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孔明先生：
当初您设下了空城一计，把司马懿吓了回去。
但您有没有想过，当初若司马懿啥都不怕，攻了进来——他可有十五万大军啊！到时您咋办咧？说句难听点的实话：那些人一人一口唾沫能淹死您！
换句话说，司马懿不敢攻进来，射箭总敢吧？十五万大军，两三万支箭总有滴吧？到时全射出来，您不是变成豪猪，就是变成刺猬！
但事实已定，我，也不得不承认您神机妙算啊。

我，马谡，生于战乱四起，炮火纷飞的年代.面对群雄各踞一方，形成三国鼎立之势的局面，我不甘做一名流离失所的百姓。都说“乱世出英雄”，我就想成为人人敬仰的大英雄。如曹操一般，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气魄，有煮酒论英雄的才情。
所以，我自幼饱读兵书，熟谙战法。终于，我遇见了贤主――刘备。我投身其门下，忠于刘备待之心，服于孔明足智多谋。
经过多年抗战，在刘备的带领下，我们打下了坚硬的疆土，我与孔明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好景不长，刘备去世，全局交由孔明打理，孔明为完成统一大业，出征北伐。在街亭一地，我主动请命出征，结果失街亭，再者我被斩。
孔明，我想对你说，我不恨。你是我兄弟，哪有兄弟反目的。街亭因我而失，我又罪，理当处斩。这点惩罚对我来说不算什么，全军的利益才是最重要的。如果不对我执行斩首，我的骄傲自大，目中无人会带来更大的危害，您的统一大业会因我而止。那么，我岂不成千古罪人，上对不起刘主的知遇之恩，下对不起百姓的信任之心。所以，我不恨，甘心领罪。

师：请问他们各自的“志”是什么？

生：子路要去拯救一个危机重重的大国，三年的时间使人人勇敢善战，而且还懂得做人的道理。

生：冉有想要治理一个小国，让人民都富足起来。

生：公西华想要做一个小司仪。

生：曾皙似乎只想想要过安乐无忧的简单生活。

师：孔子怎么看待他们的志?

生：孔子赞同点的志向。

生：孔子听了子路的是微微一笑，“哂之”。

师：具体而言是什么情绪？

生：不满。否定他的观点。

生：治理国家要用礼，可是子路的话毫不谦让。

生：文章中并没有告诉我们孔子赞同点的原因。

师：这位同学读书很是仔细，我们一起来探究原因。首先大家想一想，孔子对子路的志是不看好的，那冉有和公西华应该说比子路更谦虚一点，为什么孔子唯独肯定曾皙？

生：似乎他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

生：他们都是为了做官，从政。

师：很好。他们三人的志向虽有骄谦之分，却无本质之别，都志在为政。

师：再继续思考，曾皙的志向反映出他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生：平平淡淡。

师：你推崇吗？

学生之间开始讨论。

生：似乎不太积极。有点消极避世。当时的读书人大多都很想为政，为朝廷效忠。

生：应该也有积极的一面，这也许是他所向往的社会的美好缩影。

师：儒家的核心是仁政，要以礼治国。从积极方面理解，他说的应该是礼治的结果，是太平盛世的图景。

生：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主张，怎么可能消极避世。

师：这位弟子说的非常好。纵观孔子的一生，应该说积极救世是其思想的主导方面。

可如果这样他应该不会赞同曾皙的观点的。大家看看这是发生在孔子人生什么时期的故事？

生：在孔子晚年。

师：周游列国游说成功了吗？

生：没有。

师：到处碰壁，有时也流露出消极情绪，晚年回鲁国后恬退避世的思想很突出。

孔子对学生谈理想，谈志趣，除了对子路“出言不逊”稍有不满之外，基本上都是肯定学生，相信学生，鼓励学生，甚至为学生有远大理想，高雅志趣而感到欣慰、自豪，这让我想起了现在正流行的“赏识教育”，
对子路，孔子充分相信他的雄才大略和超强实力，对于冉有和公西华，孔子连用五个反问句来评价他们的理想，相信他们治国安邦，力堪重任，
但是，孔子特别欣赏公西华，孔子说“赤也为之小，孰得为之大？”这不就是老师骄傲地夸奖学生吗？他认为公西华知书达理，娴于礼乐，完全超出了一般人，他不担当治国重任，更与何人呢？

