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章中一直写到“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这就为里面人物的悲剧埋下了
。文章中的团圆媳妇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姑娘，她才十二岁，本该是一个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龄，而她却被过早地卖给了一户人家做
，刚来时是那样的健康、活泼，一个人孤单地生活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尽心尽力地做事，可动不动就会遭受到婆婆的打骂，在人们眼里，婆婆打她是为了让她更听话、更懂事。没多久她就匆匆地离开了人世，让她的家人辛酸的不是她的死，而是自己为了她用了那么多的钱，使了那么大的劲，这是一个赔本的买卖。与其说团圆媳妇的死是被吓的，还不如说她的死是被
害的。我不知道在这个村庄里，在这座城市里，在
这片土地上，还有多少像团圆媳妇这样受到迫害的人，一个团圆媳妇死去了，还有更多的像团圆媳妇这样的女人在受着迫害！王大姑娘的死，胡家媳妇的死……在那个年代里，她们的遭遇在人们看来是
的，是
的，是没有人可以挽救的。这不由得让我想到了我们的新社会，人们在知识中变得更加的睿智，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
好的生活，没有男女的不平等。

在作者的描述中她的童年生活是快乐的，但也是寂寞的，她的活动地就是后院的那个大花园。在这座大花园里，作者和祖父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童年的生活充满了乐趣。这也不由得使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充满温馨的一段时光。在每个人的记忆里，童年像一幅画，像一首诗，像一曲歌。在童年里，我们可以自由地玩耍，没有烦恼，没有纷争。春天，我们可以在三月春风的吹拂下去
；夏天，我们可以在游泳池里去享受水的清凉；秋天，丰收的季节来到了，我们可以品尝美味的水果；冬天，我们可以和雪人去亲近，享受那晶莹的世界。相比较，我们的童年更是幸福的，我们更是幸运的。这更让我感受到了
在离开家乡来到香港后，她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用自己那轻盈的文笔写下了这篇文章，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但处处是故事。

萧红的文学创作开始于1932年，到她去世，只有9年的时间。在这短短的9年中，她创作了三部长篇小说《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三本短篇小说与散文合集《跋涉》、《桥》和《牛车子》；另有《商市街》、《萧红散文》、《回忆鲁迅先生》等三本散文专集，以及一些散见于报刊的作品。
萧红及其作品 　　王阿嫂的死 　　广告副手 　　生死场 　　桥 　　手 　　牛车上 　　朦胧的期待 　　逃难 　　黄河 　　后花园 　　北中国 　　小城三月 　　呼兰河传 　　马伯乐 　　散文 　　永远的憧憬和追求 　　欧罗巴旅馆 　　雪天 　　他去追求职业 　　家庭教师 　　来客 　　提篮者 　　饿 　　搬家 　　最末的一块木柈 　　黑“列巴”和白盐 　　度日 　　飞雪 　　他的上唇挂霜了 　　当铺 　　借 　　买皮帽 　　广告员的梦想 　　新识 　　“牵牛房” 　　十元钞票 　　同命运的小鱼 　　几个欢快的日子 　　女教师 　　春意挂上了树梢 　　小偷、车夫和老头 　　公园 　　夏夜 　　家庭教师是强盗 　　册子 　　剧团 　　白面孔 　　又是冬天

