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曾在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中，率领明军取得胜利，并且给予后金以重创的名臣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处以了凌迟极刑，这也造就了明朝末年最富有争议的“冤案”。

此时此刻正在遭受劫难的袁崇焕，心中必然是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他感叹皇太极的阴毒，怨恨崇祯皇帝的刚愎与多疑，同时更是在咒骂满朝文臣的落井下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让袁崇焕真真切切的是“恨之入骨”，这个人便是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

一直以来，人们在评价“己巳之变”的时候，都会将袁崇焕计斩毛文龙，让皇太极没有了后顾之忧，进而可以放心大胆的，从龙井关、大安口深入京畿地区，包围北京城，当作这场大明王朝这场重大浩劫的主要原因。

然而事实上，“己巳之变”的真正“始作俑者”却是林丹汗。

正是林丹汗在拿着明朝大笔封赏的情况下，不断袭扰明朝长城防线，造成了明朝在宣府、蓟镇、大同等地兵力减少，战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消耗；也正是他的一些列错误的内部统治政策，让众多的蒙古部落投靠了后金，极大的增强了皇太极的实力；更为严重的是，正是由于林丹汗的“西迁右翼”，主动撤出察哈尔故地，让明朝长城防线以北是门户洞开，这才最终导致了皇太极能够借道奔袭、破关而入，围困京畿，此后八旗铁骑更是先后五次南下，深入中原腹地劫掠，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在此期间，林丹汗不仅遭到了后金的蚕食，更是因为连年征战让自己的实力也在极度的消耗，真可谓是做了一桩“损人不利己”的“赔本买卖”。

而这仅仅是林丹汗一生志大才疏、极度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的一个缩影。

作为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头顶着“黄金家族后裔”的殊荣，林丹汗也是极度渴求重新统一蒙古，以恢复先祖当年的荣光。可是，林丹汗非常可悲的过度高估了自己，面对持续分裂的蒙古和日益强大的后金，林丹汗可以说是自始至终都在采取着极度错误的内政、外交和军事策略，而这些举措无一例外的不是让他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将其完全的葬送，顺便还狠狠的“坑”了一把大明王朝。最终，这位志大才疏的“四十万蒙古之主”，也彻底沦为了历史的“笑柄”。

面对努尔哈赤的蚕食与分化瓦解，林丹汗却主动开启了“自毁长城”之路。

林丹汗，全名孛儿只斤·林丹巴图尔，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继承汗位，成为了蒙古帝国第三十五任大汗。而明朝按照对待蒙古部落的惯例，也给了他一个极富羞辱性称呼，“虎墩兔憨”。

此时的林丹汗，面对的是一个一盘散沙式的蒙古。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并不承认林丹汗的蒙古之主的地位。漠西的卫拉特蒙古，因为此前瓦剌部首领也先对蒙古部落那次短暂且并不成功的篡位统一，使得漠西蒙古诸部与林丹汗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而漠南蒙古的科尔沁、喀喇沁、内喀尔喀等部落，尽管名义上尊林丹汗为“共主”，但却依旧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所以林丹汗能够实际控制并且真正统治的也就只有察哈尔部。

然而即便如此，登基伊始的林丹汗，就将重新统一蒙古各部，恢复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的荣光作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并不断加以实施。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明朝正处于“万历三大征”之后的恢复期，努尔哈赤也在忙于统一女真各部，林丹汗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使得其在漠南蒙古各部中的声望显著提升，对于其他部落的控制也在不断加强，俨然已经有了“共主”的姿态和气质。

就在此时，林丹汗的第一个“昏招”出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林丹汗在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的劝说下，正式改信“黄教”为“红教”。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藏传佛教中“黄教”是指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至于“红教”，本应该确指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但是自格鲁派占据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后，开始用“非黄教”来代指藏传佛教中除了格鲁派的其他三大宗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和噶举派，“红教”也就此成为“非黄教”的泛称。所以这里林丹汗改信的“红教”，实际上是本应称为“花教”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当年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大师就是萨迦派的“萨迦五祖”之一。

