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泉窑是宋代著名的瓷窑之一。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

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

龙泉窑的釉和胎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成分及相应的烧造工艺。龙泉窑不同时代胎色的呈色、质地的粗疏和细腻、釉的色泽和质地，都不尽相同。

扩展资料：

龙泉窑始于西晋，北宋时已初具规模，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制瓷技艺登峰造极，梅子青、粉青釉达到了青瓷釉色的最高境界。

传统龙泉窑中的哥窑与官、汝、定、钧等窑并称为宋代五大名窑。 青瓷以瓷质细腻，线条明快流畅、造型端庄浑朴、色泽纯洁而斑斓著称于世。

“青如玉，明如镜，声如磬”的“瓷器之花”不愧为瓷中之宝，珍奇名贵。龙泉窑的青瓷技艺推动了各地瓷窑的发展。

从南宋至明代，福建、广东沿海和江西一带的瓷窑纷纷烧造出类似龙泉青瓷的产品。龙泉窑青瓷在国外也有重大影响，宋元时期就大量出口。

陈桥驿在《龙泉县地名志序》中说："从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起，循海道一直到印度洋沿岸的波斯湾、阿拉伯海、红海和东非沿海，……，无处没有龙泉青瓷的踪迹。"

龙泉青瓷在宋元时达到高峰，明代生产规模不减，但质量下降，至清代逐渐衰落，晚清后曾一度停烧，仅有少数窑口从事仿古生产。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宋代六大窑系。汉族传统制瓷工艺的珍品。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省龙泉市而得名。

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清代，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扩展资料：

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

1、五代到北宋早期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上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本土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

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花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窑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

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

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

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

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

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本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2、北宋后期到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

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到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

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下了光辉的篇章。

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

南宋政府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刺激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阿拉伯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

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 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十三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

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它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

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

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

现在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

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

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

现在的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从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3、元到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元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的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这些资料表明，当时，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元代产品除部分上继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

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

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

1975年-1977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1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一批大件器物的出现。

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元代龙泉窑的窑型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

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及至，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

从目前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一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颠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

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一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

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手法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

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

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

明龙泉官窑器却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综上所述，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

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龙泉窑

龙泉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名窑，宋代六大窑系，因其主要产区在龙泉市而得名。它开创于三国两晋，结束于明清，生产瓷器的历史长达1600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它的产品畅销于亚洲、非洲、欧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影响十分深远。
龙泉窑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没有开片在器皿转折处，往往露胎呈现胎色，瓷釉厚润，装饰上很少刻花、划花，而流行用贴花、浮雕，例如在盘中常堆贴出双鱼图案，在瓶身上贴出缠枝牡丹图案。
宋代瓷业鼎盛，除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五大名窑外，山西省平阳的平阳窑、陕西省耀州的耀州窑，福建省建安的建窑，江西省吉州的吉州窑，也都烧制相当好的瓷器。
磁州窑在今河北省邯郸市磁县，是北方最大窑业中心，很受日本重视，历代都有大量的瓷器销往日本，日本人也把瓷器叫磁器，是有其原因的。
南宋有章生一、章生二兄弟，在龙泉设窑厂，生一所烧的窑名“琉田窑”，又名“哥窑”；生二所烧的窑名“龙泉窑”，又名“弟窑”。
在今浙江省龙泉市境内，故名。窑址有大窑、金村、溪口、松溪等多处，北宋时有20多处，到南宋时有窑址40多处，其中以大窑、金村两处窑址最多，质量也最精。
从出土的标本来看，它始于五代，盛于南宋和元，而衰于明，终于清代康熙年间，有近800年的烧瓷史。
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在北宋早期以前的产品风格受越窑、瓯窑、婺州窑的影响，特征与三窑的产品相似。胎质较粗，胎体较厚，釉色淡青，釉层稍簿。
北宋中晚期是龙泉发展的重要时期，并开始形成自己的风格。胎体较为厚重，但造型规整，釉色由淡青转为青黄，产品多生活用具为主，有碗、盘、杯、壶、瓶、罐等，在装饰工艺上有刻花、划花和蓖纹。图案有花卉，飞鸟、鱼虫和婴戏纹等。
南宋时期龙泉窑得到空前的发展，龙泉青瓷进入鼎盛时期。这时，曾在唐和五代盛极一时的越窑青瓷业已凋凌，唯有龙泉青瓷质量显著提高，驰名中外的粉青，梅子青釉瓷器就是在南宋龙泉窑中烧制成功而把青瓷釉色之美推到顶峰。从窑址的瓷片来看产品有白胎（灰白）和黑胎厚釉两大类。其中白胎青瓷约百分至九十几，黑胎青瓷只是少量的，但质量很好，胎簿釉厚有紫口铁足的特征，与南宋郊坛下官窑瓷器有许多相同之处，这应是南宋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九年时及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南宋朝廷令地方州府为宫廷代烧的官窑瓷器。
南宋龙泉窑器型有碗、盘、盆、碟、盏、壶、罐、渣斗、水注、水盂、笔筒、炉、琮、投壶、瓶等应有尽有。
元代龙泉窑比宋时扩大了好几倍。浙江省、瓯江两岸的窑址已发现有200多处，元代龙泉窑瓷器的特点是造型大多胎体厚重，除继续生产宋时的器型外，创新品种有高足杯、菱口盘、荷叶盖罐、环耳瓶、凤尾樽等。质量不如南宋，胎质粗糙，釉面光亮者多，温润如玉者少，装饰技法上有划花、印花、贴花、堆花、镂刻、点彩等。纹饰题材丰富，有云龙、飞凤、花鸟、鱼虫、八仙、八吉祥、杂宝等，个别有文字装饰。
在龙泉窑的精湛技艺和精美的釉色及高超的质量影响下，除浙江境内多处窑址如大窑、金村、溪口、大白岸、小白岸、梧桐口、笔架山、项户、道泰、山头窑、松溪、马垃力、安福口、安仁口、大方、大棋、下村、武溪等300余处外，还有江西、福建两省的多处窑址也仿烧龙泉青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龙泉窑系。这在宋、元民窑瓷器中是屈指可数，名列前茅的。

