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单位做人事工作的，你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局里有过文件。
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网站，右边有一个“新闻机构查询”
查得到的就是真的，没有的就是不合法的。就这么简单。

古诗赏析：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
古语云，言而无文，行而不远。白居易的忆江南词从写成，流传至今，已是一千多年，而且还将一直流芳百世，那么这寥寥数语，文在何处？如何能“行”如此之远呢？
白居易曾经担任杭州刺史，在杭州呆了两年，后来又担任苏州刺史，任期也一年有余。在他的青年时期，曾漫游江南，旅居苏杭，应该说，他对江南有着相当的了解，故此江南在他的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当他因病卸任苏州刺史，回到洛阳后十二年，他六十七岁时，写下了这三首忆江南，可见江南胜景仍在他心中栩栩如生。
要用十几个字来概括江南春景，实属不易，白居易却巧妙地做到了。他没有从描写江南惯用的“花”、“莺”着手，而是别出心裁地从“江”为中心下笔，又通过“红胜火”和“绿如蓝”，异色相衬，展现了鲜艳夺目的江南春景。异色相衬的描写手法，在大诗人杜甫的诗里常常可见，如“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江碧鸟逾白，山青花欲燃”，两种不同的颜色互相映衬，使诗意明丽如画。白居易走的也是这条路，从他的诗里也可见端倪，“夕照红于烧，晴空碧胜蓝”、“春草绿时连梦泽，夕波红处近长安”、“绿浪东西南北水，红栏三百九十桥”。因而江南的春色，在白居易的笔下，从初日，江花，江水之中获得了色彩，又因烘染、映衬的手法而形成了我们想象中的图画，色彩绚丽耀眼，层次丰富，几乎无需更多联想，江南春景已跃然眼前。
既是“能不忆江南”，那么杭州这个白居易停留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什么给他的感受最深呢？古籍载：“杭州灵隐寺多桂。寺僧曰：‘此月中种也。’至今中秋望夜，往往子堕，寺僧亦尝拾得。”既然寺僧可以拾得，那么看起来，白居易做杭州刺史的时候，很有兴趣去拾它几颗，也似多次去灵隐寺寻找那月中桂子，正好欣赏三秋月夜的桂花。白居易是诗人，自然不乏浪漫的气质，在八月桂花暗飘香的月夜，徘徊月下，流连桂丛，时而举头望月，时而俯首细寻，看是否有桂子从月中飞堕于桂花影中。这是何等美丽动人的一副画面。一个寻字，而情与景合，意与境会，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也许，月中桂子只是传说，那么钱塘潮奇观确实是存在的。寻桂子不一定能寻到，潮头却是真正看得到的感受极深的景观。钱塘江自杭州东南流向东北，至海门入海。钱塘潮每昼夜从海门涌入，异常壮观。钱塘潮在每年中秋后三日潮势最大，潮头可高达数丈，正因为如此，所以白居易写他躺在他郡衙的亭子里，就能看见那卷云拥雪的潮头了，趣意盎然。上句写跑去寺里寻找那美丽的传说，下句写自己悠然躺在床上看澎湃的钱塘潮，一动一静，从中我们可以一窥作者内心蕴涵的种种心理活动，也许可以感受到杭州的难忘。
第三首，写的是苏州。吴酒一杯春竹叶，也许有人会说，竹叶青并非是吴酒啊，这是怎么回事呢？一来，竹叶是为了与下句的芙蓉对偶，二来，“春”在这里是形容词，所谓春竹叶并非一定是指竹叶青酒，而是指能带来春意的酒。白居易在另一诗里就有“瓮头竹叶经春熟”的说法，而且白居易所在的中唐时代，有不少名酒以春字命名，如“富水春”、“若下春”之类。文人大多爱酒，白居易应该也不例外，喝着吴酒，观“吴娃双舞”犹如醉酒芙蓉的舞姿。“娃”者，即是美女，西施就被称为“娃”，吴王夫差为她建的房子就叫“馆娃宫”。也许白居易这样写，就是出于对西施这位绝代佳人的联想吧。十多年后，他在洛阳，回忆起当年饮酒观舞，不禁叹道：“早晚复相逢？”。早晚，是当时的口语，意思就是何时。
三首词，从今时，忆起往日，最后又回到今天，从洛阳到苏杭，从今日直至十多年前的往事，今、昔、南、北，时间，空间都有极大的跨度。白居易身在洛阳，神驰江南，抚今追昔，无限深情地追忆最难忘的江南往事，使自己得到了一定的精神满足。而我们今日读此词，则因为白居易的出色描写，也能得到某种精神满足，不知当时白居易是写给自己回忆的，还是留待后人欣赏的，你觉得呢？
读后感：
唯有了解，我们才会关心；
唯有关心，我们才会行动；
唯有行动，生命才会有希望。
我很自豪，因为我生活在中国的首都--北京。北京申办下了2008年的奥运会，每一个中国人都激动不已。到2008年，世界各地的运动员都要来到中国北京，北京会是什么样子呢？让我来描绘一下吧：北京的环境将会有很大的改善，道路两旁种满了绿树，隔离带上开满了鲜花，鸟儿飞翔在蓝蓝的天空上，鱼儿畅游在清清的河水中。景色将会美不胜收。
