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到音乐文化就不得不说到贾胡骨笛的发现。。。。。。
　　贾湖骨笛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吹奏乐器。贾湖骨笛的出土,是我国音乐考古学界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音乐文化有九千年文明史的最直接有力的佐证.从已发掘的实物看,其形制极为固定,制作十分规范,实质较好,表现力极强,多数音域可达两个八度以上.
　　贾湖骨笛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古老的乐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乐器。 该骨笛是用鹤类尺骨管制成。磨制精细，7孔。在第六孔与第七孔之间有一小孔，经测音可以发两变音，应为调整第七孔发音而钻的调音孔。值得注意的是，该墓出土有两件形制相似的骨笛。据测音研究，它们是一雌一雄，印证了中国自古雌雄笛的传统。 此笛经试奏，证明是一种竖吹骨笛，也是后世竖笛或洞箫类乐器的祖型。当时的人们利用此笛吹奏出有节奏的音符，以此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和对神灵的尊敬；现代音乐家们使用此笛仍能吹奏五声阶的曲子《小白菜》。 用鹤的尺骨制成，多为七孔，取其中保存完整者，用竖吹方法测试，可奏出六声音阶的乐音。此遗址骨笛是世界上发现年代最早、至今尚可演奏的乐器，反映了我国史前音乐文明的高度发达。经过探索，音色明亮、古朴，有着原始风格的古乐之声已经从贾湖骨笛“散入”现代人的耳鼓。 “它有两个八度的音域，并且音域内半音阶齐全。这意味着贾湖骨笛不仅能够演奏中原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而且能够演奏富含变化音的少数民族或外国的乐曲。”李宏说，“这种实践，让我们清楚了贾湖骨笛在音乐文化中所具有的意义。贾湖骨笛已经具备七音阶甚至变化音级，而与之同时期的其他旋律乐器却处于三声以内的音域范围，而七音阶的产生，无疑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我们的实践，强烈冲击了曾经认定的传统音乐以五声为主干的观点，也让我们折服于史前先民那不可思议的创造力！”

☆世界第八奇迹——编钟

1978年5月11日，湖北随县（今随州市）城关镇西北郊擂鼓墩正式发掘一座古墓，在后来鉴定为战国早期的、曾国国君名“乙”的这座墓中，出土了大量文物，其中的乐器尤为引人注目。共出土有钟、磬、鼓、瑟、琴、笙、排箫、箎，计8种125件，还相伴出土有与部分乐器配用的击奏工具（如钟槌、磬槌、鼓槌等）12件和各种构件、附件1714件，合计1851件，充分展示了规模宏大的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在这些乐器中，极有价值的是一套编钟，计65件。

曾侯乙编钟的意义

曾侯乙编种的意义是多方面的。首先，它证明古代中国在声学与音乐上的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曾侯乙编钟所保留下来的12音阶，证实在2500年前中国音乐家已可利用旋宫乐理在5个半八度的音域之间进行音乐演奏与创作。在欧洲，半音阶直到公元16世纪才在大键琴上出现，且只有4个八度的音域，在18世纪初问世的钢琴上出现时才有5个八度的音域，仍落后于曾侯乙编钟。

其次，它集我国先秦科学文化之大成于一体，从多方面多学科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的伟大成就，如它是乐器史上的罕见之作，是青铜铸造史上的奇迹，是工艺美术史上的佳品，是历史学与考古学研究的珍贵资料，还是乐律学的不朽典籍。

第三，它纠正了一些史传谬误，解开了一些久争不下的疑团，还提出了一些有待今人去深入研究方能揭示的课题。

正因为如此，曾侯乙编钟才被喻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

编钟分类及构造

在曾侯乙墓中，钟分三层悬于架上。上层三组19件，为钮钟，体较小；中层三组33件，为甬钟，体形居中；下层二组13件，除两架正中的一件镈钟外，余均为大型甬钟。

甬钟扁如合瓦，体态大小不一。各部分名称如图5—3所示。铣边有棱，舞平，上有长甬；甬下部有旋、斡（音干）。体上部略窄，下部稍宽，呈直线外侈；于部（口部）向上收成弧形。甬均上细下粗，多呈圆柱体。

