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暗的队屋里，弥漫着劣等卷烟的烟雾，那是社员们在开会，男人们坐在一边抽着自己卷的“喇叭筒”，且多是晒烟，所以很是呛人；妇女们则坐在另一边，一面用手挥赶着烟雾，一边纳着鞋底袜底之类的针线活，一边还不住嘴地啰嗦着那些“讨厌”的男人们……这天开会的内容是登记工分，因为记工员去公社开了几天会，临时由几个人代替记了工分，今天是归总一下，所以大多数人没什么事，只是在需要的时候应个声就行。我刚到这个队没几天，人也不熟悉，所以就坐在角落里看着听着。“晓伯伯，过来一下！”从登记工分的桌子旁传来一个声音，把正在打瞌睡的一个老人惊醒了过来，“么得事？”“快过来，看这是个什么字？”老人很不耐烦地嘀咕了一声：“几个字都认不得，搞么的搞！”不过他还是起身朝亮着灯的那张小桌子走过去，拿起别人递过来的一张纸就着那昏黄的灯光看起来。嘿！只见他他左瞅瞅右瞅瞅，却也硬是没认出那是几个什么字。“晓伯伯，那天是你儿（湘北方言，“您”的意思）记的工分吧？”“是的。”“那哪门都认不得了呢？”“……哦，我想起来来打，那天是拿的别个的笔写的。”他老人家自我解嘲地说，引得屋子里一阵哄笑。这就是晓伯伯，一位六十来岁的社员，“家庭成分”是贫农，队干部告诉我说。不过，他那贫农身份在队里却没人把他当好大一回事，我的住户（我们插队到户人家的主人，我们都叫“住户”）田妈就说他家以前就是地主。我当然还不大信，他家那么穷，怎么会是地主呢？我们那个队有三十多户人家，百来口人，各家的房屋大多是傍山而建，面朝着山冲，而且除猪栏等杂屋外，多是土砌瓦盖，只有晓伯伯一家是“千根柱头落脚”的茅草房，而且其方向也是面朝山丘背朝冲。我们在学校里学过《社会发展史》，而且以前到农村短期劳动时也搞过“访贫问苦”，所以到队不多久，我就到晓伯伯家里去过一次，那是个怎样的“家”呀？两间小小的茅草房，黑咕隆咚的，常年不见阳光，家里没个女人，里头乱七八糟的，也没收拾，不知发出一股什么样的气味，进门就是灶，基本没什么家具摆设之类，的确够“贫”的了。家里就两口人，晓伯伯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儿子。可那儿子说，他可是有“恩娘”的，就在隔壁生产队里，而且他还不时地去去。至于这关系怎么说，我也不好问，至今也不知是非婚生子，还是结婚后又离婚的。不过有一回，不知什么事情，那两爷儿拌起嘴来，晓伯伯追着要打他儿子，儿子跑了，晓伯伯赶不上，嘴里骂着：“老子日你娘的个龟儿子……”那儿子停下脚步，慢声慢气地回嘴：“你做么事要日我娘呢？”引得看热闹的人们又是一阵哄笑。有一回闲扯时，晓伯伯忽然说：“我假使不是把那幢屋卖掉勒……，我也不得成个贫农。”原来，晓伯伯家原先也是比较富有的，可他从小娇生惯养的，养成了爱赌博的坏习气，只要手里有了几个钱，就要去赌，家里也把他没法，父母亲去世后，更没人管他了，结果田地输光了，到得解放前几年，一大幢房子也输了，土改时，依照“土改前三年”的家庭状况，他正好符合贫农的标准，就给划成了贫农，而田妈说的附近队里那个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用，积积攒攒好不容易买了几十亩田的人家，却按标准戴上了“地主”的帽子。这事开始我还不信，与住户田妈还争过几回，听晓伯伯说了，我终于对以前学过的东东有了怀疑。很多年以后读余华的《活着》，才觉着晓伯伯其实就是我见到的福贵的现实样板。招工后，我回过几次生产队，前两次还见到过晓伯伯，后来再去，只见那茅屋还在，但铁匠把着门，听人说，晓伯伯“走”了，他那儿子也出外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