各把小竹做成的竖笛含嘴里吹迎亲送女的曲子……
遇到过渡的是新娘。翠翠必争着做渡船夫。站在船头，懒懒的攀缘缆索让船缓缓过去。花轿到岸拉，翠翠必战在小山头，目送这些远去，方回转船上，把船靠近近家的岸边。独自哼唱或采一把野花束在头上装扮新娘子……
平静，古老而祥和，自然朴实。
然而翠翠却是敏感脆弱，孤独忧伤的。
倘使爷爷死了……吊脚楼上的曲声与这幽怨的心思相对应。倘使爷爷死了，会有户人家等着她？这是她唯一透破这图画的路？引出了翠翠心中隐秘幽暗的一段爱情故事。笔触冷静平淡，语句没有任何宣染艳丽。白描淡淡的不能再淡。然而白描中仍看到结果的厚重。隐秘忧伤的是他们的爱情没有开始就消失。翠翠不做声，心中只想哭，可是没理由可哭。祖父再问下去，便引到了翠翠死去的母亲……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
原来来做媒的是为老大。而站在对溪高岸竹林里为她唱歌的却是老二。老二想做云雀，老二有诗人性格。翠翠喜欢老二不喜欢老大。文字总在二老是为要一座碾水房还是一只渡船着游动，在渡船上爷爷反复询问中延续。老二爱翠翠，喜欢翠翠，他在碧溪阻为她唱了一十七个晚上的歌。他认定自己命中就是个撑船的。翠翠感觉生活太平凡了，感到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翠翠梦见在梦中被一个人的歌声浮起来，上悬崖摘了一把虎耳草。
而先说媒的是老大，老大却死去了。翠翠还不知怎么回事就背上了莫须有的罪名。老二因为家庭的阻力，舍弃翠翠下桃源去。翠翠的爱情破灭。爷爷死了，她仍与黄狗来弄渡船。
整个只在一幅平静沧桑的的图画中。给人无以承受的悲呛，无以承载的重量。画外多少人对这种白描的图画不感兴趣？不会想象那里是个世外桃源？但有多少人真正去过文中所表叙的生活？生活不是图画。生活需要流动。
到了冬天，那个塔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茶峒。凄凉朴素，忧伤结束了。
所有心思浮动，所有山川日月沉静入画中，凝结画中。沉积它厚重的背景：世外桃源还是小山城？小山城是世外桃源，可那种生活却不是想象的。所谓无论魏晋的人从不知自己是神仙和遗民。生活不同图画。
《边城》读后感
《边城》展示给读者的是湘西世界和谐的生命形态。《边城》中的一切都是那样纯净自然，展现出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边城》也许是作者努力建构的充满自然人性与牧歌情调的世外桃源。
一、人性的张扬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代文明已经渗透进边远偏僻的湘西，作家感到昔日宁静和谐的生活环境与淳朴善良的民风将难以维系。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在文学作品中构筑一座供奉人性的小庙而已。”在这部小说里作者塑造了一群闪耀着神性之光的理想人物。这也许是作者对人性美的热着与热爱的表现，作者是极力张扬人性中善的一面的。在小说中人性中庄严、健康、美丽、虔诚等都有所展现，一切都充满了善，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环。
二、命运的无奈
小说中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天保与傩送一个身亡，一个出走，祖父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死去，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以悲剧告终。一部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小说却以悲剧而告终，这不能不使读者陷入无边的怅惘。作者自己曾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
故事中5月中的斜风细雨，以及那6月中夏雨欲来时闷人的热沐浴着湿润与和谐的水边小城，朴实、率真的人们在和谐的环境中自然地生活着。比如翠翠，思想是那样的单纯，没有任何杂念，气质中透着自然美。所以“文明”社会古旧的礼法与习俗在自然人性面前难以施威。然而，当生活中的各种情感都顺乎自然向前发展时，却有着这样那样的阴差阳错与偶然，仿佛一切的一切冥冥之中都是命运的安排。现在和过去的、生存和死亡、恒久与变动、天意与人为等诸种命题，常人都是无法解释而又无法摆脱。所以说笼罩在整部小说之上的是一种无奈的命运感。�
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的小说却是个悲剧的结局，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却处处受命运的摆布，快乐、自由生活的人们都有一种难解的凄凉……也许就是这一点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才提升了这部小说的阅读价值吧。
乡下人
沈从文笔下的“乡下人”并非现实乡下人的写照，而是沈从文在回忆湘西时，对乡下人的一种理想化描写，沈从文自称“我是一个乡下人”， 对乡下人的想象基本囊括乡下人的所有方面。
自然的性爱观，乡下人对性的直言不讳，是沈从文写他们的原由之一，乡下人的性爱炽热、真诚，哪怕是水手和妓女的性爱同样充满生命的激情，柏子劳累一月所的工钱全给了妓女，妓女对水手的爱同样是一种畸形的忠诚。在《阿黑小史》中，阿黑与五明的性爱得到父亲的认同，年轻人，非要变成一个人，似乎没有不可以的理由。这与城市人形成鲜明对比，不注重物质。
自然的人生观，《三三》《萧萧》等文章中，人物生活自由自在，不受任何约束。
《边城》读后感
水令/文