合金配比揭示了编钟的奥秘

现代实验表明，钟的化学成份比例对音色变化关系重大，当含锡量低于13％时，音色单调、尖刺；含锡量在13％—16％时，音色丰满，悦耳。但含锡量愈高，青铜愈脆，钟易被击破。如何既使声音悦耳，又使钟不易被击破，从现代冶金学研究绘出的曲线（见图5—4）知，当含锡量在15％左右时，钟有最大的抗拉强度，硬度达100HB，才符合钟鼎类器物的要求。

用现代科学手段对编钟进行的检验证明，全套钟用高锡青铜铸成，铜含量为77．54％—85．08％，锡含量为12．49％—14．46％，铅含量一般小于2％，其它元素的含量都很少，都在0．1％以下。这就是说，曾侯乙钟的锡含量是十分符合现代科学理论的。回想一下，1793年在美国宣布独立的庆典会上，美国自制的那口铜钟根本不能用力敲击，因为它太脆了，即使小心翼翼，即使加了防护措施，那口铜钟还是破裂了。相比之下，中国在战国时期已总结出铜钟中锡的最佳含量，这该是多么了不起的成就！

对元素铅和钟音衰减及音色改善关系的认识是编钟铸造中另一重要的技术成就。用现代电子扫描技术得到的编钟试样中铅的电子扫描图相表明，铅不熔于基体，而以独立相存在于合金组织中，它割裂了基体，使α相不连贯，因而使弹性系数降低，阻碍了声波的传递。铅相分布越均匀，对声波的阻碍作用越明显。曾侯乙铜钟中铅含量在2％以下，个别略高于3％，远远高于铁、锌、钴、钒含量，说明铅是有意识加入的。均匀分布的独立铅相可以保证钟声能很快衰减，从而使它能作为乐器使用。

磨砺是不可少的工序

钟被铸成后均经过了磨砺工序。这不但因为在钟体无纹处钟腔内、钮钟舞部等处留下了极细的磨砺横向擦痕，而且在钟架上层摆放有一个完全未经磨砺的钮钟和一个内腔稍经磨砺的钮钟。

对编钟进行磨砺常出于四个目的：一是清除铸件表面的缺陷，达到外观美的目的；二是提高主要振动部位的光洁度，以减少不必要的阻尼，收到更好的音响效果。三是为了改变钟的振动频率。《考工记》记载，“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说的正是振动频率和钟体厚薄的关系，而钟体厚薄的精确把握，全靠对钟腔内壁的磨砺。四是为了保持钟体的基本对称性，以保证钟体共振，取得较纯正的音色。

曾侯乙全套编钟音色优美，音域宽广，音列充实。下层的大钟声音低沉浑厚，音量大，余音长；中层里较大的钟声音圆润明亮，音量较大，余音较长，而较小的钟声音清脆，音量较小，余音较短；上层钮钟声音透明纯净，音量较小，余音稍长。

编钟的形状与结构也是

发出乐音不可少的条件

为什么编钟可以作为演奏用的乐器？除了前面提到的在青铜材料中有意加入一定量的铅，形成独立金相，从而加速声音的衰减速度这一原因外，更重要的与编钟的几何形状和其它结构有关。

编钟的钟体主要由钲部和鼓部组成，它们构成了编钟的共振腔，振动时腔内形成驻波。敲击指定部位时（正鼓音处与侧鼓音处），该处成为振源然后波及钟体各部而发声。若钟体的截面为圆形，钟体只能发出一个基音，也就失去了作为乐器的价值。但由于编钟钟体的截面是“合瓦形”，它具有对应于编钟截面长短轴呈正、反两种对称的基频振动模式，因而使编钟可以发出两个基音。合瓦形钟体与圆形钟体的区别在于，“合瓦形”体两侧有棱，它是钟体刚性最大的部位。当敲击正鼓部时，两侧的棱就起到阻尼作用，加速振动的衰减。当敲击侧鼓部时，棱恰处于振动的节线位置，起不到阻尼与加速衰减的作用。但因为这时的振动模式为相距很近的八条（或四条）节线，振动可延伸至舞部，舞部上方的甬或钮就可代替棱起到阻尼作用，从而改善钟的演奏效果。棱和甬可以互为补充地起到阻尼和加速衰减的作用，这正是合瓦形钟体上加个甬所产生的，也只有中国人才想出了这一奇妙的发明。

