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底，余杭，位于浙江杭州北部地区。

一支正在寻找良渚文化的考古队在发掘出十余座汉墓后陷入困境——所谓的良渚文化，邈然无影。

良渚文化，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其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余杭地区的良渚遗址最早发现于1936年，后因战争、内乱等原因未有更多发现。

在一个电闪雷鸣的下午，阴云翻滚，已经兜不住聚集得越来越多的水滴，大暴雨就要来了。

考古队挖泥翻土的民工们，就在这令人压抑的气氛中提前收工了。

不过，这可不是要放弃。

恰恰相反，云层之下风雨飘摇，穿过厚重云翳却是无垠的蓝天，太阳，耀眼，刺眼。

在一座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出地表约4米的大土墩上，反山遗址12号墓已经露出端倪，遣散工人不过是为了保密起见。

墓的西南角，是一座在领袖号召深挖洞广积粮的年代遗留下来的防空洞。

防空洞与墓之间，只有区区50公分的距离。

这座史前大墓没有在狂热的年代被捣毁，实属万幸。

这是考古发掘的第一座大型良渚文化古墓葬。

此后持续数月的发掘也证实，大墓所在的这个大土墩，完全是五千多年前的先民们人工搬运土方堆筑而成的。

就在这座大墓里，发掘出700多件各种形制的玉器，可以说整座墓坑都被玉器铺满。

随后另十座贵族墓葬也逐一被发现——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贵族墓地非反山莫属（王明达：《良渚文化嵌玉漆杯出土记》）——又有大量文物出土。

反山遗址，十一座大墓，共发现各类文物1200多组3200多件。

除玉器以外，还有陶、石、象牙、嵌玉漆器等各种材质，但玉器是绝大多数，占比达九成以上。

是的，这是一个玉的王国。

玉，正是良渚文化最典型的特征。

在这些玉器当中，最引人瞩目也最令人费解的，是一件玉琮。

这件玉琮整体呈内圆外方中空的柱形，高8.8厘米，外围直径17.6厘米（两端大小不一，另一端略小，直径17.1厘米），重达13斤，是目前已发现的体积最大的一件。

不只够分量，这件玉琮也是纹饰最繁缛的一件，采用浮雕、阴刻等工艺，在四面的中间各有上下两个造型奇特的半人半兽形象，四个转角上又各有上下两个简化版的半人半兽，也就是一共有十六个半人半兽。

这个半人半兽，后来被称为神徽。

这个玉琮，后来被尊为琮王。

玉琮，所为何来？

神徽，意义何在？

琮，先秦史籍有载，但在历史的长河里早已沉沦，似乎汉代以后的人们都已经并不认得。

传说周公所作，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就有多处关于琮的记载。

按《周礼》所载，琮有不同规格，七寸、八寸、九寸、十二寸等大小不一；琮的功用也多种多样，既是祭天地的六器之一，也用于朝聘、嫁娶或殉葬等不同场合，更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

以《周礼》为证，可知周代时应该还有琮的广泛使用。

但实际上，早在殷商时期，琮的存在就已经渐趋没落，考古所见商周时期的玉琮普遍已经变得粗糙，甚至连纹饰都没了，与良渚文化等史前遗迹发掘的玉琮不可同日而语；到春秋战国时代，玉琮更加难得一见；秦汉以后，这种器形几乎就消失了。

到宋代又开始出现仿古玉琮，此时琮这种形制的玉器已经完全变成了艺术品，刻绘的纹饰也都是当时流行的式样。

明末以后又兴起复古风，要么仿商周的素面无花，要么仿史前的繁复朴拙，但不论怎样，走下神坛的玉琮，已经与身份地位没了任何关系，更遑论祭天祭地这样的重器。

不仅如此，古书里记载的琮与现实中把玩的琮甚至都已经对不上号，也就是说，《周礼》里说琮是祭天地的礼器，但人们并不知道这个琮到底什么样，因为沦为艺术品的琮其称呼已经变成了辋头之类。

比如乾隆就很喜欢这种东西，还考证说确实是用在车轴上的装饰并定名为掆头（掆gāng）：

其实在东汉许慎的《说文》里琮只是像车釭而已：

车釭（gāng），亦作“ 车缸 ”，指车毂内外口用以穿轴的铁圈。

没成想，代代相传终失传，琮最后真就被当成车轱辘上的装饰物件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到光绪年间（1875-1908年），吴大澄《古玉图考》才明确说所谓玉釭头，大个的那些都是古代说的琮：

《古玉图考》还搜集了不同规格的二三十种玉琮，如下图。

如图所示，琮的典型特征是：

1、主体为中空圆筒状，周围有四个突起围合构成方柱体，这四个突起部分有的彼此分开，有的完全相连形成标准的方柱体。

2、上下两端粗细略有不同，以前曾以为大的一头在下，考古发现其摆放方式应为小头在下。

3、外围方柱体部分可分节，少的只有一节，多的就不一而足，两节、四节、五节、十节等都有，目前已知最多的有十九节。

如上文浙江反山遗址出土的玉琮王就是两节。

十九节的玉琮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49.7厘米，是目前所见最高的一件，是1958年征集所得的良渚玉器，其四边突起部分也刻有兽面纹。