龙泉窑因在今浙江龙泉县，故名，属我国南方青瓷系统。

创造于北宋早期，南宋中晚期进入鼎盛时期，至明代中叶以后渐趋衰落，传世的龙泉青瓷下限至清康熙年间，烧造历史达七、八百年之久。

北宋时期的龙泉青瓷，胎骨较厚，胎土淡灰，底足露胎处见赭褐色窑红，胎微出烧，釉的玻化程度好，釉层透明，釉表光泽很强。

装饰花纹较简练，常见纹样有鱼纹、蕉叶、金枝、荷花等。

装饰风格趋于奔放。

处于南宋鼎盛时期的龙泉青瓷，形成了自已独有的艺术风格，显示了独特的魅力。

南宋龙泉青瓷的造型亦形成自已的风格，稳重大方，浑厚淳朴而又不失秀媚，器型丰富多样，装饰普遍采用刻花和堆塑法，颇具艺术匠心。

元代龙泉青瓷烧造量大，风格与南宋迥异：器型高大、胎体厚重；胎色为白中带灰或淡黄；釉色为粉青带黄绿，光泽较强，釉层半透明；装饰手法多种多样，有刻、划、印、贴、塑等，以划花为主，花纹粗略，线条奔放，纹饰以云龙、飞凰、双鱼、八仙、八卦、牡丹、荷叶等为多见。

此外，还大量出现汉文和八思巴文字款铭。

明代龙泉青瓷走向衰弱，器物胎体厚重，制作粗糙，胎色为灰黄，釉层厚，透明度高，釉表光泽强，釉色有青灰、茶叶末、灰黄等几种，装饰以釉下刻花为主，亦有模印人物故事的装饰方法。

宋代龙泉青瓷是青瓷工艺的历史高峰。

其青瓷的釉色与质地之美，亦如巧夺天工的人造美玉，全世人为之倾倒。

那么，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龙泉窑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轨迹呢?朱伯谦先生在《龙泉窑青瓷》一书中曾将龙泉窑的发展归纳为开创、发展、鼎盛和衰落四个阶段：魏晋和五代十国是开创时期，瓷窑少，生产时断时续，处于就地销售断断续续的生产阶段；北宋至南宋前期是发展期，瓷窑发展快，逐渐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南末后期至元代是鼎盛期，瓷窑迅速发展，青瓷质量大大提高，产品畅销国内外广大市场；明清是衰落期，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处境艰难，瓷窑不断地倒闭减少，至清代晚期结束。

如果说这四个阶段勾勒出了龙泉窑发展历史的整个脉络，那么，龙泉窑发展史上的三次辉煌期则是连贯发展脉络的重点和要点。

开创年代

至今通常的说法是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也有说始于五代或者宋代的。

在古文献中，关于龙泉窑的开创年代的记载极少，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成书于南宋绍兴三年( 1133)庄绰的《鸡肋编》 “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

钱氏所贡，盖取于此。

宣和中，禁庭制样需索，龙泉青瓷益加工巧。”庄绰曾在包括浙江在内的南北各地郡县做官，交游甚广，见闻颇丰。

他在上述文中清楚地描述了处州龙泉县是五代吴越钱氏所贡青瓷的产地。

“宣和中”，龙泉窑已成为朝廷青睐的宫廷用瓷生产窑场。

正因为朝廷向其订烧青瓷，使得“龙泉青瓷益加工巧”。

过去，许多学者在引用此条文献时并不认可“五代秘色瓷出龙泉”的观点。

然而，在乾隆二十七年( 1762)修的《龙泉县志·大事记》中又提到“五代贞明五年( 919年)龙泉金村、刘田等地制瓷作坊已具规模”，这说明在有限的古文献中，至少有两处提到了五代以前，龙泉就已经开始烧造瓷器的事实。

五代北宋

龙泉境内山岭连绵，森林茂密，瓷土等矿藏资源极为丰富，又居于瓯江—卜游，不仅具备充足的原料、燃料和水资源，还有便利的水路运输，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早在三国两晋时期，当地的老百姓便利用当地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吸取瓯窑、婺州窑等周边窑场的制瓷技术与经验，开始烧制青瓷，但当时烧制的青瓷非常粗糙，窑业规模也不大。

这一状况到了五代和北宋早期，却出现了突然的变化，这一时期也被称为龙泉窑青瓷的“迷惑期”。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器物就是淡青釉瓷器。

这种淡青釉瓷器，器形规整，釉面均匀光洁，透着淡淡的青色，有些还经过刻划修饰，与粗糙的早期龙泉青瓷相比似乎缺少过渡，与后来著名的梅子青、粉青相比似乎也不存在承启关系，这在整个龙泉青瓷发展史上未免显得有些突兀，因而也成了一个“迷惑”。

据笔者实地考查证实，当时这类淡青釉的烧制地点主要是在龙泉金村一带。

明代陆容《菽园杂汜》曾载：“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

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

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汕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刘田也叫“琉田”，即今大窑，是龙泉窑的传统制瓷中心。

但笔者认为是先有金村后有大窑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大窑至今还尚未发现有烧制淡青釉瓷器的迹象，而淡青釉瓷片在金村则随处可见。