绿色奥运是我们承办的奥运会的主题之一。如今，环境问题已经愈发严峻，保护环境刻不容缓。我们每一个人都应为此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我是文汇中学"根与芽"小组的一名成员。"根与芽"是珍妮·古道尔研究会面向全球青年关于环境与人道主义教育的项目。为了迎接奥运，我们"根与芽"小组组织了很多有关保护环境的活动。就在4月份，我们参加了一个"循环巨龙：耗材回收"的活动。这个活动是由地球村、根与芽、自然之友和惠普公司联手打造的。耗材回收计划是为了减少堆填和掩埋垃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为用户提供简单并环保的方法回收用过的打印机墨盒及墨粉盒。
这个活动在同学中的反响很大，因为它与我们息息相关。全校同学都积极参与，大家了解到：耗材如果被弃置在环境中或掩埋，它很难降解，有的还会对环境造成污染。事实上其中的许多成分都可以再回收利用，如：塑料、调色剂、泡沫塑料、海绵、碳粉以及各种金属等等，这些原料加工以后又可以制成新的产品，如：E-木、再循环的塑料、公园长凳子、文具等等。通过耗材回收，可以减少被堆填或掩埋的耗材，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短暂的一个月内，我和同学们就收集了100多个墨盒。没有使用耗材的同学也都在积极做着宣传工作。可见保护环境的理念已经深入到同学们的心中，每个人都在为保护环境，举办一届绿色奥运尽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正如珍妮·古道尔博士所说："每一个人都很重要；每一个人都能发挥作用；每一个人都能带来变化。"我还要尽我的力量向身边的人宣传这些理念。我认为每一个人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保护环境，还北京一片绿水蓝天。当2008年奥运会外国友人来到北京的时候，一定会由衷地赞叹："北京真美呀！"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
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
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
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
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
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
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
……
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
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社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时空印证。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注意到了海外汉学界。那么多高水平的专家学者早早地流落到海外各有原因，他们毕竟避过了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有充裕的时间投入研究，而研究的方法又引入了国际学术标准，在科学性、宏观性上远超乾嘉学派的考据水平。但在十年前，国内学术界要了解他们的研究成果十分艰难，甚至直到今天，虽有一些专著流传到大陆，仍然不易见到那些以散篇形式发表于专业杂志间的各项具体研究。海内外研究成果积累得比较完整的是香港，于是我总是利用前去讲学的机会在那里贪婪补课。记得前不久一位曾经多次撰文批评《山居笔记》“硬伤”的先生直接给我来信，说又发现我的一处论述在国内某大学编印的资料上找不到根据。我回信感谢他来信探讨之诚，并说明那项资料早已被海外学术界严密论证，详细资料存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库房，答应下次去时复印一份送给他。香港中文大学在山上，我当时为了钻研资料栖居一处设备简单的集体宿舍叫曙光楼，因此有了“山居”的说法。
现在回想起来，写作这本书的最大困难，不在立论之勇，不在跋涉之苦，也不在考证之烦，而在于要把深涩嶙峋的思考萃炼得平易可感，把玄奥细微的感触释放给更大的人群。这等于用手掌碾碎石块，用体温焐化坚冰，字字句句都要耗费难言的艰辛，而艰辛的结果却是不能让人感受到艰辛。
