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大队的农科队解散了，因为要搞分田到户大包干。

　　刘巧英回到生产队参加了分田活动，帮助会计登记整理相关资料。

　　“不换思想就换人”，是那个时候最有力量的口号。

　　“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是那个时候最有诱惑力的顺口溜。

　　但普通社员并不害怕被“换人”，反正是农村户口，总没有谁能够把他们换到月亮上去。

　　所以，在保卫大队党支部作出要各个生产队分田到户大包干的决定公布之初，社员们竟然抵制得很厉害。毕竟多少年来，一直深入贯彻以集体利益为重的观念，社员们习惯了集体大生产，甚至大队里各个生产队里也有干部不理解，好不容易把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种的合了片，集体大生产多少有了些起色，又要退回去单干，这不是搞倒退吗？他们害怕“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五三年”。

　　毕竟，保卫大队所在的三角圩地处里下河地区，是旱涝保收的平原水乡，不是穷山恶水，自从走上集体化道路，即使三年灾害那样的困难时期，也没有让一个家庭、一个人真正断炊过，他们这里的集体资产已经是相当可观了。

　　单是保卫三队，当时就有一个电灌站，三台打水机船，三台手扶拖拉机，一台东方红大拖拉机，一个机米磨面的机电站，一家豆腐房，一个养了上白头猪的养猪场，十多条耕牛，更有成片的桑田、梨园、桃园、瓜果蔬菜园和草鱼塘，收割用的机械配套齐全，牛舍、猪舍、仓库、会议室、办公用房，房屋也有百十间，集体责任制搞的有模有样，大型财产，小型物资，社员们都当宝贝一样守护着。

　　但大队要求限时完成搞分田到户大包干的任务。全大队统一采取包干到户的形式：各承包户向国家交纳农业税，交售合同定购产品以及向集体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等公共提留。其余产品全部归社员自己所有。 (美文欣赏 )

　　干部会、队委会、社员代表会、全体社员会……保卫三队那段时间没少开会。开会就是传达上级分地精神、宣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给群众统一思想，统一认识，大会小会至少开了二十来多次。

　　社员们都被拖疲惫了，精神也被拖的麻木了：分就分吧，反正人家能过我也能过。

　　田地的好坏，距离各家各户的远近，公共资产的处置，又都成了问题。

　　总算决定了以抓阄的方式来进行分地，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接下来就是核实人口，对所有耕地核实地亩，按照往年耕地的收成将地分成好中差三个等级，按照好地1亩折1亩，中等地1。1亩折1亩，差地1。2亩折1亩，将全部耕地分田到户，本着“耕者有其田”的原则，人口分口粮田，劳力再分责任田。

　　桑树、梨树、桃树都连根刨除，瓜果蔬菜也起藤让地，鱼塘放水取鱼分鱼，猪场杀几头肥猪分肉，其余的卖了分现金。

　　到正式丈量土地分田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跟着竹竿走，轮到哪家就忙着插桩标地界，真正热闹非凡。

　　其实，保卫三队这一次并没有分得彻底，大中型农机就没有分成，还由生产队统一管理，为承包户提供服务。电灌站、机电站也只是规范了承包制，仍然为集体所有，那些几乎腾空了的百余间集体用房也还挂在集体的账上。就连生产队队部的几十亩大场也只是让靠近的人家先当菜地用着。

　　要把这些都彻底化公为私，还得假以时日，而至于它们将来如何被个人占有了去的，则就不是刘巧英还能说得清的了。

　　刘巧英家这一次在自家原有的自留地基础之上，又分得了六亩田地，因为好中差搭配，六田地又被分在三个不同的大框里。

　　除了这六田地，刘巧英家还分到了一把大扫帚，一个大巴斗，一架喷雾式药水机，一根大竹杠，外加五分之一头牛。

　　这么一点地绝对不能让一家四口过上好日子。

　　刘巧英决定也去社办工厂找工做，上班之余帮母亲陆萍芝打理自家的责任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