林丹汗的这一举动，可谓是激起了蒙古各部的众怒，上至部落贵族，下至牧民百姓，都给予了极度的排斥。自俺答汗推行“黄教”开始，“黄教”的教义已经为蒙古各部落所接纳，并且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与发展，“黄教”对于蒙古民众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况且在此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林丹汗大力宣扬“黄教”，并通过“黄教”树立了自己的威望，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如今擅自改换宗派，收到的反对声音是可想而知的。而也正是因为林丹汗如此一意孤行的做法，将自己陷入到了不利的舆论境地，更使得已经趋向于一统的漠南蒙古诸部开始貌合神离，重新走向了分裂。

就在林丹汗改换宗派的同时，努尔哈赤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此后，努尔哈赤带领八旗劲旅夺抚顺、下清河、鏖兵萨尔浒，随后又抢开原，占铁岭，灭叶赫，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实力已经发展壮大，引得了明朝朝廷以及林丹汗的恐慌。

此时的明朝制定了一套“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就是积极拉拢林丹汗，共同抵抗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而面对明朝的主动示好，林丹汗也顺坡下驴，选择了接受明朝的安抚，当然明朝给予了林丹汗一定的赏赐，并且承认了其对广宁等地的占领事实。

在这之后，林丹汗组织蒙古军队接应支援明军作战，然而皆以大败而归收场，特别是在铁岭一战中，不仅没有帮助明朝保下铁岭，派去支援的内喀尔喀五部联军一万多人几乎内努尔哈赤打了个全军覆没，其首领宰赛还被俘虏。

自己的势力遭到了努尔哈赤的蚕食，而自己的战力通过战争的检验已然证明处于下风，可是林丹汗仗着与明朝结盟，有了明朝的支持，却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狂悖”。

于是，林丹汗以“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居，蔑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女真之主”，不仅要求努尔哈赤立即释放宰赛等人，更是威胁努尔哈赤但凡进犯广宁，必然率众踏平女真。

面对林丹汗的大言不惭，努尔哈赤可以说是完全不屑于动怒，根据《满文老档》记载，此时的努尔哈赤用非常平和的话语回复了林丹汗：

“我闻，大都城被攻克时，四十万蒙古尽为明人所掳，逃出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蒙古亦不尽属于尔也矣！属鄂尔多斯者一万，属十二土默特者一万，属阿索特永谢布者一万。此右翼三万之众，与尔无涉，乃自由驻牧之众也！其左翼三万之众又岂尽属于尔耶？三万之众尚且不足，仍引昔日之陈词，自诩四十万，而轻我人少，仅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乎？”

而在与林丹汗打着“嘴仗”的同时，努尔哈赤继续挖着林丹汗的墙角，他以宰赛为要挟，强迫内喀尔喀五部与自己结盟，并让内喀尔喀用一万头牲畜赎回宰赛，在这样使得林丹汗可以说是颜面全无。

于是不久之后，林丹汗的第二个“昏招”又来了。

尽管与后金结盟，但是内喀尔喀五部对努尔哈赤是阳奉阴违，口服心不服。

明天启三年（1623年），努尔哈赤实施了一次对于内喀尔喀五部的报复性打击。内喀尔喀是完全抵挡不住后金的进攻，只得向“共主”林丹汗请求援助。然而，林丹汗却选择了坐视不理，任由内喀尔喀盟主卓里克图如何求援，林丹汗就是按兵不动。

这件事情的发生，可以说给了漠南蒙古诸部以极大震撼，林丹汗的威信可以说就此荡然无存，就连“共主”之名也就此是名存实亡了。

此后，本就与林丹汗察哈尔部关系不佳的科尔沁部直接选择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努尔哈赤结盟，与此同时，林丹汗的第三个“昏招”又出现了。

明天启四年（1624年），林丹汗主动向科尔沁部发动了进攻，尽管他一度占据了优势，可是在看到努尔哈赤的援兵后，林丹汗却又急忙撤走了。这样一来，林丹汗不仅与科尔沁等部彻底交恶，更是将自己对于后金的胆怯昭显无疑，名望进一步降低了。

