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大背景下，我国的法律法治与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冲突——法律移植不适应我国现状，《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然而，在法学界强烈主张法律移植，要求引入西方法治文化的情况之下。苏力老师在本书中从社会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主张挖掘本国“民间法”的法治资源，构建本土化的法律体系，探索有本国特色的法治之路。
苏力老师在本书中所举的例子大多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西北等落后地方，并试图从中找出某些启发，这种从实际出发，关注相对弱势群体的精神大概是我们现在和未来的法律人应学习的。
本书谈论到法律规避的问题，正是从农民身上得到启发的。在中国农村里，人们一旦发生了法律纠纷，他们通常都会避免利用法律途径而采取“私了”的方式来解决，如此的现象并非少数。苏力用一个私了未成的案例来阐述这个问题：一对处于感情萌芽期的男女青年见面，男青年强奸了女青年。事后，男青年利用法律规避，和受害人达成协议——男青年赔钱并迎娶该受害人。在本案中，受害人选择接受私了，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她的名声，也使她承担了较少的风险，另外她还可以拿到一笔赔偿金，再加上她对违法者有感情。因而这事的解决方法无疑是两全其美的——虽然它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所以，“私了”有时也是理性的。这就牵涉到私了的优点了——避免了法律程序上的繁杂，也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双方的利益（试想如果受害者接受法律的保护，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她以后的生活会好过吗？或许遭人白眼受人唾弃就是她以后生活的常态了，这样她的利益不就收到更大的伤害吗？）。所以，有时候“私了”是“成本最低而效益最高”的解决纠纷方法。或许我们会为此感到悲哀，但这就是国家制定法的某些不完善。
另外，法律规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人们进一步了解国家制定法，因为人们想要更有效的规避制定法，他们就要更了解制定法，换言之，法律规避也是一个了解和学习国家制定法的过程！
在本书第一编变法与法治中，苏力老师还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秋菊打官司》和《被告山杠爷》向我们展示了两个问题：一、秋菊层层告状想讨个说法，到最后却不懂为什么村长被捉警察走了，这反映我国许多边远地区法治依旧落后。二：近现代以来，一味的法律移植与我国现实不相符合——长久以来，我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在农村这样一个人际关系紧密、人员较少流动的社区中，村民必须相互依赖、相互帮助才能克服一些无法预料的事件”“因此他们并不是如同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中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所假定那样，是分离的、原子化的个体。”这启示我们一要加强法律知识普及——不仅仅是在沿海地区，更应该关注西北等边远地区。二要注重民间法，融合西方法和习惯法，制定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制定法。而这，如苏力老师所言，是我们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方向，读后感《《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读后感》。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法律人，我们该考虑“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我们也该从“市场经济中的犯罪违法现象”中找到一些“市场经济对立法的启示”。在本书中，对这几个问题，苏力老师都有很精辟的见解和精彩的论述。
在《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一文中，苏力老师引入韦伯的“形式理性的”和“实质非理性的”两个概念。相对于“没有确定的成文法律，法官依据社会上的一半公正观念未准则，依据它个人对世态人情的洞察、他个人化的知识积累断案”的“实质非理性”，韦伯认为“重视原则和形式（法律的内在逻辑关系和整体关系），不注重个别案件直接实质结果”的“形式理性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而我们社会缺乏的正是这种理性”。作为我们法律人，我们的任务正是使我们的法律制度拥有更多的“形式理性”。
本书中苏力老师论述完大的方面“变法与法治”后，回归到当前我国“司法问题研究”。“论法律活动的专门化”告诉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道理。告诉我们“必须加强法律队伍和法律机构的专业化建设”——不但要提高法律人的文化专业知识，也要关注和培养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素质。
