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九品中正制是贯穿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纵观九品中正制的发展，其的确会在短期内带给统治阶级提供大批量的人才，以满足朝廷的选人用人。然而，这种选拔制度是建立在人选人基础上，意思就是说，这种选拔制度很可能会因为朝廷派遣的选拔官员的一己想法而对人才进行评定。

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九品中正制度带给了人才选拔负责官员太大的权力，这种权力也是朝廷无法左右的，毕竟天下这么大，各州各郡都有负责选拔的官员，君王和朝廷根本就管不过来，因而九品中正制存在一些弊端，弊端的来源就是人。那么为何这种制度并不科学细致，为何还会贯穿整个魏晋南北朝几百年历史呢？这种制度在这百年里是如何变迁的呢？

如今如果我们根据所存记载只能反映一时一地的状况，并不能直接获知当时的情况，并且朝代和朝代中间多有断层 ，而且这一时期社会动荡，政治制度方面存在较大变化。相较于对魏晋南朝的九品中正制的研究，我们只能先对十六国北朝九品中正制进行研究。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就是十六国时期这些国家是对魏晋九品中正制一直秉承着一种继承和发展。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穿越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地区政权更迭频繁，而且经常呈现出多个政权并立共存的局面，这些政权又多为内迁少数族所建立，作为魏晋旧制的九品中正制自然不能不受到很大冲击。

然而，随着民族融合的逐渐深入，内迁各族对汉族历史文化的认同开始不断地增强，再加上各少数族政权在政治制度方面开始日益汉化。

而且当时汉人世家大族仍然保有很大地方势力，于是十六国统治阶级为了拉拢士族巩固统治，这些政权也只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原有的士族制度和保证士族利益的选举制度，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在魏晋时期已经蜕变为士族制度工具的九品中正制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为各个政权的政治运作发挥作用。

这一时期九品中正制出现了与时俱进的新特征，即这一制度不仅被应用于少数贵族统治下的汉人，也被应用于汉化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自身。那么采取哪一种选官用人制度，是十六国时期统治者面临的一大难题。

特别是在战乱频繁的混乱形势下，为统治阶级利益考虑，统治者就剥削更倾向于以才能和德行作为选任标准。因此大体上说，十六国时期基本沿用了九品中正与察举征辟之制。

公元221年，魏文帝曹丕即位，其即位之后为了迅速稳定当时动荡不安的局势便开始在其父曹操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曹魏的运行机制。不久，时任魏国公卿大臣的陈群就上呈上了一道影响魏晋三百多年的选官机制：九品中正制。

从其本质上看，“九品中正制”实质上就是汉代“察举制”的延续，只不过其在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进行优化完善，当然更主要的是，此套选官制度的创立一是维护了门阀政治的统治；二是维持政治与社会的稳定性。故而在汉代“察举制”的基础上其又增加了家世，而这套官制自此之后则就成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流官制。直到隋文帝杨坚创立“科举制”，这套官制才最终消散于历史的长河之中。

“九品中正制”在魏晋嬗代之际出现的过程之中的确出力不少，比如曹丕、司马炎、司马睿以及南朝的齐梁和萧梁都是在世家门阀的支持下登上帝位的：从这点上来说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同样的“九品中正制”的出现也让魏晋南北朝有一套完善的选官机制。这两点是“九品中正制”出现的正面影响，也是其积极意义。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导致皇权衰微加剧了动乱

“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极大的帮助了门阀势力的发展，而门阀之间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永远的得以维护也常有联姻的现象出现，而门当户对的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有了这个观念，且不论这令多少佳人才子最终劳燕分飞，光是其联姻引起的“结党”影响就足以摧毁一个王朝了，事实上西晋有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是因为党争而灭亡的。

而到了东晋南朝时期其更大的弊端性就出现了：九品中正制之下的门阀对于皇权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在东晋南朝时期，皇权一直处于一个极度衰微的地步，这个我们从多个方面去映证这个话题：

“王与马共天下”出现的政治局面的出现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甚至有时候龙椅上的皇帝说的话还顶不上旁边站着的那位。

影响东晋格局的“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平息后，对于叛贼的生杀大权皇帝自身竟然无法做主，比如直接导致“王敦之乱”成功的周扎，晋明帝竟然将其追封为功臣。

东晋中期，拥有绝对地位的皇帝竟然可以被当时的权臣桓温轻言废立，而被其扶持上位的皇帝一直是战战兢兢的。

从这种种方面上来说，东晋南朝时期的皇权一直处于一个极度衰微的状态的，而皇权极度衰微的情况之下又产生了种种不良的后果：

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从晋元帝乃至到孝武帝等皇帝在位期间其一直想要把权力从自己手上夺回来，然而门阀的巨大势力不得不让许多的皇帝最终望而却步乃至抑郁而终。