这波动荡还没有平息，林丹汗的又一个“昏招”马上接踵而至了。

明万历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兵败宁远，此时的内喀尔喀五部希望借着后金士气低落之际，改变对于后金不利的作战局面，不想，努尔哈赤拖着病体率领八旗精锐亲征内喀尔喀。

这一次，努尔哈赤对于内喀尔喀五部是彻底动了杀心，他以大贝勒代善为先锋，兵分八路杀向内喀尔喀。卓里克图所部率先被击溃，只得狼狈逃窜，期间遇到了林丹汗的部队。

可怜的卓里克图可以说是“刚出狼穴又入虎口”，林丹汗并不是来接应或者驰援，而是来趁火打劫的。就这样，林丹汗以卓里克图对其不忠且在其进攻科尔沁部时向后金告密为由，将其斩杀，所部尽数吞并。

之后，由于毛文龙袭扰鞍山，迫使努尔哈赤回兵，内喀尔喀其他部落才得以保全。然而仅仅过了数月，接替努尔哈赤登上后金汗位的皇太极，又发兵直奔内喀尔喀而来，内喀尔喀又一次陷入到了水深火热之中。与此前相同的是，林丹汗则是继续选择“兴高采烈”的跑来趁火打劫。

于是，内喀尔喀五部就此土崩瓦解。

伴随着内喀尔喀五部的覆灭，后金彻底解决了自己在西北方向上的后顾之忧，同时这也标志着明朝“以西虏制东夷”政策的破产。林丹汗本意上打着“攘外必先安内”的主意，但是结果是内不仅没有安抚，反而是树敌众多，同时更是让后金通过蚕食漠南蒙古诸部的方式，实力进一步壮大。

可以说，林丹汗是通过自己的一系列的“昏招”，本想着统一蒙古，稳固自己的统治，但是却亲手配合着后金瓦解了自己对于漠南蒙古诸部的统治，可谓是“自毁长城”。

在与皇太极的交锋中，林丹汗更是处于了绝对的劣势。

伴随着内喀尔喀五部的瓦解，科尔沁等部落与后金结盟，林丹汗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极大的压缩，而此时皇太极开始将影响力渗透到了察哈尔内部。

蒙古察哈尔部，实际上是由浩齐特、奈曼、克什克腾、乌珠穆沁、苏尼特、敖汉、阿喇克卓特和主锡惕八个鄂托克构成。

这其中的奈曼和敖汉是处于林丹汗和皇太极之间的夹缝地带，政治处境堪忧。于是，这两部的首领主动找到了皇太极，表明愿意充当后金与察哈尔蒙古之间的友好使者，促成双方的和平谈判。

皇太极表面上同意了两人的要求，但是背地里却派人在察哈尔各部落之间散播奈曼和敖汉两部已经投降后金的谣言。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努尔哈赤时期，林丹汗就对漠南蒙古诸部表现出了极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并且林丹汗是“眼里揉不得沙子”，手段却又简单粗暴，只知道攻伐和兼并，根本不懂得用外交或政治和谈的方式解决。

可以说，林丹汗这一弱点被皇太极彻底的拿捏住了，再听到奈曼和敖汉两部投降皇太极的谣言后，完全不给对方任何辩解的机会，直接派兵杀了过来。

见到此情此请，这两部的首领不仅大为震惊，更是极度的心寒，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彻底投降了皇太极，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开始从内部瓦解。

实际上，皇太极与林丹汗，两人都出生于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但是两人的心智和能力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林丹汗面对这样一个精明的对手，加上一再送上的“神操作”，这也决定了他最终的命运。

“西迁右翼”，林丹汗走上了覆亡的道路。

此时的皇太极，对于林丹汗来说无疑是异常可怕的，不仅仅是后金在军事实力上处于碾压林丹汗的存在，更重要的是，毫无政治手段的林丹汗始终处于被皇太极牵着走的局面，可以说是处于绝对的被动。

