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强如大汉,硬气如大明都无法彻底征服蒙古,而清朝就做到了呢?清朝能彻底征服蒙古的主要原因:清朝打击蒙古的手段更丰富、策略更阴...
为什么强如大汉,硬气如大明都无法彻底征服蒙古,而清朝就做到了呢?
清朝能彻底征服蒙古的主要原因:清朝打击蒙古的手段更丰富、策略更阴狠、措施更精准,直接从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对蒙古实施毁灭性打击。
政治上:广泛深入的开展联姻。
清朝很早就有与蒙古人联姻的传统,时间应该是从努尔哈赤开始,清朝就通过与蒙古的一些部落建立姻亲关系,皇室男性成员娶蒙古族贵族女子,皇室女性也不断地下嫁蒙古族王子,在政治上实现利益捆绑和结盟,一方面稳固后方,另一方面共同对抗明朝或者其他与清朝关系不好的部落。清朝历史上一共有三位蒙古族皇后,其中孝庄太后就是其中鼎鼎大名的一位,妃子数那更是不胜枚举。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所谓联姻只是手段和外壳,政治利益才是本质和驱动力。
军事上:针对不服大清统治的部落,给予毁灭性打击。
蒙古部落中,最不服清朝的当属准格尔。一开始准格尔实力不济,就假装表现得无欲无求,可当其猥琐发展到一定实力后,其野心也在逐渐增长。终于,在1690年后的6年间,康熙帝曾经多次亲征蒙古准格尔部落,打败了准格尔军队的进犯,算是暂时稳住了北方的形势。到了乾隆十年,准格尔发生内乱,乾隆帝瞅准时机,对准格尔发动猛烈攻击,这一时期的打击真的是称得上毁灭性的,准格尔直接被灭族,其领地西域也彻底被清朝占领,改名新疆,要不是乾隆帝对准格尔的毁灭,现在的新疆的第一大民族应该是蒙古族,那些种田的民族根本就可能不可能有今天人数。
文化上:改变蒙古人的宗教信仰。
宗教是一个民族文化最典型的外在表现,信仰是人
的精神内核,作用的是人的大脑,信仰决定国家的力量,民族的未来,信仰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战斗力创造力的源泉。改变了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就相当于改造了这个民族,消灭的这个民族的精神。
我们都知道,绵绵细雨对土地的滋润往往比疾风骤雨更彻底,效果更好。相比于军事手段的刚性,对别人文化上的改造显得更加温和,真的是润物细无声,悄然之间就可以让人丧失灵魂,相当于把大脑交给别人武装,这样的方式对敌人的打击效果往往更加隐秘、更加彻底、更加高效。我们都知道,蒙古人最开始信仰的是萨满教,萨满教的教义是催人奋进、鼓舞人战斗的,在萨满教的作用下,蒙古人总是那么勇往直前、战无不胜。这一点,精明的清朝统治者当然是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并且为蒙古人找到了新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在清朝统治者的软硬兼施下,蒙古人开始渐渐丢失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是信起了更加温和、更加顺从的藏传佛教,在藏传佛教潜移默化的影响下,蒙古人的反抗和战斗的意识、能力也在逐渐消弭。
清政府的禁烟运动,为啥直到新中国成立才成功?