虽然有点道理,但是俺觉得什么都不是绝对的,有些东西有些事自己不喜欢或者不需要了,不代表别人不需要不喜欢啊,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人和人都一样的追求那还有什么意思啊,是吧,那你就根据这个写,小孩子不许偷懒,谁要是给了原文,那是不负责任,给不给分无所谓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日上午，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的杏坛剧场内传出朗朗的诵读声。2000多名少年儿童齐声诵读《论语》中的经典名句和中国历代名篇佳作明月高悬，孤灯一盏。橙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周遭的一切。我正襟危坐于桌旁，在这样一个宁静而又安详的初春的夜晚，仔细背诵着一本蓝色仿线装的，薄薄的小书——论语。
说它是薄薄的一本小书，实在不假。虽然字印的斗大，再加上注释，翻译，总共也不过220页。想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此的一本小书。若是摆在那些厚似馒头， 重似砖头，印刷精美似绣花枕头的大部头巨著之中。实在是不起眼之极了。何以想象，就是如此的一个薄薄的小书，却统治了中国近二十个世纪，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呢？
从辩论的角度看，孔子肯定是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可是如果从生活的角度看。孔子又是赢家，是大赢家。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不是我说的。也许，真理本不是辩出的，而是做出的。
孔子何以获胜，辩论为何不出这样的道理，我不知道，天资太差，脑子太笨。但我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生活的道理，生存的哲学！如果你是人，你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不论你做什么：你去干革命，做领导，开公司，或是你去当土匪，做强盗，当恶霸。如果你想做强，作大，你就必须相信孔子说的，从这个角度说，孔子的道理，是永恒的真理！
说起生活的道理，生存哲学。我们中国人可是不会陌生。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等级社会的生活经验，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比不上。比如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互相倾扎，落井下石，背后捅刀，见利忘义，过河拆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猜疑嫉妒，暗地造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还有什么，大家补充。
总之，我们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智慧，尤其是生存智慧。中国人是适应力最强的生物，在任何的环境里都可以生存。并且还有一整套自我娱乐的方式，我们是最喜欢内耗，窝里斗，最容易忘记过去，最经常变得麻木不仁，最喜欢隔岸观火，充当看客的民族。好了，不说了，鲁迅先生比我说的强多了，不敢班门弄斧。
鲁迅先生原以为可以用笔做刀剑，用激烈的言词，大声得呼喊惊醒沉睡的中国人。可是她错了，文学的力量微乎其微，鲁迅本人也似乎被我们遗忘了。是毛主席率领的，手握着真正的枪杆子的百万雄师，彻底改变了中国，用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人。可是很遗憾，毛主席也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单单依靠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可以改变人的精神。于是，他打倒了孔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局面。
不论是孔子，毛泽东，还是鲁迅，他们对人性善和恶的两面都有着自己的认识，解决的方法也因自身的特质和所处时代而不同，至于结果，只有历史去评说了。我在这里说的，不过是发一点牢骚罢了。
随着我这并不聪明的脑子的一点小小的进步，我越来越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人性的革命。如何能让劳动者联合起来，不是仅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团结一心，为捍卫胜利果实而奋斗。如何保证那些代表人民掌权的人真正的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更不是做剥削，欺压人民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更重要的是，究竟这种出自于公心，而非私心的推动力有多强大呢，真的可以代替私心成为推动历史的发展的动力吗？从历史看，至少目前为止，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人们的私利显然要比公心有着更为强大的推动力，确切的说，真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所以，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还是具有其合理性的，生命力的。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战胜人类自己自私，自利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相信，由于人的自私，自利而造成的对抉择的失衡，也就是对中庸之道得丢失——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是否知道有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的。而是如何去做到这件事，这是大家不知道的，为了真正做到平衡，不极端，除了要摆正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根本关系外，恐怕真正需要的是“吾日三省乎己“和“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闻“的毅力和信念，是坚决的信仰和执行，而非理论的探讨。但我知道信念和毅力，这正是当今世界所缺少的（抛开对金钱的毅力和信念不算）——必会造成“群体短视“，也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注定了我们只有在一次大规模的毁灭之后，才会在废墟上建立这样一种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其意义有了极大的不同。孔子其实是最早的社会主义的倡导人，是第一从实践上去探索的学者，只是方向有些不同——他的学说是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和把握，和各种实践的操作方法。这同样是儒家现代复兴的基点所在！
孔子和毛泽东，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伟人。他们的思想境界高的超乎想象。他们一个用温文尔雅的情感力量，一个用躬身亲为的实干家力量。改变了中国。所以，我喜欢《论语》，喜欢《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因为这些道理，不是辩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另外，本人工作学习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把我的文章总结发展了，还望见谅。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的首要任务是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而后才是改变社会，所以，不论是人性的善和恶，我都要潇洒走一回了，不论这水多混，我都要摸一回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出淤泥而不染，那时，我也许会写出更有分量的！（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笑！）