一条溪，
淌了千年，
却冲不淡那一份幽柔的情。
一首歌，
唱了千年，
却道不尽那一段缠绵的爱。
一个是豪放豁达，
一个是美丽温柔，
却同是一种相思，
一处哀愁，
而愁的对面，
却是一份割舍不断的手足深情。
碧溪水清纯而柔韧，
茶峒山淳厚而坚定。
依山傍水的缘啊，
却是生生世世的宿命一场。
唱一夜传情曲，
摘一把虎耳草，
你，却在梦里流了泪。
坍塌的白塔，
挡不住坠落的流星。
一生的亲情啊，
也随着这一场浊雨落入碧溪远去。
不曾回来的歌声啊，
是谁为你把灵魂浮起，
是谁为你把命运固锁。
是这一溪碧水，
是这一片翠竹。
来来回回的渡船只做着一个梦
———找寻那一片温柔的磬香，
可终究离不了那摆渡的绳索，
只得翘首远方的凶滩，
守望一生的迷梦。
边城生活的单纯：……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些人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安于生活，或许有些小市民主意，但那却是惬意的，真实的，快乐的，纯朴自然的

-短篇小说《边城》，是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写于1933年的一篇作品，这座《边城》，最为浓郁地飘绕着沈从文先生的湘西风情。
《边城》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边地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
《边城》以清末时期的湘西茶峒地区为背景，以“小溪”渡口为起点，绕山岨流的溪水汇入茶峒大河，展开了旷野渡口少女“翠翠”与山城河街“天保”、“傩送”兄弟的动人爱情故事。沈从文先生极为优美而流畅的语言文字，如诗如画般描绘了白河沿岸恬静幽美的山村，湘西边城浓郁的风土民情：“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布衣裤，可做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的，无处不朗然入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 。这些充满了自然真朴与生息传神的描写，给人以极美的享受。
随着故事的展开，《边城》描述了河街繁华祥和的码头市井，湘西淳朴厚道，善良笃信的世道民风。河街虽有“一营士兵驻老参将衙门”，有地方的“厘金局（税收征稽）”，却仿佛并不存在，林林琅琅“五百家”，各处是一片繁忙的劳作、古朴的店铺、悠闲的生活景致。“船来时，远远的就从对河滩上看着无数的纤夫……带了细点心洋糖之类，拢岸时却拿进城中来换钱的。大人呢，孵一巢小鸡，养两只猪，托下行船夫打副金耳环，带两丈官青布或一坛好酱油、一个双料的美孚灯罩回来，便占去了大部分作主妇的心了”。河街上，就连妓女也为世风所感，“永远那么浑厚……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在远远的一个人身上，做梦时，就总常常梦船拢了岸，一个人摇摇荡荡的从船跳板到了岸上，直向身边跑来”。这些客观生动的描写，反映了沈先生凤凰县生活的深厚基础，当年对“河街”生活细腻的观察，对湘西民俗风情的谙熟，直观与遐想的特写抓住精彩的瞬间，给人以鲜活的生活场景。“河街”上虽有三教九流，以及“纤夫” 、“船夫” 、“妓女”等生活在最低层的民众，但做为当年“新文化”的杰出作家，也许是为了爱情主题，未提及阶级对立或社会矛盾。
我们虽然仅仅是从文字上了解湘西的那个遥远的时代，未必真悟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但《边城》却是沈先生描述的类似于陶渊明笔下的现代“桃花源”，与当时“争乱”的外世隔绝，从中不难看出沈从文先生对和谐美好社会的向往和追求。
《边城》塑造的主人公渡船少女“翠翠”，是纯洁美丽的化身，是《边城》美好的灵魂：“爷爷”老船夫是淳朴厚道却也倔强的老人，他为翠翠美丽而自信骄傲，为了翠翠嫁一个好人家，他不计地位的贫寒低贱，内心凄苦忧虑与责任自信交错。前清解甲流落军官“顺顺”凭着一些积蓄经营木船，事业兴旺发达，又因大方洒脱，仗义慷慨，诚信公道，被众举为“掌水码头”一方豪杰绅士。他的两个儿子“大老”和“二老”受父亲江湖风范教育熏陶，在浪里行船摔打锤炼，皆成为江湖“岳云”式聪明英俊少年。在渡溪或“逮鸭”的竞技后，兄弟二人心中都是与翠翠一见钟情，深深爱上了美丽的翠翠，“二老”傩送为追求翠翠宁可要条破渡船而不要那座“新碾坊” 。“大老”天保在与翠翠提亲的一次次混沌不清的“马路” ，“车路”推辞中，决不放弃对美的追求，执着的兄弟二人互明心事后，毅然甘愿站在月夜山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
《边城》是一幕爱情的悲剧，看似文字轻松酣畅的流淌，实则笔墨浓晕幽幽的凝重，她的感人正是爱情悲剧的美丽。沈先生笔下的妙龄翠翠，细腻的再现了一个少女春情朦胧的心里变化，生动的刻画了少女羞涩的恍惚与冷漠。由于从未有过母爱和做为女性的涉世，心理孤独的翠翠面对痴心爱情不知所措，一次次含蓄埋没，躲避推脱，终于忧郁等待竟是一场悲剧。山崖上再也听不到天保和傩送兄弟月夜的山歌，天保在漩涡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之际又不愿接受家中“新碾坊”的催逼，去了遥远的“桃源”地方。在这令人心碎的时刻，爷爷在吃了掌水码头“一闷拳”的怨恨后，那个暴雨雷鸣的夜晚，碧溪岨的白塔终于倒塌，翠翠唯一的亲人，辛劳一生的老船夫在睡梦中带着忧虑和期待撒手西去。翠翠在杨马兵等人述说中，明白了一切，她痛哭了一个晚上，可是那如歌的岁月似白河流水滔滔而去。
