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书评 二十世纪50年代后期，当杜威的教育思想随着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上天而受到猛烈的攻击时，美国曾有头脑冷静的学者富有远见地指出：对杜威的批评为时尚早，我们至少应当再给杜威50年的声誉。从杜威去世至今，50年过去了，显然，美国学者这一睿智的判断已经展现了它的预言性，只不过现在看来，我们应当给予杜威教育思想的声誉恐怕远远不止50年。 杜威思想的明显复兴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首先产生于哲学界，它是在分析哲学走向末路，实用主义思潮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一大批要求弘扬实用主义哲学的思想家纷纷出场，粉墨登台，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欣赏或不承认“新实用主义”这一称谓，但作为局外者，人们一般相信，这是美国"新实用主义"的重新崛起。在努力复兴实用主义的进程中，作为传统实用主义哲学代言人之一的杜威，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他的思想和言论开始不断地为人们所引用。可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分析哲学只关注逻辑和语言问题而给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带来的巨大“真空”，正因如此，美国新实用主义主要代表人物R.罗蒂在解释杜威哲学视界的现代意义时，曾明确而形象地提出，每当分析哲学走入死胡同时，人们都会发现，杜威正等在那里。 杜威思想受到人们重新重视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近些年来国外有关杜威著作的整理、出版以及研究杜威的文章和著作明显增多。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70年到1995年之间，北美学术界“关于杜威的著作和文章”多达2200多篇（部），平均每年近90篇（部）。同时，有关杜威研究的文章质量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提高和扩大。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杜威研究中心”经过长期的准备工作，于1991年出版了《杜威全集》，共37卷本，1996年还发行了《杜威全集》的光盘版，这项浩大的工程为人们重新深研究和挖掘杜威丰富的思想内涵提供了更为充足的第一手资料，为将对杜威思想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平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当代欧美处于一种复杂的境地，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联邦或中央政府对教育直接干预的力度大大加强，而目前有政府背景的主流的教育改革是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宗旨的。这类改革在本质上更为接近西方教育思想流派中的“新保守主义”，而不是“进步主义”。当然，它还打上了现时代的特点--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的烙印（其代表人物也被称为“新右派”）。在这个意义上，杜威的教育思想并没有成为80年代以来欧美教育改革的理论基础，没有受到主流教育改革力量的青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看，可以认为，杜威的教育思想经过20世纪前半期的宣传、推广，已经滲透到了美国教育制度和实践中去了，成为许多美国教育工作者日常教学工作的一部分，是他们赖以进行教学和管理工作的公开的或潜在的指导原则。当我们在进行中美教育的比较中，这一点也许看得更为清楚，中美教育之间存在巨大差异，这是人们公认的，如，美国学生的动手能力强，创造性思维较为突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牢固，考试中屡屡能获得好成绩等等。追究形成这种差别的根源，从美国方面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进步主义教育带来的，与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无关联。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随着进步教育思想在美国基础教育中的滲透和沉淀，杜威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美国教育制度和实践的一部分了，已不需要再以“运动”或“思潮”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为什么杜威的教育思想在美国的基础教育领域并没有受到人们太大的关注、形成与哲学领域巨大反差的重要原因。 但另一方面，杜威的教育思想在教育领域又的的确确被复活了，只不过它不是在基础教育领域，而是在与基础教育领域有着重要关联的教师教育领域。在当代欧美风起云涌的教师教育的改革浪潮中，行动研究、反思性教学已成为愈演愈烈、势不可挡的趋势，已经成为国际教师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杜威强调的真正的学习应当是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尤其从“反省经验”中学的观点，正从美国20世纪上半期对学生的要求，转变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教师的要求方面来。行动研究、反思性教学运动的思想基础是可以从杜威教育思想中找到它的根源的，这也是在行动研究、反思性教学的运动和思想研究中，我们每每会回到杜威思想上去的重要原因。 