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国的底气》，对傅斯年先生当年的事情很有感慨。

　　傅斯年出生在山东聊城的一个名门望族，自小聪慧，非同一般。到北大上学期间，他经常向老师提问题，弄得很多学问不精的老师很是尴尬。当时北大有一位朱蓬仙教授上《文心雕龙》，错误频出。有好事者将朱老师的讲课文稿转交给傅斯年，没想到他从中轻轻松松找出三十几条错误。全班于是联名上书校长蔡元培先生，要求更换老师。蔡校长甚为谨慎，他准备突然召见上书的同学，现场考考，一辩真伪。没想到，傅斯年和同学们分头背过，一一过关，最终该科由黄侃来教。

　　这个故事里从侧面表现了傅斯年的博学与聪慧，也让我看到蔡元培校长的管理智慧。傅斯年对于学问不委曲求全，敢于直言，甚至发动同学一起更换老师。这样的学生有胆魄，也有能力。蔡校长恐冤枉朱教授，亲自过问，一探究竟。当了解了朱教授的真实水平之后，也毫不客气地作出调整。在北京大学里，这也足以看到起了不起的包容与民主。校长与学生都以尊重事实的态度来做学问，着实令人感佩。

　　傅斯年作为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在遭遇诸多事情之后，离开北京回到故乡山东聊城。同年，以全省第二名的成绩入选官费留学生。主考方以傅斯年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为由拒绝录取。紧要关头，山东省教育厅一位以行侠仗义著称的科长陈豫挺身而出，据理力争，“成绩这么优秀的学生，尚且不让他留学，山东还办什么教育！”使他涉险过关，最终有机会到欧洲留学。

　　陈豫先生无疑是傅斯年的贵人，在关键时刻改变了他的命运。一个有才华的人有伯乐相识，才能走得更远。陈豫先生的担当精神让人肃然起敬。所谓的仗义执言，无非是爱才若渴，为国育才。今日之青年，明日之希望。教育者要站在更高的角度为国家培育人才。

　　抗战胜利后，傅斯年整顿北京大学，坚决不录用伪北大教员。他说：“人才缺乏是事实，从别的方面考虑征用未尝不可，但学校是陶冶培植后一代青年的地方，必须要能正是非、辨忠奸。否则下一代的青年不知所取……”其言大义凛然，立意高远。也难怪，在重庆期间，他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欣喜若狂。冲出寓所，飞奔到大街上狂呼大叫，直到声嘶力竭。回到住处，帽子没有了，鞋子也没有了……爱国在傅斯年先生这里不是空洞的说教，而是发于内心的真实。

　　关于傅先生最有名的或许是与蒋介石曾经的一段针锋相对地交往。傅先生掌握了孔祥熙的一些贪腐证据，蒋介石颇为紧张。为平息此事，他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问傅斯年：“你信任我吗？”傅斯年说：“我绝对信任。”蒋介石又说：“既然你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任用的人。”一听这话，傅斯年马上回答：“您说这话，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最终蒋换掉了孔祥熙，后来宋子文接任，劣迹斑斑又成了傅斯年的攻击对象。

　　傅先生是有政治情结的文人，他不单纯地死读书，而是努力改变社会现状。虽然四处碰壁，他依然倔强地坚持自己的原则。当年李宗仁来台湾，在松山飞机场会客厅，坐在蒋介石身边的傅斯年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指手划脚地讲话，丝毫没有谄媚之态。

　　为给台湾大学争取大量的办学经费，他可谓操劳过度。在质询会上有人问：“为什么要这么多经费？”“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住6个人？为什么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他倒下了，最终因脑溢血弃世。读到这个故事，傅先生的那番慷慨仿佛就在眼前。“把学生当人看！”这应该成为学校教育的一条底线。所有的教育管理与教育实践都不能轻易忘掉这样的告诫，眼里有人，教育才能有魂。

　　在台湾大学有傅园亦有傅钟。傅斯年先生曾说：“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个小时是用来沉思的。”我们的每一天该怎样度过？何曾这样清晰地面对过时光呢？读傅先生的故事，还有一个体会：融入时代，敢于直面问题，勇于担当，才无愧于生命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