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实为郑芝龙发家之地。郑成功在收复台湾之后的《复台》一诗中写道：“十年始克复先基”，并附注云：“先太师（即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会兵积粮于此，出仕后为红毛夷酋弟揆一窃据。”谈到郑芝龙的发家致富史，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说说郑芝龙在日本期间的所作所为。
在日本平户期间，郑一官加入了以颜思齐为首的武装团伙。颜思齐系福建海澄人，因不满明朝廷禁海政策，遂纠集一帮人，以台湾为据点，或从事海上贩运，或明火执仗进行打劫。明天启四年（1624年）颜思齐等人策划在平户发起暴动，因消息泄漏，仓皇逃回台湾。翌年，颜思齐病死，郑一官被推为首领。这一团伙共有十八人，以“芝”字为首字取名，郑一官名芝龙，其余依次为虎、豹、鹏、鹤、凤、彪、麒、豸、獬、鹄、鄂、熊、蛟、蟒、鸾等，号称“十八芝”。之后，这一团伙便大肆造船买炮，招兵买马，势力迅速扩大，逐渐成为海上一霸。
但是，要知道郑氏家族并不是一般的打杀劫掠的海盗，而是通过掌控制海权牟取暴利的海上武装集团，后来郑成功等人更是借助亦官亦商之便，把郑氏家族经营海上贸易的传统发扬光大之至。
且看郑氏家族是如何通过暴力聚敛财富的。
清道光《厦门志·旧事志》：郑氏家族在金门、厦门“树旗招兵，旬日之间，从者数千。勒富民助饷，谓之报水。”所谓“报水”，计六奇《明季北略》有详细说明：闽、浙沿海渔民素以海上贸易获利，海盗则事先隐匿海岛“为巢穴，伪立头目，刊成印票，以船之大小，为输银之多寡，或五十两，或三十两、二十两不等。或未发给票，谓之‘报水’；货卖完纳银，谓之‘交票’，毫厘不少，时日不爽。” 郑芝龙控制东南海滨之时“岁入例金千万”。
而郑成功的海上经营大致包括几个方面：一是通过海路仁、义、礼、智、信五大商行经营东、西洋海外贸易，每一字号统辖12艘商船，每艘商船每年缴交本息大约万余两；二是通过陆路金、木、水、火、土五大商行经营沿海与内地的贸易；三是建造船只出租收取船税和商税，视船只大小一年收取1000至3000两不等；四是通过发放商船牌照收取“牌饷”即保护费，每艘船视大小收取500至2000余两饷银。
郑氏家族的财富究竟有多少，我们从郑成功中左所之失即可略窥一斑。
清顺治八年，清军攻打郑成功驻所中左所。一年之后，郑成功在答复其父的信中称：“己丑岁……袭破我中左，掠我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余将士之财帛，百姓之钱谷，何可胜计！”按照金银比价约一比五的比例，90余万两黄金折银约400余万两，还有数百镒珠宝、数十万斛（一斛折合五斗）米粟，数目已相当可观。如果再加上郑氏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的财物，以及郑成功亲弟弟掌管的在日本的产业，郑氏家产之巨，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要知道明朝廷在漳州月港开放的全盛时期，一年所收税银也不过是29000余两而已，郑氏家产可谓富可敌国，完全是通过海上经营积攒起来的。
从郑芝龙到郑成功，到郑氏集团的其他成员，都是把海上贸易作为聚敛钱财的主要手段。郑氏军费的一个主要来源，是向老百姓筹饷筹粮。据杨英《先王实录》记载，郑成功在每次较大军事行动前，基本上都要布置筹饷筹粮。从永历三年至永历十四年（1649-1660年）郑成功部在驻地周围进行筹饷筹粮达50余次。涉及近百个县、乡、村寨。所谓筹饷筹粮，实际上是予求予取。稍有不从，便兵戎相加。《先王实录》中不乏乡民因拒绝纳饷而被攻破山寨，“剿杀无遗”的记载。