然而此时的林丹汗，依旧是将他的“统一蒙古”的大业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既然东面有强敌，西边的蒙古诸部还是一盘散沙，为何不向西拓展。

于是，林丹汗率领部众，开始一路向西，这便是“西迁右翼”。

事情果然如林丹汗所料想的一样，皇太极他打不过，但是欺负这些散落的蒙古小部落确实是手到擒来，于是在短时间内，迅速吞并了许多蒙古部落。

而林丹汗也被这轻易取得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他想着动一动明朝了。

此时，林丹汗和明朝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得非常的紧张。

此前林丹汗和明朝名义上是“结盟抗金”，除了几次不太成功且损兵折将的出兵接应外，林丹汗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对于明朝与后金之间的战事保持了“两不相帮，坐等渔利”的态度。可是，即便是如此，他对于明朝封赏的讨要确实与日俱增，从最初的四千两，到后来的四万两，之后是越要越多，不管是熊廷弼、袁应泰、王化贞还是袁崇焕，为了安抚林丹汗都给予了其大量的封赏。据统计，整个天启年间，明朝对于林丹汗的赏赐达到了百万两白银之巨。只不过林丹汗的表现确实让人大失所望。于是在天启七年（1627年），天启皇帝去世，崇祯皇帝登基后，对林丹汗是“尽革其赏”。

于是乎，在林丹汗“西迁右翼”的过程中，除了吞并蒙古诸部，就是不断袭扰、劫掠大明王朝的北部边境地区，特别是在崇祯元年（1628年）六月，林丹汗举兵攻打大同，杀死兵民数万人，还险些攻占了大同。在这之后，崇祯皇帝颇为无奈的恢复了对林丹汗的赏银，但是林丹汗却没有停止对明朝的袭扰，可以说大明王朝是深受其累。

而在另一边，得知林丹汗“西迁右翼”的消息后，皇太极却是喜出望外。

就在林丹汗离开察哈尔故地之时，皇太极拍马赶到，迅速占领了辽河套地区，林丹汗的势力彻底被驱逐到宣府以西的草原地带，包括喀喇沁在内的众多部落投降了后金。

此时，当时中国北部的战局，因为林丹汗的“西迁右翼”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首先，是伴随着皇太极占领长城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明朝的长城防线开始与后金直接接触，由此明朝的京畿地区是门户洞开，彻底暴露在了皇太极的视线之内。而此后的十多年里，八旗铁骑正是通过这片缺口，先后五次破关而入，南下劫掠，其中就包括前文中说道的崇祯二年（1629年）的“乙巳之变”与袁崇焕的被杀。

其次，林丹汗的“西迁右翼”，给草原上的其他蒙古部落造成了巨大的恐慌，纷纷结盟以对抗林丹汗，而林丹汗不仅要面对激烈的抵抗，还要面临着严重的自然灾害的侵袭，有时候不得不依靠劫掠缓解经济压力，再加上他强行推行“红教”，受到草原蒙古部众的极度排斥，使其生存空间进一步被压缩。

再次，长时间的用兵作战致使林丹汗的实力消耗严重，这也为他后来的最终败亡，埋下了伏笔。

面对林丹汗的窘境，皇太极也决定彻底的解决林丹汗的问题。

后金天聪六年（1632年），皇太极率八旗主力，打得林丹汗是大败亏输，只得放弃宣府等地，继续向西迁徙，在此过程中部众纷纷离他而去，主动投降后金，林丹汗的处境也愈发的艰难。

最终，后金天聪八年（1634年），林丹汗因为天花死在了青海的打草滩，一代草原枭雄就此陨落。

在林丹汗去世后，他的继承人额哲在其生母苏泰太后的带领下，归降了后金，并且为皇太极献上了所谓的“传国玉玺”，皇太极以此改元称帝。而额哲也迎娶了皇太极的女儿马喀塔公主为妻，林丹汗和皇太极，两人自努尔哈赤时期就开始在战场上角逐，最终是以结为儿女亲家的结局收场，不得不说是造化弄人。

