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地点是德国某个地方。

酿酒商的儿子

主角是一个行政办公室的职员，他是一个酿酒师的儿子。他的名字叫尼克拉斯·卢曼。

他学过法律，但他选择成为了个公务员，因为他不喜欢同时服务多个客户。因为管理涉及到很多社交活动，他发现自己不太适合这份工作，所以每天朝九晚五下班之后就会回到家，他就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阅读自己最感兴趣的书——哲学、组织行为学 (Organizational theory）以及社会学。

遇到深刻的观点，或者触发了自己的想法的文字，他就会做笔记。现在也有很多人晚上读书，也会追随自己的兴趣，有的也做笔记。但很少人做到了卢曼这样卓越的程度。

在和其他人一样地收集笔记（在书本边缘记笔记或者按主题收集手写的笔记）一段时间之后，卢曼发现他做的这些笔记没有发挥任何作用。

因此，他脑洞大开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笔记方法。他不再把笔记加入到现有的分类或者相应的语境中去。相反，他把笔记全部写在一个小卡片上，然后在卡片的角上写一个数字，然后把它们放在一个地方：卡片盒。

不久之后，他就开始给这些笔记做分类。他意识到：

一个观点或者一个笔记只有在语境中才是有价值的，而这个语境并不一定是它出处的语境。

所以，他开始思索如何让一个观点和不同的语境产生联系、互相促进。把笔记收集在一个地方只会得到一堆笔记。

但卢曼收集起来的笔记却远不止这一大堆笔记的总和。他的卡片盒成了他的谈话对象、观点产生器、效率发动机。

卡片盒帮助他建立起他的思维架构，帮助他继续展开自己的想法。而且用起来得心应手一一因为它确实管用。

学术界新星

他的卡片盒把他带进了学术界。

一天，他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成手稿，交给了赫尔穆特·舍尔斯基，当时德国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学家。

舍尔斯基把手稿带回家，读了读这位学界门外汉的文章，然后联系了卢曼。他建议卢曼在新成立的比勒弗尔德大学当一名社会学教授。

虽然这个职位很诱人也颇具声望，但卢曼并不是社会学家。

他没有任何正式的证书，甚至当德国社会学教授的助手都没希望。他没有写过德语国家教授资格的论文，这是很多欧洲国家的最高学术资格。

他没有博士学位，也没有任何社会学学位。多数人可能会把舍尔斯基的建议视为赞美，然后表示自己根本不可能做到，然后继续庸碌一生。

但卢曼不是。他向自己的卡片盒求助，在它的帮助下，他一边上社会学的课程，一边在一年之内写出了一篇博士论文和一篇德语国家教授资格的论文。

不久之后，1968年，他被比勒弗尔德大学聘为教授，随后一直在该大学任教。

在德国有一个传统，每个教授都要做一个公开演讲，展示自己的项目。卢曼当然也一样，有人问他的主要项目将会是什么。

他的回答后来广为流传。回答简洁明了，他说：“ 我的项目：社会理论学。研究时间：30年。研究经费：0。”（卢曼,1997,11）

在社会学领域，“社会理论学” 是所有社会学项目之母。

大约29年半之后，他写完了他两卷本的《社会的社会》（ The Society of Society,1997）的最后一章，学术界为之震动。

这不仅是一个改变了社会学的全新理论，而且还在哲学界、教育界、政治理论和心理学界引起了热火朝天的讨论。

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加入讨论。他的理论无比精密、极为复杂。每一章都独立出版成书，每本书讨论一个社会系统。其中的主题包括法律、政治、经济、沟通、艺术、教育、认识论、甚至还有爱情。

三十年里，他出版了58本书，数以百计的文章，这其中还不包括他的翻译作品。

其中许多都成了相关领域的经典。甚至在他死后，人们整理他办公室内快完成的手稿还出版了五六本关于宗教、教育和政治的书。

要知道，很多学者只是为了能达到卢曼死后的出版数量便已经废了九牛二虎之力。

有些在学界混的人，会一个观点翻来覆去地说，拼凑出尽可能多的出版物，但卢曼和他们恰恰相反。他有很多观点自己根本来不及写下来。他的文字读起来就像他在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观点塞在一本书里面。

有人问他这一生错过了什么，他的回答是：“如果有什么东西我还想要的话，那就是更多的时间。”（ Luhmann, Baecker, and Stanitzek,1987,139）