对华鸦片政策,从此以后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不顾清政府的禁令,向中国大规模的走私鸦片,企图利用鸦片打开中国的大门,把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鸦片战争之前,清廷关于鸦片问题曾经有一次著名的辩论。
这次辩论中有三派:一派以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代表的“弛禁派”,主张允许鸦片合法进口,以增加税收,并以自种鸦片来抵制鸦片的输入,阻止白银的外流;另一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为代表的“严禁派”,主张严禁鸦片,并对吸食和贩卖者严惩;第三派以大学士穆彰阿为首,既反对弛禁也反对严禁,主张维持现状,这派人从鸦片贸易里得到了不少好处,故有此说,所以是三派人中最卑鄙的。抛开第三派的意见不说,只前两派就争吵了两年多,后来“严禁派”胜出,林则徐到广东去禁烟,便有了后来的鸦片战争。
从此以后鸦片为祸半了个世纪,直到清朝晚期才再次的禁烟。但是有趣的是,清朝末年禁烟的原因正是被动地采用了许乃济提出的策略。鸦片战争后,英国输入中国的鸦片数目大幅度增加,1863年鸦片进口7万箱,1879年进口103000箱,但是从1880年起,鸦片的输入开始下挫,其原因正是因为中国本地鸦片的产量大大增加,并逐渐占领了国内市场。特别是后来中国自产的鸦片在质量上并不比外国进口的差,国内市场开始青睐自产的鸦片,“国货”占领市场。
随着鸦片贸易合法化,在清政府容忍甚至鼓励农民种植的政策下,土烟技术在提高,品种在改良,其产品开始得到人们的青睐,并已被运往上海等地。据估计,1866年,土烟产量有5万箱,1870年达7万箱,已超过进口洋烟的数量。19世纪80年代,已开遍了各地。有人估计土烟的产量已是进口洋烟的2倍-4倍。
以1900年为例,进口自英殖民地马尔瓦的鸦片613两一箱,印度巴塔纳的鸦片639两一箱,印度巴纳拉斯的646两一箱,波斯的284两一箱(质量很差),土耳其的500两一箱,而四川产的只要327两一箱,云南产的360两一箱,江苏产的400两一箱。事实上,从英殖民地进口的鸦片价格本来也没有那么贵,价格较高主要是因为缴纳的关税和厘金比较多。
《天津条约》规定中国可以对每箱进口的鸦片征收30两的关税,随后根据《烟台条约续增条款》又对每箱征收80两的厘金。英国的鸦片一到岸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需缴纳30两关税和80两厘金才能提走,也就是说英国的鸦片平白的就贵上了110两。
另外还有一个运输成本的问题,因为根据条约规定,英国的鸦片只能在通商港口贸易,并不能由英商带入内地,也不能在内地建仓库大量储存,所以鸦片经过中国商人运到内地价格又要高出很多,而本地产品的成本又相对很低,所以英国鸦片无法和中国的鸦片竞争。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从1873年到1903年,银价与金价的汇率下跌了2/3,使用银本位的中国货币相对使用金本位的英国货币贬值了不少,导致进口的价格上涨,出口的价格下跌,所以外国进口的鸦片的价格就更贵了。更有趣的是,那时中国已经开始从云南向中南半岛出口鸦片了。
鸦片贸易的衰落为中英正式协商解决鸦片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仍面临很多困难,一方面鸦片贸易仍然为英国带来很多利润,另一方面中国当时的国内建设也需要鸦片带来的税收,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左宗棠倒是一贯主张严厉禁烟。比如左宗棠禁种的《禁种四字谕》:谕尔农民,勿种。外洋奸谋,害我华俗。借言疗病,实以纵欲。吁我华民,甘彼鸩毒……张示邮亭,刊发村塾。起死肉骨,匪诅伊祝。听我藐藐,则有大戮……
因为鸦片带来的关税和厘金占当时财政预算的5%-7%。但是当在印度调查西藏问题的唐绍仪得知英国对日益衰落的鸦片贸易有放弃的意思后,立即向慈禧太后报告,而慈禧也当即决定开始与英国协商,国内国外同时禁烟。
于是1906年12月,在中国第二代外交官的努力下,中英达成协议。1907年12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了《禁烟条约》六条。规定从1908年起中国每年减少国内鸦片的产量10%,英国也减少出口的10%,暂行三年。结果到了1911年,中国国内鸦片的减产数量已经大大的超过了规定的时间表,于是1911年5月8日,中英又签订《中英禁烟条件》十条及附件十条。规定本国生产和外国进口的鸦片在1917年底完全停止。