此外，与圆钟相比，合瓦形钟体由于不存在仅由两条节线所构成的振动模式，从而可消除“哼声”，大大改善音色和音质。

甬钟上有“枚”，它对编钟进入稳态振动也是有影响的。因为作为振动物体的编钟，具有许多固有频率，受击时会产生复合音。每一个固有频率都有各自的振动单元，频率愈高，振动单元愈小。而那些按一定规律分布在钟体钲部的“枚”就成了振动小单元的负载，它会对相关的高频振动起到加速衰减的作用，从而改善音质。用尺寸相同基频一致的甬钟（有枚）与钮钟（无枚）进行的稳态共振实验也已经证实枚的上述作用。可见“枚”绝非只作装饰用，它对编钟音色也有一定影响。

音脊和隧的存在是使编钟基音得以校准的又一重要因素。音脊和隧位于钟腔之内，从钟口延伸至钲部下缘，呈突起状者为音脊，凹状者为隧。所有的编钟铸成后都要对音脊和隧处进行锉磨。如果编钟质量对称，音脊与隧的位置、大个都很有规律，且对称分布；如果编钟质量不对称，为获得同样的音律，磨削部位就必然偏离正常几何位置，造成各钟音脊和隧位置的不同。一般说来，音脊与隧分别与第一基频和第二基频的节线位置相吻合。这样音脊与正鼓部的厚度就成为决定第一、第二基频高低的充分条件。古代的匠师们已从经验上认识到这两处厚度、大小与范围对音响的影响，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在节线位置上进行调音。这不仅是获得准确的音律的条件，也符合现代声学原理，是十分了不起的杰出成就。实践证明，在节线上调音，不仅可以得到两个准确的基频，而且可使两个基频的相互影响达最小。

铣长的大小也和钟的第一基频有密切联系。现代实验表明，这种关系如图5—5所示。从图知，可将铣长变化对第一基频所产生的影响分为三个区域：在惰性区内，铣长的变化对第一基频产生的影响很小；在敏感区内，铣长的变化对第一基频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正常区域内，随着铣长增加，第一基频按指数曲线连续下降，同时在某一固定铣长之下，有一个频率可改变的区间，这正是调整钟壁厚度能改变基频的原因。可见铣长大小和改变钟体厚度都可改变编钟的第一基频。但对理想的编钟来说，铣长和壁厚有一个最佳比例，片面地从单一因素来调整基频，会使音质变坏，是不可取的做法。