郑成功之子郑经继承郑成功的藩位后也是按照郑成功的方式获取粮饷。而据郑成功的育胄馆的谋士阮旻锡《海上见闻录定本》记载：郑经当权时，派兵攻寨夺粮依旧是筹粮饷的主要方法之一。郑经率部攻占思明州时，“兵饷取给于东宁”，后因“转运不及，乃以六官督比绅士富民以充之……百姓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每人每月纳银五分，名曰‘毛丁’，船计丈尺纳税，名曰‘梁头’。”“康熙十八年正月，时虽设界，而海汛往来内地，派粮如故……先是，思明州民每月每户输米一斗，自二月起，每户再加一斗。”
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郑一官正式被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并获海防游击官职。后因协助朝廷剿平海盗有功，几年间位居福建总兵之尊。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闰六月十五日，郑芝龙、黄道周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聿键为帝，改元隆武，郑芝龙因拥立有功，封为平夷侯。清顺治三年（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郑芝龙降清。
台湾是郑芝龙发家致富的地方。实际上，即便是明崇祯元年郑芝龙归顺明朝廷后，也未曾放弃对台湾的控制。崇祯中，闽南大旱，郑芝龙“徙饥民数万至台湾，以人给三金一牛，使垦荒岛……漳、泉之人，赴之如归市。”（魏源《赐姓始末》）
22年后，施琅（原名施郎，原为郑成功部将，清顺治八年（南明永历五年，1651年）五月叛变，后改名施琅投靠清军，成为攻取郑氏家族控制下的台湾的清政府水师提督）代表清朝中央政权从仍在使用南明永历年号的地方割据政权郑氏集团手中收复台湾，施琅在给康熙皇帝的奏折中亦称：“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及崇祯元年郑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郑芝龙虽归顺朝廷，却将发家之地台湾依然“税与红毛（即荷兰殖民者）为互市之所”，一切还是为了生意。
那么，郑成功后来为什么要收复台湾，又是如何收复台湾的？
清顺治十四年（南明永历十一年，1657年）六月，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台湾长官揆一派通事何廷斌到思明州晋见郑成功，商谈通商事宜。五年前，荷兰东印度公司因为怀疑郑成功同台湾郭怀一起义有牵连，对郑成功往来台湾的船只多有刁难，甚至在公海上堵截郑氏商船。郑成功遂传令各港澳及东西洋各国船队，不准到台湾通商。其余商船摄于郑成功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亦不敢进入台湾，荷兰东印度公司生意受到巨大影响。何廷斌表示，荷兰东印度公司愿意每年输银5000两、箭坯10万支、硫磺1000担，请求郑成功取消对台湾的通商禁令。双方最终达成和解。看来，一切还是为了生意。
何廷斌此次到思明州，还给郑成功带来一件宝贵的礼物——大员（今台南市）鹿耳门水道海图。何廷斌是郑芝龙混迹海上时的团伙成员，因不愿意接受朝廷的招安而回到台湾，后来当上荷兰人的翻译。何廷斌对包括土著人、移居台湾的大陆人以及驻扎在台湾的荷兰人的情况十分熟悉，也知道荷兰人镇压郭怀一起义后台湾的大陆人甚至土著人都有人心思变的情绪。而在郑成功方面，何廷斌这位父辈昔日伙伴的到来不仅使他更深入地了解郑芝龙当年如何从台湾起家，何廷斌关于台湾“沃野数千里，实霸王之区”的描绘使他平添了对这一宝岛的向往，鹿耳门水道图更使他消除了出征台湾的军事顾虑。
