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风光美人民生活苦

——中国古代田园诗词

一、

所谓田园诗，应是指歌咏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

人们通常把被誉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东晋诗人陶渊明的一些诗称为“田园诗”，因而后世的文学家便把田园诗的范畴限于隐居乡野诗人的作品，把其题材局限于写农村田园的风光和隐士的乡居生活。

这样的理解，大致符合早期文人田园诗的创作情况，但它既不能包括《诗经》及汉乐府中许多写农村田园生活的作品，也无法概括唐宋以后田园诗内容的全部，因而是片面的。

田园诗创作公认的典范作品是范成大的田园诗作，而其代表作首推《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其中有许多内容是狭义的田园诗定义所无法包括的。

如：“采菱辛苦废犁锄，血指流丹鬼质枯。

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

”再如：“黄纸蠲租白纸催，皂衣旁午下乡来。

长官头脑冬烘甚，乞汝铜钱买酒回。

”显然这两首诗中既未写农村田园风光，也没有隐士的形象，却反映了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所受的剥削。

诚然，写这类题材并不始于诗人范成大，只是在此之前它习惯上不被文学家视为田园诗。

范成大对田园诗的最大贡献也许正在这里。

他把以反映农村现实的诗作归入田园诗苑，使田园诗上承《诗经》、汉乐府的传统，也把传统的田园诗从仅写知识分子闲情逸致的狭窄樊篱中解放出来。

因此，如果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为标准来确定田园诗的疆域，田园诗应指以农村为题材，反映农村田园生活的诗歌。

它既有写农村自然风光和隐士生活的一面，也包括乡村的民情风俗、农民的劳动生活、农村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等内容。

这样的认识，不仅更符合我国古代田园诗创作的事实，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田园诗的思想价值，使它较之山水诗、咏物诗、爱情诗更能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

二、

《诗经》中一部分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是我国最早的田园诗。

其代表作如《豳风•七月》、《周南•芣苢》、《魏风》中的《伐檀》、《硕鼠》，这些作品反映了奴隶制社会奴隶们从事农业劳动和艰苦生活的情况，并辛辣讽刺了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反映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这些诗作大都出于社会下层人民之口。

汉乐府中以农村为题材的田园诗不很多，但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其中如《江南》诗展示出江南农村美丽的自然风光和乡村男女青年劳动生活的快乐，而《平陵东》则写官吏公开劫掠农民的财物。

这些早期田园诗作开创了田园诗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后世的田园诗创作及整个诗歌创作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一位田园诗人。

他接近农民，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对农村生活有着深切的体验。

他的许多诗歌，表现对劳动和农村田园风光的赞美，道出了自己恬淡闲适的生活和情趣。

由于他的诗风格质朴自然而形象鲜明，语言上也很有成就，因此对后世田园诗的创作影响极其深远。

唐代是田园诗创作异彩纷呈、云蒸霞蔚的时代。

初盛唐时期，经济繁荣，优裕的物质生活，使诗人陶情田园山水，他们或把隐居乡野山林作为求官出仕的“终南捷径”，或因官场失意，把过乡居生活作为超脱宦海风波的方式或麻痹政敌的韬晦之计。

这一时期还产生了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派。

孟浩然以布衣终老，隐居故乡的鹿门山。

王维在仕途受挫后，买下宋之问的蓝田辋川庄，亦官亦隐。

他们的田园诗具备下列两个特点：一是与山水诗融合，许多写山村自然景观及隐士生活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无明显的区别，充其量也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

如《积雨辋川庄作》、《山居秋暝》、《新晴野望》、《过故人庄》等。

二是王孟(尤其是王维)的诗较之陶渊明、谢灵运更重视意境的刻划，从大自然恬静的美景中显示出诗人高蹈出世的情操和志趣。

如王维的《渭川田家》、《桃源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等无不如此。

王维的田园诗，意境既浑融完整，又多精工刻划，语言也清新洗炼，可谓从内容到艺术上都融合了陶谢二家之长。

由于王维崇尚佛老，故他的田园诗更静穆，诗境更有层次，有更深的底蕴，颇能给人以美的享受，但他们很少写农民，从不接触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因而其思想价值不高。

