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最受推崇的一点是真实。不过剧中的事是假的：改稻为桑是假，内阁会议是假，连服装都不是真的。唯有一点全是真：人物是真的。

怎么算真？到了那一地步，做什么样的事，就是真。

张居正内阁会议上的反应是真，王用汲在部堂会议上是真，高拱、徐阶、严嵩个个真。

事情不是真的，但那些人要是遇到这些事，也一定会这么做。

在一部以真实为优点的电视剧中，该如何去评价海瑞？看懂了海瑞，也就明白了古典政治的追求。

海瑞·县令

中国的官，有些事说得做不得，有些事做得说不得，古今皆然。

海瑞这个县令也是如此。当他走上舞台，在省部级会议上顶撞何茂才、郑泌昌等，“为民做主”的时候，他口里说着《大明律》，借的却是太子举荐的势。

这时的海瑞还是个“勇往无前”的兵，尚未过河。他要“为民做主”，单单靠手上那绝对正确的《大明律》，显然镇不住底下的魑魅魍魉——太子的举荐和《大明律》，前者无人敢说却也无人敢抗，后者无人想做却也无人敢说。

海瑞对关系和规则的运用是非常灵活的。就说两个情节：

一、淳安县衙里海瑞初来乍到，包括田有禄在内的官员其实都收到了省里郑、何二人的指示。现实是田有禄等人只听上级的命令，海瑞就提出《大明律》是要他们对接下来的所做所为负责。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情况：如果田等人一定要按着郑、何做，就要被海瑞拉着一起承担接下来的责任。在田等人看来，海瑞是太子举荐的人，真的按照《大明律》，他们肯定会担责任，到时海瑞有人保，他们没人保。

站在田有禄等小吏的立场看，海瑞的做法很毒。责任是大家一起承担，海瑞有人保，家中老幼早已得到受照顾的承诺，说不定到最后也就是罢官回乡，但田有禄等人就是死罪。

《大明律》很对，但实际操作中，确实是有关系的罪轻，没关系的罪重。

二、在杭州奉旨查案的情节里，海瑞要一查到底，但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不是案件，而是案件所带来的利益。主案的赵贞吉要把这些利益转化为是军饷，但这不能明说。大明律可没说查案查出的钱直接做军饷的，要走国家财政的程序。

但在筹集军饷上海瑞没什么责任？没军饷了，依大明律海瑞有什么要责罚的么？赵贞吉呢？要是奉旨查看上他们都没有责任，但赵贞吉还担着都督，要找他负责。

所以海瑞光明正大，但有些事情要真的照光明正大的路子走，就得把做事的人都扔进大牢里。这也是为什么赵贞吉最后说海瑞“以直搏名”。

其实在现实里，我们所能见到的也大多是“师爷”和“捕头”，海瑞的“县令”已经是一方百姓的“天”。但在观看电视剧的时候，我们站在上帝视角，连郑何二人这样的省部级大官，也觉得不过是个小人物，却不知道他们已是一方大员。

当海瑞手持着《大明律》压制底下的小吏，顶撞头上的长官时，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刚正不阿的“青天”，却感受不到海瑞的出现令官场上下产生的刺骨寒意，也很难感受到《大明律》的“正确性”。

过河卒子

《大明王朝1566》最大的矛盾明面上是嘉靖庞大的开销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然而暗地里却是日益扩大的官僚对于税收的侵蚀。

前者一眼便看的到，后者则极难体会，但没有了解后者，就很难理解嘉靖对严嵩的倚赖。

国库空虚使上层推行“改稻为桑”，政策却在施行过程中受到了抵制。然而国库空虚的问题被解决了——严党收集了盐税填补了国库。“盐税”为什么之前没有人提起？而后却能靠它立马解决了问题？甚至还能从中贪一大笔。这实际上也是嘉靖恼怒的原因之一，严党垮台的根本之一——税收说到底还是在官吏的手上。