开创中国全金属乐器流派

　　编钟的发声原理大体是，编钟的钟体小，音调就高，音量也小；钟体大，音调就低，音量也大，所以铸造时的尺寸和形状对编钟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发现我国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编钟，那时候的编钟一般是由大小3枚组合起来的。春秋末期到战国时期的编钟数目就逐渐增多了，有9枚一组的和13枚一组的，等等……1978年，湖北随州一座战国时代（约公元前433年）的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至今为止所发现的成套编钟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套，这套编钟之大，足以占满一个现代音乐厅的整个舞台。曾侯乙墓编钟由19个钮钟、45个甬钟，外加楚惠王送的一件大傅钟共65件组成。这些钟分3层8组挂在钟架上，直挂在上层的3组叫钮钟，斜悬在中下层的5组叫甬钟，其中最小的一个钮钟高20．4厘米、质量为2．4千克，在演奏中能起定调作用，最大的一个低音甬钟高达153．4厘米、质量为203．6千克，全套编钟总质量在2500千克以上。钟架是铜木结构的，它的外形呈直角曲尺形（如┏），全长10米以上，上下3层，高273厘米，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整套编钟和梁架气势宏大、壮观无比。演奏时乐队由几个人组成，用6只丁字形木锤敲高、中音，用两根长形棒撞低音。经声学专家研究，编钟中的每只钟都可以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只要准确地敲击钟上标音的位置，它就能发出合乎一定频率的乐音，整套编钟能奏出现代钢琴上的所有黑白键的音响。这套编钟的定音频率为256．4赫，与现在钢琴上的中央“C”频率几乎完全相等。
　　曾侯乙编钟用料是铜、锡、铝合金，全套编钟上装饰有人、兽、龙等花纹，铸制精美，花纹细致清晰，并刻有错金铭文，用以标明各钟的发音音调，它是公元前433年的实物。可见，远在2400多年以前。我国的音乐文化和铸造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它比欧洲十二平均律的键盘乐器的出现要早将近2000年。
　　早在3500年前的商代，中国就有了编钟，不过那时的编钟多为三枚一套。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每套编钟的个数也不断增加。古代的编钟多用于宫廷的演奏，在民间很少流传，每逢征战、朝见或祭祀等活动时，都要演奏编钟。
　　在中国古代，编钟是上层社会专用的乐器，是等级和权力的象征。近代，在中国云南、山西和湖北等地的古代王侯贵族的墓葬中，曾先后出土了许多古代的编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发现的曾侯乙编钟。这套编钟工艺精美，音域可以达到五个八度，音阶结构接近于现代的C大调七声音阶。另外，编钟上还标有和乐律有关的铭文2800多字，记录了许多音乐术语，显示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的先进水平。曾侯乙编钟是目前中国出土数量最多、规模最大、保存较好的编钟，被誉为人类文化史上的奇迹。 编钟音乐清脆明亮，悠扬动听，能奏出歌唱一样的旋律，又有歌钟之称。
　　用曾侯乙编钟演奏的乐曲《楚殇》。乐曲表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屈原被流放时的悲愤之情。
　　1985年8月25日杨家村出土了西周时期编钟一架。这架大型编钟，总重量为340公斤。它在西周考古发现中是不多见的稀世文物。
　　这架乐器，共为4组，铸造的时间各不同，可能为一个家族数代人的制品。它对我们研究西周“钟”，“”的演变规律将有很大的帮助。从器物的用途看，既有编组使用的，又有单独使用的。从“”来看，以前出土实物不多，传世的有“克”，上海博物馆收藏有“四虎”等，但都是单个出现。杨家村“编”，属于西周晚期遗物，是目前已知资料中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另外，从“钟”的铭文看，对研究西周社会史和官职制度等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充分证明编钟无愧为我国古代众乐之首，击之耳边荡漾着雄浑凝重的“金石之声”，形象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充分显示了我们祖先伟大的创造力，使人大开眼界，惊叹不已！
　　被誉为“国宝”的编钟古乐器，从1954以来，在我省出土过多次。《隋书·音乐志》载：编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编悬的木架，西周时叫“(xuān)”，呈“月”形。演奏时用小木槌敲击，音色纯净，旋律优雅，音域宽广，表现力丰富。高音昂扬，惊天动地；低音浑厚，沉雄飞扬，演奏起来八音齐鸣，古音神韵娓娓动听。
　　编钟是西周时代祭祀、朝聘、宴享、歌伎的主要和声乐器，尤其适合于伴奏，富有中国古乐的独特风貌。西周时还以此礼乐制度规定名位、等级。编钟是王公贵族权势的标志。
　　西周编钟，距今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那时候，地球上大部分地区还是荒无人烟，有些地方虽有人群，却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那时，我们这里的祖先不但越过了钻木取火的时代，而且已达到了能用火冶炼青铜铸造编钟的先进时期，它是中国古代科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晶。
　　[编辑本段]曾侯乙编钟
　　战国早期著名青铜乐器。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曾侯乙，是战国时代曾国（今湖北随州、枣阳一带）一个名叫“乙”的诸侯。此人死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1978年曾侯乙墓被发现并开掘，使得许多埋藏地底的珍贵历史文物得以重见天日。现存湖北省博物馆。