另外，当前美英等国具有保守主义倾向的教育改革的巨大压力，也引起了一些教育组织和个人的抵抗和反弹，各种抵制或要求修正当前改革的势力开始出现，恢复进步教育所倡导的"儿童中心"的声音也时有耳闻，如1999年，英国就有学者出版了《新进步教育》一书，提出，不仅要恢复进步教育的主张，而且还应当将进步教育建立在新的理论基础--建构主义的基础之上；有的学者在教育哲学的层面上探讨杜威思想的方法论问题，发表了《教育哲学的自然化──后分析时代的杜威》（1998年）的研究专著，探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杜威教育思想的价值和意义。 就在杜威的思想在国外受到人们的重新关注并在教育领域中表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的时刻，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所单中惠教授的《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问世了。该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7月正式出版，共46万余字，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的研究成果。笔者是在2002年9月下旬昆明召开的教育史年会上首次看见这部书的，此次年会，正值杜威逝世50周年，外国教育史组研讨的话题就是有关杜威。单教授的这本大部头著述，不仅代表了他个人，而且也代表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杜威大师的缅怀和纪念。 阅读了单中惠教授的《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笔者感到有三个方面的特点是值得一书的： 1．该书是我国教育界迄今为止最为系统和全面地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专著 杜威是20世纪屈指可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大师，自1949以来，我国也不乏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80年代初，自我国外国教育史领域的泰斗之一──赵祥麟先生发表著名的《重新评价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论文之后，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更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除大量的论文外，也出现了不少的译著和专著。在有关杜威的专著中，《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无疑是研究杜威教育思想最为系统和最为完整的一部。该书共分6章，分别讨论了“杜威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传统教育与杜威”、“进步教育与杜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世界教育”6个专题，所涉及的内容几乎包括了杜威教育思想的每一方面：实用主义哲学、机能主义心理学、教育目的论、课程论、方法论、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儿童观、教师观、实验学校、杜威与传统教育和进步教育的关系、杜威教育思想对各国的影响等等，对杜威教育思想进行如此广泛的探索，并将探索的成果以专著的形式系统地表述出来，该书应是国内的第一本。 2．充足的资料收集和娓娓的论证过程反映了作者精湛的研究功力 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来表述和支撑作者的观点也是该书的一个重要特色。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作者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方面是进行过长期的积累，厚积而薄发的。作者曾先后在1982－1983年、1992－1993年、1997－1998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对有关杜威教育思想和实践方面的资料进行过专门的收集。大量的文献资料为作者的论证和阐释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书后的中外文人名对照和页码标注，为读者的检索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当前学术研究急功近利、“学术快餐”极为盛行的背景下，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显得尤为的可贵。 3．轶事化的表述体现了后现代式的写作风格 该书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探索，在表述上并不像一些理论专著那样抽象晦涩，而是将很多问题以"叙事"的方式表述出来，尽管这种“叙事”并不是对一个个个案的完整描述，但它的确是在有关“具体”的叙说中表达作者自己的理论构思的，这多少具有些后现代的风格。当我们注意到象美国著名的分析教育哲学后期代表人物--索尔蒂斯这样注重并擅长理论分析的教育学者，也在近年来的理论专著中有意识地增加了“案例”的叙述，我们就不难感觉到其间所体现的教育理论发展的某种共同趋势。在当今出现的"实践"优先的认识论背景下，这或许是教育理论的一种必然选择。 作为国内目前研究杜威教育思想最为系统、资料运用最为丰富的专著，单中惠教授的《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无疑为我国学术界对杜威教育思想的进一步探索搭建了更高的研究平台，这对我国教育理论的构建和教育改革的推进都是大有裨益的，尤其是在我国当今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杜威教育思想对我们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也许比西方目前流行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更大，更适合我们中国教育的改革需要。我们期待着在单教授的《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的基础上，有更多的有关杜威教育思想的精品论著出现，不仅研究二十世纪上半期的杜威，而且，能够把杜威的教育思想放到近些年来深刻变化了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将杜威的教育思想与当前教育理论的构建和改革实践结合起来，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一、杜威教育思想