《边城》的结尾也挥洒的十分悲壮幽深，意境深沉：“到了冬天，那个圯坍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歌唱，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沈先生诗歌

梦断边城 ——《边城》分析
作者：云-在-青-天 转贴自：天涯虚拟社区
美国著名文化评论家Fredric Jameson 说：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象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内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沈从文先生的《边城》，就是这样一个关于湘西苗族的“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
用人物象征和心理分析的方法，透视《边城》的深层文化隐喻，可以发现沈从文先生对湘西苗族文化的形象思维图腾和他对苗/汉、中/西文化冲突的思考与隐忧。
(一)
翠翠 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苗族文化女神，是沈从文用“他者”（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质”。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机心后，就又从从容容在水边玩耍了”。
这个形象可以说是“优美、健康、自然”。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麂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向洞庭湖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
翠翠的形象取材于泸溪绒线铺的女孩、青岛崂山的乡村女子和“身边的新妇”沈夫人。《边城》里的爱情故事，讨论的是文化问题，性的话语和文化的话语交织在一起。翠翠的形象凝聚了沈从文的文化恋母情结，铭刻下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的无尽伤逝和眷恋。
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翠翠的父亲是个绿营屯戊军人，严格地说，对苗族文化而言是一种异质（heterogeneity）。翠翠本身是汉文化（父系文化）和苗文化（母系文化）融合的产物。从翠翠父母的爱情悲剧里，我们可以看到汉文化同苗族文化的不平等关系，以及这种权力关系在苗-汉文化关系上的历史冲突和历史悲剧（如乾嘉苗民起义）。
翠翠这个无所归依的孤雏无疑是湘西苗族文化的象征。
“在一种近于奇迹中，这遗孤居然长大成人,一转眼便十三岁了”。
爷爷这个阅尽人事、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的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的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她？”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新的历史的脚步中去呢？
黄狗与苗族盘瓠崇拜和犬始祖神话有关，也与二老傩送有关。《边城》第十节，二老划龙舟翻船落水，翠翠斥黄狗说：“得了，装什么疯，你又不翻船，谁要你落水呢？”又《凤子》第三章，绅士将他的狗取名为“傩送”——“那绅士把信件接到手上，吩咐那只较大的狗：‘傩送,开门去罢’。”
白塔 苗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象征，如风俗淳朴、重义轻利等，也就是沈从文说的“正直素朴人情美”。
渡船 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竿，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线性时间、一元历史）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
“凤滩、茨滩不为凶，下面还有绕鸡笼；绕鸡笼也容易下，青浪滩浪如屋大。爷爷,你渡船也能下凤滩、茨滩、青浪滩吗？”
时间观翠翠“轻轻哼着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玩”，请张果老、铁拐李、关夫子、尉迟公、洪秀全、李鸿章等“云端下降慢慢行”，“今来坐席又何妨！” ——这是一种原始的时间意识。在这里，所有的时间段落：过去、现在、未来都共时性地展现。以祖先崇拜和原型回归为基础的时间描述，通过节日期间的神话和礼仪庆祝活动，不断地获得再生。
边城的人们用端午、中秋、过年等周期循环的节日记录时间，汉族的改朝换代对他们几乎没有影响，西历（公元纪年）还没有进入边城，以西方的眼光看来，“边城”在世界历史之外。
在不舍昼夜的川流上，翠翠一家守着渡船，日复一日地，过着十分拮据的生活。白塔守护着渡头，守护着翠翠一家，守护着翠翠的梦（翠翠在白塔下午睡,梦里为山鸟歌声所浮）。
(二)
翠翠大了，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看到团总家王小姐有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心中有些韵羡、发痴。“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翠翠通过与其他女孩的区别来认识自己，这是形成“自我”的必然途径。