除了苏泰太后，林丹汗的其他妻子们先后带着自己的部众，归降了后金，她们中大部也嫁给了皇太极及其他的后金贵族。

至此，自成吉思汗开始，存续了四百余年的蒙古帝国正式宣告灭亡，整个漠南蒙古也尽数归入后金。

对于林丹汗来说，在意图统一蒙古的道路上，他所遇到的情形像极了两百年后欧洲的普鲁士。

当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普鲁士开启王朝统一战争的时候，他所面对的也是一盘散沙的德意志，外有强敌法国、沙俄、丹麦等强国环伺，内有奥地利这样一个劲敌。然而，普鲁士不仅仅是单纯的依靠着自己强大的军事实力，同时更是依靠着高超的外交手段，以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高层，为了打丹麦联合和奥地利，为了打奥地利安稳住了法国，面对已经毫无还手之力的法国没有赶尽杀绝，对待实力强大的巴伐利亚保全了其大公国的权利地位。正是依靠着军事、政治、外交的多重作用，普鲁士最终完成了德国的统一，由此开启了德国近代的高速发展之路。

反观林丹汗，军事上的表现乏善可陈，外交上的成绩惨不忍睹，对于自己统领的蒙古部落的管理上更是一塌糊涂。

“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黄金家族接班人”，先祖的成绩只是给了林丹汗一个高贵的出身以及一堆并没有多大用处的虚名，然而，林丹汗却过度的沉迷在这这份虚名之中，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又给自己加了诸如“神中之神”、“上天之天”等更加别致而又炫酷的称号。尽管这些称号彰显着他志在统一蒙古，光复先祖荣耀的远大理想，但是不管是能力、眼界、谋略，他都与他的先祖们相距甚远，然而他却依然乐此不疲的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号称“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 的林丹汗，还是为他所蔑称的“水滨三万女真之主”后金两代领导人所灭，不仅葬送了自己的一生，也葬送了先祖仅存的最后基业，同时也因为自己的这份志大才疏，成为了历史的笑柄。

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曾在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中，率领明军取得胜利，并且给予后金以重创的名臣袁崇焕，被崇祯皇帝处以了凌迟极刑，这也造就了明朝末年最富有争议的“冤案”。

此时此刻正在遭受劫难的袁崇焕，心中必然是充满了无比的愤恨，他感叹皇太极的阴毒，怨恨崇祯皇帝的刚愎与多疑，同时更是在咒骂满朝文臣的落井下石。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让袁崇焕真真切切的是“恨之入骨”，这个人便是蒙古察哈尔部的首领林丹汗。

一直以来，人们在评价“己巳之变”的时候，都会将袁崇焕计斩毛文龙，让皇太极没有了后顾之忧，进而可以放心大胆的，从龙井关、大安口深入京畿地区，包围北京城，当作这场大明王朝这场重大浩劫的主要原因。

然而事实上，“己巳之变”的真正“始作俑者”却是林丹汗。

正是林丹汗在拿着明朝大笔封赏的情况下，不断袭扰明朝长城防线，造成了明朝在宣府、蓟镇、大同等地兵力减少，战力也遭到了极大的消耗；也正是他的一些列错误的内部统治政策，让众多的蒙古部落投靠了后金，极大的增强了皇太极的实力；更为严重的是，正是由于林丹汗的“西迁右翼”，主动撤出察哈尔故地，让明朝长城防线以北是门户洞开，这才最终导致了皇太极能够借道奔袭、破关而入，围困京畿，此后八旗铁骑更是先后五次南下，深入中原腹地劫掠，给中原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在此期间，林丹汗不仅遭到了后金的蚕食，更是因为连年征战让自己的实力也在极度的消耗，真可谓是做了一桩“损人不利己”的“赔本买卖”。