参考资料 1．孔子（汤一介）孔子是我国最早的、也是最有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几千年来他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贤哲。对这样一位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生平事迹如何？思想如何？他为什么能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历史材料，做客观的介绍和分析。孔子这个人和他的时代孔子名丘字仲尼，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没落了，失掉了贵族的地位，《史记》称“孔子贫且贱”，孔子自己也说：“吾少也贱，故能多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几任小官，中年时曾做过三个月的鲁国的司寇，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生活在春秋末期的孔子并不像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所吹捧、所神化的那样，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等等，他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现实社会中的人。孔子很喜欢音乐，他在齐国听相传是虞舜时的“韶”乐，很长的时间尝不出肉味（《论语·述而》）；他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人家唱得好，一定请再唱一遍，然后他自己又和一遍（《论语·述而》）。他对诗也有浓厚的兴趣，他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并多次和他的弟子讨论诗的内容与形式问题。孔子热心地学习过各种礼仪，“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他赞美颜回安于贫困，他说：“颜回真是个贤人呀！一筐饭，一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受不了那样贫苦的生活所带来的忧愁，颜回却不改变他自有的快乐。”（《论语·雍也》）他又汲汲于追求富贵，甚至奔走于权贵之门，国君召唤他，他等不及驾好车马，就赶快跑了去。他喜欢“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但有时也能把这些看得很淡，他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孔子说过许多很有道理的话，今天仍可作为格言，如“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论语·述而》），“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等等；但他也说过一些不正确的话，是我们今天必须批判的，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等等。孔子对他的学生很严厉，批评起来不讲情面，他批评“宰予昼寝”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论语·公冶长》）；而有时对他的学生也很亲切，他说颜回“我只看到他不断进步，而没见到他停止不前”，当子贡对《诗》的一句话有正确了解，孔子就称赞他说：“子贡呀，现在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告诉你一点，你能有所发挥，而推知另一点。”孔子为人，有时很豪放，他说他自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可是有时又很拘谨，循规蹈矩不敢超越古代的礼仪一步，他走进朝廷的门，那种谨慎的样子，好像自己没有容身之地一般。孔子的学生虽然都对他很尊敬，但他的学生如有意见也敢对他提出批评。如卫灵公的夫人南子名声不好，有一次孔子要去见她，子路很不满，逼得孔子发誓赌咒说：“如果我有什么邪念，老天爷厌弃我吧！”孔子常常和他的学生一起讨论问题，有一次他把几个得意的学生召在一起谈各自的志向，子路说他的志向是“愿意让自己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享用，就是用坏了也并不遗憾”；颜回说他的志向是“不夸耀自己的好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孔子则说他愿意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孔子的这番话，常常被后世进步的思想家所引用。从上面这些事实看来，孔子并不是一个道貌岸然的超人，更不是先天的圣人，而是一个有感情、有性格、有抱负、又有世俗心理的现实的人。说到这儿，我们不能不感谢《论语》这部书，它为我们保存了记录孔子言行较为可信的材料，这部书虽不免有许多吹捧孔子的地方，但它多半记载的是事实，并不是像后来的人为孔子树碑立传那样一味“隐恶扬善”。《论语》是孔子的弟子或再传弟子记载孔子和孔子弟子言行的一部书，共分二十篇，五百一十二章，约二万字。这部书和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以及崔述《洙泗考信录》，是我们研究孔子生平和思想的基本材料。孔子生活在我国的一个社会大变动时代，当时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从孔子的全部生活和思想看，正反映着这种社会矛盾的现实，他是一个从奴隶主贵族向封建地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在我国，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是由于私田肥于公田引起的。