有些教授可能会让他们的助手做主要的工作，或者有一个团队负责写论文，然后署上他们自己的名字，但卢曼很少需要别人的帮助。

他最后一位助手曾经郑重表示，他能帮到卢曼的就是在他的手稿里面发现几处拼写错误而已。卢曼真正需要的帮助来自一位在工作日帮他和他的孩子做饭的管家，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妻子早逝之后他一直是一个人抚养三个孩子。做再多热腾腾的饭菜也无法解释他近60本颇具影响力的书以及数不胜数的文章。

高产的背后

德国社会学家 Johannes F.K. Schmidt 在大量研究过卢曼的工作流程之后，总结说：他的高产缘自他独特的工作技巧（ Schmidt2021,168）。

这个技巧从来不是个秘密，卢曼经常公开谈到。

他总是说他的卡片盒是他高产的秘诀。早在1985年，别人问他为什么如何高产，他的标准回答都是：“当然，我不是自己个人想出这些东西的。这些都是在我的卡片盒里产生的。”（ Luhmann,Baeckeand Stanitzek,1987,142）

但那时候很少有人去仔细研究他的卡片盒以及他的工作方式，只把他的话当作天才的自谦。

卢曼的高产当然让人刮目相看。但比起他出版物的数量和质量，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完成这一切似乎毫不费力。

他不仅强调过自己从来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情，甚至还说：“我只做那些容易做的事。我只在我知道怎么写的时候写东西。如果我有一丝迟疑，那我就把它先放一边，先去做其他的事。”（ Luhmann etal,1987,154f.）

直到现在，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说的话。

我们还是习惯性地以为伟大的作品是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的，我们还是不愿意相信仅仅改变我们工作流程中的一个小地方，就能让我们更加高产，让我们的工作更加有趣。

他数不胜数的杰出著作，不是因为 尽管不喜欢他还是强迫自己去做，而是因为 他从来不强迫自己做不喜欢的事。

从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更好理解一些？只要和我们的内在目标致，并且让我们有掌控感，即便是辛苦的工作也会变得有趣。

问题是，我们总会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很僵硬，情况变化时我们无法做出改变，最终好像这套流程有了自己的生命，逼迫我们做我们不想做的事情。

获得掌控感的最好方法就是亲自掌控。

亲自掌控，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打开，而不是局限在你最开始的观点。

写作，特别是输出观点的写作，它们的本质就意味着：问题一变，我们所用到的材料就会和之前所预想的有所变化，或是我们会有新的观点，而这会改变我们看问题的整个视角。

我们的写作流程必须足够灵活，可以允许这些不断出现的、小的调整，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兴趣动力和工作是一致的一一这是毫不费力，或者几乎毫不费力地工作的前提条件。

卢曼能够集中精力处理手上的重要事情，迅速从自己之前停下的地方继续开始，掌控整个流程，这是因为他的工作流程允许他这么做。

如果我们工作的环境足够灵活，允许我们对我们的工作节奏进行调整，那我们就没必要纠结“坚持不坚持”了。

针对成功人士的研究已经一次又一次的证明，成功不是极强的意志力和坚持的结果，而是通过对工作环境的改造让人根本无需坚持的结果。

高效人士不会和环境做对，相反他们避免坚持，就像柔道冠军一样。这不仅仅是有着正确的心态，而是有着正确的工作流。

卢曼自己和他的卡片盒一起工作的方式才让他可以自由地、灵活地在不同的任务和不同层次的思考中来回跳跃。

要达到这样的成果，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工具，还要知道如何使用它们，而这两件事很少有人同时理解。

人们还在寻找卢曼的 “秘诀”，把他卓越的成就归功于他的天分，或者觉得自己只要有了他的卡片盒就万事俱备了。

当然，要想在学术界出人头地或者成为畅销书作者，你肯定要聪明过人，但如果你没有一个外部系统帮助你思考，整理你的思考、想法，帮你收集事实，或者说不知道如何把这样一个外部系统嵌入到自己的日常工作流程中，那你的劣势即便是超高的智商也无法弥补。

但是这个技巧并不神秘。三十多年来，它一直在那里。那为什么现在还未普及开呢？原因很简单：

有关这个文件系统的第一个研究结果出现之前，人们对卢曼的真正工作流程一直有着巨大的误解：只关注卡片盒而忽视与卡片盒配套的整个实际工作流程。研究这个系统的所发表的文章几乎都是德语，讨论的圈子也几乎只是在专注于卢曼社会理论系统的社会学家圈子，而不是可能会被这个方法所吸引的大部分目标用户。第三个原因，也可能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太简单了。很多人直觉上认为简单的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的效果。他们更愿意相信：越复杂的越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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