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18日，是长沙临时大学在岳麓山下的最后一天，而这一天的上午，仍然有学生在上课。
闻一多先生来了！
依旧是那件灰色的长袍大衫，依旧是那条洁白的羊毛围巾，闻一多踏着文学院教授们少有的那种急匆匆的步伐，笃笃有声地走上了讲台，放下烟斗和茶杯，目光炯炯有神地环顾着每一个在座者。
“哦，都来了吗？”闻先生习惯地问了一声，并不等别人回答，就拈起一支粉笔，旋过身子，在黑板上写了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最后一课”。
写完题目之后，闻一多久久凝望着学生们，半晌之后，才掠过一丝不经意的微笑，很沉着地开口：
“同学们，今天，校方告诉我，这里有一堂国文课，由我给大家主讲。我今天要给大家将的，是一篇法兰西小说，名字叫《最后一课》。”
礼堂里出现了很短暂的交头接耳的议论声，旋即又平静，鸦雀无声。
“是的，这是一篇大家都很熟悉的小说。大家上中学的时候，一定已经读过这篇小说了。你们的弟弟妹妹……如果他们今天还能有幸坐在书桌前头，也许此时正在读这篇课文。可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都把它读懂了？好吧，下面就请一位同学来朗读一下这篇课文，大家静静地听，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普法战争时期，发生在阿尔萨斯省的故事。”
闻一多把课本递给了坐在前排的一位女同学。
虽然这已经四一个老掉牙的故事，虽然这位女同学的普通话当中，夹杂着明显的南方口音，然而，整个礼堂里没有一点多余的声音，每一个人都在凝神屏气，回味着这个对于他们来说十分熟悉的老故事。
闻一多发现，礼堂门口也站了许多人，有的扒着门框，有的斜靠在礼堂的墙壁上，胆子大的已经溜进来，在后排的空位子坐下来，有的人刚刚打完预防针，衣服袖子还高高地捋着，他们也在凝神静气地倾听这位女同学朗读。在这些站着的人群中间，闻一多甚至发现，张伯苓也在其中，他正不断地用手绢擦拭着自己的眼镜。
那位朗读课文的女同学放下课本，悄悄地坐下了。教室里依旧一片寂静，偶尔传来几声咳嗽和唏嘘的声音，有的人在不住地擦拭自己的眼镜，坐在角落里的女同学，偷偷地在自己已经湿润的脸庞上抹了一把。这时，礼堂门口，已经黑压压地站了很多人，久久不愿离去……
礼堂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军号声，可能是通知工学院的同学们去搬运实验器材，准备装车了。可是礼堂里依旧静静的，没有一个人动。
闻一多抬起头来，环顾着在座的每一个人，他的声音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高亢：
“同学们，这篇课文，是不是每一个都懂了?一个民族，当它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其愿望的时候，抑或它的子孙在肉体上依然生存着，可是，那又能有什么意义呢？失去自由的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是痛苦的代名词。用不着我说，大家都知道了，明天，我们又要去漂泊，去到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地方，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带好自己的国文课本，无论你学的是电子物理、生物医学或者是拉丁文，这都不重要，因为你首先是一个中国人，珍惜你们手中的教科书吧。到了昆明，我要给你们讲诗经、讲楚辞、讲庄子、讲屈原，讲五千年以来，中华古国最灿烂、最辉煌的篇章！同学们！中国，不是法兰西，因为，中国永远没有最后一课！”
如果说《最后一课》让我的民族观念得到提升，那么闻一多先生的这篇讲演，就让我的爱国热忱得以升华。回顾五千年，我不能忘却悲剧，然而，我是自豪的！

教育公心和坦荡“教格”。
张伯苓，教育家。天津人。1895年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1898年在清末翰林严修的家塾教授“西学”。1904年在严修倡导与主持下筹办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改名私立南开中学堂）。1919年创办南开大学。后又相继成立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以及重庆南开中学，并任南开各级学校校长。历任天津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北京清华学校教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长、教育部教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长、历届全国运动会总裁判。