李、杜二位大诗人在安史之乱前后的流离漂泊中与农民有了广泛接触，甚至定居乡间。

他们的诗中或写农民的劳动生活，或写农村的自然景物，或写战乱年代农村经济凋敝、民不聊生。

李杜虽不以田园诗名家，但其田园诗作同样闪烁着现实主义的光辉。

同时代的诗人如储光羲、韦应物、戴叔伦，也都不乏田园佳作。

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痈疽一直未能根治，战乱、灾荒、统治者的巧取豪夺给人民带来不幸。

“国家不幸诗家幸”，中晚唐时期却成为现实主义田园诗作的黄金时代。

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虽也有“雉飞鹿过芳草远，牛巷鸡埘春日斜”(杜牧《商山麻涧》)、“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社日》)那样恬适、宁静的乡居生活，诗人笔下更多“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愁听门外催里胥，官家二月收新丝”(唐彦谦《采桑女》)的血泪篇章。

中晚唐的田园诗较少受陶、谢的影响而上接《诗经》和《汉乐府》。

许多作品讽刺辛辣，见解深刻，具有较高的思想价值。

这一时期的田园诗还有两个特点值得一提，其一是善于向民歌学习。

这些民歌原先是用于歌颂农民的劳动和爱情，故刘禹锡、白居易等仿效民歌的作品，较多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

其二是与新乐府运动的密切结合，张籍、王建、白居易便是善于写田园乐府诗的大家。

如张籍《野老歌》、王建《田家行》、柳宗元《田家行》、白居易《杜陵叟》都是这类田园诗的杰构。

宋初的田园诗创作受中晚唐诗风影响，这与当时整个诗坛的情况是相似的，但在这一领域中西昆派诗人并未涉足。

这是因为西昆派诗人大都是达官贵人，他们不仅没有亲身体验躬耕乡居的隐士生活，对民生疾苦则知之更少，因而宋初田园诗中看不出贾岛、姚合、李商隐的明显影响。

这一时期写作田园诗较多的是受白居易和晚唐皮日休、陆龟蒙、杜荀鹤影响的一些关心民瘼、政治地位不高的诗人。

如王禹偁《田调》、《村行》，梅尧臣《田家语》、《陶者》，张俞《蚕妇》。

这些诗还未打上宋诗议论化、散文化的烙印，也还未形成自身的明显特点。

开创宋代诗风的苏轼、黄庭坚及大政治家、大改革家王安石的田园诗作，则不仅一般具有关心人民疾苦的内容，而且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

如苏轼之《山村五绝》，便尖锐讽刺王安石变法中的弊端。

由于盐法太苛，百姓没有盐吃，有的甚至铤而走险去带剑贩卖私盐。

其《吴中田妇叹》更以“官今要钱不要米，西北万里招羌儿。

龚黄满朝人更苦，不如却作河伯妇”尖锐讽刺了“青苗法”。

黄庭坚之《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诗中也说：“今日有田无米食”，“正苦无钱刀”也写出“青苗法”实行中的弊端。

这里显然不难看出诗人自己的政治态度。

与之相反，王安石的《后元丰行》则热情讴歌新法实行十年后农业大发展，社会出现暂时的安定景象。

毫无疑义，这是对新法理想化的歌颂。

王安石变法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对农民生活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诗中出现如此政见旗帜鲜明的田园诗作，这在整个田园诗词发展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词作，最早为张志和《渔歌子》，其后五代孙光宪《风流子》也以描写田园风光为内容，都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但唐五代词中以农村田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毕竟是很少的。

我国词史上第一个较多写作田园词的是北宋大词人苏轼，如他去徐州城东石潭谢雨途中所作的《浣溪沙》五首便是其代表作。

它拓宽了词的领域，使词空前深入地走向人民，走向社会生活。

南宋词人辛弃疾也是写田园词最多的大家。

他自号稼轩，据其自己解释，就因为“人生在世，当以力田为先”。

他的田园词作大都写于退居带湖、瓢泉时期。

其中《清平乐•村居》、《鹧鸪天•代人赋》等均为脍炙人口的田园词章。

这类田园题材的词作，较多使用白描手法，以质朴清新的格调，反映出农家生活的片断和农民的音容笑貌。

陆游一些写渔父闲适自在生活的词作，实际寄托着作者的理想。

陆游还和杨万里、范成大以写作田园诗著称。

他们都是年老告别官场以后长期退隐田园的。

他们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压迫寄予了满腔同情，其中尤以范成大的田园诗作成就更高。