公元前564年，鲁国开始实行税亩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与公田一律取税。孔子对这一制度的改变曾表示不赞成，认为这种制度的税额比过去还重，应依“周公之典”行事。这反映了孔子思想中的保守的一面。但是，他在这一大变动时代，注意到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应该有所改变，因此他主张自上而下地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把奴隶身分逐渐改变为农奴或农民。孔子这样的主张就表现在他主张的“仁”里。他提倡行“德政”，反对行“苛政”，反对对劳动者的非人行为。从这方面看，孔子的主张在客观上是适应当时社会发展要求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是他思想中进步的一面。孔子要求改变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当然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而是反映了当时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这一阶层的要求。他们一方面和奴隶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的趋势面前感到非有所变革不可，因此在他们身上表现了保守性和进步性的矛盾统一。孔子看到，国家要富强，就必须提高生产，要提高生产，就必须使劳动者对生产稍微感些兴趣，所以他说：“道（治理）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他的弟子冉有替他驾车。他说：“好稠密的人口！”冉有问：“人口众多了，进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使他们富裕起来。”冉有又问：“富裕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孔子说：“教育他们。”这就是孔子对待劳动者的态度。他希望劳动者好好劳动生产，这样国家才可以富强起来；国家富强起来，又要对劳动者进行教化，使他们了解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不去作“犯上作乱”的事，这样社会就能安定了。孔子政治主张的另一特点，也表现了他所代表的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要求，这就是他对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两面态度：一方面他愿意帮助或者赞成新兴地主阶级的某些政治活动；但另一方面他又反对某些新兴地主阶级当权派的“犯上作乱”。在孔子看来，社会的变化应该是变而不乱。因此从上而下地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是可以的；但是由下而上地“犯上作乱”则是必须反对的。孔子大概意识到，原则上承认“犯上作乱”，不仅不利于奴隶主贵族，它同样不利于封建主阶级自身的利益。因为无论奴隶制也好，封建制也好，都必须维护等级制度。列宁说：“社会划分为阶级，这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共有的现象，但是在前两种社会中存在的是等级的阶级，在后一种中则是非等级的阶级。”由于孔子有这样的矛盾态度，虽然他很积极地从事政治活动，然而他的主张，在当时阶级斗争尖锐的情况下，是既不能为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所用，也不能很好地适应新兴地主阶级急剧地变革现实的要求。“仁”──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提出的“仁”是他全部思想的核心。它是“礼”的根本内容，是道德伦理观念的基础，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重视人的世界观的出发点。在孔子以前没有人把“仁”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哲学概念提出过。孔子提出“仁”的哲学概念并不是偶然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代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春秋时代，铁器开始使用于农业生产，生产力的发展，私田不断扩大，因此就产生了一个新问题：如何能使对生产完全没有兴趣的奴隶劳动者对生产发生兴趣，不再逃亡，使他们能“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以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呢？也就是说，解决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成为当时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另外，为适应上述变革要求，剥削阶级之间的斗争较之以往自然也更尖锐，不是旧贵族势力把新兴的封建势力消灭，就是新兴封建势力把保守的旧贵族势力推翻，或者是两者之间的互相调和，妥协。对于现实生活有着深刻了解的孔子，是不会不注意到这样的情况。代表由奴隶主贵族向封建主阶级转化的思想家孔子，他希望能在不打乱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条件下来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他在新旧势力之间，就采取调和改良的态度。