从这一点来看，金村制瓷在当时是很辉煌的，金村地狭靠河，因此初期时运输十分方便。

后来制瓷业规模扩大，金村狭窄的地势便不适应当时的发展。

而地势开阔的刘田离金村仅五华里，于是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制瓷业的新中心。

龙泉窑的突然兴起很可能和龙泉窑为宫廷烧造“贡品”有关。

当时江南一带属于吴越国的钱氏王朝统治，钱氏王朝一直奉行与中原修好的策略，于是瓷器成了重要的“贡品”。

有关专家在考古搜集时曾找到这样一件淡青釉罐，其外壁釉下写着“天福元年，重修窑炉，试烧官物，大吉”。

天福元年也就是公元936年，天福是后晋高祖石敬瑭年号，吴越国是宗后晋的，据此推测，当时所烧的“官物”除了吴越国宫廷自用以外，很可能还向石敬瑭进贡。

当然，担任贡器烧造任务的主要是越窑，其贡器也称“秘色瓷”。

秘色瓷起于晚唐，因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使用，故曰“秘色”。

龙泉窑也烧过“秘色瓷”，宋人庄绰《鸡肋编》记载：“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地名豫章，以木而著也……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

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

庄绰一生大约经历了北宋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和南宋高宗五代，曾在南北各地的郡县做官，足迹遍及京西、淮南、两浙、福建、江西、荆湖和广南，交游甚广，见闻颇丰，其记载应比较可信。

从这一点来看，“秘色瓷”的第二阶段是后来居上的龙泉窑青瓷产品。

这一方面是因为当时进贡的瓷器数量很大，《宋史》卷四百八十列传世家二(吴越钱氏)“太平兴国三年三月来朝，俶进……越器五万事，金扣越器百五事”。

又《宋会要》：“太平兴国三年四月二日朝，俶进……瓷器五万事，金扣瓷器百五事”。

太平兴国三年即公元978年，当时贡奉北宋太宗的秘色瓷器达十万多件，如此巨大数量的贡瓷应该不是在自愿条件下进行的，而这样庞大的生产量也是越州窑所无力承担的。

另一方面，越窑因为各方面原因而逐渐衰落，导致南方的制瓷中心向龙泉窑转移。

在这样的情况下，越窑先进的制瓷技术传入龙泉，一批优秀的瓷匠陆续在龙泉安家落户，龙泉窑产品的质量迅速提高。

龙泉窑以担负“和平”的贡器使命，换来了它自身发展的契机，从北宋开始，龙泉窑逐渐取代越窑，一跃而为江南第一名窑。

北宋南宋

龙泉窑在南宋的发展是跟大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北宋覆灭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北方的汝窑、定窑等名窑又被战火所破坏，其制瓷技术传入到南方。

这时的龙泉窑结合南技北艺，迅速走向成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形成一个较大的瓷窑体系。

不仅胎釉配方、造型设计、上釉方法、装饰艺术及装窑烧成等有了重大的改变和提高，器形种类更是大大丰富。

由于熟练掌握了胎釉配方、多次上釉技术以及烧成气氛的控制，釉色纯正，釉层加厚，在南宋晚期烧制成功粉青釉和梅子青釉，达到青瓷釉色之美的顶峰，在我国瓷器史上谱写下光辉的篇章。

另一方面，南宋立国水乡、海隅，水上交通发达，有利商业、贸易的发展。

北宋时，官方就在我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明州(宁波)、杭州、泉州设立了“市舶司”，直接与海外各国进行贸易，南宋 *** 更把海外贸易作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有效途径。

对外贸易量的增加更 *** 了瓷器的出口，龙泉青瓷在东亚及东非、 *** 诸国都是受欢迎的商品。

据史料描述，当时“窑群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运瓷船往返穿梭，日夜繁忙。”瓷器内销运往临安，外销经瓯江出海，远销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

从13世纪开始，龙泉窑出现了两大系列的精美产品：黑胎厚釉青瓷和白胎厚釉青瓷。

黑胎厚釉青瓷的产品数量比较少，迄今只在龙泉大窑、溪口两地近十处窑址中发现这类瓷器，而且都是与白胎青瓷同窑同烧的，其中溪口瓦窑垟窑以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为主，其他瓷窑以烧白胎厚釉青瓷为主，兼烧一部分黑胎青瓷、黑胎青瓷的特点是薄胎厚釉，釉层开片，紫口铁足，有些器物还采用支钉垫烧。

这些在龙泉窑青瓷的内部发展脉络中都找不到相应的发展轨迹，尤其裹足满釉支烧的工艺对于龙泉窑来说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工艺风格上的骤变显然是受到外界制瓷技术冲击的结果，最有可能的就是朝廷的干预。

至今高科技测试也表明，龙泉窑的黑胎、开纹片青瓷、造型、纹片，以及化学组成和郊坛下官窑都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此外，白胎厚釉青瓷的制作工艺也是承接南宋官窑的，但有创新，在胎釉配方上有些差异。

与黑胎青瓷相比，白胎青瓷的釉层光滑细腻不开片，胎色洁白，釉色青翠有如碧玉，胜似翡翠。

并且这两大系列瓷器还出现了一批仿南宋官窑器的器形，官窑器是不允许民间随意仿造的，仿官窑的出现不能简单地诠释为“仿制”。

另外考古发掘也证明，南宋龙泉窑青瓷在临安京城皇宫遗址和绍兴市攒宫宋六陵墓地都有大量出土。

至今大窑龙泉窑遗址还保留着南宋古道，遍布南宋窑址，在当地村民中还流传着种种关于南宋时的故事。

这一切都似乎在述说着当时的龙泉窑与宫廷那种千丝万缕的联系。

南宋皇朝拥有修内司官窑与郊坛下官窑，为什么还要派遣技术人员和官员在龙泉等地监烧“供器”呢?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杭州本地的瓷土资源并不太理想，而古代制瓷业对地理环境和资源的依赖性是很强的，至今看来，南宋官窑器的胎质比较疏松，易破碎，还有开片，所谓“无片不成官”，开片是南宋官窑瓷器的一大特点。

但无论是冰裂纹也好，梅花片也好，美则美矣，却不实用，试想，将满是开片的瓷器当作日常生活用瓷不免存在卫生问题。

相比之下，龙泉窑青瓷的胎质比较缜密坚硬，尤其是白胎厚釉青瓷，釉面光洁不开片，既美观又实用。

元明早期

虽然龙泉窑熊熊的窑火曾一度遭受蒙古铁骑的践踏而熄灭，但入元后，龙泉青瓷在前代的基础上继续得到发展。

加上元代统治者继续奉行对外贸易政策，使龙泉青瓷生产规模在元代继续扩大，窑址和产品的数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产品品种增多，风格多样化，远销世界各地。