它描述了江南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展示了宋代农村的风土人情，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对农村自然景物的描写与对封建剥削的揭露结合起来，并以浓墨重彩写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赋予以闲适为其特征的田园诗以更深刻的内容，使近两千年来千汇万状的田园诗汇入一流。

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历来被推为田园诗的光辉典范，这是因为它不仅题材开阔，而且诗句清丽明快，形象鲜明生动，而成为田园诗发展史上的丰碑。

值得一提的是宋亡以后月泉吟社遗民诗人的田园诗。

月泉吟社是吴渭、谢皋羽、吴思齐发起成立的。

他们于丙戌年(1286)小春望日(十月十五)，以《春日田园杂兴》为题，至丁亥年(1287)正月望日收卷。

后收得2735卷，评选出280人。

于三月三日发奖。

其中颇多值得一读的好诗。

如此众多的人参加同一题目的田园诗创作，这是我国田园文学史上的空前盛事。

金元时期的田园诗词为数不多，但却独具特色：其一是诗与绘画艺术的紧密结合，其二是多反映牧民生活的作品。

金元时期是我国书法绘画艺术迅猛发展的时期，大书法家、画家赵孟〖FJF〗瞓〖FJJ〗奉太后懿旨作的《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大画家倪瓒的《荒村》、《东林隐所寄陆征士》等作品均为诗画结合的田园诗代表作。

赵孟〖FJF〗瞓〖FJJ〗虽官至翰林学士承旨，但他被荐于朝之前显然有过农村生活的经历，对农事很熟悉，故这些田园诗历历如绘，颇有诗情画意。

倪瓒为元四大画家之一，尤擅水墨山水画，他的诗多取材于太湖一带，田园与山水融合，意境幽淡萧瑟，且诗中有画。

金元两朝还都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故田园诗中也多牧歌式的作品，这在少数民族诗人的作品中尤为常见。

明代是我国诗歌史上成就平庸的时代。

田园诗词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并未能使人有一新耳目的创新。

但继承《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的作品在明代田园诗中还是随处可见的。

从明初的高启、于谦，到明末的张纲孙、陈子龙，都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写下了反映人民苦难遭遇，能下千年之血泪的佳作。

钦叔阳的《税官谣》还以诗记叙了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昆山农民葛成领导的抗税斗争。

这在明以前的田园诗中是很少见的。

清诗是继唐诗、宋诗之后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大，使唐诗也瞠乎其后；其成就之高，也是可与唐诗媲美的。

清代的田园诗，同样具备这样两个特点。

清词是与宋词并峙的又一个高峰，其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也远出宋词之上，其田园词亦然。

清初战争不断，农民除经济上受沉重剥削外，还得为军队服劳役。

施闰章《牵船夫行》、陈维崧《贺新郎•纤夫词》对此都作了形象生动的描述。

这段时期，农民、盐民受苛捐杂税的残酷盘剥，以至岭南一带竟发展到人吃人的地步。

宋琬《同欧阳令饮凤凰山下》、吴嘉纪《绝句》、屈大均《雷女织葛歌》、《菜人哀》都反映了这样的事实，令人读之下泪。

清初一些遗民诗人(如顾炎武)也写过一些反映隐士生活的诗，但他们并未忘怀国仇家恨，隐居往往是抗清活动的思想准备。

随着清政权逐步巩固，经济繁荣，物质生活也逐步富足起来，田园诗词从题材到审美趣味也都随之发生了变化，知足饱和，恬淡自适的田园诗词又应运而生了。

如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一百首，王士祯《真州绝句》都是这一类的作品。

其写景优美，笔致清新，恬淡自然，与陶谢、王孟的田园山水诗格调相近。

但清代是我国最末一个封建王朝，封建的生产关系已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清朝后期更为腐败，统治者穷奢极侈，对农民的剥削压迫加剧，加之自然灾害，使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