要特别提请注意的是，玉琮有单节多节之分，这每一节又都是由上下两层组成的。这两层上各有一个浮雕，上层是人面，下层是兽面，两层的图案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半人半兽式的神徽。

与平面化的神徽其线条极为繁复相比，四角突起部分雕刻的半人半兽图案更为简略，突出的是两只眼睛和一张嘴。两只眼睛分在凸起转角的两侧，嘴居于正中。

请注意这一点，每一节上下两层突出两只眼睛和一张嘴，也就是各有三个节点。

在地域上，玉琮这种器形的分布非常广泛。

除了最具代表性的苏浙一带的良渚文化（公元前3300年-公元前2000年），山东、河北、山西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400-公元前2000年）、广东的石峡文化（公元前2900年左右）、甘肃的齐家文化（公元前2000年左右）、四川的金沙遗址（公元前1700年以后，即商代晚期以后）等史前遗址，都有玉琮的存在。

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件玉琮，就出自安徽潜山的薛家岗遗址，其年代为公元前3200年左右。不过，这件玉琮体量很小，高2cm，宽1.8cm，孔径0.8－0.9cm，现藏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玉琮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费思量。

《周礼》记载是祭天地的礼器，乾隆御定是车轴上的装饰，除此以外，有说取象女阴，有说取象男根，有说为男女交合，有说为图腾柱，有说为织机零件，有说为天文观测机件，有说是招魂降灵的媒介，有说内圆外方象天地是祭司巫师通天地的法器，也有说是镇墓压胜的法器，或是驱邪避凶的佩饰……

关于玉琮的功用，各种猜测不下20种。

尤其是玉琮上的神徽，更费解。

神徽看起来线条非常繁复，但实际大小只有3厘米×4厘米（以反山遗址玉琮王为例），所以，线条格外细，一毫米的宽度内就有三条线，说其细如发丝，并非形容。

从考古发现来看，神徽的形象出现以后保持了高度稳定，直到良渚文化突然消亡，这个神徽贯穿始终，某此细节虽有变化，但整体形态一直没变。

玉琮是神徽图案比较多见的器形，但神徽并不仅见于玉琮，在贵族使用的玉钺、三叉形冠饰、锥形器、项饰的玉璜、穿着点缀用的玉牌饰等各种器物上都能见到。

这些半人半兽形象，我们不明所以，故称其为神徽。但是，捧上神坛冠以神名，并不能解决疑问，这个神是何方神圣，神的观念源出所处，其意象本体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更让人觉得连猜测都无处着手。

可以肯定的是，分布地域广，传承时间长，形象保持稳定，玉琮及神徽的存在，毫无疑问说明一个事实：其承载的观念必然是上古先民们普遍的共识。

巫术也好，宗教也罢，共同观念的形成，其背后一定会有源出的本体意象。

所谓大道至简，方向对了，帷幕下的真相其实一望可知。

玉琮的典型形象，一般都描述成内圆外方，进而引申出天圆地方的联想。

事实上，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主体就是圆柱，圆柱外面附着有四个有棱突起，其俯视图如下：

抛开圆形方形的惯性思维，也许换种说法会更为形象——圆形外侧附着有四个箭头。

秘密就隐藏在这个箭头里面。

如果你对本号有持续的阅读积累，那么，答案其实已经呼之欲出——北斗七星。

如图所示，北斗七星以亮度最暗的天权为界，两端各三颗星正好组成两个箭头。

在北斗七星围绕北天极旋转的过程中，这两个箭头分别指向北天极和四周，在每天固定的时间观测，北斗形成的这两个箭头正好一年旋转一周。

也就是说，北斗箭头相当于天然的钟表指针，我们可以通过北斗箭头的指向判断季节时令节气，不论对上古先民还是现在的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种方法。

通过北斗指向分辨季节见载于战国《鶡冠子》、西汉《淮南子》等，具体从略。

北斗箭头、北极、诸天星宿的中心，北斗曾经被当作北极星，北斗的形象既是勺子也是车，还被看成猪、熊等不同动物，对这些概念不熟悉的朋友请移步阅读前文《五千年前北斗七星的正确打开方式》、《北斗七星的万年轨迹》、《七只小猪的千年迷踪》等（详见公众号Hailion1999）。

