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吴太伯世家》是以兄弟间谦虚让位的故事开始的。周太王有三子：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三子季历。季历贤，太王想把王位传给他，于是太伯和仲雍为了回避便奔去了楚越之界的荆蛮之地，为了不被人认出，竟至文身断发，太伯为人义气被当地人拥戴，立为吴太伯。

吴国兄弟让贤的传统在后世重演，到了吴太伯十九世后的寿梦又发生了类似的事。寿梦有四个儿子：长子诸樊、次子余祭、三子余昧、四子季札。寿梦想立四子季札，可季札坚决拒绝，于是立了长子诸樊。诸樊在位期间还是想把王位让给季札，季札只得逃跑。诸樊死前，王位并没有传给自己的儿子，而是传给弟弟余祭，希望按照这个顺序，王位最终传给幼弟季札。

季札后来避到了鲁国，在鲁国品评了各国的音乐，由音乐风格判断每个国家的特点，这应该是历史中记载的最早的乐评。

季札周游列国，对很多国君进行过游说、劝诫，也评价过很多国家，其中还记述了一件事：季札去北方的途中遇到徐君，徐君看上了季札的剑，但不敢开口取要，季札心知但没有给他。到季札再次回到徐这个地方，得知徐君已死，季札于是解其宝剑挂在徐君坟前的树上离开。有人不解季札的行为，季札回答说自己心里早就答应把剑送给徐君，不能因为他死了就违背自己的诺言。

综上，季札不仅是一个谦让贤达的人，是一个艺术家、策略家，同时还是一个守信的人。我被吴太伯、季札的行为所感动，但是吴国后世发生的事却让我深觉一个国君的人品与国家的昌盛与否似乎并无直接关系。

王位最终还是传到季札，但他继续逃位，于是吴人立了余昧的儿子僚。可是吴国礼让的良好传统并没有传到这一代，僚继位后引起了诸樊长子公子光的不满。公子光觉得既然季札逃位，那么就应该回到长子继位的传统，父亲诸樊是长子，王位应该直接传给作为诸樊长子的自己。

公子光于是开始了袭杀吴王僚的计划，他招纳贤士，用了伍子胥推荐的杀手专诸达成了目的，经过谨慎考察了不排除怀抱公报私仇之愿的伍子胥后重用了他，公子光继位后一直用人不疑，善于听取伍子胥和孙武的意见，将吴国做大做强。吴王阖闾是一个隐忍谨慎、知人善任、擅于权谋的成功政治家，但他弑君夺位的行为实在跟人品没有丝毫关系。吴国在他手里变得强大，可是儿子夫差却昏聩固执远没有他的魄力和智力，最终灭国。

开国君主大多厉害，司马迁在接下来的《齐太公世家》中记载了太公望吕尚的事迹。吕尚的先祖曾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被封在吕和申这两个地方，姓姜氏。吕尚曾经侍奉商纣王，后来因为纣王无道而离开，之后一直周游列国，始终没有遇到明君。最后遇到周西伯时他已经又老又穷，可吕尚的贤能与博闻被西伯看上，随后被立为师。吕尚辅佐文王修政修德，周室逐渐强大，至周西伯文王崩后武王继位，最后灭商。吕尚被封在齐营丘，他通商治国，万民来归，且征伐了很多地方，扩充疆域，使齐国成为大国。

吕尚后人至哀公，王室开始混乱，兄弟开始相残。不得不提的是齐僖公，他比较宠爱同母弟的儿子公孙无知，后来太子诸儿继位成为襄公，襄公跟公孙无知不对付。公孙无知因失宠而记恨襄公，开始了夺位计谋。这几个人的人品都有问题，特别是身为国君的襄公。首先是他与已经嫁给鲁国国君的亲妹文姜乱伦私通，事情败露后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地杀了鲁桓公，后来为了灭口，还把指使杀害鲁桓公的杀手彭生也杀了，襄公不仅私德败坏而且做事不计后果，出于个人私怨竟对一国之君说杀就杀。其次，襄公这个人不但狠毒而且无信，政令无常。他派连称和管至父二人到葵丘赴任，答应到七月就派人去替换他们回来，但时间到了，二人申请回来，他却不允许。连称有个妹妹是他的妾室，不得宠，连称便派这个妹妹监视襄公行径，伺机报复。奇怪的是尽管襄公是一个毫无德行的国君，可依旧有人对他忠心耿耿。他有次去打猎，见一野猪，做贼心虚以为是彭生，怒而射之，结果这只猪竟站起来嚎叫，把襄公吓得从车上掉下来伤到脚还掉了鞋子，他气急败坏地鞭打管鞋的人费。费出宫后得知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要率人袭宫，为了骗取信任，费给他们看他被襄公鞭打的伤，谎称自己要报仇，愿意给他们带路，于是费回宫把消息告诉了襄公，尽管公孙无知最后还是起疑攻打进去杀了襄公，但费的衷心确实令人感叹。齐襄公虽然残暴无德，但他对于齐国最大的功绩便是灭了纪国，报了齐国的九世之仇，使得齐国越加强大。

读吴国和齐国的故事让我想到的是国君个人的人品修养与其治国成效之间似乎并无直接关系。人品好、气质高、有修为的季札如果做了国君能否为自己的国家取得卓绝政绩？如果国家陷入危难，他的谦让品质是否会与身份赋予的责任担当形成矛盾？吴王阖闾、齐襄公、公孙无知在品行上存在缺陷，但他们却凭借自己的果敢决断达成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在治国上取得了成效，所以历史告诉我们事件的成因往往是复杂的，任何事都没有单一的因果关系，治国当然不能仅仅依靠国君的人格人品，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因素值得探讨，比如前人在国力上的积累、知人善任，对法制的重视等等或许才是一个国家是否能做大做强的基础与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