目前，中国的司法审判中引入了抗辩制。这无疑引起了法学界的重大反响。抗辩制冲击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在审判过程中，法官更注重“以证据为主“，而不是“以事实为主”，这使得有许多隐含的问题浮现出来：例如收集证据的财力不均，于是财富不均可能会造成对富有诉讼方的有利，而对资财不足的一方不利，辩护律师会有意无意压制对其不利的重要证据，导致“错案”数量不断上升。而且抗辩制的社会成本很高，使得国家承担的费用很大。还有，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民事和经济冲突纠纷不断增加，行政机关处理和解决能力也逐渐下降，国家司法制度也满足不了社会需求。尽管抗辩制有其不足，但中国也在试点当中，它在中国还是有其意义的！抗辩制，一方面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少司法机关的“私人”成本，使司法机关能够集中财力处理更多重大的案例；另一方面又可以适度阻隔市场对司法程序的干扰，减少司法人员的腐败，增强法院的专业性。我们应该将中国的抗辩制变得更有自身的特色！
本书的第三编是关于“法学研究的规范化”。在《法学研究的规范化、法学传统与本土化》一文中，苏力老师提出“交叉学科”的问题，认为我们应当“以一个多方面手或者通才的眼光来研究中国的法律问题”，因为“世界是一个整体”，“各学科之中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这就启示我们——特别是当代大学生，未来的法律人，要在大学中广泛涉猎，读不同学科的书以丰富自我、提升自己的知识储备。用以改造我国现在西方化的知识体系结构、学科划分方法，并“形成中国的学科，提出中国的学术命题、范畴和术语，形成中国的学术流派”。
在第三编中，我很惊讶地发现苏力老师有好几个论题都是从读书中得到启示并形成自己的见解的。或许这就是苏力老师要教给我们的：读法学需要读一些大家的著作，汲取其中的营养成分；独立思考、分析中国的法学现状，形成自己的见解，并找出解决的方案。
法治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一个共识，为了我们的社会，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奉献出自身的力量。在文章的结尾，苏力老师说道，“本文没有、不可能也不打算勾勒一条中国法治之路”，“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和形成最需要的也许是时间，因为任何制度、规制、习惯和惯例在社会生活中的形成和确立都需要时间”。的确，要构建属于我们中国的法制道路，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一代代法律人的不断努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给我的不仅仅是思维的拓展，知识的增长，更多的是责任感的加强！所以，“路漫漫兮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未来的法学学习道路上，将以如苏力老师那样优秀的法律人为榜样，永远“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贫富差距》——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
很幸运的借杨老师的推荐了解了台湾辅仁大学“文学与艺术跨学科课程”中《中国电影中的城市影像》的简要内容，《贫富差距》——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从短暂的文字中可以了解到作为台湾重要的高等学府，辅仁大学在对城市的研究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而电影也成为了其中之一。这不得不让笔者感慨今天国内的建筑与规划教育在研究方式方面是何等的狭窄与匮乏。老谋子的这部《秋菊打官司》是该课程推荐的内地影片之一，影片中对农村与城市、贫穷与富有、弱势与强势进行了重点的描述，反映着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状况。而通过某些方面的观察与联想，似乎也能体现着包括台湾在内的全球各发达地区在诸多方面与内地欠发达地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微妙的差距。
影片以秋菊带着丈夫去医院检查为开头，讲述了因为丈夫被打，秋菊找村长理论却被侮辱。为了讨个说法，她先后来到县和市公安局报案，却都未果。不服判决的秋菊最后向人民法院起诉。难料除夕之夜，秋菊难产，在村长和村民的帮助下，秋菊才连夜赶到医院，顺利生产。自此秋菊与村长的矛盾化解，官司也不再提了。可当秋菊家庆贺孩子满月时，却传来市法院的判决，村长被拘留。望着远处警车扬起的烟尘，秋菊感到深深的茫然和失落。
在影片中，导演极力对比着农村与城市、县城与大城市的差距：
从物质方面来看，在秋菊所在的小村庄，村民们都居住在泥土墙砌成的平房内，房前不大不小的坝院内屯晒着辣椒、玉米等当地农产品。而整个村庄则沿着山势分布在山沟的各处，布局分散而凌乱。从秋菊每次拉着两轮小车、最后追警车的片段来看，村庄距离到乡里的道路仍然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而至于到县城的距离，那就更不知道有多远了。这一切分明的表达着村庄的偏远与落后。