但海瑞不知道这些。

他已是过河卒子，是一往无前，“批肝胆”之人。于是众人朝贺新殿之时，他上了一道疏，一道《天下第一疏》。

值得玩味的是海瑞在这之后的表现。

堂官会审时，他用《大明律》直斥皇帝的代言人赵贞吉；在天牢与天子交谈时，却再也没有提及《大明律》，反而是如何做官，如何做人。

《大明律》和儒家的政治家

《大明王朝1566》中只表现了两个政治家——嘉靖和海瑞。

当海瑞祭出《大明律》的时候，便站在了“正确”的高地上，不管是内阁还是地方官吏，都无法指摘他。但事事都按《大明律》来做的话，显然是做不了事情。一如在“杭州奉旨查案”中，海瑞查到底又如何？前线急需的军饷他拿不出， 也不用担责任，现实中何者为重呢？但海瑞有《大明律》，结果做的事情只能模糊了事。

到了天牢，君臣对话中，海瑞又何曾用正义正确的《大明律》来规劝过嘉靖？没有。

只因《大明律》管的了臣民，管不了“君父”。

海瑞最终还只是劝嘉靖“体恤民力”，要“君臣共治”。

从这里其实就能看出，海瑞是个儒学培养出的政治家。他的所有政治纲领和提供的政治蓝图都是儒家经年提出的东西。这也是他能得到百官支持的原因。于是，面对百官时他举出《大明律》以彰显自己的正确性，面对“君父”时他举着苍生百姓以彰显自己的正义性。

人人都说海瑞是一把利剑，《大明律》又何尝不是他海瑞的一把利剑呢？

主张和实际操作——人物的真实

海瑞的政治主张其实是错的，即便电视剧花了大量的篇幅来彰显这个主张的正确性。

嘉靖为什么到死都不放海瑞出来？

封建社会晚期，中央集权制的日益完善和加深，是海瑞感受不到的。

经历过大议礼的嘉靖却已经深刻意识到文官集团的影响力至深，“君臣共治”已经无法成为平衡双方的政治蓝图——君权不重，则被文臣架空。

而百官的道德能否支撑运作也受到了质疑，毕竟皇城之下看着百姓倒毙大雪之中的不是皇帝，而是官吏。

从底层上来的海瑞何尝不知官吏的昏庸？但他受到的教育就只能提出“君皇为天下表率”。

嘉靖则不是，他何尝不知道底下的官吏如何？但他的表率能起什么作用？

这就是人物的真实性——人物的局限在于自身的经历和教育，在《大明王朝1566》中，没有人是完全自私和愚蠢的，却又在为毁灭自己添砖加瓦。

无所谓仁政，也无所谓贪君，欲能为其所为，这才是政治。

按记载的话应该是没有
《明史·赵贞吉传》挺短的，主要记录了赵贞吉政治生涯的几件事：立主抗战、对抗严嵩、单骑入军中宣谕将士， 在隆庆朝担任皇帝侍讲、入阁执掌都察院、与霍冀不和、与高拱对抗直至被罢官。

草率地翻译了一下，文笔拙劣，勿怪。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四川内江人。

嘉靖十四年，赵贞吉中进士，且入选庶吉士，在翰林院担任编修。当时嘉靖帝刚开始招进道教方士，求长生之法，赵贞吉上《乞求真儒疏》请求要任用贤人，因此得罪了当权者，迁任中允，掌司业事。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北方俺答大军入犯大同，兵临城下，要挟明朝纳贡讲和。嘉靖召集百官廷议，严嵩、徐阶等重臣都倾向于讲和。赵贞吉奋袖而起，慷慨而言：“敌人已兵临城下，这时候讲和是被迫签订条约，这种屈辱的‘城下之盟’为《春秋》所不齿。而且允诺给俺答献贡，他们入城之后如果索要无度，又当如何？”徐阶反问：“那么你一定有好计策咯。”赵贞吉说：“请皇上立刻下引咎自责的诏书，肯定周尚文的功绩以激励将帅，把沈束从监狱中放出来以开放百官进谏的言路。军队有所损失不可重罚，而立了功则要重赏。派官员去向将士宣告这些旨意，并监督抗战，若能以此鼓舞士气，退敌不难。”

