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叔华的主要作品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
凌叔华的主要作品
作为作家的凌叔华,其创作整整占据了她的一生。
她的作品除了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哥儿俩》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1960年,新加坡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外,还有短篇小说自选集《凌叔华选集》(1960年,星洲世界书局有限公司)和香港文学研究社出版的《凌叔华选集》(梅子编,1979年)、《凌叔华小说集》(一、二;1984年,台北洪范书店)、《凌叔华小说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凌叔华散文选集》(1986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篇独幕剧、英文著作《古歌集》(由傅光明译成中文,又名《古韵》,1994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及一些零篇散文。其后的《小哥儿俩》、《花之寺》、《疯了的诗人》、《倪云林》等小说,礼赞童心,吟咏自然风物,神往于古代的高人雅士,融诗、画艺术于小说之中,具备传统写意画的神韵。 由于凌叔华长于表现女性,善于心理写实--细腻的心理刻画,所以沈从文、苏雪林等作家把她比作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尔。曼殊斐尔是以细腻的笔法描写心理而闻名于世的。徐志摩评论说:曼殊斐尔是个心理的写实派,她不仅写实,她简直是写真!随你怎样奥妙的、细微的、曲折的,有时刻薄的心理,她都有恰好的法子来表现;她手里擒住的不是一个个的字,是人的心灵变化真实,一点也错不了。法国一个画家叫迨迦(Degas)能捉住电光下舞女银色的衣裳急旋时的色彩与情调,曼殊斐尔也能分析出电光似急射飞跳的神经作用;她的艺术(仿佛高尔斯华绥说的)是在时间与空间的缝道里下工夫,她的方法不是用镜子反映,不是用笔白描,更不是从容幻想,她分明是伸出两个不容情的指头,到人的脑筋里去生生捉住形成不露的思想影子,逼住他们现原形!苏雪林则借用徐志摩的这段话来评论凌叔华:可以说凌叔华的作品对于心理的描写也差不多有这样妙处。在《新月》月刊创刊号上,徐志摩有一段关于凌叔华的作品的精采议论。他这样说:《花之寺》是一部成品有格的小说,不是虚伪情感的泛滥,也不是草率尝试的作品,它有权利要我们悉心的体会……作者是有幽默的,最恬静最耐寻味的幽默,一种七弦琴的馀韵,一种素兰在黄昏人静时微透的清芬。这就是凌叔华小说的品与格及它哲学的尊严、艺术的奥妙。
凌叔华生活在上层社会,她的天地比较狭窄。但她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细心的观察与思考,真实而又艺术地表现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和家庭琐事--太太、小姐、官僚,以及女学生,以及老爷少爷之间,也兼写到不长进的堕落的青年。这种生活,谈情说爱、吃喝玩乐,安逸和无聊占了一些篇幅,但它是现实中的一种生活。在对这些人物和生活的描写中,作者也有自己的揭露、讽刺和鞭挞。诚如阿英所说:她应用绘画上素描的方法,来表现以上的两种人物,风格朴素,笔致秀逸。她的态度,当然是对这种种的生活表示不满,她表现了她们的丑态和不堪的内里,以及她们的枯燥的灵魂。她是站在进步的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的立场上,在表现资产阶级的女性,对她们表示了不满。又说:说到描写方面,是有几点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宗法社会思想下的资产阶级的女性生活,资产阶级的女性的病态,以及资产阶级的女性被旧礼教所损害的性爱的渴求,和资产阶级青年的堕落。她的描写在这几方面是擅长的,而且是有了相当的成就。
《酒后》内容简介