　　关于古代乐器，在曾侯乙墓中有着惊人的发掘。墓的东室有琴（十弦）、筝（？）、五弦（？）各一件，瑟五件，笙两件和悬鼓一具。沿北墙放有编磬，靠东南角放着巨大的建鼓。此外，还有篪两件，排萧两管，瑟七件和枹鼓等等。其中最为辉煌，堪称“国之瑰宝”的，要数庞大的乐器组合——编钟。编钟共有六十五枚，全部为青铜铸造，制作精美。钟架呈曲尺形，铜木结构。钟列在钟架上分上、中、下三层。上层钟十九枚，中、下层钟是编钟的主体部份，分为三组，这三组钟形制各异。一套称为“琥钟”，由十一枚长乳甬钟组成；第二套称为“赢司（音sì）钟”，由十二枚短乳甬钟组成；第三套称为“揭钟”，由二十三枚长乳甬钟组成。每件钟体上都镌刻有错金篆体铭文，正面的钲间部位均刻“曾侯乙乍时”（曾侯乙作）。琴它体的铭文，基本是关于五声音阶名与八个变化音名；敲击每一只钟的正、侧都可以奏出升、降两个音。曾国其他五均调高铭文，曾国与晋、楚等国律名的对应文字等等。这些铭文是研究我国古代乐律极其宝贵的材料。
　　曾侯乙编钟的总音域达到五个八度，略次于现代的钢琴。中声部约占三个八度，由于有音列结构大致相同的编钟，形成了三个重叠的声部，几乎能奏出完整的十二个半音，可以奏出五声、六声或七声音阶的音乐作品。
　　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推想，这套编钟演奏时应由三位乐工，执丁字形木槌，分别敲击中层三组编钟奏出乐曲的主旋律，另有两名乐工，执大木棒撞击下层的低音甬钟，作为和声。
　　曾侯乙墓编钟的出土，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因为在两千多年前就有如此精美的乐器，如此恢宏的乐队，在世界文化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铸成，表明我国青铜铸造工艺的巨大成就，更表明了我国古代音律科学的发达程度，它是我国古代人民高度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曾侯乙编钟
　　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套大型编钟。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州市的一座战国早期墓葬——曾侯乙墓中。出土时，整套编钟耸立如故。
　　钟在我国商朝时就已出现，最初只有3到5枚，到周朝增到9至 13枚，战国时发展成 61 枚。人们按钟的大小、音律、音高把钟编成组，制成编钟，演奏悠扬悦耳的乐曲。曾侯乙编钟共 65 枚，其中1 枚是战国时楚惠王赠送的镈。编钟分八组，共分三层悬挂在铜、木做成的钟架上。包括钮钟十九件，甬钟四十五件及一件镈钟，共六十五件，总重量达2．5吨。钟架全长10．79米，高2．73米，由六个佩剑的青铜武士和几根圆柱承托着。六十五枚编钟的总重量达3500千克，它的重量、体积在编钟中是罕见的。钟上大多刻有铭文，上层十九枚钟的铭文较少，只标示着音名，中下层四十五枚钟上不权标着音名，还有较长的乐律铭文，详细地记载着该钟的律名、阶名和变化音名等。这些铭文，便于人们敲击演奏。
　　曾侯乙编钟音域宽广，有五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只少一个八度。钟的音色优美，音质纯正，基调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考古工作者与文艺工作者合作探索，用此钟演奏出各种中外名曲，无不惊叹。曾侯乙编钟是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一个光辉成就，为今天古音律和编钟制造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最大的编钟
　　一九七八年发掘的举世闻名的我国湖北省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是我国古代最庞大的乐器，它共六十四件，(计钮钟十九件，角钟四十五件)，分三层悬挂在满饰彩绘花纹的铜木结构的钟架上，每层的立柱是一个青铜佩剑武士。它们的形体和重量是上层最小，中层次之，下层最大。最小的一件重二点四公斤，高二十点二厘米；最大的一件重二百零三点六公斤，高一百五十三点四厘米。它们的总重量在二千五百公斤以上。钟架通长十一点八三米；高达二点七三米。气魄宏大，场面相当壮观。这座墓的下葬年代为公元前四三三年，距今二千四百一十余年。它的出土引起国内外的重视，被认为是世界音乐史上的重大发现。
　　八十年代初，湖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佛山球墨铸铁研究所、武汉工学院和哈尔滨科技大学等单位上百名科技人员通力协作，采用了激光全息摄影和扫找电镜等现代技术手段，发现我们的祖先早在两干四百多年前就摸索出了铜、锡、铅三种成份的最佳配方，以获得优美的音色；掌握了钟体大小，钟壁厚薄与音高的严格比例，铸造出不同音高的编制系列；设计了“合瓦式”的独特钟形与复杂的钟腔结构，形成了奇妙的一钟双音和优美的旋律。这套编钟都能别两个乐音，全部音域贯穿五个半八度组，高音、低音明显，中间三个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由于有了完备的中间音，所以能在任何一个音上灵活自如地旋宫转调。尤为可贵的是，钟体和附件上，还篆刻有二千八百多字的错金铭文，记载了先秦时期的乐学理论以及曾和周、楚、齐等诸侯国的律名和阶名的相互对应关系，这一重大发现，据弃了所谓“中国的七声音阶是从欧洲传来、不能旋宫转调”的说法。
　　为了使这套中华乐器史上珍贵的国宝发挥更大作用，科学工作者将曾侯乙编钟进行复制。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至九日，中国音协、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铸造学会、考古学会的学者专家共八十多人，在武汉对复制的编钟进行了鉴定。专家通过聆听和比较原件和复制品每个钟的音色、音高，并交替欣赏原件的录音和复制编演奏的《胡笳十八拍》、《梅花三弄》、《浏阳河》、《圣诞夜》等中烁曲。他们认为复制品确实达到了原件的音响效果，高音区清脆，明