《先王实录》记载：郑成功曾与部下“议遣前提督黄廷、户官郑泰督率援剿前镇、仁武镇往平台湾，安顿将领官兵家属。”清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十五年，1661年）正月，郑成功在思明州传令大举修造船只，听令出征，并召集文武官员，宣布“我欲平克台湾，以为根本之地，安顿将领家眷，然后东征西讨，无内顾之忧，并可生聚教训也。”显然，郑成功收复台湾的目的，其实是为了建立郑氏家族的根据地，安顿自己及一众将领的家眷，以免除在外与清军对抗时的后顾之忧，并可作为将来生存发展的基地。何来所谓“抗击外来侵略者，捍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爱国主义想法？
其实从本质上说，郑成功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强盗，一个见利忘义的商人.就郑成功而言，撤退到台湾完全是迫不得已的；而对历届中国中央政权而言，郑成功是代表中国最高政权（哪怕是早已名存实亡的南明政权）在台湾岛上实施行政管理的第一人。这使郑成功获得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而这却是历史开的一个大大的玩笑。

首先我们要分开郑成功与郑经之间的区别，我是姓郑的多少看了一点这方面的书。
第一郑成功蒙受国恩，他一直在东南沿海坚持抗清斗争，（这个不用商榷）。后来形势所迫，八旗兵逐步难进，东南沿海抗清形式不是太好，郑芝龙（成功的父亲）投降清朝，并且要郑成功也投降，郑成功毅然拒绝了，然后聚集部众，收复台湾（同样不用商榷，台湾自古是我国神圣领土，被荷兰占领，我天朝旧将驱逐鞑虏算是收复吧。）想当根据地吧。
第二郑成功在岛上第二年就死了，也许你学历史的时候知道，英年早逝。再有啥报复都不行，他的儿子郑经当了老大吧算
第三点郑经已经是第二代了，对老朱家那点感情随着住三太子的死估计也剩不了多少了，所以就没有拥立其余的朱姓子孙当皇帝（他当了皇帝谁是老大呢？），但是也没自立为帝主要是，他们一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帜，自立为帝名不正言不顺。也有笼络人心的意思。
第四，敢向东南争半壁 方知海外有孤忠。虽然郑家没能真正反清复明吧，但是当时一直是反清复明士大夫的一面旗帜，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Article=118651&strItem=no05
你看一下这个帖子，很系统的说了你的疑惑吧

朋友，我是第一个回答你的问题的，怎么不选个最佳呀，确实大家都费劲找了的，你如果觉得谁好，就选取谁吧，你应该知道答案了。

已经很难推断出当时郑成功收复台湾，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了，以至于说收复这两个字都有待商榷，也许当时郑成功真的是打算收复台湾，以台湾为根据地，以图发展，光复大明，但是他后代可能没跟他统一思想，也是被形式所逼，毕竟明朝已经亡了，就说民间还流传什么朱三太子，但是你根本没办法证实，没有政府的支持，撑死了他也就算是民间武装力量。
明朝都亡了，国姓爷什么的称呼也就算跟着没了，后面郑氏子嗣的称号纯属自封，没任何意义，因为你根本没有得到老朱家后人的首肯。