廷议之后，赵贞吉带着怒气气势汹汹地去找严嵩，严嵩闭门不见，贞吉把门房怒骂一通，又把严嵩“义子”赵文华骂了一通，严嵩大恨。嘉靖让严嵩任命赵贞吉为监察御史，让他去军营宣告旨意，并且给白金五万两让他犒赏将士。但严嵩不给他督战的权力，且不派一兵一卒随行保护。于是在敌兵围绕之下，赵贞吉冒着生命危险单骑进入兵营，宣谕将士。随后嘉靖又大怒，定了个“漫无区画”之罪，将赵贞吉廷杖、下诏狱，贬为荔波典史。

嘉靖四十年，升到户部右侍郎。严嵩想用赵贞吉，推举他到蓟州督饷练兵，但赵贞吉认为朝廷不应再多添管制，拒绝，又一次得罪了严嵩。很快，他就被人弹劾，再次丢了官职。
嘉靖驾崩后，隆庆皇帝让赵贞吉在宫中担任侍讲，其议论侃直深得穆宗的欣赏。隆庆三年，赵贞吉升任文渊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又在首辅李春芳的支持下，掌管了都察院，进入内阁，这才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高峰。

赵贞吉在军队的营制问题上主张恢复祖制，改革三营制为五营，各自统领互相牵制，但兵部尚书霍冀认为“强兵在择将，不在变法”，反对改革。再加上之前，给事中杨镕弹劾霍冀贪污，霍冀误以为是赵贞吉指使，二人发生冲突。为此赵贞吉两次上疏辞官，均被皇帝挽留。

当时高拱在内阁掌管吏部，在考察科道一事上赵贞吉的都察院阵营和高拱的小集团之间爆发了一场政治斗争。高拱借考察科道党同伐异，排挤贬黜赵贞吉所亲厚的官员，且令门生弹劾贞吉。赵贞吉再次上疏辞官，斥责高拱“久专大权，广树众党”。但这一次皇帝准许了他的辞官，高拱仍旧掌握吏部大权。

史书对赵贞吉的评价是“学博才高，然好刚使气，动与物迕”。他好争执，脾气大，有时对同僚直呼其名。这种刚直的个性，招到同朝为官者的怨恨，因此他在仕途上虽有走到巅峰但并不顺遂，高拱、张居正论排辈都在赵贞吉之后，但都比他先受到重用。万历十年去世，谥号文肃。