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1946年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毕生从事教育事业，注重教育改革，强调教育要适应中国国情，要德、智、体、美等四育并进，尤重爱国主义教育，积极培育救国人才，对我国近代教育与体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就知道是我的弟弟在唱歌，因为我和弟弟做了一件快乐的事。 　　姥姥长得胖胖的，方方的脑袋，一头卷发，长得很慈祥，她平常总是依着我们，顺着我们，哄我们开心。 　　那天，天气晴朗，太阳当头，晒的人透不过气来，柳树的叶子随风飘动，美丽极了。 　　我正在和弟弟看电视，突然听到姥姥说：“葱没了，新禹和弟弟一会儿去园子里拔几颗葱，听话。”我眼珠一转，想出了一个鬼点子。我对弟弟说：“姥姥一会儿要去拔葱，咱们在园子里挖两个‘陷阱’。”弟弟说：“那现在就动手吧?”我和弟弟一人拿了一把小铁锹，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园子里。开始挖陷阱了，我和弟弟一人拿了一把长20厘米的尺子插到了土里。接着，我们就开始挖起陷阱。我边挖边想着姥姥哼着小曲，迈着闲悠悠的步伐去拔葱，结果扑通一声掉进了陷阱里，摔的满身都是大泥巴，不用提有多惨了，想着想着，我忍不住笑了起来。一会儿功夫，我和弟弟就挖完了。这时。我听见了姥姥的脚步声，我对弟弟说：“不好，姥姥要过来了，咱们还没有完工呢，这可怎么办呀!”这时妈妈来了，把姥姥叫进了屋里，我和弟弟松了一口气，我们接着把尺子拿出来，我进屋接了一瓢水，分别倒进了两个陷阱里。倒完以后，我和弟弟用一张纸把陷阱盖上，然后又在纸上铺了一层土，丝毫看不出来那是个‘陷阱’。

《先生》纪录片读后感
《先生》十集系列纪录片片段的光盘，时长36分钟。光盘中是几集纪录片的节选。这几集纪录片，记载着十位从民国时期精挑细选出来的“先生”。细看两遍，深受震撼，故拙劣地模仿马可·奥勒留的笔触，写下这篇胡言乱语。时刻提醒自己。
从先生蔡元培身上，我领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必须对政治敏感。面对上任后的赞誉，必须头脑清醒，考虑最坏的结果。即使尽管失败，也要尽了心。平等对待每个人。重视真正有学问，有想法的人才，不管其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
从先生胡适的行动中，我了解到把古文改良成现代文的重要性。“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有些时候，“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
先生马相伯虽然到了九十六岁，还可以凭着对国家的使命感发表“一日一谈”。他面对现实。反对专制。要学习他的爱国精神，有奉献精神。
先生张伯苓教会我处理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粪水也可浇鲜花”。实体会被摧毁，但精神不朽。人从事什么职业，就要知道自己的天职。尽管面对巨大的悲恸，也站在国家民族的立场看问题。
先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作为一名校长，他“一、无党派色彩。二、学识渊博。三、人格高尚。四、确能发展清华。五、声望素著”。从先生的经历，我要学会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为人风格寡言温和，处理大事时果断。不能退却，畏缩。要有勇气，坚忍前进。
从竺可桢先生身上，我学习了求是精神。三十八年每天写日记是个好习惯。在压力下才能展现一个人的真性情。对任何事的表现欢腾都可能是种假象。社会与自然都一直发展。把自己的学问与政治觉悟融会贯通起来。
先生晏阳初的著作促使人在农村做实事。一种公共精神。强调平民教育的重要性。除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先生提出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教育者同时需被教育。应知道什么能改变，什么不能改变。追求梦想的途中不是什么都会一帆风顺。长处应尽量延长，短处要及时解决，直到可以忽略不计。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在先生陶行知身上，我了解到从小就要开始认识自己，发现自己终身使命的重要性。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民主。为了国民的教育，对现实要有批判精神。写文章的标题要适当吸引人。教育需人本位。
有能力的人才能狂傲，我从先生梁漱溟身上可以看到。人不应属于哪个标签体系，只属于自己。特立独行。主动。有主见。归于佛教。有怜悯之心。东方宗教与西方科学的贯通。
先生陈寅恪博学，学贯中西。人称教授的教授，读书人的老师。他倡导并坚守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先生甚至说道，没有自由的思想，不可能有优美的文学。先生用一种理科思维，一种研究自然科学的思维来研究历史，精确推导，对学问追求精确性，彻底性。
在各位先生面前，深深地鞠个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