1979年为配合浙江省紧水滩水库工程的兴建，浙江省文管会等单位在龙泉县境内进行了普查，并在龙泉县东部安仁口地区发掘了元代窑址，为研究龙泉窑在这一时期生产情况和产品面貌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这些资料表明，元代仍是龙泉窑的兴盛时期。

元代产品除部分继承宋代传统以外，在器型和装饰上又有新创造，比如当时流行的露胎工艺。

元代由于水陆交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瓷器大量出口，需求量激增。

在这样的条件下，元代龙泉窑迅速向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这样，大批的龙泉窑瓷器便可顺流而下，转由当时重要的通商口岸——温州和泉州，将瓷器出口到世界各地，像欧洲、非洲、东南亚等地都有龙泉窑的瓷器。

1975年在韩国西南部的新安海底发现一艘元代沉船，打捞出l万多件瓷器，其中龙泉青瓷占了9000多件，可见龙泉青瓷在元代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其实元代的蒙古统治者不是单方面地被汉文化所同化，蒙古铁骑在征服一个王朝的同时也带来了草原的大气与粗犷，元代龙泉窑青瓷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批大件器物的出现。

这些大器胎质较厚，器形粗犷，釉色更加成熟凝重。

元代龙泉窑的窑形仍沿用长条形斜坡式龙窑，但在长度上略有短缩，这一改变有利于提高窑内温度，并使热量分布更均匀、合理，对烧制大型器物很有利。

元代龙泉窑的繁荣为明初龙泉官窑的设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详见《发现：大明处州龙泉官窑》一书)。

明龙泉官窑器延续了元代的大器风范，将厚实雄浑的审美理念发挥到极致，之前往往将明初龙泉窑青瓷与元代龙泉青瓷混为一谈，或笼而统之断为“元末明初”，这也在一个层面上说明了两者的相承关系。

至今从处州青瓷博物馆征集到的—批明初龙泉官窑青瓷碎片及结合传世完整器来看，明龙泉官窑青瓷在烧造工艺上达到了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无疑代表着龙泉窑瓷器烧造史上的最高水准。

以刻花为例，明龙泉官窑青瓷主要以刻花为饰，精美绝伦，花纹与青如翡翠的釉色融为—体的刻花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艺术高度。

刻花是龙泉窑青瓷的传统装饰工艺之一，北宋时期的刻划花装饰曾经盛极一时，但到了南宋，由于石灰碱釉的运用和多次上釉技术的掌握，龙泉窑青瓷往往素面朝天，转向以釉色取胜。

其实釉色的玉质感固然是世之所好者，但釉层一加厚，原先的刻划花很容易被厚釉所覆盖。

所以到了元代，又流行露胎、贴塑、模印等装饰手法，这样玉质感的釉色和花纹图案的装饰效果就可以兼得了。

明龙泉官窑器将刻花与厚釉结合得恰到好处，从而使刻花装饰工艺取得了新的突破。

此外，明代早期的民窑器也有不少精品，明初龙泉窑的规模和数量也不容小觑，以往被忽视，还有待重新认识和评价。

清代

洪武年间，《格古要论》载：“龙泉窑在今浙江处州府龙泉县，盛产处器（青瓷）。”当时供奉皇宫、贵人用的器皿仍由“饶（景德镇）、处（丽水龙泉）等府烧造”。

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七下西洋，海外贸易促进青瓷生产，正统年间以著名匠师顾仕成为代表的作品，形制端正，釉厚色青，不少大型瓷品仍为车内外艺术鉴赏家所收藏。

成化、弘治以后，青花瓷兴起，中国航海事业衰落，海上贸易之路变为西方殖民者少将侵略之路，明王朝实行海禁，青瓷外销量锐减，大窑村、溪口村一带瓷窑纷纷关闭，大白岸村至安仁口村一带瓷窑改烧民间通用青瓷、造型、烧制都不及以前精致。

窑数减至160多处。

清初，窑声所剩无几。

清中叶，仅剩南窖、瀑去埠头村、青溪水孙坑村等地70余座窑。

产品胎质粗糙，釉色青中泛黄。

唯孙坑村范姓窑技艺家传，坚持烧制至民国初期。

成极几个朝代的龙泉青瓷之花至此凋零。

民国

清末民初，日本、德国、美国先后有人来龙泉搜罗古青瓷，继之辆大批古董商纷至沓来。

由此，一方面引发了龙泉挖掘古窑址古墓之风：另一方面一批民国制瓷艺人开始研制仿造窑产品“牡丹瓶”、“凤耳瓶”等70余件邮寄国民 *** 实业部请功。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龙泉窑历史上的三次辉煌都是与宫廷密切相关的，无论是生产“贡器”，还是设立官窑，都是促成成龙泉窑快速发展的最有力动因。

因为在封建社会，宫廷的指令往往就是最高的社会动力，它对于一个瓷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陶瓷器之所以能从泥土中升华而出，是因为经过了窑炉的烧造。在我国历史上流行最广、使用时间最长的当属馒头窑和龙窑。馒头窑最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因外形似馒头，故得名。馒头窑主要由火膛、窑室、窑床、烟道等几部分组成。由于烟道位于窑室最后，火膛里的火焰升到窑室的顶部后，不得不随着空气流动倒向窑室后部，所以馒头窑又被称作半倒焰式窑。 火焰在窑室中倒下时经过要烧制的坯胎，热能可以被充分地利用。馒头窑的特点是升降温较慢，有利于对火的控制，但烧成时间长，而且产量不高。由于中国北方瓷器胎釉中钾含量高，胎壁较厚，比较符合馒头窑的烧造特性，所以馒头窑在北方地区非常流行。流行在中国南方的龙窑因多利用自然山地的斜坡修建长条形的窑室，所以得名。 龙窑的最低端是火膛，整个窑室依山而建，烟道位于最高处。火膛里的火焰随着空气的抽力一直向高处的烟道上升，窑室内也自下而上升温。龙窑的升降温速度较快，有利于烧造胎壁较薄的瓷器。由于龙窑窑室较长，一次可以烧制大量的瓷器。在福建建阳的将口龙窑全长达53米，可见其烧造量之大。