再来看神徽。

平面化的神徽看起来是一个半人半兽形象，但是，这个所谓神徽实际是由两个完全分离的部分组合而成。

这一点，玉琮其实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提示。

显而易见，折角上立体化的神徽图案分为上下两层（上图左侧），不论是一节的玉琮还是十九节的玉琮，都有这一特征。

位于同一平面上的神徽（上图右侧），则通过工艺手法作了区别，上部的人面和下部的兽面分别用浮雕的方法进行雕刻，上下两层的意思非常明确。

上文提请大家注意过，神徽的半人和半兽部分都突出两只眼睛和一张嘴，都是三个节点，这一共六个节点，其意象本体正是北斗七星中组成两个箭头的那六颗星。

也就是说，人面的眼和嘴，是北斗斗柄上那三颗星；兽面的眼和嘴，是北斗斗勺上那三颗星。

为什么要执着地将神徽分作上下两层呢？

因为必须这样。

因为北斗的两个箭头其指向并不一致。以公元前3400年为例，当斗柄箭头指向东方的时候，斗勺箭头指向的是西南；当斗柄箭头指向北方的时候，斗勺箭头指向的是东南。

也就是说，北斗的两个箭头其指向始终有一个夹角（大于90度，小于180度），如果将这两个箭头分别联想成人和兽，人面和兽面根本不可能在一个平面上。

所以，玉琮四个突起折角上的神徽，其完整而正确的识读应该是这样的：相邻的两个突起，一个取上层的人面，另一个取下层的兽面，这两个错层合在一起，正好是北斗七星的两个箭头（或者取相对的两个突出）。

每天同一时间观测，当北斗七星的两个箭头围绕北天极旋转一周，人间正好是一年，玉琮四个突起，对应的正是四个季节；玉琮主体的中空圆柱，代表的则是北天极，这是北斗七星围绕旋转的中心，也是诸天星宿围绕旋转的中心。

至于玉琮的意义，一节玉琮有四个突起，代表的是一年。那么，两节玉琮，就是两年；十节玉琮，就是十年；十九节玉琮，也就是十九年。

是否确实如此尚不得而知，但想来倒也算顺理成章。

于是，半人半兽的神徽其含义也就昭然若揭了——

从纪时的角度看，这个神人可称为岁神，他驾驭着神兽周流不息，带来人间的四季更替；

从所处的位置来看，北斗斗柄的三颗星被联想成神人（斗勺三颗星是神兽），而这三颗星组成的箭头在公元前3400年前后这一时期始终指向的是北天极。

也就是说，以北天极为中心，所有星宿都围绕着北天极旋转，而这三颗星无疑是所有星宿中最接近北天极这个中心的。

我们现在习惯于说北极星，即所谓北天极是一个点，但是，如果将诸天星宿围绕旋转的这个中心从一个点扩大到一片区域来看，那么，这个神人所在的北斗斗柄三颗星以及周年运动所划出的圆面，也就是所有星宿围绕旋转的中心。

所以，刻有半人半兽式神徽的玉琮作为一个整体，其所代表的正是北天极，与我们现在的习惯性认识略有不同的是，这个北天极是一片区域而不是一个点。

从天人相应的角度看，北斗七星所在这个区域是所有星宿围绕的中心，其地位相当于人间主持一切事务的首领君王（掌握祭祀宗教军事等权力），所以，玉琮上神人的脸是奇怪的倒梯形，这个倒梯形的脸，正是来自代表权力象征的玉钺——一把大斧的形象。

天下共主的王这个字正是由玉钺演化而来，玉钺同样又是年岁的岁字，所以，梯形脸这个神人，是岁神，也是人间的首领（君王）。关于钺与王、岁的关系，请参阅前文《岁戉如一：王从何处来？》。

最后，我们再从文字的角度来看看。

琮，可见于甲骨文和金文。

如图所示，甲骨文的琮字没有王字旁，是四个三角围绕着中心的一个圆形或方形，这个造型是否源于对玉琮俯视图的模拟不敢确定（三角箭头指向中心，玉琮是指向四周），但毫无疑问，这是北斗箭头指向北天极的形象表达。