至于另立明帝，一是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二是当时清朝当时把你看的太紧，皇太极跟康熙都是比较有本事的，怎么可能让你随便拉个人就让你占山为王了。你要是还是以郑氏为号，反清，还可以忍你一下，毕竟大家隔海相望，内陆还乱成个粥呢，就先放你一马，你要是当时就敢整出个朱家太子，又立了个明朝皇帝，好，肯定就先搞你了，台湾不过弹丸之地，只要我想收拾你，那肯定就能拿下，迫于当时的形式，也不敢就这么明目张胆的打起立帝的旗号。
当时已经不是诸侯割据，像三国那时候，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大家图的就是个正统，清初你要是敢这样，立一个就灭一个，肯定没跑。所以当时大家都是打着反清的名号，没什么人站出来又立个明朝皇帝，就算不开眼，立了也是个立马就死。
在一个原因，立帝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立的，当时各方反清势力林林总总，何止千万，你立帝？你离皇上近，那我这冒死的反清，等于白干了，你立帝，好，你倒是把这位皇帝的来历说清楚，看看够不够资格？你要是立帝，那我也立帝，我这位皇帝的来历经过编排，那肯定是比你的来路要正。如果当时形成这样的格局，别说反清了，自己都要先打起来，我估计这也是当时大家默认的一条规则，先他娘的反清，反的差不多了再聚到一块说立帝的事。
当然，这些个事估计没有正史记载，都是自己瞎琢磨的。一家之言。 史料记载，郑成功发兵收复台湾，却是被动的。因为，在清军的重重压制之下，郑成功可以回旋的战略余地越来越小，不得已而兵发台湾，以求图存，蓄抗清复明之志。
成功到了后来实际上就是一方土皇帝了，你以为他真会为了那个注定已是隔日黄花大明卖命呀？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而已，就算立个宗室也是个傀儡！

称帝的话，清朝皇帝拼了老命也会打到台湾去，皇帝就是这样，反抗，他可能会招降，一旦称帝，置之死地。
伟大一点的想法：不想荼毒老百姓，所以不立帝，古代有些人是比较忠心（愚忠）的，所以不降。
一般人的想法：自己打下的地盘，凭什么让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当时打台湾不好打，有难度。

郑成功到了后来实际上就是一方土皇帝了，你以为他真会为了那个注定已是隔日黄花大明卖命呀？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而已，就算立个宗室也是个傀儡！

明崇祯十年（1637年），李定国17岁，身长八尺，武艺高强，对人谦恭有礼，人称“小柴王”，军中称“小尉迟”。当年率所部二万人马，从张献忠袭安庆，直指南京。十六年，李定国随张献忠破武昌，克长沙，被赐张姓，封为安西将军。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入川，张献忠战死，李定国等从川入黔。四川失守后，李定国萌发“联明抗清”之念，受部属拥赞。中年，李定国复李姓，率军破贵阳，下昆明。四月，连破呈贡、曲靖、晋宁、师宗、通海、蒙自，改阿迷州为“开远”。下旬，师抵临安（建水），迤东悉平。此时，李定国所部兵马5万余众，为义军中最强的一支队伍。

永历十二年（1658年），郑成功统率水陆军十七万与浙东张煌言会师，决定大举北伐。决定大举北伐。大军进入长江之前，于羊山海域遭遇飓风，损失非常惨重，只得暂且退回厦门。 　　

隔年，郑成功再次率领大军北伐，会同张煌言部队顺利进入长江，势如破竹，接连攻克镇江、瓜洲，接连取得定海关战役、瓜州战役、镇江战役的胜利，包围南京。张煌言部亦收复芜湖一带十数府县，江东一时震动。后因郑成功中清军缓兵之计，意外遭到清军突袭，致使郑军大败，损兵折将，包括甘辉、万礼、林胜、陈魁、张英等大将皆死于是役。郑成功兵败后，试图攻取崇明县，做为再次进攻长江的阵地，却久攻不克，只好全军退回厦门。南京之战可说是郑成功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一役，却是先盛后衰，以大败收场，使郑成功的反清大业受到致命挫折。

