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读后感
——论苏东坡的人格
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位文人，首先看的并非是成就的大小，而是人品道德的好坏，也就是他的人格。一个品格低劣的文人，即使文字再富有才华，也终归无用。所以，一个人的人格可以说是他的名气的骨干。
苏东坡所处的时代与现在已有千年之隔，而他的美名依然历代为人们所称颂，可谓家喻户晓。他之所以如此，我想也与他的人格魅力不无关系。
苏东坡的人格虽然复杂多面，然而我认为也可以用“浩然之气”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之气，也就是人世间的正气。苏东坡即具有此种“浩然之气”，它致大致刚，激烈冲动，不可抑制，这种力量若辅以正义和真理，便在天地之间无所畏惧。
一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一天饭后，苏东坡捧着肚子踱步，问道：“我肚子里藏些什么？”侍儿们分别说，满腹都是文章，都是识见。唯独他那个聪明美丽的侍妾朝云说：“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连胜称是。
“不合时宜”正是苏东坡那坚执性格的体现。
苏东坡坚执的性格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宦海生涯之中，那是他性格中最坚硬的一部分，正如暴风雨中的海燕，暴风雨越是猛烈，他就越是要激越地怒吼，高傲地飞翔。

读你的时候，你只吟“大江东去”的豪迈，只唱“千古风流人物”的激昂，想你的时候，你只高呼“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只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问你的时候，你却说“一蓑风雨任平生”。
——题记
近日拜读了余秋雨的《苏东坡突围》，随他走进《千年庭院》，触摸早已风干了的泪痕，或悲或叹，或思或悟，一时感触颇多。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在八百多年前的宋朝岁月里，你陷于被称为“乌台诗案”的案件中，随着心怀叵测的小人的恶意围攻，你被长途押解，贬谪黄州，你却只说了句“一蓑风雨任平生”。
你，一个后起之秀，名震文坛，作为苏家三杰之一，唐宋八大家之一，却因此而落难，就像你弟弟所说的一样“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
在监狱里，你被侮辱，被摧残，你用纯银般的嗓子哀嚎着，哀嚎到嘶哑，这本是一个只需要哀嚎的地方，你写那么美丽的诗就已经荒唐到底了还不该打打，打得你浓妆淡抹，打得你乘风归去，打得你密州出猎。
就这样，你经受不住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逼供，你闭了闭眼，就承认了，你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你的浑身脏水，孤独的走进了荒凉的黄州，你如同一只小蝌蚪在汹涌澎湃的大海里颠簸，“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想虽然属于美丽，现实毕竟归于涩意，你品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尽受了官场的炼狱洗礼，于是乎，余秋雨先生告诉我：“正是这种难言的孤独，使他彻底洗去了人生的喧闹，去寻找无言的山水，去寻找远逝的古人。他渐渐回归于清纯和空灵，习惯于淡泊和静定，在艰苦的中垦荒种地中，体味着自然和生命的原始意味。”我想，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世与经历，才造就了你大气磅薄的词风，酣畅淋漓的书意吧！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你走到黄州赤壁，面对着赭红色的陡峭石坡，浩荡东去的大江，你闭眼深思，你把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注入了意味，结果——引导千古杰作的前奏已经鸣响，一道神秘的天光射向黄州，《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马上就要产生，不朽的篇章终于在黄州诞生了！余秋雨先生说：“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他，真正地成熟了－－与古往今来许多大家一样，成熟于一场灾难之后，成熟于灭寂后的再生，成熟于穷乡僻壤，成熟于几乎没有人在他身边的时刻。”
余秋雨先生告诉我，你是黄州的儿子。你清醒了：哀吾生之须臾倒不如托遗响于悲风，取山间之色，听江上清风之歌唱。你不再悲观，不再耿耿于怀。你在黄州兴修水利，奖励耕织，清廉从政。黄州成全了你，你成全了黄州。你以天下为己任，忧国忧民。现实中的残酷，竞争中的激烈使我内心深处伤痕累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再读你，再想你，你的诗篇让我感动，你的心境让我感到慰藉。

纵观苏东坡的一生，在宦海可谓三起二落。考中进士那年，在入榜的388人中名列第二，而且是因为主考官欧阳修的误会（以为这么精彩的答卷出自他的朋友曾巩）和避嫌，否则当列榜首。苏轼在担任凤翔推官三年后依例解职，英宗本欲破格拔擢为翰林，为宰相韩琦所阻，韩琦倒不是不喜欢苏轼，只是认为年轻人应该多一些历练。而英宗更是早就把苏轼视为未来宰相的人选。至少从一0五七年到一0七九年这段时间苏轼的仕途还算是一帆风顺的。
一0七九年苏轼受了四个月的牢狱之灾，史称“乌台诗案”。表面上是文字狱，弹劾他的官员在他的文章诗词中找出大逆不道的语句，加以指控。更深层的原因是苏轼加入了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反对王安石的新政。而苏轼作为文坛新星，其影响力日增，因此要加以镇压。因与苏轼通信或为他出版诗集，很多人受到牵连，包括预驸马王诜。在黄州期间，苏轼在一片东坡上耕田务农，从此自号“东坡居士”，他的四篇公认的最佳作品也在此时问世，即：《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承天寺夜游》。
一0八五年到一0九三年这段时期是苏东坡仕途的第二春，虽然一直担任“省部级干部”，但不管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是在重要部门担任领导岗位，政绩上颇有建树，可算是官运亨通。
一0九四年开始的第二次被贬，罪魁是哲宗及新任宰相章椁（应该是竖心旁，打不出那个字）。此人虽然可算是苏轼的故交，但绝对是王安石一派，跟司马光、苏轼的政治立场对立。此次风波共有830名官员受波及，史称“元佑党人案”。苏轼是第一个被拿来开刀的，想来是因为他在政坛和文坛的地位都同样的高，对手不得不重视。
一一0一年获赦后，当时的朝野一致认为苏轼将再度得到重用，可惜东坡遽然仙逝。
我的结论：东坡先生一生漂泊，但更多时候还是自由自在，而不完全是身不由己；东坡先生的仕途颇有坎坷，但得意之时还是比失意的时候多，并非几乎没受到重用；东坡先生两次受贬，起因都是王安石一党的迫害，跟司马光一点关系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