《酒后》是她第一篇具有影响力的小说,可以说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它写一位少妇,在丈夫的朋友吃醉酒之后,产生了想去吻他的强烈愿望,要求丈夫答应她,只要一秒钟就可以了。丈夫说:“夫妻的爱和朋友的爱是不同的呀!”但最后还是允许她去吻醉中的朋友。当她走到这位朋友身边时,她却失却了勇气。这篇小说,当然不能说它有多么重大的社会意义,但它的技巧的熟练,心理描写之细腻,堪称是凌叔华艺术风格的代表。其中语言之精美也令人折服。如“这腮上的酒晕,什么花比得上这可爱的颜色呢?——桃花?我嫌他太俗。牡丹,太艳。菊花?太冷。梅花?太瘦。都比不上。……不用说别的!就拿这两道眉来说罢,什么东西比得上呢?拿远山比——我嫌她太淡;蛾眉,太弯;柳叶,太直;新月,太寒。都不对。眉的美真不亚于眼的美,为什么平时人总是说不到眉呢?” 凌叔华的小说确实很少有惊心动魄的事物,看不出什么磅礴于宇宙的气势,这几乎与她的雅洁明畅的绘画一样。她写的都是身边琐事,甚至有的人物也说不上怎么典型,然而不少是有其自己较深的内涵的。苏雪林说:叔华女士文字淡雅幽丽秀韵天成,似乎与力量二字合拍不上,但她的文字仍然有力量,不过这力量是深蕴于内的,而且调子是平静的。还说她的作品是百分之百女性,它幽深、姻静、温婉、细致,富有女性温柔的气质。这一点,我们从《绣枕》和《杨妈》等篇都可以看出。
对于自己的作品,凌叔华的认识是清醒的。比如对那篇颇为人称道的《花之寺》,在1980年1月给我的信里说:它有幼稚病。我想所谓幼稚,她指的不是技巧和语言,而是内容。
她的儿童短篇小说都收在《小哥儿俩》一书中。她在《自序》中说:书里的小人儿都是常在我心窝上的安琪儿,有两三个可以说是我追忆儿时的写意画。我有一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甚至记起自己穿木履走路时掉了几回底子的平凡事,告诉朋友一遍又一遍都不嫌烦琐。怀念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这几篇作品的写作,在自己是一种愉快。这本书,可以说是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弟弟》和《小英》等篇是其中的佳作。
凌叔华的创作不算多也不算少,可喜的是,她一直没有辍笔。她手里的两支笔--作家之笔和画家之笔,伴她度过了一生的岁月,并把她那颗艺术匠心和构思,都献给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
“……凌叔华的小说,却发祥于这一种期刊《现代评论》的,她恰和冯沅君的大胆,敢言不同,大抵很谨慎的,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的女性。即使间有出轨之作,那是为了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终于也回复了她的故道了。这是好的,--使我们看见和冯沅君、黎锦明、川岛、汪静之所描写的绝不相同的人物,也就是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鲁迅在三十年代为五四时期女作家凌叔华写下的这几句评语,言简意赅,既指出了她的作品的内容,又指出了其作品的风格特点,还充分肯定了它的社会价值。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春风骀荡,冰山融释,一大批被珠埋的老作家又露真容、显峥嵘。凌叔华的《花之寺》、《爱山庐梦影》和《古韵》等佳作再度问世,获得赞誉。一般读者认同的是作家的凌叔华,画家的凌叔华却鲜为人知。盖一是她文名太盛,二为她的画作罕见,甭说真迹,连复制品都难觅。
凌叔华是大自然的崇拜者。她的画作题材大半是数千年来诗人心灵中荡漾涵咏的自然,北京的胡同、伦敦郊外的风景、泰晤士河的雾岚和苏格兰的湖光,都在她的笔端熠熠生姿。更多则是春兰、秋菊、秀竹、凌波仙子和蜜蜂、蜻蜓之类的花卉和小生灵。画道之中,水墨为最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她的文、画同风,一如其人,轻描淡写,着色不多,而传来的意味很隽永。其简约、淡雅,神韵欲仙。1943年武汉大学校庆,凌叔华作《水仙》长卷志贺。她的一位学生晚年忆及此画,印象仍十分深刻,他说:凌老师的画力求从淡雅上把捉气韵,不设色,不蓊染,满幅清丽的叶与花,脱尽尘俗,似乎是焚香清供的那一类。再看这幅山水横幅:秋水、芦苇、古柳之间,一老翁抛丝,悠然独钓秋色。题语是:闲来静坐学垂钓,秋水秋色入画图。充满文人情趣。朱光潜先生称赞她的画是一个继承元明诸大家的文人画师,在向往古典规模法度中,流露出她所有的清逸风怀和细致的敏感。齐白石在读她《夜景》后作诗颂扬:开图月是故园明,南舍伤离已五春。画里灯如红豆子,风吹不灭总愁人。一种清幽、感伤、婉约与缠绵浸淫尺素。