李定国15万左右 郑成功可能20多万吧

是铜山三忠臣把，是明末的
黄道周(1585～1646)，字幼玄，号石斋。明漳浦县铜山所深井村(今东山县铜陵镇深井)人。明末重臣，著名学者，也是很有影响的书法家。
黄道周父黄嘉卿农余喜剑术，并曾研读《通鉴纲目》，母陈氏略通经史。
黄道周5岁入学就具有勤学钻研精神。有一次，塾师在讲授《论语》，他便提出：“圣人只教人以读书，有子何教人以孝弟？圣人只教人以老实，曾子何教人以省事？”塾师一时无言以对。7岁那年，父亲从榕城带回一部《通鉴纲目》，黄道周读之数月，从而能辨忠奸正邪。8岁时开始攻读六经。11岁便能文善对。黄道周对学习从不自满，他听说广东博罗韩日缵藏书丰富，于14岁那年，便长途跋涉拜访韩大夫借书攻读。一日应邀游罗浮山，当场写就《罗浮山赋》，一鸣惊人，遂博得“闽海才子”的雅称。17岁学音律，18岁研究时象。时家境日益贫困，与兄寄居于东门屿石室，半耕半读。这期间着重攻《易》，为以后撰述有关《易经》的著作打下坚实基础。
黄道周23岁时父亲逝世。越二年，全家迁居漳浦县治东郭。这一年道周娶妻林氏。此后十多年在东皋书舍从事讲学和著作。在这期间，他先后写成《易本象》、《春秋揆》等。同时还着手撰写《三易洞玑》。
天启二年(1622)，黄道周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入庶常馆，从此开始了坎坷的仕宦生涯。翌年，夫人林氏奉侍黄母来京，途中于嘉兴病逝。
天启四年，黄道周任翰林院编修兼经筵日讲官，参加编纂国史实录。此时，魏忠贤把持内廷，广植羽翼，陷害忠良，黄对此甚为憎恨。按旧例，讲官进讲必须奉书膝行，黄道周为维护讲官尊严，却平步而行，魏忠贤怒目威慑，他也置之不理。他还以无比的义愤，撰写了《本治论》、《原治论》，指出“奸宄窃国，天下之将乱”，希望熹宗明法慎刑以振王道。
天启五年，黄道周请告回漳浦，迁葬父亲遗骨于漳浦县城北郊，并在墓侧结庐读书、著述、讲学。天启六年，黄道周娶蔡玉卿为继室。两个月后，母病逝。
崇祯三年(1630)，黄道周应召起官，主浙江乡试。事毕，《神宗实录》编纂相继告成，论功晋升右中允。时宰相钱龙锡因袁崇焕事件株连入狱，已拟极刑，朝廷大臣多畏祸不敢言，而黄道周见义勇为，“中夜草疏，排闼叩阍”，为钱龙锡辩解。由于黄道周连上三疏，钱龙锡终免死罪，而黄道周却被降三级调用。
时周延儒、温体仁当政，国事日危。黄道周感到在朝难于做事，便上疏乞休。获准，束装将行，终因忧心国事，又上《放门陈事疏》。其中指出：“小人专权，士庶离心，寇攘四起，天下骚然”；建议崇祯退小人，任贤能。时崇祯正宠爱温体仁、周延儒，便以“滥举逞臆”之罪，将黄道周削籍为民。
南归途中，黄道周游历了黄山、白岳、九华、匡庐等名胜，并应邀至余杭大涤书院、漳州紫阳书院等处讲学。
崇祯九年，黄道周被诏复原官。翌年正月入朝，五月升右谕德兼掌司经局，冬迁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时清兵进入辽东，黄道周忧心如焚，上《拟汰冗滥清宿蠹以足军需疏》，认为增加赋税是饮鸩止渴，请求省刑慎狱，停止增加兵饷以安定社会。可惜其肺腑之言，崇祯一点也不采纳。
当升右谕德掌司经局时，一场迫害东林、复社的阴谋正在进行。黄道周见所谏“省刑慎狱”不被采纳，即疏辞，并自劾有“三罪”、“四耻”、“七不如”。“七不如”实际上是推荐刘宗周等贤能。疏中有“文章意气，坎坷磊落不如钱谦益、郑鄤”。郑鄤为复社成员时，被诬杖母，以大逆不孝罪处死。黄道周“文章……不如郑鄤”语遂被曲解，受到崇祯“严旨切责”。