中国在4000多年前就使用杂质少的粘土，烧成陶器，并已能铸造青铜器。东汉时期（公元25~220）已用粘土质耐火材料做烧瓷器的窑材和匣钵。20世纪初，耐火材料向高纯、高致密和超高温制品方向发展，同时发展了完全不需烧成、能耗小的不定形耐火材料和高耐火纤维（用于1600℃以上的工业窑炉）。前者如氧化铝质耐火混凝土，常用于大型化工厂合成氨生产装置的二段转化炉内壁，效果良好。50年代以来，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等的迅速发展，要求使用耐高温、抗腐蚀、耐热震、耐冲刷等具有综合优良性能的特种耐火材料，例如熔点高于2000℃的氧化物、难熔化合物和高温复合耐火材料等。

古代、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的耐火材料，工业革命前后高炉、焦炉、热风炉用耐火材料，近代后期新型耐火材料及其制造工艺，现代耐火材料制造技术及主要技术进步，以及对未来耐火材料发展的展望，耐火材料与高温技术相伴出现，大致起源于青铜器时代中期。中国东汉时期已用粘土质耐火材料做烧瓷器的窑材和匣钵。20世纪初，耐火材料向高纯、高致密和超高温制品方向发展，同时出现了完全不需烧成、能耗小的不定形耐火材料和耐火纤维。现代，随着原子能技术、空间技术、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具有耐高温、抗腐蚀、抗热振、耐

冲刷等综合优良性能的耐火材料得到了应用。在中国有许多工厂生产耐火材料产品。中国有丰富的资源，也正因为这方面的原因，各大外国投资商也来到国内一展身手，展露头角。在中国的东北部，是耐火材料供应商极其丰茂的地区，导致其他国外投资商对其的出口低价格产生了质疑，从而在2003年由欧盟提出对中国耐火材料新产品的反倾销，限制了产品对欧盟的出口。2006年中国为保护原材料资源的大量流失，对部分行业进行了减免出品退税，以此极大地限制产品的出口。但这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一些国外的品牌销售，因为它们拥有几十甚至上百年的销售生产经验，并极大地占有了市场，也创立了它们在各大洲的品牌效应。

1、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保障能力。

到2021年，高端耐火材料基本自给，菱镁矿石资源综合利用率不低于90%，耐火粘土矿石资源综合利用率不低于80%。到2021年，两种矿石资源综合利用率分别高于95%和90%。

2、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到2021年，主要耗能设备能效水平达到一级，主要产品的综合能耗比2021年降低20%以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总量比2021年分别下降8%和10%以上，用后耐火材料回收再利用率不低于50%。到2021年，用后耐火材料回收再利用率高于75%。

3、提高产业集中度。

到2021年，形成2~3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创建若干个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前10家企业产业集中度达到25%。到2021年，前10家企业产业集中度提高到45%。

耐火材料的作业性包括稠度、塌落度、流动度、可塑性、粘结性、回弹性、凝结性、硬化性等。

我国南方多山，北方多平川，这种地理条件的不同，所以其经造的窑炉形式也不相同。（宝瓷林提供）三千至四千年前，北方出现了馒头窑，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拱顶技术应用于窑炉砌筑而产生的，而窑顶的出现使保温性能得以提高。更适合南方的潮湿和多山环境的是龙窑，龙窑是“陶”字的语源，即依山阜筑窑。其特点是升降温快，结构设计也在不断探索中求的合理，唐代以前的龙窑有短、窄、陡的特点，烧成是难以控制窑内的气氛，宋代以后龙窑变的长、宽、缓，能较容易的调节烧成气氛。 出自：宝瓷林 望采纳。。。

磁灶境内古窑址多沿溪分布，数量众多，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故宫博物院陈万里，冯先铭等先生就对磁灶窑进行过调查；其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晋江县博物馆等单位的研究人员均对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并进行过局部试掘，采集到大量标本，发现了南朝至清代的二十六处窑址。其中南朝窑址1处；唐、五代窑址6处；宋元时期窑址12处；清代窑址7处。宋元时期的蜘蛛山窑址、童子山窑址、土尾庵窑址、大坪山窑址统称为磁灶窑址，列为福建省第一批省级文物单位。南朝溪口山窑址、宋代金交椅山窑址列为晋江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磁灶窑产品品种繁多，器形多样。其品种以生活日用器皿为大宗，此外还有陈设器、建筑材料等。生活日用器皿中有碗、盘、盏、碟、盆、钵、洗、罐、缸、瓮、壶、瓶、灯、盂、盏托、执壶、水注、军持、急须、瓷枕等；陈设器则有炉，香熏、花瓶、花盆、动物形砚滴、动植物模型（如狮、虎、龟、蟾蜍、寿桃、力士像等），以及其它如腰鼓、扑满、鸟食罐等器物；建筑材料有装饰板等。其中，黄釉铁绘花纹大盘、军持、青釉碟是专供外销的产品，龙瓮是最具地方特色的。