而对于劳动者，主张改善他们过去在生产中的奴隶地位，对人民行以“德政”，承认某些已经改变了的现实。当时持这种态度的，并不是孔子一个人，稍早于孔子的郑国子产就有过这样的思想。孔子讲到“仁”的地方很多，意思很广泛，从《论语》看几乎是包括了做人的全部规范。它包括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孔子的“仁”是他的最高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准则，他以为离开了“仁”，忠孝信勇等都无意义。那么“仁”的最根本的涵义是什么呢？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当然不是从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是适应封建主阶级的要求，但它却具有广泛的涵义：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剥削阶级和劳动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处理剥削阶级自身之间关系的问题。照孔子看，有了“爱人”的主观意愿，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自觉地按照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的要求“忠”于君主，孝顺父母；作为统治者来说，对劳动者才能给以恩惠，从而“得众”。但是“爱人”并不是什么人都做得到的，他认为只有“君子”才可能有爱人的品德；至于劳动者根本说不上有这种品德，他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反映了“仁”的思想的阶级性。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何？可谓仁乎？”孔子回答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他还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很明显，这些话的意思都是从统治者的主观要求出发，表示对劳动者应有所恩赐，以便达到“民易使”的目的。孔子所说的“宽则得众”，“惠则足以使人”，其中“众”和“人”虽不一定都是指劳动者，但包括了劳动者应是无疑的。孔子所说的“君子之道”，有所谓“养民也惠”，“使民也义”等等，“宽”“惠”“义”虽是统治者的品德，但“宽”“惠”“义”的对象主要是指劳动者也是很清楚的。孔子为什么要把“爱人”也推广到劳动者身上呢？这一点孔子自己就交待得很明白，他说：“仁者先难而后获”（《论语·雍也》）。这显然是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认为统治者行“仁政”虽然不容易，但收获是会很大的。本来孔子就没有隐藏其“仁者爱人”的阶级性。孔子认为，对老百姓“宽”“惠”一些，得到利益的仍然是他那个统治阶级。可见对自己阶级的“爱”，和对其他阶级的所谓“爱”，是有不同的目的。孔子强调的“仁者爱人”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春秋末期，正是我国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兴起的时期，这时旧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封建主阶级的矛盾自然是十分尖锐的，孔子在这种形势下采取什么态度呢？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行“仁”的方法，他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这就是他的弟子曾参说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其意思是主张在统治阶级之间，要推己及人，如果说奴隶主贵族想要站得住，同时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站得住；如果奴隶主贵族希望自己通达，也应该让封建主阶级通达，用这样的方法才可以实现“仁者爱人”的原则。因为照孔子看来，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总是有“因”有“革”，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所以面对变革着的现实，从中调和，他认为这是“吾从众”的态度，可以适应现实社会的变化。从另一方面说，新兴封建主阶级也应该这样，“忠”则不应“犯上作乱”，“恕”则应“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变革虽然可以，制度虽也可有所损益，但上下尊卑的原则必须保持，你如果不希望自己被别人从尊贵的地位拉下来，你也就不要去把别人从尊贵的地位拉下来。孔子的这套“为仁之方”看来颇有些矛盾之处，而这种矛盾正是当时现实社会矛盾的反映。孔子的“仁”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涵义，这就是“尚贤”的意思。“尚贤”就是要注重个人的道德、学问和才能，而不必管其出身的高低。这个主张在实际上破坏着奴隶主贵族的世官世禄制度。关于“尚贤”，孔子也讲过许多话，例如他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学而优则仕”等等。在孔子看来，要做官就应该有学问，这个看法对于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一方面它打破了世官世禄的贵族政治；另一方面它又能吸收有才能有知识的人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但最终又能使知识分子不脱离政治的轨道。