崇祯十一年二月，帝御经筵，为论人才，黄道周连上三疏，亦未被采纳。六月，廷推阁臣，杨嗣昌以兵部尚书出任首辅。杨勾结宣大总督陈新甲、辽宁巡抚方一藻。黄道周一日分劾三疏。七月，崇祯于平台召对，责问黄道周连上三疏有私人欲望。黄道周答：“臣三疏皆为国家纲常，自信无所为。”一问一答，黄道周毫不屈意迁就。时杨嗣昌在旁，又把“不如郑鄤”之语重提。崇祯被激，怒责道周。黄道周又一一应对。崇祯斥责其退出，黄道周又奏说：“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崇祯十分恼怒，说：“你一生学问，止成佞口耳。”随即喝他退出。黄道周又奏说：“臣还得将‘忠’、‘佞’二字分辨。”他接着说：“人臣在君父之前，独立敢言为佞，将阿谀顺旨为忠耶？敢争是非，辨邪正为佞，将容悦缄口为忠耶？忠佞不分，则邪正不明，为政之大戒。”黄道周决意分清是非，使崇祯非常恼怒，将他降六级贬为江西按察司照磨。
崇祯十三年，江西巡抚解学龙，循例举荐属官，其中对黄道周的学识和为人倍加赞赏。崇祯疑黄解结党，便以“党邪乱正”为名下刑狱，并各杖八十。时黄道周已近花甲，杖疮发作，几不能自持。在狱中，他给张烃叔信：“古人于仁义烂时自裹血肉，仆于血肉烂时自裹仁义，悠悠命也，谁为之谈！”大病八十多天还坚持撰《易象正》。一天锦衣军校来提审，黄道周正伏在床上绘《易》图，要求做完图才走，军校大怒，把图扫下床，立即把他解往鞫讯。他受械鞫手指破裂，鲜血淋漓，回到狱中仍忍痛作图，继续著述。
崇祯十四年冬，判黄道周永戍广西。崇祯十五年六月西行至九江西林寺，《易象正》定稿。
杨嗣昌死后，崇祯传旨召黄道周。黄道周称病辞职回乡讲学。将漳浦东皋书舍扩建为明诚堂书院，以广收学生。
崇祯十七年，清兵入关，北京陷落，崇祯皇朝覆亡。不久，凤阳总督马士英挟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弘光小朝廷。弘光元年(1645)，黄道周奉召入京，任礼部尚书。他报国心切，立即呈《进取疏》。但福王极为昏庸，以马士英为首的贵族宦党官僚仍争权夺利，排斥异己。黄道周感到无可作为，便请往浙江祭禹陵。数月，弘光小朝廷覆亡。为收拾残局，他上疏给浙江潞王，请召刘宗周、姜曰广诸人以收聚人心。他还劝唐王朱聿键驻守衢州，不要偷安入闽。可是唐王却被郑鸿达挟持入福建。是年七月唐王即位于福州，改元隆武。黄道周被任命为武英殿大学士、吏部尚书兼兵部尚书。可是兵权却掌握在郑芝龙手中。郑芝龙阴谋降清，拥兵不动，使浙东军事挫折。黄道周痛斥郑芝龙拥兵纵敌。
黄道周感到在朝廷已无可作为，自请募兵北上。唐王没有实权，只给空札五十道。隆武元年(1645)七月，黄道周在福州校场誓师，揭举抗清义旗。誓师后，黄道周率门生蔡春溶、赖继谨、赵士超等和子弟兵约1000多人向信州出发。他一路招募志士，到延平得陈雄飞、应士锳，至建宁得高万荣、应天祥。漳州张天维、莆田林尧佐等人也带领义军赶来加入。黄道周队伍到信州，信州的詹兆恒、金华的郑守书、常山的吕继望、东乡的张受禄等也都率领所招募兵员来汇合，组成一万多人的队伍。
十月，黄道周兵分三路：一出抚州，一出婺源，一出休宁。出婺源一路兵马在牛头岭打了胜仗，但另两路队伍没有配合好，福建方面又无援军、粮饷接济，终归失败。黄道周在童家坊被俘。
清军俘获黄道周，以为“胜得土地数州”，用轿子把他抬到婺源，日夜劝降。黄道周以绝食表示必死之志，尽忠明室。十一月被押解南京，他仍置生死于度外，每日读易、奕棋、写字。清统治者见劝降无效，拟黄道周死刑。就义前夕，友人拿酒肉为他送行，他饮食自若，谈笑风生，并为求字的人挥毫酣书，然后昂首走上刑场。临刑前，他扯下衣襟，咬破指头，写下：“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以此数语遗示家人。终年为隆武二年(1646)三月初五，时62岁。