“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这三个命题构成贯穿杜威整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
（一）教育与生活经验紧密相结合
1．“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这是一种经过“改造了”的“新生活”，“教育即生活”有两个反面的含义：一是要求学校与社会相结合，二是要求学校与儿童的生活相结合。
2．“学校即社会”
这个命题并没有将学校与社会想混同。杜威所要求的学校生活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净化了的、理想的社会生活。使学校具有简化社会生活、纯化社会生活、平衡社会社会生活的功能，使每人都有机会不收社会团体的限制，接触更为广阔的环境。强调学生在做中学。
（二）“教育即生长”
杜威提出生长论，要求使儿童得到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新兴的师生关系，要求尊重儿童，要求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表达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和发展观。教育与生长的目的在于过程自身，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终极目标，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儿童个体的充分生长不仅仅是达到社会目的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它本身就是民主主义的要求。生长论要求尊重儿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学合乎儿童心理发展水平的兴趣和需要的要求。
（三）“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杜威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从经验中产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起着教育作用。经验起作用强调经验过程中人的主动性，要求教育过程中应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条件与水平，提高儿童参与教育过程的主动性。
（四）民主与教育
教育是为了民主的，同时教育也应是民主的。民主主义不仅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奋斗目标，而且还对教育提出了民主的要求，杜威认为民主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教育的原则，一个教育方针和政策。杜威认为教师应是儿童生活成长和经验的启发者和诱导者。教师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学生的指导者和引路人，而且也是知识的探究者和创造者。而不是学生的压迫者。
二、杜威教育思想的一些片面性
1．教育即生活
杜威认为，教育不仅是一般的生活，而且是儿童当前的生活。这里所说的“生活”，是指儿童的生长要素，即游戏、讲故事、观察、手工。除了这些生长要素之外，还有许多日常生活之外的东西，他却避而不谈.”，可见我们的教育不能只重当下，不看未来。活在当下固然有其合理性，然而不能将其极端化、片面化。教育应当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
2．教育即社会
杜威认为学校是社会的雏形，儿童在学校不是准备进入社会参加社会生活，而是在学校过的生活就应该是儿童当前的社会生活。这种认识抹杀了社会与学校的区别。如果学校教育也像社会教育一般零散，重经验，那么培养出来的学生就缺乏系统的理论功底，而且会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学校固然不可变成与社会完全脱钩的“象牙塔”，但是学校亦不可完全等同予社会，最多只能是个“小”社会，是向社会过渡的跳板。
3．在“做”中学
杜威认为，教学过程应该是“做”的过程，教学应该从儿童的现实生活经验出发，儿童应该从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这种思想片面强调了直接经验，否定了间接经验；片面强调了感性知识，忽视了理性知识；，降低了理论的作用，破坏了系统、普遍知识的学习；把系统科学知识的教学同实践绝对对立起来。
三、杜威教育思想的借鉴和启示
1.面向生活、注重活动教学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强调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有合理因素的存在，只要不将其绝对化，不把教育完全等同于生活，就有借鉴意义。我国的教育一直以来都重视以书本为中心，学校的教育脱离学生的生活，一方面导致学生难以接受与理解书本知识，另一方面也使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要借鉴杜威“面向生活”的理念，尊重儿童的个性和兴趣，让学生在“真实的世界”中学 习。通过适当的活动课程，使学生有效地参加活动课程，培养能力，在实践中提高学生的素质。