因为识文断字，所以移了性情，竟抗婚出走，一手砸碎旧婚姻的枷锁，然后一头撞进新情感的桎梏。她邂逅的如意郎君，我小时候看的报告文学，说正是她抗婚的对象，不知是否以讹传讹。总之，在出走的路上，她被爱情的蜜汤灌昏了心，在哈尔滨的一家旅馆里同居了很久，以致怀着身孕，被以回家取钱为由的情郎抛弃在旅馆抵债，奄奄一息。
所幸，她是个文学女青年，文学救人的道路看来是行得通的。她写信给当地报馆求助。血气方刚的三郎受命“采访”。在三郎眼里，这个受难的姑娘是极其美丽的，像她的小诗一样清新动人：“那边清溪唱着，这边树叶绿了，姑娘啊！春天到了。”在洪水袭来的黑夜，旅馆倾颓的前一刻，三郎趁乱救出了悄吟。他们决定用一个相同的姓，她用火烧云的颜色做自己的名字，他原本有些武术功底，又有满腔报国的慷慨，以“军”为名。不过，这只是我的揣测。如果故事到此结束，倒可以用“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煞尾。
可惜那不是童话故事，也不能到此结束。死里逃生，不过是从一个旅馆逃到另一个旅馆。他们只能暂时栖身在欧罗巴旅馆。因为没有钱，店老板抽走了雪白的被褥床垫，他们躺在光秃秃的棕板上，睡眠还可以将就，可是咕咕作响的肚子不能将就，每天早晨挂在对面房门上的大列巴比情人的密语还诱人。不知道苦捱过了多久，他们终于可以吃饱饭了，不是靠萧军作武术家教来糊口，而是二萧联袂，执笔闯天下。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以做人的尊严，生存下去的勇气，开创新生活的希望；而且，萧军身体力行，冒严寒，忍饥饿，外出四处打工授课，养活了产后在家待业的萧红；正是萧军最早看出了萧红潜在的才华（这也是他与萧红结合的前提），并且不断给萧红以鼓励和几近手把手地扶持，才得以使萧红的初作——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发表在《国际协报》上，从而使萧红迈入了文坛的门坎……正是萧军率先提议，并且亲自执笔写信给鲁迅先生取得联系，将萧红的成名作《生死场》呈到了鲁迅先生的案头上，使得萧红得以与萧军并驾齐驱蜚声国内外文坛。在这部被鲁迅赞誉为“力透纸背”的作品中，其中一些至关重要震撼人心、充满着强烈反满抗日情调的灵与肉、血与火搏击的活生生的场面，都是在萧军的提示下完成的。
她的命可以说是他拣回来的，他们一起外出的时候，总是一前一后的走着，萧军在前大踏步的走，萧红在后边跟着，很少见到他们并排走。这就是他们之间命定的姿态。他殴打她，也不是故意的虐待，也是因为爱她，当她是自己人，才不见外地动了手。他是个粗疏的男人，拳脚伺候的时候，压根想不起来她并不是顾大嫂和扈三娘。
这是萧红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但这段蜜月在两年后不可避免地结束了。萧红和萧军之间发生了冲突，争吵日益激烈，性格暴躁的萧军甚至动手打了萧红。在萧红的身体和心灵深处遍布着难以医治的创伤。后来的人们这样对比萧红和萧军之间的差别：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坦荡豪爽；一个是长不大的女孩，另一个是血性汉子。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红说：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
经过一番犹豫和痛苦，萧红把自己的情感和命运从萧军那里收回，转交给了另外一个男人——作家端木蕻良。她赠给端木相思豆和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一个受伤女人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着坚韧与永恒。1938年4月，身怀六甲的萧红跟萧军分手后，与端木同去武汉，5月在武汉大同酒家举行了婚礼.端木蕻良与萧红的结合是理智的结合，同时也是很突然的结合。新婚中的萧红正怀着萧军留下的孩子。孩子出生几天后就夭折了，孩子的死了断了她与萧军最后的缘分。萧红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和体贴。
从十七八岁到三十一岁去世，萧红在每个城市住过的时间不超过一年，即使是在上海这一座城市，她还搬过七八次家。
一个孩子，对相依为命的温情的需要远远强烈过对生死相许的爱情的渴望，但是萧军给不了她，端木蕻良也给不了她。她与端木结合的时候，有人责备她，难道你不能一个人生活吗?!不能，因为她是个孩子，一个人睡在黑屋子里，她害怕。只是，嫁与端木之后，武汉大轰炸，她还是一个人。我不免卑劣地想，这时，她会不会怀念萧军的耳光，总好过一个人守着孤岛。
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萧红到了香港。由于被迫东躲西藏，加之医院药物匮乏，萧红的肺结核日益严重，本来就虚弱的身体逐渐走向了崩溃。
萧红临终时丈夫端木是否在场，这个问题后来成了争论的焦点。端木的家人认为端木始终陪伴在萧红身边，直到她去世为止。而当时一直照看萧红的作家骆宾基则坚决否认端木的在场。骆宾基回忆说，萧红在死前曾经热切地盼望道：如果萧军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
1942年1月22日一个凄凉的冬日，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在医院里呼出了生命的最后一口气息。十年漂泊，北国的呼兰小城是她的起点，而南方的香港是她的终点。萧红走了，她的生命结束在战争的硝烟中，从此曾经爱她的两个男人萧军和端木一生都生活在萧红的阴影里。
病死香港，她还是一个人。果真在明灭之际想到三郎，她深信，三郎要是知道，还会像当年一样，劈开绝望的洪水，把她从崩溃的世界边缘抢走。只是，以萧军的功底，能够奋力抵御洪水，却不能够举重若轻，来个凌波微步，轻巧跃入另一部不朽名著，与萧红气息相通。这一次，他再救不了她。
萧红最深刻的苦难也无关爱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最惨痛的经历莫过于失去自己的孩子，和萧军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负心人的骨肉，生下来，养不起，送给了别人。和端木在一起的时候，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养得起，却没生下来。枕边人与腹中胎儿的割裂感，血肉分离的剥离感，在萧红的灵魂中蚀出一个骇人的黑洞，一寸寸蔓延。这个女人，怎么会有甜蜜的笑容。
很久没有看过萧红的文字，手头只有一些零星片断：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岁了，当我长到四五岁时，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
有文学评论说，萧红的文字有时有点罗嗦，像个喜欢说话以引起别人注意，又常常表达不清的孩子，充满了儿童式的奇特想象和信马由缰的思路。我一向对文学评论感到头痛，但这个评论者我很是喜欢，因为他没有渲染萧红的伟“大”，而是承认了萧红的渺“小”。她的字里行间，正是一派稚拙可爱的孩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