对于县城，影片中那四处悬挂的各种时尚海报表达着这里的人们正在努力的追赶着时髦，因此他们的生活状态也一定是相对较好的。但那种“中西合璧”“纵横古今”的排布方式却在透露这里一知半解的文化思想水平。而那个自称“告死状的写过六个，四个判了死刑，两个判了无期”却最后闹出
“村长打人，犯了故意杀人罪”笑话的张老汉更是把这种思想表现到了淋漓尽致，毕竟他所代表的是这个县城里最有文化的人。
而当秋菊乘坐大巴车来到大城市的那一刻，所有之前的那些“玩意”都成了小儿科。尽管导演并未给这里有过哪怕1秒的高楼大厦，但街道上簇拥着的忙碌人群，车水马龙的交通仍然体现着城市出众的繁华。就连那个痛宰秋菊“30块钱”的骗子三轮车夫，也从那在影片中近乎夸张的价钱里，隐约的显示着城里人富裕的生活状态。
而所有的这些都在从物质的层面表达着从农村到大城市的巨大差距。看过影片的观众不会忘记秋菊在外的每一次讨价还价，无论那价钱在观众看来究竟是高还是低；而每次出门前，秋菊都要拉上的那一大车的红辣椒鲜明的表达着对于这样一个小村庄的村民来说，出这样一趟远门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当丈夫抱怨那句：“还没过年呢，辣子都卖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或许很多的观众心中都与她丈夫有着同样的心态：给了钱了也就行了，何必呢？花钱、费时、还得不到要求，为的也不就是个理么，值得这么倾家荡产的玩么？的确，对于这样一个乡下的普通农民来说，这样的花销是非常巨大的，而这也正正的体现着那个时代的城乡贫富差距。作为国家各项改革的前沿，大城市掌握着最快捷的信息，拥有着最优越的条件和最优惠的政策扶持。当机遇来临，大量的财富将聚集到大城市，把大城市建设得繁花似锦。而在同时，由于交通、信息的阻碍，政策的缺失，居于次要地位的普通城市就只能吃大城市留下的“剩菜剩饭”，发展必然相对滞后，到了更下一级的城市、县城，情况又变得愈加严重，直到最后，当资本流动的乡镇所在地时，已经是寥寥无几，而位于大山深处的小村庄因为完全没有新鲜资本、思想的注入，落后与贫穷成为了必然。加之上世纪80年代的国家社会福利政策仍然不够完善，农业税等压在农民头上的压力很重，形成了自城市到农村财富成抛物线式递减的状况。
在另一方面，影片中的对话反复表达着来自小山村的秋菊是那样“淳朴”。一个读过中学的人居然不会写一个简单的诉讼状，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回到故事本身我们可以发现，就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是很难有完善、发达的教育体系的。当地的小学和中学或许都在村里，或者中学位于镇上，但可以想象，也许加起来的老师不过区区几人、十几人、几十人，这样的教育很难达到观众所理解的那种水平，而秋菊自称读过中学，却写不出一份诉讼书自然也是情有可原的了，观后感《《贫富差距》——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而前文也已经提到的那位张老汉，作为县城最有文化的代表，不是也在犯着低级错误。我们且抛开他的那个司法错误不说，仅凭着警察同志的几句阅读，我们又怎么能保证，在那份仅有的两页纸上真真正正的没有一个错别字？！
抛开这些，村长的蛮横和倔强无非是照他的话说，他是一个干部。可干部怎么了？干部不都是人民公仆吗？难道给百姓道个歉就有辱了公仆的名号？从这点上说，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仍然深深的扎根在这些农村的村民身上。不单是这个“倔强”的村长，我想就是换了其他人，结局也应该是一样的。
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农村真正贫穷的原因除了那些政策、财富的倾斜，恐怕更为重要的是在于教育资源的匮乏而使得民众缺乏认识与远见。以如此的方式下去，就算拥有了政策与财富的支持，民众也是很难真正富裕起来的。而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或许这也是老谋子希望在这部电影中所反映出的某些东西。
作为这部影片的一个主题，告状是始终贯穿全剧的一条主线，但也正通过告状，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来自乡下的人们与来自城市的人们之间对于法律的理解。秋菊的丈夫被踢，从医院回来的路上她就已经明确的表示了态度：找村长理论。而对于今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来说，对待此类事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报警。这分明的表达着农村与城市对待侵权问题的不同态度：对于始终以传统方式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小程度的侵权往往是以私了为解决方式的。他们很少诉求于司法系统，这与长久以来传统中国人治强于法治的社会现状和凡是息事宁人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对于偏远、落后的山村来说，以上正是对他们最好的反映。而当这种传统方式在村长蛮横的态度下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才被迫走上司法程序，而这也正是影片中诸多看似令人可笑片段所出现的缘故。