我觉得应该是很重要的，至少能够提供一些实物依据，本身的话，古代音乐最多的话，也只有一些诗词之类的，可能有描述，我觉得考古发现应该是去研究古代音乐的一个很重大的部分，至少是古代研究音乐的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考古发现的话，那么可以研究的东西估计就很有限。

中国民乐发展的三个时期

1.中国传统音乐的形成期（约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3世纪）

这时期包括从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奏汉。在音乐体裁方面，经历了由原始乐舞到宫廷乐舞的进化。在旋律音调、音阶形式方面，经历了由原始间乐重视小三度音程的音调，到春秋战国强调宫、商、徵、羽的上下方大3度的"（甫页）、曾"体系，以"三分损益法"相生五音、七声、十二律，初步确立了中国传统音乐旋法的五声性特点。在音乐美学思想方面，先秦诸子百家的论争，奠定了此后各自学说的理论端点。这一时期中，最具代表性意义的音乐艺术形式是钟鼓乐队。

2.中国传统音乐的新生期（约公元4世纪至10世纪）

这一时期包括了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动荡和北方人民南迁、少数民族的内移，构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冲击：一是玄学对儒学的冲击，引起音乐思想的变化；二是少数民族音乐和外国音乐的传入，引进乐器、乐律、乐曲和音乐理论方面的新因素。其冲击的结果，是使中国的传统音乐为之一变，开创了音乐国际化的一代新乐风。一方面是世界音乐的中国化，包括外来乐曲的中国化，外来乐器的运用，外来乐调的传入，外来乐队的民族化，以及外来乐人为发展中国音乐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是中国音乐的世界化，即：中国音乐以其辉煌的成就给世界许多国家（尤其是周边各国，如朝鲜、日本等）以重要的影响。

3.中国传统音乐整理期（约公元10世纪至19世纪）

包括辽、宋、金、明、清。其政治上的特点是：从纷乱和分裂到相对的统一，又从南北对立到多民族国家统一政权的建立，及其在相当长时期内的相对稳定。音乐文化方面则具有世俗性和社会性的特点。所谓世俗性，就是与普通的平民阶层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此时期的传统音乐，无论在演出人员和观众、听众对象方面，都已具有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在音乐理论方面，表现出对前一时期的继承和清理的倾向。音乐形态特点已逐渐趋于凝固定型化。其代表性音乐艺术形式是戏曲艺术及其音乐。这一艺术形式，上承前代，下接后世，并广泛吸收当代音乐新成果，成为集古今音乐大成的音乐宝库。

中国民乐的发展

先秦：编钟改写先秦的音乐历史

李教授认为，在我国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的曾侯乙编钟是先秦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乐器。它的出土改变了一段时间内在民族音乐领域内所认为的先秦音乐只有五声音阶的观点，彻底改写了整个先秦的音乐历史。