这是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物设置不一定符合历史事实，不必较真。

《大明王朝1566》一直是国内得分最高的历史题材电视剧，由刘和平编剧，陈宝国、倪大红、王庆祥、黄忠志、王劲松等一众戏骨精彩发挥，很大程度上把嘉靖时期的许多真实人物的事迹演绎地栩栩如生，很有观赏性和回味性。影视作品是艺术创造，难免就有虚构夸张，全剧最不真实的一个历史人物应该就是被认为是徐阶弟子的赵贞吉了，剧中两次成为海瑞的上司，成为阻碍海瑞的对抗角色，令观众觉得很不舒服，甚至让人生厌。 历史上真实的赵贞吉完全不是剧中的形象，实际是一个有功于社稷的正直大臣和学者。他的墓地于2008年在四川内江市发现，十分简朴，没有发现随葬品，似乎曾经被盗掘。内江城区沱江之滨，拥有一个四川目前最大的休闲广场——大洲广场，正以赵贞吉号大洲而命名，表达对这位明代西蜀四大家之一纪念景仰之情。 大明王朝里的赵贞吉剧照 一、继承阳明心学思想的纯正学者 赵贞吉字孟静，号大洲，明代四川内江桐梓坝（当时是属于资州的内江县，今四川内江市东兴区）人。生于明武宗正德三年（1508），幼年与弟弟赵蒙吉随父亲赵勣刻苦读书，十五岁接触王阳明的《传习录》，惊为天书，还想去浙江拜王阳明为师，被父母严厉阻止。原因史料不详，年少离家万里迢迢去浙江固然可能是人之常情，但从历史背景分析，赵贞吉十五六岁时正是嘉靖初年，世宗朱厚熜为了巩固地位，一再表明尊崇程朱理学为正统儒家学说，王阳明被闲置在家五六年，上下对阳明心学的争议批评天下皆知，可能因此赵贞吉家人不许他去学习阳明心学才是真正原因。 赵贞吉没有放弃，为此在家乡般若寺静修（位于内江市东兴区三溪乡松柏寨，初建于唐朝代宗年间，扩建于宋代，以典藏全国史上仅有的三部《般若经》之一而闻名），继续以王阳明的格物和静心方法领悟，号洞巾道人，把王阳明三教合一的理念融会贯通。 这时，辅佐朱厚熜继位的首辅杨廷和因为议礼失败而遭到罢免，回到四川新都老家。赵贞吉十分感触，前去新都拜会，杨廷和鼓励赵贞吉科举出仕。嘉靖七年（1528），二十岁的赵贞吉中四川乡试第四，再去拜会杨廷和，受到称赞也鼓励他：「 ”将为社稷器，吾儿慎（指杨慎）弗逮也。”杨慎是武宗正德六年的状元，但嘉靖三年因左顺门谏言被廷杖贬去云南，杨廷和因此有遗憾之感，寄希望于赵贞吉这样的同乡后辈。 巴蜀书社出版的赵贞吉诗文集 次年，王阳明、杨廷和先后过世，赵贞吉感到精神空虚。杨廷和曾经辅佐帝王的名臣被放逐，王阳明功业学识堪称顶尖，到头来被朝野上下批评和非议。赵贞吉再次选择苦读，继续在寺庙静修，「 ”不栉沐解衣者数年”（见阳明后学胡直所写的《少保赵文肃公传》） 到嘉靖十四年（1535），在父亲赵勣的压力下，再次参加殿试终于考中进士。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廷相称赞他的对策可与汉朝贾谊媲美：「 ”虽《治安策》弗能绝也。”王廷相是标准的儒家文士（嘉靖前七子之一），虽然赵贞吉倾向阳明学，但在仕途渴望积极有为。在策对文章中，就当时弊端提出系统见解，涉及边疆安危、财政收入、农民负担、整顿吏治等方面，并提出于进行调整措施的思路。 赵贞吉因此留在翰林院任编修。朱厚熜在位前十来年还有点奋发有为，关心百姓的举动，包括整顿各种繁琐的礼仪事务。到嘉靖中期就开始推崇江湖术士，开始访仙求道。赵贞吉毫不避讳，大胆进谏《乞求真儒疏》，希望多多启用真正有用的文士儒将，劝谏皇帝多干正经事。惹恼朱厚熜，派他以副使身份随隆平侯张伟出使边塞，安抚西北军民。 赵贞吉虽然是一介文臣，在明朝中期军事开始衰弱之际，却屡屡提醒君臣重视边防，并数次参与边疆事务，建立功勋，这也是继承王阳明文武并重、知行合一思想的具体表现，与当时只钻研八股文章的腐儒是完全不同的。 