写完这本书后，我又写了一本人生随笔，然后进入文化考察的又一个新阶段，即驱车数万公里逐一拜谒人类历史上一切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一路历尽危难，却从未退缩，因为我在陌生的异国荒原上找到了返现中华文明的方位，时时校正着国内考察时的各种感悟。我把《山居笔记》的续篇，写到了开罗的死城边、耶路撒冷的小巷口、海湾和南亚沙尘覆盖的大炮下。在那里才明白，即便走遍中国也很难真正了解中国，因此经常与同行的伙伴们感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除台湾尔雅版的繁体字版外，这本文汇版的简体字版已印了三十五万册，我亲自从读者手里买得的盗版本有十二种。经常看到有人在报刊上否认目前盗版的严重事实，批判反盗版是“炒作”，我便特地编撰了《盗版二十六例》置之《霜冷长河》精装本卷首，其中选印了《山居笔记》的不同盗版本封面八种，使文化盗贼们无可抵赖。谁知这些年趁我远行历险，他们在国内闹成一团，无非是想用诽谤遮盖盗窃，连当年翻云覆雨的黑影也拉出来了。对他们当然不能再用规劝的办法，因此把本书初版的代序撤去，其他地方也有一些相应的改动。正该取笑他们没有把手中的偷盗物细看一番：文明和邪恶不可混淆，历史和法律不容侮弄，恰恰是本书的内容。

在读两本书，两本书都是一个人的。李娟，写出这个名字让我感到幸福，读到她的文字是我这些年来阅读中最好的收获，没有之一，就是最好的。
《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都是今年七月出版的新书。
知道李娟是在四年前，从《南方周末》上读到她的专栏文章，不长，却篇篇都发光让人过目不忘。真个是神光熠熠啊，每一个字、每一行句子，它们刻画的北疆大地完全不同于我读到的任何一个人笔下的北疆。当时就想，这样的文章发表在副刊，有点憋屈了。它们可以更长，容纳更多，它们应该独立成书。
记得最开始读到的文章，是《古贝》，凭文字感觉，我大喜，终于读到真正的新疆了。真正的新疆，是粗粝中藏着一点柔软的诗意，如同粗糙石头内里藏着的美玉，在见识太多珠光宝气内里空空的游记式印象式的新疆文字后，终于等到了李娟。
从此开始留心这个普通的女孩名字，留心她的文章，看它们由少成多，忽而《南周》，忽而《文汇》。没有她的文章，那一期副刊都索然无味。好在有她的博客，惊奇地发现她喜欢的我也喜欢，比如宫崎骏，比如刘亮程，《海边的卡夫卡》，又比如我最爱逛超市了，对西湖也喜欢得不得了。可是，这些孩子气十足的比较只是让我更了解她一点点。我在四川，她忽而北疆，忽而江南，我们仍然是平行空间的陌生人，没有更熟悉一点，可能这就是作者与读者的关系，遥远却亲近，陌生又熟悉，一切感受都在文字，也止于文字。
五年前，我在新疆东游西荡了一个多月。秋天，我在喀纳斯和附近的白哈巴村，与北疆最美的季节迎面相逢。那时我一无所有，所到之处总是啃干馕住最便宜的旅店；那时我彻底放空了自己，心，还有头脑，眼睛都是空空的，阿尔泰山区秋天那浩大的美，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 放空你自己，放开你的口、眼、鼻、舌 ，放开你的心，尽情感受吧。” 真的，那时我就象一块空空的海绵，千疮百孔，贪婪地沉溺在北疆无尽却也短暂的秋天里，每一列山脉、每一条大河，每一片山林，每一个村庄，还有一阵阵秋风、乱云飞渡的天空，在原野尽头升起的巨大明月、黄昏流去的河，清晨遍地的薄霜，让人皮肤绷紧的凛冽空气，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提醒我，与之相见可能就是今生最后的相见，从相见那一刻起，我与它们就开始不断的告别。这是相见的欢喜，更是离愁，因为我知道自己只是过客，只能是过客。
离开新疆，回来写不出一个字，我只是一遍遍重温那个秋天浩荡天地带来的感受，不时以记忆来擦亮它，生怕它蒙尘、消散…… 我固执地认为只有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写出的新疆才值得一读，其余只是游记，读那些游记，不如去看实用的攻略。然而即使是来自那片土地的人笔下的文字，大多仍是华丽、浅薄、矫饰的，空洞的歌颂，轻浮的赞美。写来写去，都离不开两个面具，一是历史人文，一是民族风情，好多文章都成了戴面具的木偶，有的还戴双重面具。看似厚重而且花哨，却是两脚悬空的，读这些文章，要么胸闷气紧，要么过目全忘。
失望。
直到李娟出现，她笔下的新疆，以横扫一切的生动姿态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这才是我去过的疆北，这才是阿尔泰山地。天啊，我立刻喜欢上了她！这是一个读者对一个有水准的作者的喜欢，这份喜欢里有重重的信赖和感激-----感谢她将那片阿尔泰山区的天空、大河、土地还有寂寞自适的人们，轻轻带回我的身边。如此，我才可以说出我重重的思念，才可以说，这是李娟的阿勒泰，也是我的阿勒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