船总顺顺家向翠翠提亲，翠翠想到许多事：“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句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
“老虎咬人的故事”与团总王小姐有关。王小姐以碾房陪嫁与二老攀亲的事重重地压在翠翠心上，“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这是翠翠对“碾房陪嫁”这件事的虚幻的超越。
“四句头的山歌是看牛、砍柴、割猪草的小孩子随口乱唱的” ——翠翠其实仍未脱离童雏状态。
“方坑”与性有关（凹形物），也与死亡有关（爷爷的坟是“方阱” )。从某种意义上说，翠翠（苗族文化）的新生、成人，就是爷爷（苗族古老历史）的死亡。
“铁汁”是少女发育成熟，性的觉醒——翠翠处于少女和少妇的边缘。
翠翠的年龄——十五六岁的少女——很关键。湘西苗族文化的这种“本质”（少女），是沈从文用作为“他者”的西方的眼光看出来的；或者说，在这里，湘西苗族文化被“少女化”了。用（日本）竹内好的话来说：对非西方民族而言，“现代性”首先意味着一种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的状态。
翠翠和大老二老的关系是黑格尔的主客体二元对立的关系：翠翠是少女、被看者（spectacle）和听者，大老二老是男人、看者（spectator，大老二老都夸过翠翠长得好看）和说者（说媒和唱歌）。翠翠只有得到男性（汉族、西方）的唤醒和肯定，才能从少女长大成人，才具有成人才有的“主体性”。翠翠爱情的美满，既是翠翠个人的成人仪式，也是湘西苗族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这里,翠翠个人的发育成长过程与历史的发展是同步的。通过个人的经历展现民族的自我改造，这是成长小说（德语Bildungsroman）的模式。当然，在《边城》的结尾，翠翠的成长并没有完成。
大老二老同时爱上翠翠，这是两种文化观念为争夺湘西苗族文化女神的归属权而发生的历史冲突。大老二老的形象以及他们对翠翠的不同的“看法”和“说法”，应该按照“国家话语密码”来解读。
(三)
大老象父亲——船总顺顺。
沈从文说顺顺的原型是《往事》（1926.11）中的“长子四叔”。《往事》中的一个重要情节是：沈从文和他大哥各人坐在一只箩筐里，被长子四叔从城里担到乡下。《往事》中的人物关系是：长子四叔—大哥—二哥沈从文；《边城》中的人物关系是：顺顺—大老天保—二老傩送。《边城》里大老二老的隐喻已经呼之欲出了。不过，在我看来，顺顺这个形象是“湘西王”陈渠珍的隐喻。
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
“湘西王”陈渠珍（1882~1952），凤凰人，1906年任陆军四十九标队官，1920年代替湘西镇守使田应诏领湘西军政时38岁。在当时湘西军政人员心目中，是个“父亲”的形象。沈从文在《从文自传》、《湘西》等许多作品里，对陈渠珍表示过钦佩之情。《长河题记》里的一段话，对陈渠珍和顺顺都适用：“地方上年事较长的，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唯其如此，多少尚保留一些治事作人的优美崇高风度”。
“大老”的形象，是在陈渠珍的湘西军人政权里，与沈从文大致同龄的湘西同乡军人的隐喻。从某种意义上说，沈从文的大哥沈云麓、表兄黄玉书、堂兄沈万林、好友陆弢以及湘西青年军官顾家齐、戴季韬等都是“大老”的原型。
大老为人处事象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作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对于娶了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想的：“若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南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
大老的想法很容易让人想起1923年陈渠珍的“湘西自治”。1920年陈渠珍任湘西巡防军统领后，整军经武，剿抚兼施，统一了湘西。他提出“保境息民”的口号，在湘西这个独立王国里关起门来建设湘西。陈渠珍兴办教育，设立了师范讲习所，联合模范中学，中级女校，职业女校等，兴办各种工厂、实业、林场等，成立了湘西农村银行和湘西农村研究所等。陈渠珍的“湘西自治”是湘西走向近代的重要一页。当然，陈也有保守的一面。他根据湘西各自然村寨多系同姓家族的特点，效法古代部族制进行统治：以同一家族组成大保或联保；其下为若干同姓的自然村寨，相当于一个大家庭，大家庭以下又编为“十户一联”的所谓小家庭；若干部族联合组成行政乡，乡长由陈渠珍直接任免。这样层层设网，最后由陈总揽。因此有人比喻陈是“湘西土酋长”。湘西人也被人称为“中国式哥萨克”。
大老托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敌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按，指爷爷）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