回到城市，在吴律师简短的话语、挂在“律师事务所”牌子的大门片段中发现这种城乡差别已经巨大到了怎样的程度。律师事务所的出现表明着专业的机构已经在城市中有了立足的地位，市民法制意识的增强使得大多数的案件已经开始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得到解决。而作为事务所的年轻律师，吴律师代表的新群体在城市的出现体现着整个国家范围内法制程度的一个巨大进步。但这种进步仍仅限于大城市，就是在县城，也似乎从未有人想过要通过规范的司法程序来解决纠纷问题。
所谓的“有问题找警察”，剧中的很多片段都可以体现出民众对于在纠纷中寻求警察帮助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就连村里出来的秋菊也知道私了不了的问题就得寻求警察同志的帮助。但对于警察，笔者看来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以及他们对司法程序的遵从方面做得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其一，作为一起打架事件，受害人受伤与否公安部门并未做细致调查，这一细节直到最后才交代。而剧中的李公安自始至终都在扮演调解者的角色。对于该案件，是否能够简单通过调解是应该需要通过调查被害人情况才能决定的。而更高几级的公安部门面对该问题也并未做出应有的调查，而是图省事简单应付就算了结。剧中的小旅馆老板亦曾说秋菊的事情太小，应该得不到重视而无果，这在很大层面上表达那个时候的公安部门在面对问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随意和不负责任的态度。毕竟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没有谁会觉得自己的事小还四处奔波的。而作为旁观者的他人也会因此而发问：此事小而何事大？
其二，当前两次的申诉失败，秋菊来到大城市时，她通过关系找到了市公安局长，希望通过他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局长本人始终正直，也算秉公办事的帮了秋菊一把，但问题仍旧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对此，笔者看重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在得到结果的过程中所遵循的东西，从某种程度说，这还是属于之前所提到的问题。但这一切的结果却在最后得到了解决，这本应该是种好事，但也正因那就台词，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所有的好感都变得荡然无存。而那句“要人命”的台词正是：“你们这个案件，咱们法院的领导比较重视”。从一个侧面，这反映着那个时代中国社会的一种现状：凡事听领导的。领导重视的，好好做；领导不重视的，随便弄。而秋菊的问题在领导重视前是始终没有结果的，当领导发现其重要度，OK，这个问题自然就顺利解决。但所有的问题在于往往有问题的人不是领导，而是普通的民众，我们不可否认在某些情况下有些问题的确很小，但作为维持公共社会治安的机构，他们的职责在于帮助民众解决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纠纷问题，因此事情无论大小，作为公安人员的他们都必须遵照司法程序严格、合理的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等待着领导的批示才做出行动。或许从这一点看，导演张艺谋是打算用中国的社会制度与西方做一番贫富对比。
《秋菊打官司》这部影片用对比的方式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城乡的巨大差异和人们思想的转变与矛盾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标志。此时的中国城市处在高速发展的转变时期，笔者在对《钟鼓楼》小说一书的评论中就曾提到过该时期城市发展的一些特点，比如改革开放后民众思想的转变、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所引起的国民生活方式变化，并由此而影响城市空间格局的巨大变化。但不可否认，在这种高速发展的背后，大量的国民仍旧无法真正从改革中得到实惠，具体的原因在前文已经谈到，在此亦不再赘述。久而久之，思想水平、贫富差距逐渐拉大，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现象，影响到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
及由此，笔者联想到在文章开头中提到的话语。作为一个建筑行业内的成员，我们清晰的看到自己与他人间的差距。这种差距在表象上体现在经济水平，而就其深层次的原因，恐怕与民众修养、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而要想改变这些，恐怕也绝非一日、一方之功，中国人要走的复兴之路还很长。但笔者坚信，无论困难有多大，经历了5000年的风雨，中华民族必然会走向兴盛。
　　〔《贫富差距》——电影《秋菊打官司》观后感〕随文赠言：【人生舞台的大幕随时都可能拉开，关键是你愿意表演，还是选择躲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