　　1863年，法国地质矿物学家德莫尔，根据传到欧洲的中国清代乾隆朝玉器，进行物理化学实验，结果表明，玉材有两种，即角闪石和辉石类。角闪石亦称软玉，硬度为莫氏6－6.5度，比重2. 55－2.65，其主要成分是硅酸钙的纤维矿物，属于角闪石的一种。角闪石的色泽较近于油脂的凝脂美，纯者色白，俗称羊脂玉，细腻温润，非常名贵，经济价值极高。又因角闪石含有少量氧化金属离子而呈现青、绿、黑、黄等色或杂色。
　　辉石类亦称硬玉，因翠绿者质地最佳，在中国又有翡翠之雅称。硬度为6.75－7度，比重3.2－3.3。辉石类则以硅酸钠和硅酸铝为主，有隐约的水晶状结构，质地坚硬，密度较高，具有玻璃的光泽，清澈晶莹。
　　翠绿色、苹果绿、雪花白、娇嫩的淡紫色，都是辉石类的典型色泽。辉石类(硬玉，如翡翠)18世纪后方被中国玉匠大量采用。因此，中国古代玉器绝大部分为角闪石（软玉，如和阗玉）制品。和田玉的矿物组成以透闪石——阳起石为主，并含蛇纹石、石墨、磁铁等矿物质，形成白色、青绿色、黑色黄色等不同色泽。多数为单色玉，少数有杂色。玉质为半透明，抛光后呈脂状光泽，硬度为5.5度至6.4度。这是矿物学上的玉。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我们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不仅开采历史悠久，而且分布地域极广，蕴量丰富。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经过数千年的开采利用，有的玉矿已枯竭，但一些著名玉矿至今仍在大量开采，为中国玉雕艺术的向前发展，提供源源不尽的原料。
　　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是新疆和田。和田玉蕴量最富，色泽最艳，品质最优，价格最昂，是中国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历代皇室都爱用和田玉碾器。除和田玉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好的玉器，钟林先生归纳为四要素：材质、造型、工艺、主题，这四要素使玉超越了其“山岳精英”的自然属性，而包蕴了人的精神：山川之精英，人文之精美。山川之精英，讲的是材质美，每件玉器必须弄清它是角闪石还是翠玉，或是绿松石、玛瑙、蛇纹石、水晶等彩石玉，进一步还要探讨它的产地。人文之精美，指的是玉器的造型美、雕琢美和主题内容，以及影响造型美雕琢美的工艺、社会诸因素。由于历代玉材的不同，琢玉工具和琢玉技巧的不同，加上审美情趣和风俗习惯的不同，玉器的用途和所扮演的角色不同，每个时期玉器的造型及主题风格也是各不相同的，千姿百态，竞相争艳。
　　中国玉器源远流长，已有七千年的辉煌历史。七千年前的先民们，在选石制器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拣到的美石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美化生活，揭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中国玉文化的曙光到处闪耀。当时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以太湖流域良渚文化、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的出土玉器，最为引人注目。 玉礼器是王权和等级的象征，用玉敛葬，是祈求永生的手段。
　　良渚文化玉器种类较多，典型器有玉琮、玉璧、玉钺、三叉形玉器及成串玉项饰等。良渚玉器以体大自居，显得深沉严谨，对称均衡得到了充分的应用，尤以浅浮雕的装饰手法见长，特别是线刻技艺达到了后世也几乎望尘莫及的地步。最能反映良渚琢玉水平的是型式多样，数量众多，又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
　　与良渚玉器相比，红山文化少见呆板的方形玉器，而以动物形玉器和圆形玉器为特色。典型器有玉龙、玉兽形饰、玉箍形器等。红山文化琢玉技艺最大的特点是，玉匠能巧妙地运用玉材，把握住物体的造型特点，寥寥数刀，把器物的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十分传神。“神似”是红山古玉最大的特色。红山古玉，不以大取胜，而以精巧见长。

　　从良渚、红山古玉多出自大中型墓葬分析，新石器时代玉器除祭天祀地，陪葬殓尸等几种用途外，还有辟邪，象征着权力、财富、贵贱等。中国玉器一开始，就带有神秘的色彩。
　　传说中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阶级社会。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传说逐步变为现实，夏代文化正在不断揭示出来。夏代玉器的风格，应是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玉器向殷商玉器的过渡形态，这可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玉器窥其一斑。二里头出土的七孔玉刀，造型源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多孔石刀，而刻纹又带有商代玉器双线勾勒的滥觞，应是夏代玉器。
　　商代是我国第一个有书写文字的奴隶制国家。商代文明不仅以庄重的青铜器闻名，也以众多的玉器著称。
　　商代早期玉器发现不多，琢制也较粗糙。
　　商代晚期玉器以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为代表，共出玉器755件，按用途可分为礼器、仪仗、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和杂器六大类。商代玉匠使用和田玉数量较多。
　　商代出现了仿青铜彝（yi夷）器的碧玉簋（gui鬼）、青玉簋等实用器皿。动物、人物玉器大大超过几何形玉器，玉龙、玉凤、玉鹦鹉，神态各异，形神毕肖。玉人，或站，或跪，或坐，姿态多样；是主人，还是奴仆、俘虏，难以辨明。
　　商代已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俏色玉器－－玉鳖。最令人叹服和最为成功的是，商代已开始有了大量的圆雕作品，此外玉匠还运用双线并列的阴刻线条（俗称双勾线），有意识地将一条阳纹呈现在两条阴线中间，使阴阳线同时发挥刚劲有力的作用，而把整个图案变化得曲尽其妙。既消除了完全使用阴线的单调感，又增强了图案花纹线条的立体感。
　　西周玉器在继承殷商玉器双线勾勒技艺的同时，独创一面坡粗线或细阴线镂刻的琢玉技艺，这在鸟形玉刀和兽面纹玉饰上大放异彩。但从总体上看，西周玉器没有商代玉器活泼多样，而显得有点呆板，过于规矩。这与西周严格的宗法、礼俗制度也不无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文化艺术上百花齐放，玉雕艺术光辉灿烂，它可与当时地中海流域的希腊、罗马石雕艺术相媲美。
　　东周王室和各路诸侯，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把玉当作自己（君子）的化身。他们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每一位士大夫，从头到脚，都有一系列的玉佩饰，尤其腰下的玉佩系列更加复杂化。所以当时佩玉特别发达。
　　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是大量龙、凤、虎形玉佩，造型呈富有动态美的S形，具有浓厚的中国气派和民族特色。饰纹出现了隐起的谷纹，附以镂空技法，地子上施以单阴线勾连纹或双勾阴线叶纹，显得饱和而又和谐。人首蛇身玉饰、鹦鹉首拱形玉饰，反映了春秋诸侯国琢玉水平和佩玉情形。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多节玉佩，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大玉璜佩，都用若干节玉片组成一完整玉佩，是战国玉佩中工艺难度最大的。玉带钩和玉剑饰（玉具剑），是这时新出现的玉器。