注意看这个条约的签订时间是1911年5月8日,离清帝逊位已经不远,不知道这是不是清政府签订的最后一个国际条约。但是随后的辛亥革命打破了一切,虽然英国继续恪守这个条约,对华的鸦片出口逐年减少,但是国内禁种鸦片的努力却失败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从此,中国进入北洋军阀和非北洋军阀两大集团之间、众多派系之间的争夺地盘、割据混战时期,北京中央政府先后掌握在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之手,社会陷入了长期动荡不安之中。面对鸦片带来的巨额利润,奸商与军阀相勾结,组织武装贩运,最后发展到军阀强迫农民种烟,以抽取烟税作为军费的最大来源。
个别军阀这样做,其他军阀群起而效尤,先后弛禁烟毒 ,继而鼓励推动种植婴粟、贩卖鸦片,甚至武力强迫农民广植鸦片,中国再次陷入烟毒迷漫的劫难之中。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军阀开放烟禁,为所欲为。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鸦片世界,烟祸更甚于清代。
到了国民政府时期,提出了“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的战略。这次大规模的禁烟运动虽然兴师动众,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禁令忽张忽弛,更迭频繁;
完结篇—特期:「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清朝统治成功的原因
清朝的统治为什么这么成功,这不仅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广阔领土的管控更是历朝历代所不及
总体而言,在缺乏通讯手段的古代,基层政府的管理水平可以简要表示为管理人员人数和水平的综合·/管理对象的总人数,当然,管理人员根据时代的不同既可以是政府,也可以是政府委托下的地方豪族。
大萌晚期的问题在于,由于人才选拔机制和税制改革都出了问题,导致基层管理人员的人数和水平都出了大问题。其一,由于我萌晚期歧视吏员出身的人才,甚至歧视一切非进士出身的人才,我萌数量庞大的秀才和举人阶层视基层工作为畏途,宁可瘫痪在家也不去工作;其二,我萌的士绅优待为士人们瘫痪在家提供了经济基础,只要有个功名在身,家庭再有一些积累,完全可以不出仕,就是出仕也可以选择教谕这种清贵职务,读晚明几大公子哥早年的诗文,很多中心思想都是这样的——老哥科举不中不要紧,趁此良辰美景,帮美人们修个车,生活还不是美滋滋;其三,由于里甲制崩坏,力役折银,以及前文所说的科举人才不愿出仕几个因素,很多地区基层事务长期落入几个吏员家族的手中,近亲交配的产物如何我不多说,而很多公共工程政府不承担,地方大族也不愿承担(有那闲工夫还不如合伙把银子分了),整个基层的动员和组织能力都堕落到了相当低能的程度。
但是到我大清入关后,时代就变了,首先在人才选拔上,相比大萌,大清的学历歧视没有那么严重,选官的首要原则是满族优先而非学历优先,即使你从基层干起,要是会钻营,拍好外派的满老爷马屁,那最后的结局也未必会差。而哪怕你是正统的进士出身,先不说最核心的几个部门你竞争不过满人进士,连贴身包衣都未必竞争得赢,一个不小心卷进中枢的敏感政治问题,这辈子就交代了,所以有清一代,自觉科举无望,投身基层官场的人不少。其次,士人们瘫痪在家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保障都被大大削弱了,从清初开始,满清高层就一直在收拾不听话的士人,几次大规模文字狱大大打击了士人们的安全感,雍正的一体纳粮则动摇了经济基础,这种情况下除了少数大族子弟还能悠闲度日,大部分人无论处于经济还是安全考虑,都会尽量在政府内部谋个职务,这也催生了清代一个独特职业——师爷,清代的师爷在基层政府运作中实际上替代的是明代基层政府的佐贰官,这在客观上提高了政府基层管理的姿势水平。此外,清初的几大弊政让人民苦不堪言,但也变相督促下面的各级政府提高了动员和组织能力。总而言之,清代基层管理人员数量和姿势水平的提高也是问题的答案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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