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从它的名字就可以窥见一斑——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那么谁来鉴往事以治道呢？毫无疑问是皇帝。宋神宗给他起这么个名号，也印证了它就是一本帝王之书。

其次从体裁看：我们在语文课本中常接触的文言文中，像《陈涉世家》、《曹刿论战》、《邹忌讽齐王纳谏》等，多出自纪传体类史书。而《资治通鉴》则不同，它采用的是编年体。编年体和纪传体有什么不同呢？纪传体的故事通常比较传奇，以人为坐标轴横向展开，重在描写个人事迹，它让读者知道某个时间段某个人物身上发生了些什么事儿。而编年体呢，则更多的是按照完整的时间轴来纵向叙述。用这样的结构来叙述，少了一些传奇色彩，不言而喻，是更加客观的，也是更加残酷的。《资治通鉴》采用这样一种结构方式，来让读者对整体的史实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对各种做法会产生的结果有一个更宏观的把握和参考。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编年体下是非成败因果相续一目了然，是非常现实的。而帝王治道，恰恰就需要这样一个长远的目光，一叶落而知秋，某项决定对将来有什么影响，每一步都必须慎而又慎。相比之下《资治通鉴》的叙写方式简直是为帝王量身打造的。在浩瀚如烟的历史长河中选取可供参考的案例编纂整理成册以资参考。

这么一来，就很好理解了：从最初书名的诞生，到最后完成，《资治通鉴》可以说是一个“帝王治道指南”。

《资治通鉴》之所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是因为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他都是供帝王阅读的。

在形式上，编年体和纪传体相比，编年体更客观一点。虽然我国古代的正史，都是以纪传体为主。而纪传体也有其自身的特点，那就是能更好的记录下一个帝王将相原本的样子。但是由于历朝历代的撰史者不同，对于纪传体本身的真实性也存在一定的误差。相比较司马迁的如实记录，后世的很多官修史书。都大多其中包含着写书的人自己的一些意见，但是在形式上，编年体就是按照年份记载时间，地点，人物。《资治通鉴》的编写者司马光，根本无法在形式上加以太多的个人感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可以给帝王提供一个更客观，更现实的感觉，让帝王了解真实的历史发展是什么样子的，从而更好地治理国家。因此，在形式上，《资治通鉴》这种编年体可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

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的一本著作。历史的发展总有其必然性和偶然性。而《资治通鉴》在书中想说明白的一个道理，便是打破一种偶然性，强调一种必然性。让历代帝王不要对任何的事情抱有幻想性。帝王久居九五至尊，自然是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妇人之仁。在这种情况下，《资治通鉴》内容上，让皇帝明白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让皇帝真正的做到心狠手辣，才能坐稳这个位置。因此它是有助于皇帝执政的。所以她也被称之为内容上的帝王之书。

综上所述，在形式上，《资治通鉴》的编年体体裁，被称之为帝王之书；在内容上，《资治通鉴》本身的历史必然性应该被称之为帝王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