　　春秋战国时期，和田玉大量输入中原，王室诸侯竞相选用和田玉，故宫珍藏的勾连纹玉灯，是标准的和田玉，此时儒生们把礼学与和田玉结合起来研究，用和田玉来体现礼学思想。为适应统治者喜爱和田玉的心理，便以儒家的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德等传统观念，比附在和田玉物理化学性能上的各种特点，随之“君子比德于玉”，玉有五德、九德、十一德等学说应运而生。“抽绎玉之属性，赋以哲学思想而道德化；排列玉之形制，赋以阴阳思想而宗教化；比较玉之尺度，赋以爵位等级而政治化。”（郭宝钧《古玉新诠》）是当时礼学与玉器研究的高度理论概括。这是中国玉雕艺术经久不衰的理论依据，是中国人七千年爱玉风尚的精神支柱。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原石玉器发展：
中国有着7000年的用玉历史，2500年的玉器研究历史，这使中国赢得了“玉器之国”的美誉。中国古代玉器历史之早，延续时间之长，分布之广，器形之众，作工之精，影响之深，为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及。中国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都植根于此，而玉文化本身则作为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有着无法估量的深远影响。著名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更是说到：“对玉的爱好，可以说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启迪着雕刻家、诗人、画家的无限灵感”。

中国文化学上的玉，内涵较宽。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即指玉的五个特性。凡具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的美石，都被认为是玉。按此标准，古人心目中的玉，不仅包括真玉（角闪石）还包括蛇纹石、绿松石、孔雀石、玛瑙、水晶、琥珀、红绿宝石等彩石玉。因此，在鉴赏古玉时，不能只用现代科学知识来甄别优劣，还必须要有历史眼光。

中国有句至理名言，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道出了琢玉的真谛。事实上，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来研磨玉石，琢制成所设计的成品。所以，用行话来说，制玉不叫雕玉，而称治玉，或是琢玉、碾玉、碾琢玉。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治玉工具却是简陋的。直到近代，中国人一直使用传统工具，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圆轮、钻床、半圆盘和架以木制的车床来制作玉器。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工具甚至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如此原始的工具，能琢磨出如此精彩的玉器，真是人间奇迹。
审美特点：
“美、润、韧”玉器的三大特性
“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见证者，玉器以它浓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和独特的美、润、韧等特性驰名中外，为世人所敬仰，也奠定了它在世界工艺史上的独特地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中国收藏家协会学术研究部主任、中国文物学会玉器委员会副秘书长古方如此评价道。
古方介绍说，中华民族素有爱玉、尚玉的传统，从兴隆洼文化出土发掘的“玉珥”来看，早在新石器时代，玉就已经被先人发现使用。中华玉器这颗东方明珠(600832,股吧)，几千年来作为中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重要载体，是其他艺术品无法比拟的。尤其是古玉，往往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礼仪、等级和审美观念有密切的联系，不论贵胄还是庶民阶层，无不爱之。
“把玉器分为高古玉、明清玉、当代玉，”，古方表示，“高古玉经历了神权、王权、礼制三个时代，与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形态密切相关，在高古玉上，能够管窥某些历史时期的基本风貌。明清玉见证了市民社会兴起后的社会变化，玉器进入生活和审美领域。在明清玉身上，能看到明清之际的社会活力和充满生机的艺术气息。而在当代玉上，看到的是有着浓郁艺术气息、与当代思想和文化息息相关的艺术创造。”
“君子比德于玉”，好玉、玩玉的人，首先能够感受的是玉所具有的人格与文化内涵，然后是玉质的美、造型之美、工艺之美。在每个时代，玉器都是优秀文化与艺术的结晶。“走近玉器，就能感受到它带给的深厚历史文化和华美艺术风韵。”古方说。