2.强调思维训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 从“做中学”强调了训练独立思维的能力，这对于改革我们传统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改革单纯的传授知识、忽视培养学生独立思维创心能力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在当下的教育改革中，我们应当更加注重训练学生的思维，教会他们学
习的方法，而非单纯地传授知识。应当把校内的学习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两者之间应当自由地相互影响。在教育过程中，教育必须从社会的整体环境和文化背景下手，创造一个适合儿童天性的新环境，激发儿童认识周围事物的兴趣，促进其求真思维和创造性格的养成，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创造能力。
3.注重习惯的培养
中国的家庭和学校，强调让儿童熟记、死背很多规则和标准，并通过严格的惩罚来让儿童来按照标准执行。这些规则是通过外部的压力强加给儿童的，这就使儿童丧失了应有的好奇心和创新意识。因此，家长和老师都应该注重儿童良好行为习惯与性格的养成，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亲自在“做”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教育，养成习惯。
4. 确立学习者的主体地位，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
长期以来，在我国学校教育中，教师是教育中的当然主体，教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学，教师与学生是统治与被统治、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学生应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让学生成为“做的主体，而不再是知识的接受者，他们都是学习的主人，知识的探索者；教师在很大程度应该成为“助学者”，与学生建立起平等的关系，师生之间不再是中心与边缘、教授与接受、主动与被动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的平等交往、协商的关系。教师应当了解学生的特点和接受能力，对症下药，因材施教。

你的认可，我的动力！

杜威在著名的教育著作《民主与教育》中明确表示“教育的目的是要使个人能够继续他的教育不是要在教育历程以外，去寻觅别的目的，把教育做这个别的目的的附属物。”这种“无目的论”的确使人不敢轻易接受。必须记紧的是他在这儿说的教育是跟他心目中追求的民主社会不能分割的，对他而言，特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他反映的可说是一种美国精神——个体的发展本身已是最终的目的。 他说：“教育的自身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有人，父母，教师才有目的。”如果我们把他的话理解为教育是漫无目的的，显然是一种误解，他“只是要人不因养成社会效率而抹杀儿童青年的天性和当前生活”他不甘心教育沦为“别的目的的附属物”，所以他把教育中的目的这样诠释：“一个人放枪，他的目的就是他的枪对着放的鹄的。但这个对象不过是一个记号，(使我们对)所欲进行的活动有所专注。”放枪的最终目的并非鹄的本身，而是这记号使瞄准这动作变得具体和有意义，同样，教育历程本身已具发展个体禀赋的圆满的意义，教育的目标只是作为导向和指引。 事实上，他并不否定教育须有“良好的教育目的”，这些目的的特性如下：须建基于个人的固有活动与需要；须能翻成实行的方法，与受教育的人的活动，共同合作；教育家须防备所谓普通的与终极的目的。事实上，当代教育的定位的确摇摆在两类教育目的之间:一是“使受教者成为定型的产品”，另一是“最终要提高受教者的(创进)能力”。 基于对受教育者本身的重视，杜威反对传统的灌输式教育方法，他指出“有人把感官视为一种神秘的筒子，以为我们能使知识经过这筒子，由外界把知识输入心里去以为只要使眼睛常常望着书本，使儿童常常听着教师的话，就是求得完善知识的秘诀。”他认为灌输式教育方法不是真正的教育，因为“教育即成长”:“成长的第一条件，是未成长的状态‘未’字却有一种积极的意思，并不是仅仅虚无或缺乏的意思。”他肯定这种未长成的状态是充满能动性和潜能的，不是一味灌输能使之充分发展的。 对杜威来说，创造充分的条件让学习者去“经验”是教育的关键：“所谓经验，本来是一件‘主动而又被动的’(active-passive)事情，本来不是‘认识的’(cognitive)事情”，杜威“把经验当作主体和对象、有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主张以这种进步的(progressive)教育方法使学习者从活动中学习，经验本身就是指学习主体与被认识的客体间互动的过程。但他又说:“经验的价值怎样，全视我们能否知觉经验所引出的关系，或前因后果的关联。”并不是每一种经验都是有教育的价值的，对经验过程逐渐形成的主体的诠释是关键所在。正因如此，杜威亦指出培养出学习者自习能力是教育的功用，他说:“教育功用的经验的另一方面，即是能增加指挥后来经验的能力。”他把这种能力的培养称为“改造”，所以他说“教育即改造”。 从以上可知，杜威主张教学方法的实施应紧扣学习者为中心的前提，特别是在儿童的早期阶段的教育“更多地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工作”，后期再慢慢再转向“系统的、技术的知识”。正如伯内特(JoeR.Burnett)在1979年论及美国教育实践时说:“杜威的教育学在当时或现在，不可能在学校中得到广泛地应用。因为从来就没有培训过进行这种教育的教师，学校也没有这方面的人力物力，家长和政客们也不支持杜威的教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