到隆庆元年（1567），明穆宗刚继位，赵贞吉就上《三几九弊三势疏》，向新皇帝提出需要注意的三种几微之事（三几）、必须去除的九种弊端（九弊）和需要改弦易辙的三大要害（三势）。明末大家陈子龙在编撰《皇明经世文编》时收录此疏，并评价：「 ”公此一疏，不但事理明畅，文笔亦复高劲，不减贾太傅诸篇。”也将赵贞吉同贾谊相提并论。 赵贞吉论述朝廷事务往往直陈利害，议论深刻，主张具有可操作性，可惜从未得到皇帝足够重视。穆宗继位已经人到中年，虽然调整了嘉靖一些弊端，但也没有真正振作的心态。赵贞吉在朝一日从不敷衍蒙混，位列阁臣虽然只有一两年，他陆续上奏《议边事疏》、《论营制疏》、《练驭议》、《调兑议》等等措施方案，希望通过营制、马政、军制等方面，可以一改明朝中期边防废弛、兵力疲弱的情况，可因为赵贞吉个性刚直，他的改革主张并没有得到实施的机会。 过去如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等都认为赵贞吉属于王学传承的泰州学派，但今天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表示怀疑。赵贞吉更像是王阳明思想的纯正的继承者和践行者，出仕的时候积极进取，勇于任事，于国于民有益的事情，坚持到底，百折不回，这是儒家本色。但受挫去职的时候，就轻松解脱，一方面修学修禅，悠游山林，一方面坚持讲学为社会培养人才。 大明王朝里的世宗嘉靖帝剧照 当然人与人肯定有差异，不可能完全一致。王阳明本人经历是由道入儒，如阳明称号和养病方面都尊道法。但赵贞吉的生平却是援佛入儒，少年时在佛寺读书，入仕以来同严嵩几番对抗，几番压制。赵贞吉个性极强，但内心却很佛系。后经历父母之丧，弟弟、儿子死（赵贞吉次子据说意外溺死在沱江，名字没有记载，但称已经能写诗作文，至少是十来岁的少年），赵贞吉的内心向佛的一面更加显著。 今天流传下来的赵贞吉文集中，他在经筵讲章等系列著作，对儒家传统概念如仁、中、心、性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充分体现赵贞吉在心学发展方面融合佛学的成果，赵贞吉是阳明心学在四川最具代表性，也是最有成就的学者。左东岭先生在《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中分析赵贞吉：「 ”为何赵大洲要用禅来补儒：一是出于现实境遇的险恶，必须以禅之境界超越之，方可不灰进取之念，二是由于士人更加关注自我的人生价值，在其人生进取的同时，为其自我安排一条人生退路，以便在遭受人生挫折时不至于手忙脚乱而不知所措。” 赵贞吉曾在《祭古圣贤文》中提出自己的理想：「 ”身居臣子之地，每怀经世之忧，心慕道德之途，时发出世之愿。”这是一种互补的哲学，而不是简单的「 ”向左走向右走”的选择题。出世与经世都是对人的修行和考验，也是同时体现人生在世的价值和应对能力的舞台。明代中后期的士人在仕途和私人生活都难见「 ”本色”，往往充满「 ”表演”和「 ”矫情”倾向，经常有人把文士和戏子相提并论，可见陈宝良《明代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中的相关论述。 原本王阳明的心学就是趋向还原儒家本色，赵贞吉的心态互补正是一种两方面都求真务实的观念，不论仕途还是生活都真诚踏实，也就是王阳明讲的「 ”致良知”。因此晚年去职在家，他还希望撰写《经世通》和《出世通》两篇著作总结自己的经验和心得，但可惜没有完成。 另一方面赵贞吉的文学成就，在当时就享有盛名，与杨升庵（杨慎）、任少海（任翰）、熊南沙（熊过），并称「 ”蜀中四大家”。除了涉及议论的奏疏文章，其他文学性作品也都有特色，雄快豪迈，气韵不俗，像《洗心亭记》、《求放心斋铭》、《克己箴》、《掌石赋》等都很受好评。