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统一：东晋时期皇权虽然衰微，可是有作为的权臣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桓温，他的北伐动机虽然不单纯，可是他是属于想建功立业的那种人。可是每次北伐都前功尽弃，军事的失利就不说了，更大的原因在于门阀一直对其加以掣肘，从这点上来说“九品中正制”而产生的门阀势力直接阻碍了国家的统一。

让天子的形象毁于一旦：汉代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天子的形象一直是“君权天授”，而“九品中正制”的出现让天子威严的形象毁于一旦。比如贾充刺杀曹髦、桓温废立皇帝等等事件都说明了权臣对于天子不再有敬畏之心，这是精神层面上的影响，故而儒家在那个时候的衰微也是由于“君权天授”形象的崩塌所引起的。

吏治的败坏：两晋南朝时期，门阀兼并土地欺压百姓的事件屡屡见于史书之上，而掌控朝政的门阀又不能过分打压以免引起更大的动乱，故而这些事情最终都是不了了之。而王导就是此类人士的代表，《晋书.王导传》就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对于门阀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直接导致了吏治的败坏，从这点上来说东晋的亡国也是不冤的。

从加权中央集权这个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以看到“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对于皇权是一个极大的冲击，而皇权的衰微则直接让东晋的时局更加的混乱。

从《晋书.刘毅传》和《三国志.夏侯玄传》看九品中正制的弊端

中正官权力太大，限制了吏部：曹魏初期中正官其实只负责对于士人的品评和进行官阶的划分，实际上的任免权还是由吏部所掌控。然而由于中正官本身的权力过于巨大，在曹魏后期中正官以及可以直接绕过吏部对官员进行任免，而这就导致吏部形同虚设。

士人争相踊跃做中正官，行政效率低下：由于中正官本身在朝堂拥有绝对的权力，故而各大家族为了自身利益考虑将自己家族之中的人才安排到这个岗位之上，而对于那些需要高效率的行政职位却无人愿意做或者不屑于做，这就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

社会风气的败坏，贪污结党现象屡见不鲜：中正官决定着士人的命运，只要和中正官关系好那么就可以平步青云，一旦得罪了中正官那么其仕途也就终结了，故而这就导致了贪腐和结党现象的出现。比如晋初的贾充，靠着众多巴结他的人和西晋功臣集团开创了庞大的“贾家党”。

限制了人才的发展,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这一点我想很多不熟悉历史的人也都是知道的，两晋时期由于“九品中正制”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一些出身微寒的寒门学子由于门第不好故而就算是身负一腔抱负和才华却终究不能为人所赏识，相反那些资质平平的世家子弟却可以凭借家世就拥有很好的爵位。而到了曹魏后期就出现了只按家世不看能力的品评方式，从这点上来说就足以限制了人才的发展，也失去了其选拔人才的意义。

不求实际，不能物尽其用：由于中正官本身的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当时的中正官往往是一人身兼数州或者数郡，故而对于人才的品评其不能面面俱到，其往往只能靠着乡里之间对他的评价来对这个士人进行品鉴却不能全方面的了解这个人，从这点上来说就导致在选拔人才的问题上出现了不求实际，不能把一个人放到实际的岗位上。

从这几点来说的确是具有很大的弊端，夏侯玄、刘毅、卫瓘等人的确具有其远见性，可是在那个时代正好是属于门阀势力的上升期，就算他们看到了制度上的弊端，却也无法从根本上根除这些弊端；相反统治者也需要依靠世家的力量来维持他的统治，故而纵使他们已经预料到了未来的战乱，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力回天。

“九品中正制”出现的意义

纵使“九品中正制”有如此多的弊端不过看待历史要有公平公正的方式，而从正面意义上来说“九品中正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性：自东汉初期开始形成的豪强势力至魏晋时期已经形成了规模，在朝野之中拥有绝对的影响力，故而统治者为了自身统治的需要则必须拉拢世家豪门，所以从这点上来说“九品中正制”的形成是其历史的必然性，“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又可以说是另类的“时代进步”。当然，这种看法是基于古人的看法。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述说“九品中正制”的出现又是历史的倒退：战国时期为了消除世卿世禄制的影响商鞅变法实行“军功爵制”，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自己的努力获得爵位。然而“九品中正制”之下的“世家豪门”则等同于“世卿世禄”，凭借家世就可以获得很好的爵位，相反那些出身寒微的寒门士子就算是靠着军功进入了高官的行列，在那个时代也终究被人看不起，比如苟晞、陶侃、刘牢之等都是证明，从这点上来说其又是历史的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