而这仅仅是林丹汗一生志大才疏、极度缺乏战略眼光和政治手腕的一个缩影。

作为天之骄子成吉思汗的嫡系子孙，头顶着“黄金家族后裔”的殊荣，林丹汗也是极度渴求重新统一蒙古，以恢复先祖当年的荣光。可是，林丹汗非常可悲的过度高估了自己，面对持续分裂的蒙古和日益强大的后金，林丹汗可以说是自始至终都在采取着极度错误的内政、外交和军事策略，而这些举措无一例外的不是让他在通往梦想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至将其完全的葬送，顺便还狠狠的“坑”了一把大明王朝。最终，这位志大才疏的“四十万蒙古之主”，也彻底沦为了历史的“笑柄”。

面对努尔哈赤的蚕食与分化瓦解，林丹汗却主动开启了“自毁长城”之路。

林丹汗，全名孛儿只斤·林丹巴图尔，成吉思汗的嫡系后裔，于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继承汗位，成为了蒙古帝国第三十五任大汗。而明朝按照对待蒙古部落的惯例，也给了他一个极富羞辱性称呼，“虎墩兔憨”。

此时的林丹汗，面对的是一个一盘散沙式的蒙古。

漠北的喀尔喀蒙古，并不承认林丹汗的蒙古之主的地位。漠西的卫拉特蒙古，因为此前瓦剌部首领也先对蒙古部落那次短暂且并不成功的篡位统一，使得漠西蒙古诸部与林丹汗始终处于敌对状态。而漠南蒙古的科尔沁、喀喇沁、内喀尔喀等部落，尽管名义上尊林丹汗为“共主”，但却依旧处于各自为战的状态，所以林丹汗能够实际控制并且真正统治的也就只有察哈尔部。

然而即便如此，登基伊始的林丹汗，就将重新统一蒙古各部，恢复成吉思汗时期的蒙古帝国的荣光作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并不断加以实施。在此之后的十多年里，明朝正处于“万历三大征”之后的恢复期，努尔哈赤也在忙于统一女真各部，林丹汗迎来了自己的黄金发展时期，这使得其在漠南蒙古各部中的声望显著提升，对于其他部落的控制也在不断加强，俨然已经有了“共主”的姿态和气质。

就在此时，林丹汗的第一个“昏招”出现了。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林丹汗在西藏萨迦派僧侣沙尔呼图克图的劝说下，正式改信“黄教”为“红教”。

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藏传佛教中“黄教”是指藏传佛教的格鲁派。至于“红教”，本应该确指藏传佛教的宁玛派，但是自格鲁派占据藏传佛教的主导地位后，开始用“非黄教”来代指藏传佛教中除了格鲁派的其他三大宗派，即宁玛派、萨迦派和噶举派，“红教”也就此成为“非黄教”的泛称。所以这里林丹汗改信的“红教”，实际上是本应称为“花教”的藏传佛教萨迦派，当年忽必烈的国师八思巴大师就是萨迦派的“萨迦五祖”之一。

林丹汗的这一举动，可谓是激起了蒙古各部的众怒，上至部落贵族，下至牧民百姓，都给予了极度的排斥。自俺答汗推行“黄教”开始，“黄教”的教义已经为蒙古各部落所接纳，并且经过几十年的沉淀与发展，“黄教”对于蒙古民众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况且在此前的十多年时间里，林丹汗大力宣扬“黄教”，并通过“黄教”树立了自己的威望，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力，如今擅自改换宗派，收到的反对声音是可想而知的。而也正是因为林丹汗如此一意孤行的做法，将自己陷入到了不利的舆论境地，更使得已经趋向于一统的漠南蒙古诸部开始貌合神离，重新走向了分裂。

就在林丹汗改换宗派的同时，努尔哈赤与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式建立了后金政权。此后，努尔哈赤带领八旗劲旅夺抚顺、下清河、鏖兵萨尔浒，随后又抢开原，占铁岭，灭叶赫，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实力已经发展壮大，引得了明朝朝廷以及林丹汗的恐慌。