战国 云纹玉璜 玉璜为玉礼器中「 ”六器”（琮、璧、圭、璜、琥、璋）之一。《说文解字》：「 ”璜，半璧也。从玉黄声”。《古玉新诠》做这样的描述「 ”朝时日出，晷景在西，夕时日落，晷景在东，自朝至夕，晷景移动轨迹，略为半圆形，其状颇似璜”。而《太平御览》卷十四玉部引《搜神记》称： 「 ”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孔子斋戒，向北斗星而拜，告备于天。乃有赤气如虹，自上而下，化为玉璜” 从玉璜的用途来看，关于「 ”六器”的描述，在《周礼·大宗伯》中，有这样的记录： 「 ”以玉为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战国镂雕玉璜 郑玄曾注解：「 ”半璧曰璜，象冬闭藏，地上无物，唯天半见”。同时在《释文》中描述：「 ”佩，上有衡，下有二璜，作牙形以其中，以前冲之，使关而相击也。璜为佩下之饰，有穿孔”。同样，《山海经·海外西经》：「 ”夏后启......右手操环，佩玉璜”。从史料文献记载来看，玉璜的造型基本形态，为半璧形、半环形。璜的形状很像璧或环的一部分，为弧状玉片，宽度一致，这是一种原始的美学，粗犷却彰显了生命之美，包含了古人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期许。 根据史料对玉璜的文献记载看，如《诗经·郑风·女曰鸡鸣转》:「 ”知子之来之，杂佩以赠之”。毛传：「 ”杂佩，珩、璜、琚、禹、冲、牙之类”，可以看出玉璜作为佩饰器物出现。《礼记·明堂位》：「 ”大璜，天子之器”，玉璜更作为政治礼器出现。到了后来国家的出现，宗教礼仪发展成为行政典章，原始歌舞演变成文艺创作，以至最终成为正规的国家典章——《周礼》。由此看见，史前巫术礼仪正是国家行政典章的基础。而作为玉礼器「 ”六器”之一的玉璜赋予了宗教礼器的功能，更是不可替代的。 战国双龙首谷纹玉璜 一、汉代时期玉璜的纹饰发展 （1）早期玉璜纹饰 徐州是两汉王朝的发祥地，秦汉之际，项羽在这里建立都城。刘邦建立汉王朝后，其弟刘交被封楚王，都彭城。因此，徐州留下了大量的楚王宗室陵墓以及两汉文化古迹，徐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不仅代表了两汉时期的艺术水准，也代表了国内有关两汉文物典藏的最高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丰富的汉代玉器。徐州出土的汉代玉器不但数量多，而且品质极佳，设计造型纹饰精美，在国内享受盛誉。尤其是「 ”六礼器”之一的玉璜，仅在西汉早期的狮子山楚王墓中就出土了九十七件，其中龙凤纹玉璜以其精美的程度，成为目前已出土的汉代玉璜的代表。 战国属于一个大变革历史时期，此时产生的玉璜造型有以下几种：通器镂雕形，边缘出戟型，凸弧一侧穿孔形，出廓形，多件玉饰组合形，合璧形。而这一时期的玉璜造型主要有龙形和虎形，纹饰上出现了一些蛇纹、凤纹、云纹、谷纹、蒲纹等，体现了战国时期玉璜纹饰类型丰富和多变的特点。在汉代早期，玉璜的纹饰对前朝是延续的，其外观形制、雕刻手法、纹饰图案，基本上都是从战国时期玉璜中演变而来的。 西汉早期谷纹璜 以最具代表性的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为例，这也是已发现的两汉墓葬中出土玉璜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一批玉璜。按照外观形制、雕刻手法、纹饰图案等，明显具有战国玉璜纹饰特点，西汉初期玉璜形制延续了一些战国玉璜形制，有出廓形、合璧形、通器镂雕形等，纹饰上也是以战国常见的谷纹、龙凤纹、云纹等为主。由此可见，西汉早期玉璜纹饰中，龙形玉璜、蒲纹玉璜、谷纹玉璜、素面玉璜、镂空浮雕玉璜均有出现，其外观外形、装饰纹饰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玉璜装饰风格的延续。 （2）中期玉璜纹饰 西汉中期，社会稳定，经济富足，科学技术又进一步促进了手工业和制作业的发展，也直接促进了雕琢玉器技术的提升。从汉代中期玉璜来看，汉代玉器乃至玉璜制作与使用又到了一个新的繁荣阶段。从出土玉璜的相关材料可以得知，这一时间的玉璜在全国范围内都有流行，而且在这一阶段，逐渐形成了新风格。 以徐州铜山小龟山汉墓出土的玉璜为例，其中从双首合体龙形可以得知，是对西汉早期的双首合体龙形玉璜的延续，该玉璜体扁平弧形，两端龙首末端平齐，龙嘴微张，舌内卷，上、下吻宽度相同，杏仁眼，眼睑向左右两侧外出细阴线眼尾纹，耳后竖，耳下部雕刻一束细阴刻绞丝弦纹鬃毛，龙身雕琢精整疏朗的谷纹，外有凸弦纹边阑。 西汉中期双首合体龙形谷纹玉璜 从其他地区出土的汉代中期玉璜可以看出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相比，种类和数量也明显减少，外观形制、雕刻手法、纹饰图案都趋向简化，相比较战国和西汉早期的玉璜装饰纹饰，显现出自己的风格，没有华丽精致的细节勾画，反而以简单外形刻廓和粗约简单的风格显现。中期玉璜装饰纹饰体现了汉代玉璜形成了简洁明快的时代风格。 （3）晚期玉璜纹饰 从出土的汉代晚期玉璜来看，如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中，了解到出土的玉器中有玉璜三件，共三种式样，第一件，青玉质谷纹玉璜。一端透雕兽头，另一端残，饰阴线纹；中部饰减地谷纹；第二件玉璜完好，青云质，润滑光洁。