《长河•题记》里说：“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当时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是几个年富力强，单纯头脑中还可培养点高尚理想的年青军官。然而在他们那个环境中，竟象是什么事都无从作。地方明日的困难，必须应付，大家看得明明白白，可毫无方法预先在人事上有所准备。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写了个游记，取名《湘行散记》，两个作品中都有军人露面。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
沈从文这次回湘西，正是写作《边城》的时候。湘西的古老传统，在“现代”的冲击下“几几乎消失无余”的现状；沈从文对曾抱有唯一希望的年轻军官的失望；和沈从文对“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这个问题的思考，是沈从文写作《边城》的根本动因。这三个方面的内容，通过翠翠、大老、二老三个形象分别表达出来。
《边城》题记里说：“我的祖父、父亲及兄弟，全列身军籍，死去的莫不在职务上死去，不死的也必然的将在职务上终其一生。” 《一个传奇的本事》里说：“……由于这么一种离奇的传统，一切年轻人的出路，都不免寄托在军官上。一切聪明才智及优秀禀赋，也都一律归纳吸收于这个虽庞大实简单的组织中，并陆续消耗于组织中。而这个组织于国内省内，却又若完全孤立或游离，无所属亦无所归。……接田（按，指田应诏）手的陈渠珍，头脑较新，野心却并不大，事实上心理上还是‘孤立割据自保’占上风。……这自然就有了问题，即对内为进步滞塞，不能配合实力作其他任何改进设计。……他本人自律甚严而且好学，新旧书都读得有一定水平，却并不鼓励部下也读书。因此军官日多而读书人日少，必然无从应付时变。对外则保持一贯孤立状态，多误会，多忌讳，实力越来越增加，和各方面组织关系隔绝，本身实力越大，也只是越增加困难。……我想起我生长那个小小山城两世纪以来的种种过去。……在社会变迁中，我那家乡和其他地方青年的生和死，因这生死交替于每一片土地上流的无辜的血，这血泪更如何增加了明日进步举足的困难。我想起这个社会背景发展中对青年一代所形成的情绪、愿望和动力，既缺少真正伟大思想家的引导与归纳，许多人活力充沛而常常不知如何有效发挥，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个个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悲剧宿命中”。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老”即使不死于急流，也必然糊里糊涂地死于各种内战和仇杀（如沈的堂兄沈万林和满叔远的哥哥等），或者为时间和鸦片所毁（如“爱惜鼻子的朋友”印瞎子和“老伴”赵开明等）。 悲剧是宿命的。
沈从文敏锐地看到了“大老们”的悲剧性命运，他不愿大老得到翠翠。在沈从文看来，大老不可能使翠翠得到“主体性”，不可能使湘西走向现代，因此让大老在急流中死去。这是沈从文以西方的眼光，对以陈渠珍为代表的湘西同乡大老们的深刻的文化批判（“国民性”批判）。
沈从文以湘西军人、水手、农夫为主角的作品如《会明》、《柏子》、《连长》、《传奇不奇》、《顾问官》、《张大相》、《贵生》、《一个传奇的本事》、《湘行散记》里的《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老伴》等为我们描绘了各种“大老”的形象，可以看作“大老系列”，对此，当另有专文讨论。
（四）
二老的形象是沈从文自己的隐喻。
沈从文在他的许多自传性的作品中都以“二哥”的名字出现。沈从文和二老的性格在许多方面相似：“我的气度得于父亲影响的较少，得于妈妈的似较多”。“气质近于那个白脸黑发的母亲，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两人都有诗人气质，擅唱情歌（写情书）。《边城》中二老提出代替大老唱歌，沈从文在常德时曾代替表兄黄玉书写情书。
沈从文这样分析自己与“大老们”的区别：“……由于一种偶然机会，少数游离于这个共同趋势以外恶性循环以外（按，‘共同趋势’和‘恶性循环’指陈渠珍等湘西军人们的悲剧性命运）……我和这一位年纪青青的木刻艺术家（按，指黄永玉），恰可代表一个小地方的另一种情形：相同处是处理生命的方式，和地方积习已完全游离，而出于地方性的热情和幻念，却正犹十分旺盛，因之结合成种种少安定性的发展”。
那么，二老的命运是否比大老好呢？二老能使翠翠长大成人吗？二老与翠翠相互爱悦，然而，有碾房陪嫁的王团总家的小姐档在二老与翠翠之间。在苗族文化—汉族文化—西方文化这一多重权力关系中，“碾房陪嫁”这个意象有多层文化含义，我们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 翠翠—碾房—王小姐
“碾房陪嫁”这件事，对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传统而言，是一种异质。“翠翠心想；‘碾房陪嫁，稀奇事情咧’。”在一些人看来，“一座崭新碾房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一座碾房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种异质的，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相反的，唯实唯利的价值观念悄然地进入了边城，不可抗拒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 这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 将在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上摧毁传统生活方式的基础，湘西古老的传统世界行将崩溃。