磁灶窑瓷器的胎质一般呈灰色，颗粒较粗，胎质不够致密。也正因为此，瓷器胎土施釉处多上一层黄白色化妆土。但一般仅施半釉，器内无釉。釉可分为五大类，即青釉、酱黑釉、黄釉、绿釉与黄绿釉。青釉多见于碗、碟、盏、钵、盆、小罐、壶、执壶、军持、灯、炉、香熏等器物，有的还在青釉下添加褐彩；酱黑釉多施于碗、盏、盏托、罐、壶、执壶、水注、炉、腰鼓等器物，有的如碗、盏里侧或口沿施青釉，外施酱黑釉；黄绿釉则见于瓶、壶、罐、军持、水注、盆、盘、炉、枕、鸟食罐及动植物模型等；有的为单色的黄釉、绿釉，绿釉器多有“返银”现象；有的则黄、绿釉同施一器。装饰手法有刻划、剔花、模印、雕镂、施釉及彩绘等。装饰纹样有花卉（莲、菊、牡丹、缠枝花、折枝花等）、草叶（卷草）、瓜棱、瓜、凤，以及篦划、云雷、弦纹、卷云、水波及点彩、文字等，其中尤以龙纹最具特色。

在《晋江县志》中就有“瓷器出瓷灶乡，取地土开窑，烧大小钵子、缸、瓮之属，甚饶足，并过洋。”的记载。通过对磁灶窑的实地调查和有关考古资料证实，历年来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斯里兰卡、肯尼亚等东亚、东南亚、南亚和东非国家中多有磁灶窑产品出土。在这些国家的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常收藏有该窑作品，由此，证明磁灶窑是一处重要的外销陶瓷产地。

军持、瓶、执壶、罐、碟等是宋元时期大量外销的主要产品。其中，军持是专门适应东南亚人民进行宗教活动需要而烧制的；“龙瓮”的生产自宋明至今，沿袭不断，除了内销外还输出到东南亚各国。明清时期，磁灶以烧制单一的日用粗陶为主，仍运销海外，随着华侨的大批出国，制瓷技术也传播南洋各地，促进当地陶瓷工艺的发展，例如菲律宾米岸烧制的“文奈”瓷器，就是磁灶吴姓华侨传授的。直到近代，仍有众多华侨在海外操营此业，传授技艺。

磁灶窑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以烧造外销陶瓷为主的重要窑口，是具有浓量的地方特色和时代风格的民窑。它所处的地理位置---濒临泉州港口岸，使其外销条件优越。同时，它与泉州港的兴衰密切相关，当泉州在宋元时期对外交通和贸易达到鼎盛的时候，也正是磁灶窑生产发展昌盛的时期。磁灶窑的某些产品是专门为外销而烧造的，如军持等可能是为适应东南亚各地宗教性生活而接受的定烧器物，磁灶窑的产品器类丰富多彩，虽然比较粗放但却颇具特色，特别应指出的，磁灶窑出土的一些瓷雕塑，深目高鼻的人物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泉州港宋元时期“涨海声中万国商”的景象。

但磁灶的陶瓷在明清之后，由于宋时釉彩等工艺的的失传，产品主要以缸、壶、罐、碟为主，生产和销路窄小，市场需求低。如何定位自己？重走祖辈们的老路肯定不行，于是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建筑陶瓷。1979年，磁灶人吴金世，历经多次的实践终于在千百年的古窑里烧出了现代的釉面砖。磁灶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跨越，建陶企业得到了超常规模的发展。

经过十几年艰苦的发展，磁灶镇作为全国5大建筑陶瓷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国家级星火区域性陶瓷建材支柱产业区、国家级技术创新陶瓷工业示范基地、福建省第三批科技示范镇，目前，拥有建陶集团15家，先进辊道窑生产线300多条。产值超亿元的企业集团有6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有159家，磁灶的建材产品畅销全国各地，外墙砖产量一项就相当于全国产量的三分之二。琉璃瓦几乎垄断全国的市场。磁灶镇由原来名不见经传的乡村小镇一跃成为闽东南经济重镇。连续多年综合经济实力位居福建省10强乡镇前列。2000年6月，被中国建筑卫生陶瓷协会授予“中国陶瓷重镇”荣誉称号。

窑炉是烧造陶瓷器的场所，其作用是使陶瓷胎釉在一定温度和气焰条件下完成物理化学反应，烧结成器，并形成颜色及其变化。我国古代窑炉的类型很多，有横穴窑、竖穴窑、馒头窑、龙窑、阶级窑、葫芦窑、蛋形窑等。

横穴窑，焙烧陶器的窑炉类型之一，流行于新时期时代。横穴窑是在生土层中掏挖修制而成，由火膛、火道、火眼、窑室等部分组成，火膛位于窑室的一侧，比窑室略低。烧窑时，火焰由火膛进入火道，然后经火眼进入窑室，上升流经坯件，最后烟从窑室顶部的排烟孔排出窑外。横穴窑升温较快，但不易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商周时期已基本不见。

竖穴窑，常见于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窑建在地下，火膛为小口广底的袋形坑，其上为窑室，窑室的出口开在地面。火膛与窑室之间有数条火道，火焰经火道直接升入窑室。竖穴窑比横穴窑有所进步，可将烧成温度提高一些，但也不易控制烧成温度和烧成气氛，燃烧利用率较低，伺候逐渐被馒头窑取代。

馒头窑，亦名“圆窑”，是古代焙烧陶瓷的主要窑型之一，常见于北方各地，至迟在商周时期就已出现具有馒头窑特点的窑炉。因火膛和窑室合为一个馒头形的空间，故称“馒头窑”。馒头窑由火膛、窑室、烟囱三大部分组成，火焰由火膛升向窑室的顶部，然后在倒向后半部分的窑床，经后面窑壁底部的排烟口从烟囱排出。馒头窑容易控制烧成温度，保温性好，适用于焙烧坯体较厚、高温下釉粘度较大的瓷器。北方著名的耀州窑、定窑、钧窑、磁州窑、临汝窑等均采用这种窑炉焙烧瓷器。