据了解，曾侯乙墓被发掘以后，其中有陪葬的64枚编钟。从编钟以及钟上的铭文反映出的内容看，中国早在2000多年以前，就能制造出七声12律齐全，还可以旋宫转调的编钟，因此这些编钟被视为考古界和民族音乐一个历史性的符号。编钟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多种社会功能，既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又是乞求平安的祭祀用品。

唐朝：以弹拨音乐为主体的华丽浪漫民乐时代

伴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的提高，以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乐器的制造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唐朝音乐的特点是以弹拨音乐为主，李教授认为，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时期，经济水平相比于秦朝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与此相应的，在民族音乐领域内，先秦那种在室外演奏的、相对粗糙的编钟渐渐衰落，而具有浪漫和华丽色彩的弹拨音乐、歌舞乐队迅速发展起来。另外，在外来文化的影响下，包括高丽、胡人、西域等地音乐开始传至中原，极大丰富中国民族乐器的品种。

进入宋朝后，弹拨音乐开始走上了下坡路，管弦乐得到了了发展，这也是同当时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这种趋势和宋朝的战争不断的局势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音乐其实是经济、文化、社会的一个缩影。” 李教授得出了如上结论。

元朝：文人推动下繁盛的元曲时代

元朝没有科举制度，于是大批的文人都转入了民间艺术的创作之中。元曲因此具有很强的故事情节性，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进一步促进了它的繁盛。在这个问题上，李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的元曲同外国歌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元曲重要形成了一系列的曲牌名，每一个新的创作都是利用已经形成的曲牌名。而外国的歌剧就没有这样的“格式”可以套，所有的创作结构都是全新的。

到清朝以后，是中国的少数民族乐器繁盛的时代，以明末清初出现的二胡就是这个时代民族乐器发展的一个缩影。汉人的音乐一直都是以“单字”居多，比如我们所熟知的萧、笛、琴、钟等。通常在乐器中出现的两个字的乐器多是外国传入中国民族音乐之中的，比如我们熟悉的唢呐、二胡等。

近代：民族音乐发展艰难

瞎子阿炳的《二泉映月》为大部分观众所耳熟能详，但是李教授认为在中国近代的发展时期，民族音乐的发展进入一个步履蹒跚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两个标志性人物就是阿炳和刘天华。

刘天华是我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家，北京大学教授，诗人刘半农的弟弟，他是与瞎子阿炳同时代的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曲家，经典代表作有《月夜》、《空山鸟语》、《良宵》、《光明行》等。李教授特别强调这位民族音乐的宗师对中国民族音乐的贡献，认为他是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第一人。从他开始，中国民族音乐进入了学堂化的发展时期，这使中国民族音乐发生了质的变化。

建国后：民族音乐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建国以后，中国社会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中国建设战天斗地的气氛使社会各阶层群情激昂，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也由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随着革命事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生产的广泛开展，出现了大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民族乐曲，如很多人熟悉的《赛马》、《喜看麦田千层浪》等作品就是这一时期有代表的作品。在这一时期，民族音乐的一些旧的观念得到了剔除，很多西洋乐曲中的一些新的元素被借鉴。

2005年春节，天津歌舞剧院在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举办"鸡年中国民族音乐会"取得巨大成功，音乐会不但通过卫星直播传送到国内，而且由美国休斯敦音像公司无偿提供音乐会的录音，将制作成CD在全世界发行。
自1998年中央民族乐团代表中国民乐第一次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八年来，在“金色大厅”举办的“中国春节民族音乐会”已经成为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品牌。
从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一曲《茉莉花》和二胡表演，以及现代民乐组合如《女子十二乐坊》在东南亚的如潮好评，到中国各地民族乐团在国际国内演出市场的日益活跃，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力量的积累正逐渐地转化为民族自信，也带来民族音乐的回归——中国民乐正在交流与创新中走向复兴。

随便举几个，礼乐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礼坏乐崩就是说如果不处理好国家问题的后果，礼不用说了，可见乐在古代有着重要的社会地位。中国抗战中多少优秀的歌曲是激励中国，中华民族抗战的动力，我们的国歌便是。义和团音乐应该是典型的民俗音乐在战争中的运用。我倒是认为音乐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远远不及在史学，民俗学，音乐界的影响，它突出体现了音乐的生活性（战争是当时当地生活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