诗歌方面大约有五百余首，学陶潜和李白的往往比较恬淡，学白居易和苏轼的以直抒性情，挥洒胸臆为主，也有个性，也有奇巧。明末清初的大诗人钱谦益评价说：「 ”公为诗骏发，突兀自放，一洗台阁婵媛铺陈之习。其文章尤为雄快，殆千古豪杰之士，读之犹想见眉宇。” （见《列朝诗集小传·赵宫保贞吉》） 大明王朝里的赵贞吉剧照 二、赵贞吉一生与严嵩对立 嘉靖中期开始，严嵩父子揽事将近二十年，赵贞吉从来都与之势不两立，严嵩多次打击赵贞吉，矛盾冲突丝毫不亚于杨继盛、海瑞。 嘉靖二十九年（1550），塞外俺答进兵大同，威胁京师，阁臣严嵩、徐阶和大多同僚普遍害怕作战，倾向言和。朱厚熜召百官廷议半天，没有一个人进言，只有赵贞吉挺身而出力排主和，而且拿皇帝从前经常念叨的儒家学说微言大义说事：「 ”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且既许贡，则必入城要索不已，即内外夹攻，胡以御之？”他不光讲大道理，而且提出具体几条应变措施，当然后来被严嵩破坏和打击没能实现。但朱厚熜当时精神一振，毕竟不再议和，避免议和后可能导致的「 ”岁遣重使，输以岁币，而终不能塞虏人无厌之求，以召戎启衅”（见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赵贞吉顶着巨大压力风险的抗争，完全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功在社稷，朱厚熜表示嘉奖，命他为监察御史去边关巡查，并宣告旨意。 赵贞吉个性很强，对身为阁臣首辅的严嵩无所作为很不满，压住火气希望下来找严嵩申辩，到西苑值班房却遭遇闭门羹，朝看门的撒气。凑巧赵文华（刑部主事，嘉靖八年进士，认严嵩为义父）前来，赵贞吉连他一块痛斥。赵文华见了严嵩，自然大讲赵贞吉坏话。 大明王朝里的严嵩剧照 严嵩在安排边军备战时，故意不给赵贞吉督战职权，也不派一兵一卒护送。赵贞吉作为安抚大臣，携带一批下拨款项，没有人保护显然非常危险，当时只有他的三弟赵颐吉跟着。到了大同府，赵贞吉拜会总兵仇鸾，接到严嵩私下叮嘱，仇鸾对赵贞吉爱答不理。因为赵贞吉之前向皇帝、阁臣建言表彰前大同总兵周尚文，以此激励将士，对仇鸾带领边兵树立自己威信颇为不利，所以也对赵贞吉不满。赵贞吉唯有单独前往军营，宣谕犒士，表达共同生死的决心。将士对赵贞吉孤身犯险，共同进退很感动。 回到大同城中，赵贞吉又上书请求督战之权，仇鸾害怕他指手画脚，使人为赵贞吉誊疏，故意拖延。京师那边世宗朱厚熜关注局势变化，严嵩趁机弹劾赵贞吉书生空谈大志，其实到边关以后毫无章法。以此激怒皇帝，称赵贞吉「 ”漫无区画”，将其召回廷杖四十（《明世宗实录》记为杖五十，《明史》记载为杖九十），贬去广西庆远荔波典史。该地今属于贵州黔南自治州南部，与广西毗邻。庆元府所辖多土司，也是明代南方市马的地方。 赵贞吉携家人从北京一路赴广西，途中从永州进入广西时病了两个月，幸好得到广西督学王宗沐照顾休养（任广西按察佥事兼督学政，与嘉靖七子王世贞、李攀龙等相交甚好）。在荔波待了两年左右，赵贞吉被迁到南京担任闲职。到嘉靖三十八年（1559）父亲赵勣病故，赵贞吉卸职返回四川。 到嘉靖四十年（1561年），赵贞吉改任户部右侍郎，严嵩本想打压他十年，可以提拔一下让其感恩戴德，想派赵贞吉到蓟州掌督运粮草。赵贞吉却不买账，回复此事原有人司职，徒增一职无益于事，婉言拒绝。严嵩大怒，再次把赵贞吉夺官去职。 赵贞吉就在家乡内江继续讲学，在桂湖街聚众讲学，修建玉屏书院（之前修建狮山山房），从者甚众。另外遍游巴蜀各名胜寺庙，撰写诗文，题诗刻石。 影视剧中五四运动剧照：赵家楼就是赵贞吉当年的旧宅 明穆宗继位后，赵贞吉才回到北京为皇帝讲学，新首辅李春芳对他也很赏识，推荐入阁，掌管督察院，赵贞吉到晚年终于功成名就。