正如马克思说的：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翠翠心中乱乱的，……‘爷爷今年七十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气？……’”
“翠翠觉得好象缺少了什么。好象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象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
于是，翠翠想象出走——
“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
“出走”是个极富文化含义的意象，是非常“现代”的。因为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冲击，“在家”的感觉（同质的状态）被打破了，传统的和谐世界已不再完整，家园成了废墟。于是要出走——寻找精神家园。
那爷爷怎么办？“怎么办吗？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她！”
翠翠吓怕了，叫道：“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我要你”！
翠翠需要爷爷，需要传统，她不能割断历史。
翠翠“坐在悬崖上，很觉得悲伤。”
“悬崖”这个意象，准确地揭示了翠翠濒临深渊、进退两难的困境：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是所有非西方民族和文化面对西方现代性冲击的共同命运。
假如翠翠真的出走了，那么，翠翠走后怎样？——“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语）。沈从文以湘西少女或少妇为主角的小说，如《一个女人》、《萧萧》、《三三》、《巧秀与冬生》、《丈夫》、《小砦》等可以看作是“翠翠系列”。在这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翠翠的“出走”，以及她们在“堕落”与“回来”之间绝望挣扎的心路历程。
2)二老—碾房—王小姐
碾房是个封闭、循环的意象，它将水的线性流动转换成石碾的周期循环，可以看作是汉族文化（沈从文的父系文化）的象征。
王团总家以“碾房陪嫁”与船总顺顺家联姻，很容易让人想起近代湘西的田（兴恕）家、沈（宏富）家、和熊（希龄）家非常复杂的姻亲关系。据《从文自传•女难》，1921年沈从文在沅州时，有四个乡绅的女儿供他挑选，其中一个是沈的姨表妹，熊捷三（熊希龄七弟）的女儿。“四个女孩子生得皆很体面，比另外那一个（按，指沈苦恋的马姑娘）强得多，全是平时不敢希望得到的女孩子”。“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而且必然学会了吸鸦片烟。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一份离奇的命运，行将把我从这种庸俗生活中攫去，再安置到此后各种变故里，因此我当时同我那亲戚说：‘那不成，我不作你的女婿，也不作店老板的女婿。我有计划，得自己照我自己的计划作去’”。
“碾房陪嫁”预示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一个公式里发展”的“庸俗生活”，这与沈从文来自苗族古老文化的十分旺盛的热情与幻念和少安定性发展的性格是十分不相容的。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什么思想家为扭曲蠹蚀人性而定下的乡愿蠢事”。 二老对“碾房陪嫁”的反抗可以看作是沈从文对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抗。
3)二老—碾房—渡船
“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房，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在这里，“渡船”是苗族文化特殊性的象征，“碾房”是“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的象征。
选择渡船意味着捍卫苗族文化的传统和特殊性。但是，二老“记忆着哥哥的死亡”。 或许，在二老看来，翠翠就象那个象征着爱情的虎耳草一样，“美丽的常常是有毒的”？
选择碾房意味着认同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普遍性，放弃自身的特殊性。这样，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将永远被历史遗弃，沈从文本人也将失去他安身立命之处。
二老沈从文陷入了两难的困境：“我是留在这里享受荒唐的热情，听这神之子支配一生，还是把她带走，带到那个被财富、权势，和都市的礼貌、道德、成衣人、理发匠，所扭曲的人间去，虐待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与灵魂？”
在二老看来，翠翠、白塔、渡船是密不可分的，得到翠翠就必须继承爷爷传下来的古老的渡船，换句话说，爱上翠翠的唯一方法和结果就是继承渡船。离开了白塔、渡船，翠翠将不成其为翠翠；与翠翠所代表的湘西苗族文化完全异质的都市文明将吞噬这“半原始的生物肉体和灵魂”。