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
凌叔华研读的是外文,但她一生与画有不解之缘
她出生于丹青世家。父亲凌福彭曾与康有为同榜进士,并点翰林,授一品顶戴,官至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工于词章书画。母亲亦通文墨,爱读诗书。外祖父本系粤中画坛高手,家藏书画极丰。其父与学界画坛时彦过从甚密。康有为、俞曲园、辜鸿铭、齐白石、陈寅恪等社会名流是她家的常客。她的英语启蒙先生是辜鸿铭。凌叔华耳濡目染,幼时对绘画便有兴趣,常在家中粉墙上练笔。家人即延聘慈禧宫廷女画师缪素筠教习,后正式拜丹青名家王竹林、郝漱玉为师,还得齐白石的亲传。她在这种强烈的艺术氛围中薰陶、成长,俾使画艺日进。
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
凌叔华自言生平用功夫较多的艺术是画
二十年代,陈师曾、齐白石组织画会,十分活跃。只要有人折柬相邀,画家们便召之即来,茶馀酒后,濡毫染纸,直抒胸臆后,尽兴而去。凌叔华在《回忆一个画会及几个老画家》一文中,有具体生动的描述。那个画会是由她作东主办的,陈师曾、姚茫父、王梦白、齐白石、陈半丁、金拱北等晤聚品茗、把盏后,凌叔华裁纸磨墨请众人合作《九秋图》。姚范父题款:九秋图,癸亥正月,半丁海棠,梦白菊,师曾秋葵,?泉松,白石雁来红,养庵桂花,拱北牵牛红蓼,姚茫父兰草,集于香岩精舍,叔华索而得之,茫父记。此画被凌叔华视为藏画中的精品。撰写此文时,我询及凌叔华女公子陈小滢此画今何在,她痛心地说,失于战乱。所幸的是她家留有照片。
画结识夫君陈西滢
更有趣的是凌叔华缘画结识夫君陈西滢
那是1924年,凌叔华在燕京大学外文系就读,行将毕业的五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凌叔华在家中以中式茶点诚邀泰戈尔到家中作客,陪同者有二三十人之众。凌叔华晚年回忆说,那时年轻气盛,目无尊长,当众人面她问泰戈尔:今天是画会,敢问你会画吗?有人警示她勿无礼,她也不在乎。泰戈尔真的坐下来,在她备好的檀香木片上画了一些与佛有关的佛像、莲花,还连连鸣谢。当时的名流徐志摩、丁西林、胡适、林徽因以及陈西滢都在座。也就是在这次茶话(画)会上,她结识了陈西滢。
不久,凌叔华在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她的成名作《酒后》,遂相恋并结秦晋,谱就了中国现代文坛以画为媒的佳话。
1928年陈西滢到武大当教授,后接任闻一多的文学院长之职,凌叔华作为眷属同往寓双佳楼。此时,凌叔华与苏雪林、袁昌英结为好友,三个人在文学创作上盛极一时,有珞珈三杰之誉。苏雪林本在法国学画,与潘玉良同窗,袁昌英的女儿杨静远又拜凌叔华为干妈,因此三人友谊非同一般,一直延续后人。凌叔华才貌双全,气质高雅,令世人歆羡,她的老学生作家吴鲁芹说:和她同辈的女作家中,我见到过庐隐、陈衡哲、冯沅君、苏雪林等人,我敢毫不客气地说,陈师母凌叔华在她们之间是惟一的美人。苏雪林也说:叔华的眼睛很清澈,但她同人说话时,眼光常带着一点'迷离',一点儿'恍惚',总在深思着什么,心不在焉似的,我顶爱她这个神气,常戏说她是一个生活于梦幻的诗人。
抗战岁月,武大内迁,当时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精神上也很苦闷,凌叔华便寄情丹青,以此忘掉操作的疲劳及物价高涨不已的恐惧。苏雪林在暮年回忆中说:叔华趁此大作其画,在成都,在乐山,连开几个画展。
凌叔华为人的亲和力极强,她与胡适、徐志摩等一批名士情谊颇厚,他们互送字画,或诗文唱和。某年,凌叔华为徐志摩设计一叶贺年卡,构思独特:大海边的沙滩上,一稚态可掬的孩子,一手捏着花插往沙地,一手持壶浇水。题为《海滩上种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后来,徐志摩在北师大附中讲演,便以此名为讲题。