《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子路让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羔做费这个地方的县长，孔子说：“你这是害了别人的孩子!”子路说：“那个地方有老百姓，有土地和五谷，何必一定要读书才叫作学问呢？”孔子批评子路说：“我就讨厌像你这样强嘴利舌的人。”孔子认为，没有学问没有才能的统治者，那只能是害人的统治者，不能只靠世袭土地和劳动者就可以进行统治，这样的统治是不可靠的。所以当他的学生冉雍问他政治，他说：“先有司（工作带头），赦小过（原谅别人的小过错），举贤才（提拔有道德修养和才能的人）。”（《论语·子路》）有了好的统治者，才能把国家治理好，人民统治好，国家才能安定。孔子认为个人努力很重要，他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他所说的“道”就是“仁”。靠个人的努力可以使“仁”发扬光大；并非靠了“仁”，而自己不努力，他就可以光大了。这就是说，人是主动的，而“仁”是要靠人的主观努力才可以得到的，孔子很看不惯那些不努力求上进的人，认为这样的人没有出息，他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矣。”（《论语·子罕》）由于孔子重视了个人的努力，相对地说降低了“天”的作用，这也可以说是对西周以来“天命”观的一种否定。因此，他的“仁”不仅是一个政治的道德的范畴，而且是他的哲学范畴，它标志着对人自身的重视和对超自然力量的“天”的作用的限制。从这一点说，它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压低“天”的绝对性和神秘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影响着孟子，孟子在这基础上特别强调人的主体性，从而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礼”──孔子思想的保守方面“周礼”是西周以来奴隶制上层建筑的集中表现，它是用来维护奴隶制的上下尊卑的等级关系的。如何对待“周礼”，这个问题正表现了孔子作为从奴隶主贵族转化的封建主阶级思想家的特性，特别是表现这个阶层的保守性一面。孔子不仅和旧制度旧思想有着联系，而且他能意识到“礼”作为一种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对于新起的封建地主阶级也同样是需要的，如果没有这一套等级制度，他们也无法统治下去。因此，孔子对春秋末期的“礼坏乐崩”抱着惋惜的态度，把破坏礼的行为看成是不可容忍的事情。有一次他谈到季氏，说：“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八佾”是六十四人的舞乐，本是西周天子用的，而身为天子下面的大夫季氏竟用六十四人在庭院中奏乐舞蹈，在孔子看来当然是“不可忍”的。陈恒杀了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而后朝见鲁哀公，请求哀公出兵讨伐陈恒。“臣弑君”当然是最严重的“犯上作乱”，这种破坏“礼”的行为更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了。为什么孔子这样地维护“礼”呢？因为在他看来：“不知礼，无以立”（《论语·尧曰》），意思是说如果不懂得“礼”，不按“礼”来办事，那就无法进行统治。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破坏了，那岂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了？这当然是不行的。所以当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时，他说：“君要像个君，臣要像个臣，父要像个父，子要像个子”，这就是他的“正名”思想。景公听了之后说：“讲得真对呀！如果君不像君，臣不像臣，父不像父，子不像子，虽有粮食，我能吃得着吗？”（《论语·颜渊》）齐景公倒是很坦白，公然把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礼”的作用，同他自己的切身利害联系起来。“正名”就是要不同等级地位的人，都要安于他们已有的社会地位，不能有非分之想。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看来，在统治阶级内部如果人人都按照他的社会地位去做应该做的事，那么就没有什么你争我夺，社会就能长治久安了。所以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原则应该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如果统治阶级都能按“礼”办事，对老百姓的统治也就好办了，这就是孔子说的：“上好礼，民易使”，“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孔子这样的看重“礼”，完全是为了要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制，但是他不了解也不可能了解“等级制”不仅是奴隶社会的特征，也是封建社会的特征，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加区别地维护它，客观上是有利于奴隶主贵族保持其统治地位的，这就是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到封建社会，封建统治者自然也要维护其封建等级制，因此孔子这一套“约之以礼”、“正名”、维护上下尊卑等级制的思想，很快就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这也是孔子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孔子在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情况下要来维护“礼”，如果不给“礼”注入某些新的意义，那他不仅不能成为一个有影响的思想家，而且更不可能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圣人。