这样的社会现实反映到诗词中，使清代中后期的田园诗创作中又涌现出大批现实主义杰作。

周弘《道旁叹》揭露赈荒之弊，查慎行《村家四月词》写农民以人拉犁的苦况。

蒋楛《河堤曲》以民谣形式，写黄河泛滥给人民造成的灾难。

令人欣喜的是从田园诗中传出的不仅是农民的痛苦呻吟，还传出愤激反抗的呼声。

如赵执信《甿入城行》写县令以赈荒名义到农村催租逼税，激起农民的反抗，这是古代田园诗中不多见的光辉篇章。

鸦片战争敲开古老中国的大门，西方文明与血和火一起闯入中华大地。

但这一切并未给中国农民带来福音，它只导致中国封建农村经济的进一步解体，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近代田园诗人笔下的农村，已完全见不到恬静与幽美，到处是饥荒、弃儿、流民……。

魏源的《江南吟十章》写苏州农民将粮田改种花木，道出封建经济的破产。

陆嵩《鬻儿行》、姚燮《谁家七岁儿》、贝青乔《杂谣》便写出荒时暴月，农民被迫逃荒讨饭，小儿被遗弃或被卖掉换粮。

郑珍的《经死哀》、黄遵宪《邻妇叹》、周实《睹江北流民有感》都艺术生动地写出封建社会末期我国农民生活的苦难。

他们这啼饥号寒的呐喊，仿佛产妇分娩时阵痛的呼叫。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应该被埋葬了，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就要在这痛苦的呼唤声中诞生。

三、

我国田园诗词源远流长，历来以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手法，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我国古代社会的现实。

其中许多作品，甚至比正史更具体深刻地反映统治者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

如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出兵攻宋，朝廷因正规军不足，下令征集乡兵。

地方官为邀功而滥行征点，又适逢夏雨成灾，梅尧臣在襄城知县任上作的《田家语》、《汝坟贫女》两诗就形象生动地反映了“点弓手”给人民造成的苦难。

有些田园诗还能印证正史：《明史》记载于谦任山西巡抚时因平反冤狱，救灾赈荒，兴修水利，使人民安居乐业。

于谦本人在《平阳道中》以“相逢尽道今年好，四月平阳米价低”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实况。

古代田园诗词中的许多优秀作品是我国现实主义文苑中的瑰宝，至今仍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美学价值。

田园诗词与民歌有着血肉的联系，早期见之《诗经》、汉乐府中的田园诗自不待言，唐宋以来的田园诗词与民歌也是密不可分的。

它们的联系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田园诗大量见之于新乐府诗人如张籍、王建、白居易的乐府诗中。

这些“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田园乐府诗显然胎息于民歌。

其二是模仿民歌曲调创作的田园诗词。

最典型的是中唐刘禹锡、白居易的《竹枝词》(又称《巴渝词》)，便是四川东部一带的民歌改词而成。

此外如《杨柳枝》等也都是向民歌学习的产物。

民歌本属社会下层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口头创作，因而这类受民歌影响而写作出来的田园诗词，大都能反映现实，针砭时弊，同情劳动人民的不幸遭遇。

艺术上也大都独具特色，新颖别致。

田园诗与山水诗在文学史上是一直被相提并论的，但山水诗的出现要比田园诗晚得多。

《诗经》及两汉的诗歌中没有以山水为题材的，两晋玄言诗中已有写山水的成分，但山水诗的兴盛是在宋齐时期。

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作者大都是同一类政治上失意或隐居山林以等待一朝交泰、飞黄腾达者，或是从官场退休林下、颐养天年的人。

山水诗与田园诗的交叉发展如同珠江的支流北江和西江一样，它们来自不同的源头，在三水附近合流了，随即又分开了，但分流而下的江水中已分不清哪些水来自北江，哪是来自西江。

盛唐以后写农村自然风光的田园诗与山水诗已没有严格的界限，在一部分作品中甚至兼及这两方面的题材。

明清时期，这样的作品已颇为可观了。

而另一部分反映现实的田园诗，则与山水诗一直并行发展，没有相互融合。

融合和分流是文学题材、形式发展的两种方式，山水诗与田园诗的关系也正如此。

但从艺术上来说，田园诗比山水诗的表现手法更为丰富，这是与其题材的多样性是一致的。

总之，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是古代社会的一面镜子，其中某些真实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可以成为文学体裁的历史教科书。

阅读这些田园诗词，使我们可以更多地了解古代社会，可以从中研究古代农村的经济制度和阶级关系，甚至在某些方面可补正史之不足。

田园诗中大量写农村田园风光的诗词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能给人美的享受。

对我国历代的田园诗词，我们应给予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