两端透雕兽首，中段阴刻流云纹，两侧纹饰略有变化；第三件玉璜，已残，青玉质。一端透雕兽首，另一端已残，以阴线饰细部，中段饰云雷纹，有对称二小孔。可以推论出这三件玉璜的纹饰分别为：谷纹和云纹。 西汉晚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 从玉器质量，外观形制，装饰纹饰及数量上看，可以推出各个方面都在下降，与西汉早期精致精美的浮雕装饰都有着鲜明的对比，说明这一时期，乃至整个东汉时期，玉璜的传播与制作都进入了一个衰弱期。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来自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影响，玉璜作为「 ”王侯”象征的重要礼器，「 ”君子无故，玉不离身”，由西汉初期和中期的鼎盛时期，到西汉晚期和东汉的衰落时期，可以反映整个汉代时期社会发生的阶段性变化，也反映出玉璜装饰纹饰由精致精美走向简化朴实，经过了一个社会思潮的转变。 二、汉代玉璜的地域特色 （1）徐州汉代玉璜的地域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发现、勘采、修琢、制作玉器最早的国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形成「 ”玉文化”并影响至今的国家，「 ”玉文化”与「 ”汉文化”潜移默化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进程，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色和精神标识。如：奥运会奖牌，奖牌背面镶嵌着取自中国古代龙纹玉璧的造型，背面正中的金属图形上镌刻着北京奥运会会徽。 奥运会奖牌采用「 ”金镶玉”式样 「 ”金镶玉”是奖牌设计所采用的式样，喻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金玉良缘”，体现了中国人对奥林匹克精神的礼赞和对运动员的褒奖。奖牌具有浓郁中国特色，形象诠释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以「 ”玉”比「 ”德”的价值观，是中华文明与奥林匹克精神在北京奥运会形象景观工程中的「 ”中西合璧”。可见，中国「 ”玉文化”影响远远超过了国界，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深远影响和广泛共识。 在中华玉器发展史上，两汉时期是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华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徐州作为汉代文化发起和形成的策源地，在两汉整个历史上，扮演了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对两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推动起着历史性的重要作用。从徐州汉代墓葬中出土的玉器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玉器品类众多、纹饰精美、品质优良。徐州玉器有助于直观了解两汉发展进程，尤其是文化发展历程。作为玉礼器「 ”六器”之一的玉璜，则是徐州玉器品类中耀眼的「 ”明珠”，徐州玉璜纹饰的演变不仅受汉代治玉技术和玉文化的影响，还受两汉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的影响，徐州博物馆馆藏汉代玉璜纹饰正是这一艺术「 ”明珠”最闪亮的聚焦点。 西汉早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 汉代徐州玉璜演变经历了西汉初期延续战国以来的发展，西汉中期尤其是汉武帝时期的鼎盛时代，到西汉晚期乃至东汉时期逐渐走向衰弱。在汉代徐州出土的玉璜中，以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璜最有代表性，狮子山西汉楚王墓共出土玉璜九十七件，均由和田白玉制作而成，品质优良，从外观形状、纹饰构图大概可以分成六大类别，尤其是纹饰风格的多变以及细微的精致处理，由此可见汉代徐州玉璜纹饰丰富多样和雕刻工艺精湛。 从玉璜玉制、雕刻手法、装饰纹饰，可以看出，玉璜主体由和田白玉制成，表明徐州地区尤其是楚王贵族已经广泛使用新疆和田白玉，说明汉代初期徐州地区经济实力和贸易交通已经达到了发达水平；浅浮雕技术应用娴熟，说明徐州地区治玉水平先进，尤其是铁制用品的使用推动了雕琢工艺的发展；装饰纹饰中尤以龙纹玉璜为代表，说明汉代徐州楚王的政治地位至高无上，也证明徐州地区在两汉时期所处的重要地位。玉璜纹饰装饰设计精湛优美，说明装饰文化艺术已经有了一定高度。综上所述，徐州出土的玉璜在整个汉代玉璜中最具有代表性，表明了汉代徐州地区是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之一。 