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学习圣人之道，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得乘天地之正气而游六合，行成圣人之道。不亦悦乎?，学习圣人之道的朋友成群结队依旧从四面八方而来，为共同的志向而联手，不亦乐乎?把“没有智慧的人”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人”，把“没有智慧的世界”改造成“没有郁结的世界”，不亦君子乎，才能算是真正行“圣人之道”的人。
“学而时习之”，言“天”，在儒家思维的基本结构下，天与天时，“天、天时”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与“天、天时”紧密联系的就是所谓的“天命”了。参照前面对“时”的解释，就不难知道，《论语》对天时、天命的态度就是“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儒家对“时运”、“命运”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学而时习之”就是要成就这“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与天其命而天与其命”。

“有朋自远方来”，言“地”。地，包括土地等，但不单指土地，甚至地球之类的玩意，而是指大道流行的场所、空间等。地是离不开天的，有其天时，必成就其地，其地，包括一切的现实客观条件。通常所说的“地运”、“国运”等，就属于“地”的范围。一般人更熟悉的，就是所谓的“地利”了，儒家对“地利”的态度也是“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成就这“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

“人不知而不愠”，言“人”。人，天地之心也。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说的就是这“人不知而不愠”。那么天地之心在哪里？天地之心就在人的心里，人心立，则天地立其心。西学讲人化自然，后来又有了所谓的人择原理，但对这“天地人”的关系，还是没有儒家、《论语》讲得透彻。“人不知而不愠”，就是要成就“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

这三个“不亦”，讲的就是君子如何“与其天时、与其地利”，最后“成其人和”，什么才是真正的“人和”？就是“人不愠”的世界，“没有郁结的世界”，就是世界大同。只有“与人其和而人与其和”，最终成就真正的“人和”，君子才算是真正行成“圣人之道”。离开这三个“不亦”，一般所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实不知何谓“天时、地利、人和”也。

明白了上面，就不难明白这三个“不亦”，为什么是按“说、乐、君子“的顺序来安排。“说”，就是“悦”，对于忧郁症等大流行的现代社会，这个“悦”太罕见了，而连“悦”都没有，就不要侈谈诸如幸福感之类的废话。那么，何谓真“悦”？“闻、见、学、行”“圣人之道”也。“闻、见、学、行”“圣人之道”，才是真正快乐的事，令人心情舒畅的事，如果个体的心情都不能“悦”、不能“不愠”，怎么可能成就“不愠”的世界？所以要“修身”，“学而时习之”地“修身”，其结果就是“悦”，“悦”也就是个体的“不愠”。那么，“修身”为什么和“天时”挂钩？所谓“修身”不是一个人的盲修瞎练，“闻、见、学、行”“圣人之道”要“与天其时而天与其时”，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修身”，然后要“齐家”。这“家”，不是一般所谓的家庭，那是“小家”，一个地区是家，一个国家也是家，那是“大家”。齐家才能“乐”，这读yue，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家不齐，国不齐，怎么可能有“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所以要“齐家”，“有朋自远方来”就是要“齐家”，其结果就是“乐”，“乐”也就是“家”的“不愠”，只有“不愠”才可能“箫韶九成，盛世之象”，才可能“乐”。那么，“齐家”为什么和“地利”挂钩？家、国都属于“地”的范畴，通常有所谓的“家运”、“国运”等，要“齐家”，改变“家运”、“国运”，就要“与地其利而地与其利”，这样才能最终成就“箫韶九成，盛世之象”，其中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齐家”，然后要“平天下”。而只有“天下平”了，世界“不愠”、没有郁结了，世界大同了，才算是“平天下”，才算是“人和”，才算是君子行“圣人之道”，才算是“不亦君子乎？”上面的“说”、“乐”，都是“不愠”的特殊形式，分别对应着个体和家，但真正的“不愠”是全天下的，这个天下不单单指人类社会，按现代术语，至少是包括了整个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天下万物都要和谐、都要“不愠”，这才是真的“不愠”，也才是真的“平天下”，只有这样，才是真的“人和”了。所以，“平天下”与“人和”是密不可分的！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人不知而不愠”与“说、乐、君子”以及“天、地、人”或“天时、地利、人和”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论语》的首章是站在这样的高度立论的，而不是如千古以来那些盲人的瞎解释所说那样。只有这样，才算初步明白“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意思，也才算初步知道《论语》说了点什么

　《论语》是我国的经典作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著作。古人云：“半部论语治天下。”可见论语在历代的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了。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统治中国近2000年。《论语》当然也就稳坐了2000年的宝座。直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论语》的地位才开始动摇。文化大革命时期深刻的“批林批孔”，更进一步瓦解了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论语》从此埋没人间。　　《论语》究竟是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被古人视为经典，而后又成为所谓“封建统治者的工具”呢？怀着这些疑问，我漫步于《论语》的花园，尝试着去感受其中的奥秘。　　粗看《论语》，不过是一本语录，和《毛主席语录》没什么差别。可细细品来，孔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思想、人生观、世界观、教育理念等几乎都包含在语录的字里行间。《论语》里最常见的词汇，无非是中庸、君子、礼仁云云。　　中庸却是《论语》里最容易理解的而最难做到的。中庸指的是“对人处事采取不偏不倚、调和折衷的态度”。这种思想体现了当今北京居民的“忍”文化。对中庸的字面理解就是：惹不起躲得起、始终保持中立。这固然是好的，能避免许多不必要的争端，但过度的“忍”却能使一个民族沉睡，古代中国的发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中庸是儒家的为人之道，体现了儒家学派的软弱性。　　君子是一个意义深刻的词。从小就听说什么“君子动口不动手”、“观棋不语真君子”等，感觉君子就像个呆呆的人似的。事实上，君子就是孔子他们儒家学派的一种自称，是理想的“中庸”的人。比如“君子不器”、“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斗”，都体现了君子的优良品质。与君子相对的当然就是小人了，小人并非是坏人，只是素质没有君子高罢了。《论语》花了相当篇幅直截了当的阐明君子和小人的不同点，如“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然而，君子的物质地位往往与小人相差甚远。毛泽东说过：“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可见君子的物质生活是那么的悲惨！　　礼，表现了孔子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孔子生活在动荡不安的春秋时代，诸侯国不遵守“周礼”，闹得一团乌烟瘴气。孔子的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孔子致力于维护三纲五常，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此，当鲁国大夫季氏“八佾舞于庭”时，孔子愤怒地说：“是可忍也，熟不可忍也？”　　仁，是孔子的道德观，这后来发展成为了他学生孟子的政治主张。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克制自己，遵循“礼”，这就便是“仁”了。“仁者爱人”，这里爱的“人”是指上层社会的王室贵族；尊重朝廷贵族，“不犯上”，也说明孔子对“礼”的尊重。此外，孔子还把“仁”当作“人”的标准：“仁者，人也。”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说过：孔子“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　　纵然，《论语》经历了两千个春秋，并不能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的思想，但是它毕竟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永远不会过期，我们要批判地继承这些中华传统文化，让《论语》为社会主义制度服务。总之，《论语》是我们必读之经典，我受它的感化甚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