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

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情色彩占据了上风，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沦落到那个样子，全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

大陆反哺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这两个阶段大致范围是1919年到1949年，是在大陆出现的。

三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港台。

这次国学热的出现与20多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我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从一个曾经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的大国，沦落为在西方的洋枪洋炮面前不堪一击的封建帝国。巨大的反差，使国人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感情色彩占据了上风，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沦落到那个样子，全是传统文化、儒家思想惹的祸，于是，批判传统文化，否定儒家思想就成为了鸦片战争以后的主流思潮，主要表现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五四时期、全国解放初期、“文革”时期和改革开放的最初十年。儒家思想先后遭遇过数次大劫难。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们的社会走出了过去那种封闭保守的僵化状态，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由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在各个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越来越迫切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越来越需要表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东西，这就激发了中国人复兴传统文化的强烈愿望。当我们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能代表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文化象征时，挖掘传统文化及儒家思想中有价值、有益的思想资源就成为很自然的事，这也是我们这个民族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一种表现。这或许就是当今国学热产生的一个原因。 亚洲四小龙就是指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陆研究儒家的声音基本上消失了，儒家思想研究的重点转到了我国港台地区。港台地区研究儒学主要有两个地方，一个是香港的新亚书院，一个是台湾的东海大学。但在港台地区，真正兴起，真正受到重视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为什么？因为七十年代欧美经济不景气，而属于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却出现了经济的持续和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腾飞，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对这种现象，东西方学者很自然就要追问: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什么会出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它背后的动因是什么？当人们试图探寻其中的深层原因时，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是得益于一种群体性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这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的基础就是来源于有着数千年历史传统的儒家思想，就是来源于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东亚价值观”。在这些学者看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精神动力正是来自于儒家伦理，是对儒家伦理的成功应用和改造的结果。如日本著名企业家涩泽荣一在他的《论语加算盘》一书中，认为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算盘加《论语》，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开创了儒家式经营之风。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陈荣照也提出了儒教精神促进了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观点。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儒家思想传统的国家，作为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核心，很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联想:儒家文化、儒家伦理导致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当我们的经济要发展，要腾飞的时候，也必须重视对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的研究。这或许是当前国学热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新儒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20世纪30年代初，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创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二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4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发展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冯友兰、贺麟等。这两个阶段大致范围是1919年到1949年，是在大陆出现的。三是从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是现代新儒学的成熟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方东美等。四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这是现代新儒学的复兴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等。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主要是在港台。
当代国学热的兴起与港台地区第三代、第四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以接续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主张在西方文化面前，应该完好地保留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国民精神。他们著书立说，四处讲学，身体力行，在世界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的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陆陆续续在大陆出版并广为流传，大陆学者也兴起了对港台新儒学学者及其思想的研究高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和交流的不断扩大，在中国大地上出现儒家文化热和国学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据说，我国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大约有3500万，这些华人散居在世界的各个不同角落，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他们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归属和认同，对具有共同的民族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归属和认同，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每年举办的各种祭祀活动，如祭祀伏羲、祭祀黄帝、祭祀大禹、祭祀孔子等，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人回到祖国，共同祭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和道德始祖，这些海外华人的思想情感和文化认同作为一种外力，也推动了当前国内国学热的升温。 近些年来，一些高校纷纷成立有关国学、传统文化、儒释道思想的研究机构，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安徽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等，出版的学术著作及研究文章不计其数，每年都要召开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欧美、东亚、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也有相当规模的研究机构和学术队伍。
媒体方面，阎崇年先生在《百家讲坛》讲清帝，刘心武讲红楼，易中天讲三国，王立群讲史记，等等，这些学人雅俗共赏的讲座，重新唤起了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
除了电视台外，还有纸质媒体、网络媒体的积极参与和推动，譬如《光明日报》专门开设了国学版，中文搜索引擎百度开设了“国学频道”，新浪网高调推出乾元国学博客圈，等等。
最近刚刚颁布实施的《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也明确提出: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种种现象说明了中国人需要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也说明了传统文化在中国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和民间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国学热的出现是不可能的。 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促使我们寻找自己的民族之根和文化身份，国学热应需而生。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科技，可能会亡国；但是，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自己的文化，就要亡种，而亡种比亡国更可怕。对中华民族来说，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成为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和象征，是中华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是中国人之为中国人而不是美国人、日本人的惟一标志。悠久的传统文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民族心理、审美情趣和行为习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更加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这是国学热兴起的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前这一股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是我们对一百多年来批判和否定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反思，是对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自然危机、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后的积极回应。我们应该顺应这股潮流，认真研究和解决当前社会所面临的诸多理论和现实问题，真正担当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儒家文化是我国的传统文化，可以说多年来都一直存在于我们国家的文化体系之中，而且对我们国家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国家牺牲了这么多，如家精华依然没有西方国家发达，主要原因是因为西方国家比我们更早的进行改革。虽然儒家文化是非常具有先进性，而且能够让我们得到非常多的感悟的，但是儒家文化最主要的也只是传授了一些关于仁善方面的文化，但是他对于治国理政还是缺少了远见，他只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特定方面的教导。所以，虽然我们国家很多人都喜欢儒家文化，而且都坚信儒家文化带来的改变，但是儒家文化是不能够给予我们非常多的指导。我们要想超越西方国家，还是需要自己去判断，去寻找一条正确的道路。儒家文化只是指明大方向，但是想要国家发达，需要注重小细节。而西方国家虽然没有吸收大量的儒家文化，但是他们却拥有比我们先进的多的一些制度。他们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进行了改革，他们知道怎样才能更加符合自己国家的发展，而他们也正是因为拥有了这些很好的起步条件，所以才能够在如今这个世界上占据非常主导的地位。儒家文化不是促使国家先进落后的根本。但是也不是说儒家文化就并不先进，他还是能够给予我们非常多的灵魂指导，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给儒家文化增添新的内容，让他能够更好地指导未来我们国家的发展。否则固步自封的学习旧的儒家文化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西方国家能够那么先进和发达也自然是有长处的，我们要做就是取长补短。而不是在背后进行议论和声讨。