在春秋末期，天下大乱，奴隶和平民的暴动和奴隶的逃亡当然很严重，但是“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也很普遍。据记载，在春秋时期“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可见在当时破坏“礼”制的并不仅仅是奴隶和平民，而往往就是统治阶级自己。孔子看到了这一情况，并深以为虑。在他看来，光维护“礼”的一些形式是不能真正维持社会秩序。所以必须给“礼”以某些新的意义。孔子给了“礼”什么样的新意义呢？这就是他认为“礼”必须和“仁”相联系，他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人如果没有“仁”的品德，“礼”又有什么用呢？他反对把“礼”只当成一种形式，他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是说，如果有礼无仁，就等于把礼和礼的作用相近的乐，变成普通的玉帛和钟鼓之类的形式，失去了它真正的作用。关于用仁去解释礼的问题，有一次子夏问孔子：“‘有酒涡的脸笑得美呀，黑白分明的眼流转得媚呀，洁白的底子上画着花卉呀。’这几句诗是什么意思呢？”孔子说：“先有白底子，然后画花。”子夏说：“那么，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以后呢？”孔子称赞子夏：“你真是启发我的人呀，现在可以同你讨论《诗经》了。”（《论语·八佾》）这说明，孔子把“仁”看得比“礼”更根本，要用一种“仁”的精神来讲“礼”，这就是他所说的“克己复礼为仁”。“仁”要求有两个方面，一是“克己”，就是对自己有个要求，应该“推己及人”，应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是“复礼”，就是说“仁”又是必须在“礼”的范围内行“仁”，即应在上下尊卑的等级制的范围以内讲“仁”，所以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克己”是讲要有自觉性。不是自觉地来实行“礼”，那是没有意义的，“礼”就仅仅是形式，是“玉帛”之类，所以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孔子这一强调人的自觉性的思想对以后封建社会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大学》中讲修身为本，然后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道德修养，就是从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发展来的。封建社会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儒家的思想家要求人们不仅要遵守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而且要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遵守。从这方面看，孔子作为儒家的祖师爷，成为封建社会的圣人绝不是偶然的。“知”──孔子思想的精华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而且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他从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了许多很有意义、很有启发性的教育思想和获得知识的方法。在春秋末期这样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保守的奴隶主贵族是无法应付现实生活的变化，从奴隶主贵族本身来说也不可能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人才。但从整个社会发展来说，却需要有一批有才干的人才，要他们来解决现实社会中发生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孔子适应着当时社会的需要，通过教育，给人们以知识，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教育家。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对这句话虽有种种不同解释，但它包含要扩大教育面，使受教育的人不仅仅限于奴隶主贵族，应该是无疑问的。孔子自己实践了他的“有教无类”的主张，所以他说：“只要给我十条干肉作学费，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论语·述而》）他的这一作法，对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人才问题起着很大的作用。当然孔子的“有教无类”并不是为了所有的阶级，更不是为了什么培养为全民服务的人才，而是为了培养更多的能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有才干的人。虽然如此，但孔子的教育活动，却是结束了过去贵族垄断的“官府之学”，开始了学问的私家传授。所谓“学术下庶人”，正是从孔子开始的。从这一点来说，无论如何是有利于当时社会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