龙窑亦称“长窑”、是我国南方地区比较常见的窑炉类型，最早出现在商代。龙窑一般依山而建，形体狭长，当窑火点燃时，远望似一条俯冲的火龙，故称龙窑。龙按结构分为窑头、窑室、窑尾三段。窑头为火膛，用来点火；窑室放置待烧的器物；窑尾为出烟口。窑的两侧筑有窑墙，墙中开窑门，用来装窑、出窑。窑的两侧各开有一排柴孔，用来分段添加燃料。烧窑时，先在窑头点火烧窑，待第一排柴孔下 的坯体接近烧熟时，窑头停止烧火，改投柴孔投柴烧窑。由此逐渐往上烧烧到窑尾结束。龙窑建筑方便、装烧量大，升温降温迅速，易维持还原气氛，适宜烧造青瓷。

阶级窑，又名“阶梯要”。窑建在坡度平缓的山坡上，由若干相对独立的要串联成整体。从第二窑起，每个窑的水平面均高出前面的窑，此女工程层层台阶，故名。火焰从要扣升向窑顶部，然后倒向窑室后半不错分窑床，再经后面窑壁底部排烟口进入第二窑，对后面各窑起到了预热作用。从第二窑开始，燃料从没柴孔投入火膛。各窑由前至后依次焙烧，原理相同。阶级窑出现于明代，既有龙窑烧量大的长处，又有馒头窑易控制的优点，适合烧制德化白瓷等氧化钾含量高、釉在高温下粘度大的瓷器。

葫芦窑，由窑门、火膛、前室、后室烟囱等部分组成。窑室比馒头窑长，前大后小，腰部内折，将窑室分为前后两室，窑壁两侧各设一排投柴孔。葫芦窑是由龙窑发展而来的，适合于烧制氧化钾含量较高、釉粘度大的瓷器。至明末清初，后室比例缩小进而消失，逐渐发展成了蛋形窑。

蛋形窑，形似覆盖的半个蛋，故名。由火膛、窑室、烟囱三大部分组成。窑床前低后高，窑室前大后小，呈长椭圆形。蛋形窑结构合理，设计科学，造价低廉，装烧量大，适合多种坯釉的烧制，同时它以柴作燃料，烧成时间短，产品质量好，成为清代景德镇地区焙烧瓷器的主要窑型~

唐代七大名窑：越州窑、鼎州窑、婺州窑、邢州窑、岳州窑、寿州窑、洪州窑、邢州窑。 1、越州窑：也称“越窑 ”。越州窑（越窑）的窑址在浙江省的绍兴、上虞、慈溪、余姚一带，春秋时期此地是越国的政治、经济中心。秦统一天下后属于会稽郡，唐朝时属越州，故称为越州窑，简称越窑。古越地不仅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也是我国瓷器的诞生地。越窑烧造瓷器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勤劳智慧的越州人烧出了成熟瓷器，历经六朝、隋唐和五代时期的蓬勃发展，至宋从未间断，越窑青瓷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越窑青瓷是中国古代瓷器中的珍品，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 2、鼎州窑：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主要烧青瓷，是唐五代著名窑场。 3、婺州窑：窑址在浙江金华，是浙江境内越窑以外著名瓷窑。浙江金华地区在唐朝时属婺州，故名婺州窑。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始烧于三国，唐宋时窑场扩大，成为著名的青瓷生产地区。 4、岳州窑：在湖南省湘阴县，唐代属岳州，故名岳州窑。始烧于隋代，盛于唐，而衰终于五代。主要烧青瓷，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5、寿州窑：窑址在安徽省淮南市。安徽淮南在唐代属寿州，故名。始烧于隋代，盛于唐，终于唐晚期。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6、洪州窑：在江西省丰城县的赣江西岸。江西丰城在唐代属洪州。始于东汉晚期，终于晚唐。以烧青瓷为主，是唐代六大青瓷产地之一。 7、邢州窑：邢州窑也称“邢窑”，窑址在河北省邢台市所属的内丘县、临城县一带。唐代时属于邢州，故称“邢窑”。瓷器烧制于唐代，邢窑盛产白瓷，邢窑白瓷是中国唐代瓷窑产品。与同代著名越窑所产青瓷齐名。在唐代中国的瓷器出现了“南青北白”的局面。邢窑白瓷的生产，开始于隋，入唐以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唐中后期已自成体系，并能与越窑青瓷平分秋色。。

工业窑炉：工业窑炉按热工制度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间断式窑炉又称周期式窑炉，其特点是窑炉子间断生产，在每一加热周期内窑炉温是变化的，如室式窑炉、台车式窑炉、井式窑炉等；第二类是连续式窑炉，其特点是窑炉子连续生产，窑炉膛内划分温度区段。在加热过程中每一区段的温度是不变的，工件由低温的预热区逐步进入高温的加热区，如连续式加热窑炉和热处理窑炉、环形窑炉、步进式窑炉、振底式窑炉等。【分类】可控气氛窑炉可控气氛窑炉是使用人工制备的气氛，通入窑炉内可进行气体渗碳、碳氮共渗、光亮淬火、正火、退火等热处理：以达到改变金相组织、提高工件机械性能的目的。在流动粒子窑炉中，利用燃料的燃烧气体，或外部施加的其他流化剂，强行流过窑炉床上的石墨粒子或其他惰性粒子层，工件埋在粒子层中能实现强化加热，也可进行渗碳、氮化等各种无氧化加热。在盐浴窑炉内，用熔融的盐液作为加热介质，可防止工件氧化和脱碳。冲天窑炉在冲天窑炉内熔炼铸铁，往往受到焦炭质量、送风方式、窑炉料情况和空气温度等条件的影响，使熔炼过程难于稳定，不易获得优质铁水。热风冲天窑炉能有效地提高铁水温度、减少合金烧损、降低铁水氧化率，从而能生产出高级铸铁。无芯感应窑炉随着无芯感应窑炉的出现，冲天窑炉有逐步被取代的趋势。这种感应窑炉的熔炼工作不受任何铸铁等级的限制，能够从熔炼一种等级的铸铁，很快转换到熔炼另一种等级的铸铁，有利于提高铁水的质量。一些特种合金钢，如超低碳不锈钢以及轧辊和汽轮机转子等用的钢，需要将平窑炉或一般电弧窑炉熔炼出的钢水，在精炼窑炉内通过真空除气和氩气搅动去杂，进一步精炼出高纯度、大容量的优质钢水。火焰窑炉火焰窑炉的燃料来源广，价格低，便于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结构，有利于降低生产费用，但火焰窑炉难于实现精确控制，对环境污染严重，热效率较低。电窑炉电窑炉的特点是窑炉温均匀和便于实现自动控制，加热质量好。按能量转换方式，电窑炉又可分为电阻窑炉、感应窑炉和电弧窑炉。 以单位时间单位窑炉底面积计算的窑炉子加热能力称为窑炉子生产率。。