事物发展到极端以后，会走下坡路，就像人生，人从稚嫩到盛年，容颜也从稚嫩到成熟，接下来，人就会从成熟走向衰老，这种时候，人的容颜也渐渐衰老。从事物发展规律来看，万事万物发展到极盛的时候，就会走向衰败。也就是说，“极端”的下一步，便是衰亡。

那么对于特色鲜明的学派以及文化来说，文化特色略显“极端”，往往也无法长久流传。或许这便是法家思想不像儒家，能在中国传承几千年的原因吧。

1、讲求“人皆自为”的法家

法家近乎成了只鲜活存在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名词”。这是为何？原因有多方面。

我们回顾法家思想家在世的一些著名论断，商鞅曾在秦国变法，让秦国从弱国变强国，但是商鞅变法太极端，他旨在利用人“趋利避害”的性子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最终自己也死在自己制定的“法令”之下。

而后世将秦始皇推向天下共主的韩非、李斯，虽然他们的学说没有商鞅那般“冷”，但是他们依旧认为“人皆自为”，即“人皆利己”。于此，他们教导君王当学会“法术势”，根据“人皆利己”的心思，用重罚厚赏来“治理”百姓。

很显然，韩非和李斯的这套法家治国术，虽然有依据，但是太过“冰冷”，亦太过极端，以此韩非和李斯身死不说，即便是以他们学说快速崛起的大秦王朝，也是相当“短命”。

2、讲求“中庸”的儒家

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不同，其实从大轮廓来看，儒家讲求“教化”，“教化”是温和的，对人的强迫意味相对较少，更强调人的主观自觉。

我们知道，儒家重“礼”，儒家代表人物孔子更是讲求“中庸”。“中庸”思想是非常注重“度”的把握的。

于此，儒家的“礼”，因为这种“中庸”，在千百年来的封建王朝中几经波折，虽然有时候会被有心人僵化，但是真正对儒家思想有研究的学者会因深谙儒家之“中庸”精神，继而正本清源，不至于让儒家因走向极端而覆灭。

3、儒家可传承千年，法家止步于战国，原因是一个“灵活”，一个“极端”

固执的人生活圈子往往很小，很容易走入死胡同，继而熄灭自己的“生机”，“极端”的文化也是一样。

极端对于人还是文化，都是极其危险的。

毫无疑问，法家的许多思想确实“高明”，法家思想家们对人性“好利”的一面研究得也确实透彻。但即便人皆好利，人心也是“热”的。法家思想家或许太高估欲望对人的“驾驭”作用。欲望虽然强大，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无法制衡自己的欲望，孔子、老子实则就是制衡欲望的佼佼者。

法家看到欲望对左右人的现象，并且似乎认为“欲”凌驾于“人”，于此，他们的学说也相对“冰冷”。

而儒家虽知欲的强大力量，亦知教化之下人之精神力的强大。看到了两个对立面此消彼长相互较量的学派，自然不会是太极端的学派，于此，儒家思想的“灵活”，也相对可以理解。

所以，个人觉得，儒家可传承千年，而法家则早早没了声音，原因可能是因为，一个“灵活”，一个“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