凌叔华将绘画当作事业来追求。她一生举办过许多次画展。大学刚毕业,她的画作便送往日本参加东京的画展。五十年代后,她在巴黎、伦敦、波士顿、新加坡等地举办过多次画展。她在巴黎的画展,礼遇极高,被安排在规格最高的塞禄斯基博物馆。她将自己三十多件绘画精品和珍藏的元明清文人画一并展出,引起轰动,让洋人一睹一条轻浮天际的流水衬着几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着几座茅亭水阁,几块苔鲜卷着的卵石露出一丝深绿的芭蕉,或是一湾谧静清滢的湖水旁边几株水仙在晚风中回舞的中国文人画的风采。巴黎《世界报》、《先锋论坛报》撰文称颂,电视台也采访。令凌叔华兴奋不已很过瘾的是:与她画展同日开幕的日本文人画在小卢浮宫展出,报纸评论仅说日本的插花很美,对画却不置一辞。还是后来五十年代她在波士顿办的画展时,莫洛亚为她的画展题的序言才作出了较高评价。
凌叔华虽长居国外,但她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望九之年还想办画展。她很想把自己收藏的东、西汉石拓画,在美国展出,让洋人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
瘦马恋秋草,征人思故乡。七十年代,她回大陆旅游,还背着画夹到北京小胡同写生。她舍不下手中的笔。1989年凌叔华终于回到她热恋的故土,她是让人抬着下飞机的。1990年,她在病榻上度过了九十华诞。临终时,她已不能言语,想在纸上留点什么,结果是一堆横横竖竖的线条。这是她的最后一片叶子。有人说是字,也有人说是画。
凌叔华《绣枕》的象征意义
凌叔华的简介,谢谢
凌叔华,原名凌瑞棠,笔名素心、叔华、瑞唐等,英文名SuHua。
原籍广东省番禺县,1900年3月25日生于北京一个士宦之家。
幼年时先后从著名画家缪素筠、王竹林、郝漱玉等学画,还跟辜鸿
铭学过英文,从小在浓厚的文学艺术氛围中长大。
1922年入燕京大学外语系,主修英、法文,副修日文,并加入
燕京大学文学会,开始创作。1924年,她在《晨报》副刊和增刊上,
先后发表了《女儿身世太凄凉》、《资本家之圣诞》、《我那件事对不
起他》等小说和《朝雾中的哈大门大街》等散文。这些作品语言技
巧比较稚嫩,反响不大。
1925年1月,凌叔华在《现代评论》周刊发表短篇小说《酒
后》,因描写女性心理细腻大胆而一举成名。之后,接连在《现代评
论》上发表了不少小说,被鲁迅称为发祥于《现代评论》的作家。
从二十年代中期到三十年代中期,凌叔华在《现代评论》、《新
月》、《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北斗》、《文学杂志》、《文季月刊》、
《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等刊物上,发表了几十篇短篇小说,这
些作品大多收入小说集《花之寺》、《女人》、《小孩》、《小哥儿俩》。
其中《绣枕》等小说“适可而止的描写了旧家庭中的婉顺女性……
使我们看见……世态的一角,高门巨族的精魂。”(鲁迅语)笔法细
致秀逸。凌叔华还擅长写童真童趣,《小哥儿俩》等作品将儿童情
态刻画得传神可爱。
1935年,凌叔华主编过一段《武汉日报》副刊《现代文艺》。抗
战时期用英文写自传体散文,后于1953年在英国结集出版,名为
《AncientMelodies》(《古韵》)。
1947年,凌叔华与丈夫陈源(陈西滢)赴法国,后在英国定居。
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
代文学。1960年出版自选集《凌叔华短篇小说选》和散文、评论集
《爱山庐梦影》。除此之外,她还写了十二部独幕剧。1968年后应
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
的专题讲座。侨居海外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个人画展和藏画展,
有较大影响。1972年后数次回国观光。1989年底回国,1990年5
月22日在北京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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