此时的明朝制定了一套“以西虏制东夷”的策略，就是积极拉拢林丹汗，共同抵抗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而面对明朝的主动示好，林丹汗也顺坡下驴，选择了接受明朝的安抚，当然明朝给予了林丹汗一定的赏赐，并且承认了其对广宁等地的占领事实。

在这之后，林丹汗组织蒙古军队接应支援明军作战，然而皆以大败而归收场，特别是在铁岭一战中，不仅没有帮助明朝保下铁岭，派去支援的内喀尔喀五部联军一万多人几乎内努尔哈赤打了个全军覆没，其首领宰赛还被俘虏。

自己的势力遭到了努尔哈赤的蚕食，而自己的战力通过战争的检验已然证明处于下风，可是林丹汗仗着与明朝结盟，有了明朝的支持，却比此前任何时候都要“狂悖”。

于是，林丹汗以“四十万蒙古国之主巴图鲁成吉思汗”自居，蔑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女真之主”，不仅要求努尔哈赤立即释放宰赛等人，更是威胁努尔哈赤但凡进犯广宁，必然率众踏平女真。

面对林丹汗的大言不惭，努尔哈赤可以说是完全不屑于动怒，根据《满文老档》记载，此时的努尔哈赤用非常平和的话语回复了林丹汗：

“我闻，大都城被攻克时，四十万蒙古尽为明人所掳，逃出者仅六万人。且此六万蒙古亦不尽属于尔也矣！属鄂尔多斯者一万，属十二土默特者一万，属阿索特永谢布者一万。此右翼三万之众，与尔无涉，乃自由驻牧之众也！其左翼三万之众又岂尽属于尔耶？三万之众尚且不足，仍引昔日之陈词，自诩四十万，而轻我人少，仅三万人。天地岂不知乎？”

而在与林丹汗打着“嘴仗”的同时，努尔哈赤继续挖着林丹汗的墙角，他以宰赛为要挟，强迫内喀尔喀五部与自己结盟，并让内喀尔喀用一万头牲畜赎回宰赛，在这样使得林丹汗可以说是颜面全无。

明朝遗民谈迁的史学巨著《国榷》记载：
「辛末，召象乾及廷臣於平台问。象乾方畧对曰：『插汉虎墩兔憨与顺义王卜石兔哈喇慎、白黄台吉俱元小王子之後。卜哈俱插汉分部，岁贡。自黄台吉与插汉閧，插汉不贡。隆庆庚午，俺荅受封开市，卜哈部夷屡掠之。去岁卜石兔西走，哈喇慎俱被攎，白台吉仅身免，东投於建奴。其弟跌各兔等不欲也，白台吉媿死，哈部今其人无几。朵颜三十六家此日亦当联络，与哈喇慎可得三万人。诸部惟永邵卜最强，约三十余万人，若合卜石兔之兵可御插汉。』
帝曰：『插汉意不受抚，何？』对曰：『当从容笼络。』帝曰：『如不欵，何？』象乾密奏语不尽闻。帝善之，命往与袁崇焕共计。象乾请发抚赏银五万两。」
此事《崇祯长编》卷之十三元年九月亦有载，不过把「建奴」忌讳作「清」而已。由此可见朵颜是明廷笼络的对象。
而袁崇焕被指资敌的对象，就是上述的朵颜部。故市米资盗并不能成袁崇焕的罪名。而且袁崇焕后来卖米也是崇祯帝许可的：“其招来属夷，其有饥困，查明部落多少，计口量许换米”。
《国榷》卷八十九又有记载：“初，广宁塞外有炒化、暖兔，贵英诸虏。蓟镇三协有三十六家守门诸夷。所云西虏也。皆受我赏。建虏虽强，其势未大合。至是，中外迎上指。谓通建虏，并革其赏。诸夷已閧然。会塞外饥，请粟。上坚不予，且罪阑出者。于是东边诸胡群起飚去，乃尽折入建虏，不受汉索也。”
可见谈迁认为崇祯在蒙古人饥荒时不知乘机拉拢，才是蒙古人投向后金引其入寇的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