他在北京长安街东北的宅邸三百多年后因五四的一把火而名扬中外，就是大名鼎鼎的赵家楼。 隆庆四年（1570），赵贞吉告老还乡，到万历四年（1576）病故，过了几年相对清闲的退休生活。一方面继续讲学、著述，一方面和当地名士刘望之、高公韶等交往，他经常去刘望之家「 ”蹭饭”，每次都用特色小吃招待他。赵贞吉有诗写道：「 ”从吾饱吃黄麻饭，五岳峰头好自夸。” 赵贞吉晚年仍然流连佛寺，如报恩寺、般若寺、圣水寺，据说他对《楞严经》等典籍非常有心得，生平也和许多高僧大德谈禅论佛。他也有不少赠送文字中，带着自己对禅学的领悟。 三、《大明王朝》对赵贞吉的误解 电视剧中的赵贞吉是一个艺术化人物，设定为在应天府为巡抚，与胡宗宪算是朋友，有心帮助他抗倭，同时夹在严嵩父子和徐阶等人之间，对浙江的灾情无动于衷。 首先在师承关系上，赵贞吉被认为是徐阶弟子，这是不准确的。徐阶也是心学门人（为聂豹弟子，聂豹曾经做过华亭县令，与徐阶年轻时有交际），只比赵贞吉大几岁。就公认的心学门派而言，徐阶是聂豹的江右派，而赵贞吉，在过去大多数明代观点是王艮的泰州派，也是明显不对路的，反而张居正倒才是徐阶弟子。 赵贞吉在内江报恩寺书写的题壁保留至今 其次，赵贞吉在剧中不算反派，但由于作为徐阶弟子的定位，暗中是属于倒严一方，但表现出的官宦积习，和与海瑞对立的形象，却完全扭曲了本来面目。 赵贞吉出场很早，给观众第一个深刻印象的情节就是严世蕃毁堤淹田，导致浙江淳安、建德两县灾民遍野，引出整个故事。这里也是有一个不合历史的小漏洞，淳安、建德在明朝是归严州府（实际上明初以来严州是以建德县为府治，管辖建德、淳安、遂安、桐庐、分水、寿昌6个县）。 这时，原任邻省江苏巡抚的赵贞吉来到浙江处理改稻为桑事务，胡宗宪在浙江主持抗倭，遇到灾情希望安民，实在没有办法，就找到巡抚借粮救灾。而赵贞吉却一口回绝了胡宗宪，原因很简单，如果借粮给他赈灾，那就不会有灾民，若不会有灾民，就不会惊动朝廷，若不惊动朝廷就没法除去严世番。他最精彩的台词就是：「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逝者如斯，死一万人是个数字，死十万人百万人也是个数字，你和我都挡不住。”其实他不是反派角色，居然说出这种话，简直让观众足够寒心，甚至引起愤恨。 电视剧塑造的赵贞吉是一个有才干，相对倾向自保的多数臣子普遍形象。赵贞吉善于处理政务，长久以来他也算支持胡宗宪打击倭寇，不论是江苏还是浙江，赵贞吉都充当明军有力的大后方。但面对天灾人祸，在赵贞吉等大部分官员的眼中，根本没有下到民间地方，百姓的生死存亡就是一级一级报告上的几笔数字。更重要的是，时刻警惕卷入风险旋涡。当深思熟虑之后，赵贞吉还能把这样的灾难当成武器，作为倒严的一种方式。本质上他看重的，只是自己关心的利益得失。 换句话说，来到浙江以后，赵贞吉非常清楚浙江事态的严重性，也明白朝廷明里暗里交代下来的意思：第一原则就是不能牵涉到朝廷尤其是皇帝，浙江贪墨一案由郑必昌、何茂才全部承担。郑何二人也深知朝廷会将他二人作为遮羞布，也是极力配合的。因此一切归于平静，似乎审判者与受审者达成了默契。赵贞吉就是这样一种懂得维系官场平衡「 ”识大体”的人物，在古代属于有能力的代表性官员形象，但不是主创人员心目中的理想人物，虽然能够被今天的人所理解，但依然被很多观众讨厌，不受欢迎。 因为《大明王朝》是相当优秀的历史题材电视剧，在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很大，海瑞、嘉靖朱厚熜、严嵩、胡宗宪，包括赵贞吉的形象都非常出色，但其他人物都相对贴近真实，唯有这个赵贞吉带有很大的扭曲和误解，脱离真实差异很大，和历史上赵贞吉形象几乎判若两人，根本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感觉有必要澄清还原一番。