沈从文的困境是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造成的。西方在使自己的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是通过“寻找他性”来获得自我认识的。西方总是通过将非西方文化描述为特殊性的东西，从而确立西方文化的普遍性。“寻找他性”的方法随着西方文化的全球化，已变成所有非西方民族认识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方法。沈从文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本质）的认识，也只能用“寻找他性”的方法，以他者的眼光来看自己的文化，以他者——实际上是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所在来看出自己的特殊性。如果没有西方作为普遍性的承载者，就不可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找到自己的特殊性（本质）。在黑格尔的普遍性—特殊性二元对立关系中，越是强调非西方文化的特殊性，就越是加强了西方文化的普遍性，以特殊性反抗普遍性只能使问题加剧（exacerbate）。
沈从文对自己有中肯的分析：“我依然不免受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束缚，和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俨若格格不入。即因此，将不免如其他乡人似异实同的命运，或早或迟必僵仆于另外一种战场上，接受同一悲剧性结局”。
“另外一种地方性的局限”可以理解为沈从文强调苗族文化自身的价值和特殊性，反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霸权的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立场。“阴晴不定的时代风气”是指在急于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中国，各种互相超越、互相攻讦的文化普遍主义 (cultural universalism) 思潮。
在现存的权力秩序中，用文化相对主义( 苗族文化本位) 反抗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或许注定不能成功，这就是沈从文“于另外一种战场上”的“同一悲剧性结局”。
二老“被家中逼着接受那座碾房，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出走了。 大老则是自知唱歌不是二老对手，自弃离开茶峒的。
《湘西•题记》里说：“湘西到今日，生产、建设、教育、文化在比较之下，事事都显得落后，一般议论认为是‘地瘠民贫’，这实在是一句错误的老话。老一辈可以借从解嘲，年轻人决不宜用之卸责，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必须认识清楚：这是湘西人负气与自弃的结果！负气与自弃本来是两件事，前者出于山民的强悍本性，后者出于缺少知识养成的习惯；两种弱点合而为一，于是产生一种极顽固的拒他性。……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二老和大老似乎分别具有“负气与自弃”的性格。在这里，“负气”就是捍卫传统，反抗汉族和西方的霸权；“自弃”是因为缺少知识(当然是“西方的知识”)。“负气和自弃使湘西地方被人称为苗蛮匪区”这句话，类似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说。其实救亡与启蒙是统一的，与西方的权力有关。由于西方率先进行了工业革命，进入现代，迫使非西方民族不得不发展现代性，建设现代民族国家。对非西方民族而言，启蒙本身就是一种救亡活动，而救亡的目的正是启蒙，它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建设现代民族国家。这一点在沈从文身上体现出来。沈从文在他的所有关于湘西的作品里，都采用了启蒙和救亡的双重话语，不论是对湘西苗族文化传统的浪漫的寻找，还是对湘西同乡大老的冷峻的国民性批判，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使湘西不再“被称为苗蛮匪区”。
(五)
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古老的渡船被大水冲走了，事关边城风水的白塔坍倒了，满怀忧惧的爷爷死了，苗族的古老历史中断了。
爷爷葬在倾圮的白塔后面。
年轻时曾为翠翠母亲唱歌的杨马兵接替了爷爷，安排翠翠的一切。“我要一个爷爷喜欢，你也喜欢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我们”、“他们”两个词耐人寻味。边城的人们用“我们”和“他们”的区别和对立来认识自己，并试图维护自身文化的同一性，反抗异质文化的冲击。这是一种典型的“寻找他性”的方法，是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由于西方的权力，也成了非西方认识自身和世界的方法。我们看到非西方对西方的反抗，也不得不使用西方的逻辑(黑格尔的二元对立)，这种反抗只能意味着认同并加强了西方的权力和文化逻辑，而问题在于非用它不可！这就“宿命”的含义。
翠翠清楚自己的对手是谁吗？边城的人们了解这悲剧的含义吗？
白塔重新修好了(这是沈从文的梦想——强烈要求复原曾经