我把近万年的中国陶瓷史划分为蒙昧、萌芽、建制、高峰、独秀等五个不同时期，并加以述说. 中国陶瓷的蒙昧时期（约1万年前—约公元前13世纪） 陶器的诞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火的使用.大约在170万年至70万年前的元谋人时代就开始用火了，被焙烧的土地或粘土会变得坚硬，这给了原始先民以灵感，由此而发现了陶器.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认为，制陶术的发明“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了食物的来源，从而开始过定居生活”.据传在炎帝神农氏时代，人们还发明了制陶技术.《周书》记载：“神农耕而作陶.”陶器的发明，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作斗争的崭新的一页，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项技术革命.虽然远古陶器原料粗糙、造型简单、烧成温度偏低，但这毕竟是人类利用化学变化制造器物的尝试，它的发明，大大地改进了原始先人的生活质量. 在漫长的中国陶瓷发展历程上，这时的陶器制造还处于一个蒙昧时期，尽管它是那样的五光十色，那样的绚丽多姿，但相对精美的瓷器制造工艺而言，一直处于懵懵懂懂的初级阶段.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发现了大量早期制陶遗迹，如距今约10000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陶罐、广西桂林甑皮岩残灰陶片、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发现的陶器碎片.此外还有8000多年前的磁山文化的红陶、7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的彩陶、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的黑陶等.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是，4000多年前龙山文化薄如卵毂的蛋壳黑陶，至今无法仿造出来.先民用神奇的双手，借助天地间的圣火烧制黑陶，再一次有力地印证了华夏文明的演进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强调连续性和统一性，可中国各地的考古证明，各地区往往都有自己独特的传统，有自己的文化源头. 我曾前后实地考察过河姆渡遗址、半坡遗址、大溪遗址、仰韶遗址、马家窑遗址、龙山遗址、大汶口遗址、良渚遗址、红山遗址、三星堆遗址以及 *** 、新疆、青海等广大地区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并对其进行了大量比较鉴别.陶器的发明并不是某一个地区或某一个部落古代先民的专利品，任何一个古代农业部落和人群，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都能在各自独立的环境中创造出来，欧洲已发现二三万前的陶器.我所见到的这些文化遗存，可以说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土著文化，而决不是所谓“中国文明西来说”，不是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仰韶彩陶文化和龙山黑陶文化的概念，也不是在近代中国史学界占主导地位的“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而后光被四夷”的观点.“文明西来”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虽然已知欧洲制陶历史早于中国，但要从欧洲流传过来，几乎没有可能性.当年发现马家窑文化的瑞典人安特生曾宣扬此说，但到了晚年也彻底改变了这种看法.中国地域辽阔，自然环境差异很大，高山、大川、森林、沙漠等造成阻隔，不同地区形成不同文化的特点，导致中华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取长补短，相互融合，丰富内涵，最终逐步走向一体化，成为大中华的主流文化，这犹如无数条涓涓细流最终汇入浩瀚的长江、黄河一样. 陶器制造和使用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相对以后发明创造的瓷器而言，它似乎处于一个孕育时期.人们仔细鉴赏这一时期的灰陶、彩陶、黑陶、白陶等，从中可以汲取智慧，诱发灵感，激扬豪情与自信，在精神上获得巨大享受. 中国陶瓷的萌芽时期（约公元前13世纪—公元1世纪） 中国瓷器经过古陶器漫长的孕育，终于在希望的原野上萌芽.大约在夏商之际，原始瓷器发轫于赣、浙一带.商代中晚期的“原始青瓷”已经像模像样了，它可能为我国瓷器的鼻祖，属于瓷器的萌芽时期，这为瓷器的发明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尽管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现了距今4000多年前的原始瓷，但那只是偶然的现象，还不具有普遍的意义. 当商代冶炼青铜的炉火在神州大地闪烁以后，陶艺的光彩就日趋黯淡.此时，原始青瓷终于横空出世，光耀神州.瓷器生产要具备下列条件：1、瓷土须是高岭土；2、要有玻璃质感的釉色；3、通常烧制的温度在1200~1300℃.与陶器相比，瓷器具有质地坚硬和清洁美观的优点，敲击声清脆悦耳.当中原国家大规模铸造精美的大型礼器以祭祀冥冥之中的神明时，越人却用珍贵的青铜铸造工具、农具和兵器，脚踏实地面对现实，努力务实地发展经济，将“耕战”视为国家事务的重中之重.越人依山势建造龙窑，提高了窑炉温度.采用泥条盘筑法为成型工艺，在原始瓷器上施薄薄的青黄色釉，又因釉中含铁，瓷器呈青绿色，故名青瓷. 去年春天，我在江西考察古窑遗址时，同行的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樊昌生先生告诉我：商代最大的窑场已在鹰潭市童家镇角山被发现，据专家对原始青瓷测试数据表明，它和近现代瓷器没有什么区别，遗址面积3万余平方米，已揭露400平方米，发现馒头窑和龙窑炉近10座，先后出土完整和已修复器物570余件，器形有鼎、壶、尊、豆、碗、瓮等，流行圜底器、三足器和非常少见的平底器.装饰纹样最多的是云雷纹、方格纹、叶脉纹、弦纹等.我在浙江湖州考察时见过商晚期原始青瓷，在德清看到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原始青瓷的碎片.在萧山、诸暨、绍兴交界处考察印象特别深刻，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