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有人说我每年都有部长篇，其实不是这样，我没有那样的能力，基本上一看到线索最快都是三年，因为写完以后出版社就推迟出版，有好多东西没有再写。有人说你不要再写了，写得太多了，人家没看完就快写完了。
　　
　　我觉得，写作一方面是一个生活方式，确实有很多感受。我平常不怎么进城，自己也是农民出身，对农民的感情特别深、农民的记忆比较重的。邓小平说他是农民的儿子，我确实是农民的儿子。农村发生的事情直接牵连着我。
　　
　　五四时期鲁迅写的乡土文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有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人写乡土文学，描写生活的时候写得特别丰富，作品都是非实写的。十多年前，乡土文学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东西、令人悲伤的东西，有批判、揭露。我们经常说文学在衰败，传统文化在衰败，近来的十几年，我觉得衰败的速度是极快的，快得令人吃惊。在很多地方高速路公路沿线的村庄，有一些地方，只有在大寨子前面见过人，其它完全没有人。从门缝里看进去，黄草半人深。我们乡镇南山和北山比较偏远的村寨子，在我前几年去的时候，村寨人少，村和村合并。去年我去了以后，乡和乡要合并。我特别心里不是一个滋味。前十多年，乡土文学里面还有批判，这十年以来，批判都没办法批判了。
　　
　　《极花》这个故事是我十年前经历的一个真实故事。我的老乡是拾破烂的，他孩子来了以后被拐卖了。我没有亲自参与解救，但是我也在关注。解救是几个人在房子里研究，看人救上车没有，后来半夜搭回来，说人已经回来了，我们才去睡觉。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当时还没有想到写书，这个事件当时觉得写出来意思不大，就没有写。等我去年和前年跑了几个地方，看到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以后，我想起这个故事，就以这个为由头写了《极花》。
　　
　　写《极花》的目的不是说要写离奇的故事，一个贩卖麸曲的故事，我不喜欢太情节化的故事。我首先想通过拐卖人口的故事表现出现在的人群，这是最基层的。故事后面，村子里几乎就没有女性，凡是姑娘都是打工，宁愿嫁到郊区，城市漂泊，跟年纪大的丈夫耗在一起。年轻媳妇一旦出去，就不回来了，要么离婚，要么就走了，偏远山区都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有一些村庄就开始消失了。这就是说不出的感受，我想把它写出来。《古炉》、《带灯》是线性结构的，《极花》是写成一团的、在一块儿的，把字数大大地压缩，变成最短的一部长篇。
　　
　　另一方面，写作是我生存的一个方式。现代社会很多人特别焦虑、恐惧、紧张，而最大的幸福就是心安，神不安、心不宁是最大的威胁。对我自己个人来讲，写作是一个安宁的过程。写出来变成作品后，希望更多人看到它，希望大家正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
　　
　　不能把乡村和农民问题化
　　
　　梁鸿：中国的水墨画空白也有意义，空白和墨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的意义。没有说出的沉默也是有意义的，这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