黄道周从青少年起，潜心苦读，勤于创作，后人将其著作辑成《明漳浦黄忠端公全集》。著作范围广泛，除文学、史学外，还有军事、天文、地理的论著。他对《易》钻研颇深，先后写成《易本象》、《三易洞玑》、《易象正》，提出“刚柔相克，变在其中”的辩证观点。他工书善画，字体峭厉方劲，峻秀不凡，独成一格，世称“漳浦体”；画则长于山水、人物、怪石，手法磊落，奇气郁勃，逸趣横生。
黄道周一生还勤于授业，先后在铜山南溟书院、漳州紫阳书院、邺山讲堂、浙江大涤书院等处讲学。他讲学的宗旨是“严于律己，忘我为人”。他重视品德教育，著《榕颂》，教育与鼓励学生要似榕之高尚、学榕之利人、树榕之坚定。在方法上，要求学生通过自学记下疑难，而后老师汇集解释。同时也重视形象教育，在漳浦明诚堂建“天地盘”，向学生讲授易经。
黄道周就义后数年，黄夫人叫长子偕学生赵子壁到南京聚宝门外，迁回遗骨葬在漳浦北山其先人墓侧。

陈士奇(1587～1644)，字弓甫，号平人。明漳浦县铜山所(今东山县铜陵镇)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中举人，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授中书舍人，转礼部主事，官至四川巡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陈士奇少时在铜山崇文书院读书，虽贫苦，却好学博览，凡是经、史、子以及舆图、医卜等书，无不览读。参加童子试时，曾以奇异的文才惊动县令蒋英，称其是当代颜常山。
崇祯二年(1629)，陈士奇回家为母守孝，时倭寇侵犯铜山所城，陈士奇捐银制造火攻炮石、扭攻车，带领乡勇杀退倭寇。崇祯四年，陈士奇守孝期满，出任江西参议兼赣州守备。在任时励精图治，明察秋毫。任前，石城、宁化两县民众因人挑起争地械斗，双方诉讼10多年，株连不少无辜百姓入狱。陈士奇到任后，剖析案情，微服查访，理讼决狱，释放受冤良民。他廉洁自矜，限制衙署僚属每人每月只能买一斤肉，并写楹联勉励僚属：“任仆辈衙中终日詈争七钱肉；免民间地上三年剥去几层皮。”其廉政蜚声传扬远近。不久，陈士奇调任四川督学，他整饬学风，组织学生习文练武，谈论兵法。旋即升四川兵备副使。陈士奇亲自检阅行伍，教督演练，并严禁尅扣士兵粮饷，一时军威重整，蜀境安宁。崇祯皇帝得知陈士奇有边抚才能，擢升他为四川巡抚、都督院右佥都御史。当时四川兵饷紧，军械乏而不全，陈士奇带头捐俸银，修补兵器，供应各地防备需要，大大增强四川防备力量。
崇祯十七年六月，陈士奇在四川与农民起义军张献忠部相遇，战败，被俘杀，享年58岁。后，被追封为兵部尚书。

陈瑸(1588～1643)，字宾王，又字六息，号亶州，明铜山所(今铜陵镇)人。天启元年(1621)中举人，天启五年成进士。其官职由知县累升司理、司务、参议，并曾提调七省军务。
陈瑸少时，随父移居南澳隆澳乡后宅村，不久，返乡读书。
陈瑸登第后，即授任浙江慈溪知县。时海上武装船队首领刘香佬在浙江海面劫掠商船，骚扰慈溪。陈瑸上任后，一面加强海务防备，一面发动群众修筑河渠，兴利除弊，使慈溪民众得以安居乐业。后因母病逝，陈瑸才回乡治丧守孝。守孝期满，补任为浙江永嘉知县。他办事精明，使永嘉政令通行。
崇祯十年(1637)，陈瑸调升江西袁州府司理，旋升户部司务。不久便出任湖广参议，分管衡州、永州、郴州、桂阳等地。时境内八排徭民暴动，陈瑸受命进剿，事后论功奏敕提调七省军务。
崇祯十六年(1643)，陈瑸督兵往澧州救援周凤歧，被张献忠围于鳌山铺，战败被俘而杀，享年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