西汉早期廓式涡纹玉璜 （2）南越王墓出土玉璜特征 南越王墓是岭南地区发现规模最大、文物出土最多、等级最高的一座汉墓，其中出土文物一千多件套，万余件，集中展示了两千多年前南越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早在两千多年前，我国岭南地区汉族与岭南当地民族就进行了民族大融合，「 ”汉文化”与「 ”玉文化”在那个时代也潜移默化影响了并主导岭南地区两千余年，南越王墓是广东地区珍贵的历史文物遗产，包含了我国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一套形制完备的「 ”丝缕玉衣”。 南越王墓出土的珍贵历史文物，通过文物的品类、材质和装饰特征，可以直观的了解和认识南越国历史。西汉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墓出土了240余件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璧的喜爱。其中多数玉器造型独特，琢刻工艺精湛，是研究当时玉器使用制度、时代风格的珍贵实物资料。该墓中墓主和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玉器，属于墓主的是葬玉，用玉的目的除了彰显权贵更重视护尸升仙；属于殉人的是装饰玉，注重身份而忽略了升仙功能，其目的是为了营造墓葬等级。 西汉中期镂空式双首合体龙形璜 在南越王墓中，出土了玉璜33件，从外观形状和纹饰构图大概可以分成五大类别：蒲纹玉璜、龙纹玉璜、谷纹玉璜、涡纹玉璜、云雷纹青玉璜。纹饰风格多变、整体勾勒细腻。在玉器中，出土的玉璜大多以玉组佩形式呈现。虽然南越国地理位置远离中原，其文化发展程度远远落后中原，但是随着 *** 不断融入南越国地区，汉文化也随之不断的渗透，最终汉文化在南越国引为主导文化，所以南越国出土玉璜的装饰纹饰风格与徐州汉代玉璜装饰风格有类似之处。 玉璜在西汉早期仍沿袭战国时期玉组佩中多璜的传统，这点在徐州汉代玉璜与南越王墓出土玉璜都有体现，表明西汉早期乃至在岭南地区的西汉中期，玉璜风格皆为类似，也都是来自战国时期玉璜风格的延续，是汉代玉璜发展的过度时期。 西汉中期出廓式双首合体龙形蒲纹玉 （3）满城汉墓出土玉璜特征 在西汉中山王陵满城汉墓中发现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这是我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完整玉衣。被发掘文物中错金博山炉、鎏金长信宫灯都是世界文明的国宝。墓葬出土了大量巧夺天工的珍贵文物，为了解和研究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冶炼、铸造的技术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夏鼐曾经论述道：「 ”我国汉代文物考古成就主要有三：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二、河北满城汉墓；三、广东南越王墓。而尤以满城汉墓出土精美文物最多而著称。在数以千计的汉墓中，唯满城为岩墓”。可见满城汉墓在中国考古学界处于的历史地位，而满城汉墓出土的玉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代表了西汉时期玉器应用的最高水平，刘胜和窦绾的金缕玉衣就是其代表作品。 西汉晚期半璧形蒲纹涡纹玉璜 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只出土了1件双龙首玉璜，且已残断，另外两件璜形玉器，是玉璧改制而成的握玉，属于葬玉范畴，不是装饰用玉；王后窦绾只出两件璜形握玉，而未见玉璜。满城汉墓建于汉武帝时期，属于西汉中期，玉璜数量稀少，可以推断，汉代中期以后，玉璜数量已经急剧减少：汉代中期以后，玉璜增加了新的功能并且玉璜除了装饰和礼器以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功能，替代玉握使用，如满城汉墓王后窦绾发掘出的两个璜形握玉，就是佐证；徐州出土玉璜与满城汉墓出土玉璜装饰纹饰类别不同：徐州汉代玉璜纹饰类别多达六类，满城汉墓出土玉璜只有一种龙首玉璜。 西汉晚期龙形夔龙纹玉璜 结语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也是中国玉器史的发展历程，汉代玉器发展史在中国玉器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两汉400余年，留下了大量的汉代玉器和珍贵文物。通过汉代玉璜的装饰特征，可以让我们深入了解到两汉社会文化背景，帮助我们解析玉璜在汉代社会所承载的社会功能价值。西汉早期玉璜纹饰形态创作风格上，其精雕细琢的工匠艺术，是对战国玉璜纹饰形态的继承和发展。而西汉后期汉代玉璜装饰特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与我们现代设计追求的简约审美一致，它的形式美和装饰美为现代设计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参考文献：《中国美术全集：玉器》、《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汉代史学思想史》、《中国玉文化玉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