想读《湘行散记》，是从逐渐了解沈从文开始的。沈年少即投身行伍，随军队辗转川黔湘边境。吃过苦，也阅尽了社会的黑暗。心生厌倦后，即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可以说从文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也是努力的一生。只上过小学，但却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以及自己对社会人事的切肤体验和深刻观察，写出了当时社会喜爱的文字，从而跻身当时的“中层社会”。可是他从来都自称是是一个“乡下人”，无时不感觉到，呆在这个群体里愈是长久，愈是感觉和周围的人“格格不入”。深觉自己和周围的人看到的、想到的不一样，因此常常陷于一种让人无法理解的痛苦。对此，沈曾在《湘行散记》里写道：“三三……，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了受难者了。……”
　　读《湘行散记》你会发现，她名虽似游行志记，却并不是一般的出行心情记事。她是沈十六年后因探病母重返故乡途中的所见所感。与其说她是一本回乡散记，倒不于说是沈对当时社会基层民众的忠实叙述，以及对那方河域和生活在它上面的人们深挚而真诚的爱。
　　初读《湘》你会发现，那里有清澈毫无渣滓的河水，有听过之后一生也忘不了的橹歌，有爱说野话却勇敢有力的水手，有可爱质朴却沦为妓女的妇人。但远不止这些，从“老伴”到“滕回生堂的今昔”，你会了解，在那个战乱且无序的年代里，只在沈的视角范围里，就有那么多转徙漂泊，有那么多普通人在战乱里平静的死去，却不为亲人知晓，有那多妻离子别，等待然后平凡的老去，有那么多平凡的人在命运的夹缝里平凡的生，然后在十六年后某个平凡的日子里不期而遇，却不再相识。初读，以为是在读小说，仔细斟酌，才发现是沈人生经历里的一些真真切切的缩影，细细体味竟不禁使人潸然。
　　再往后，从“一个多情的水手与一个多情的妇人”到“历史是一条河”，你会了解到，水手和拉船人拿着少得可怜的收入，却干着辛苦且随时有生命危险的行船行当。冬日三九，天再冷，船遇险时照样往下跳，行船过程中，船遇上险滩，河水再凶猛也得冒着生命危险下水护船，十年如一日。而即使这样，这些水手和拉船人却从不曾失去应有的勇敢和努力。而吊脚楼上妇人，多半因为这个社会的黑暗，以及家庭生计的原因沦落为妓女，而即使这样，她们依旧不失去那一份质朴和可爱，以及那一份对生活的纯真希望。
　　读《湘》你会发现，你情感会随着沈一样流淌，到最后俨然如那一派清波毫无渣滓。虽然沈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穷苦人们的悲惨命运和容易被“社会上层”漠视的生活哀乐，但他没有将自己陷于深深的痛苦，没去无边无际的同情，也没有给人消沉灰暗的情绪。一以贯之的是对河水、对拉船人同船、对那片流域温暖的爱。因为他知道，对这些人沉重的生活，我们这些读书人是不配说同情的，对这些人的命运他也无力去做什么。想到这些感想，我又不禁想到书中的文字，写道：
　　三三……，我先前一时不是还提到过这些人可伶的生，无所谓的生吗，不，三三，我错了。这些人不需要我来可怜，我们应当尊敬来爱。他们那么庄严忠实的生，却在自然上各担负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而活下去。不管怎样的生活，却从不逃避为了活着而应有的一份努力。他们在他们那份习惯生活里，命运里，也依然是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更该感觉到这四时交递的严肃。三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动得很！我希望活的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自己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我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明些。三三，我看久了水，从水里的石头得到一点平时好像不能得到的东西，对于人生，对于爱憎，仿佛全与人不同了。我觉得惆怅的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了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每次读时总有所感悟，却不知道是什么。联系现实中的生活，我想到了前段时间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以及和我同在一个园区的千千万万来自基层的群体，而这其中也应当包含一个我。每次在紧张忙碌的车间，在匆匆忙忙地上下班途中，我总是看到每张年轻面孔后面单调、机械、无趣的工作，以及还并不可观的收入，再想远一点，是一个个极易敲碎的梦想。我吧，又或许多少比他们强一点，在这个异地他乡耕织自己的梦想。我想，先前我也错了，正如沈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可怜的生，也不是无所谓的生，无论是在自然上，还是在各自的生活上，是担负有各自的一份责任的。虽然面对生活的“寒暑”的来临，我们比某些人更感觉严厉，但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就逃避生活，也不应该因为这样就放弃为儿女，为父母，为命运梦想所作的应有的一份努力。而这样的生活态度，在自己，是应当感觉庄严自豪的，在别人，应当是受尊敬的。把眼光再放得宽广些，或许我们只是历史的毫不起眼的一部分，但我们却是自己生活的的主人。我们可以选择爱生活，在自己习惯的生命里，去哭、去笑、去爱、去吃、去喝，像生命无法把握的水手，永远勇敢有力，像沦落风尘的妇人，永远保留那份纯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