最近继续2刷《大明王朝1566》，作为最好的国产剧，这一点毋庸置疑！刷久了，就开始琢磨，电视剧的剧情，跟真实历史相符吗？

作为一部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剧本可以说与历史差别很大。咱们先看看几个关键的剧情。

改稻为桑是《大明王朝1566》里面最重头的一场戏。故事开头严党和清流派就围绕“改稻为桑”进行激烈的博弈，随后司礼监、沈一石、海瑞、胡宗宪、高翰文等都卷入这一漩涡，搅动了整个朝局。

“改稻为桑”的目的是弥补朝廷国库亏空。因为当时西洋人对东方的丝绸需求量很大，出价很高，所以向西方出口丝绸对整个大明王朝来说是一笔好生意。

制作丝绸需要大量蚕丝，而浙江作为朝廷种桑大省产量严重不足，所以严党提出在浙江推行“改稻为桑”。因为种桑的收入远大于种田的收入，所以嘉靖就同意了这一看似完美的方案。就连科举正途出身的大才子高翰文都举双手赞成，并提出了“以改兼赈，两难自解”的策略。

然而，“改稻为桑”真正推行起来，却远没有想象中这么顺利……

在真实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改稻为桑”这回事。翻遍所有关于明朝历史的书籍，都没有“改稻为桑”这个词。如果硬要扯，“改稻为桑”倒是与明初实行的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有点关系，但是很牵强，其目的和概念也大不相同。

1368年，朱元璋曾发布硬性规定：

凡农民家有四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如果有田十亩以上，则种植面积加倍。

这种做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恢复社会生产力，促进农民增收，改善百姓衣食条件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后来，却让明朝的经济变得有些“脱实入虚”，甚至动摇了“以农为本”的立国根基。

《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开头，张居正就是内阁成员，任兵部侍郎。但是在历史上，嘉靖时期的张居正一直在翰林院供职，后来担任国子监司业，成为裕王的侍讲侍读。直到隆庆元年，张居正才进入内阁。

电视剧中的严世藩也一样，是朝廷的内阁阁员，任工部侍郎，被称之为“小阁老”。在严嵩年老力衰之后，严世藩成为事实上的严党核心。历史上的严世藩，单目失明，“短项肥体”，但是青词写得极好，严嵩经常让严世蕃代写青词，深得嘉靖心意。自始至终，严世藩都没有进入过内阁。

电视剧中的赵贞吉因为逢迎嘉靖会做官，被嘉靖钦点进入内阁，可谓平步青云。但是在历史上，赵贞吉并没有这么圆滑，恰恰相反，因他性格耿直、争强好胜，一直得不到重用。隆庆年间，赵贞吉才进入内阁，但是很快就因与高拱不和而致仕归乡。

《大明王朝1566》毕竟是小说，可以来源于历史，也可以不拘泥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