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洪武年间，开国皇帝朱元璋为强化专制皇权，维持朱家皇朝的长治久安，野蛮杀戮功臣，将民主精神扼杀净尽，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先例，导致中国再次陷入长期专制统治的深渊，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大功臣蓝玉骄傲恣肆埋祸端

　　明朝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爆发蓝玉案，或称“蓝党之狱”，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就下令杀死了数万人，其中多为开国功勋宿将。
　　蓝玉也是定远（今安徽定远）人，本是明朝开国公常遇春的妻弟，在常遇春手下当兵，临敌勇敢，所向披靡，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
　　后来，蓝玉又先后跟随中山王徐达征讨北元残部，跟随西平侯沐英征讨西番，跟随颖川侯傅友德征云南。由于屡立战功，蓝玉被封为永昌侯，而且其女被册封为蜀王妃。
　　蓝玉最著名的军功，是洪武二十年（1387年）作为左副将军随大将军冯胜出塞，降服了北元悍将纳哈出；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作为大将军出塞，征讨北元嗣君脱古思帖木儿，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加尔湖），大胜而还，蓝玉因此以军功而晋升为凉国公，他是继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之后的明军最重要将领之一。
　　但是，蓝玉因立有军功和受朱元璋的宠爱，渐渐骄傲恣肆，曾经纵容家奴侵占民田。御史对其家奴的不法行为进行质问，他就驱逐御史。蓝玉带兵北征回还，夜半来到喜峰关城下，要求开门，关吏限于制度没有及时开门，他就毁关而入。后来，又有人告发他，说他私自占有元朝皇帝的妃子，致使元妃因羞愧而上吊自杀。在军中，他为所欲为，擅自升降将校。
　　参加西征后，蓝玉被升为太傅，而与他同时出征的宋国公冯胜、颖国公傅友德却被封为太子太师，他对此大为不满，整日满腹牢骚。

　　蓝党株连被诛杀数万人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二月，锦衣卫指挥揭发蓝玉谋反。经审讯，说是蓝玉串通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划在朱元璋出宫耕种田时起事。朱元璋当然不能容忍谋反之事，于是，蓝玉被族诛，凡连坐的都称为“蓝党”，一律处死。
　　朱元璋亲手写诏布告天下，并将蓝玉谋反的事实编为《逆臣录》。朱元璋在诏书中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
　　杀了1.5万多人以后，朱元璋似乎还觉得自己已经很宽容了。然而，仅列入《逆臣录》的高官就有一公、十三侯、二伯。经这一次杀戮之后，明初的功勋宿将差不多都被杀完了，各军府卫所被株连诛杀的军官达几万人。这时候，朱元璋还说什么“自今胡党、蓝党概赦不问”，很明显这完全是一句骗人的话，因为此时已经无人可追问了。
　　如此众多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为什么会毫无反抗地束手就擒呢？显然，他们没有任何要同朝廷作对的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反谋。与之相反，朱元璋却早为这次杀戮做了精心准备。
　　虽然朱元璋对权臣的防范由来已久，但蓝玉案爆发还是有一个重要的导火线。

　　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

　　蓝玉案爆发前一年，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朝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四月二十五日，年仅三十九岁的太子朱标死了。皇位继承人之死，对朱元璋的打击太大。他在皇宫东角门召见群臣时说：“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死，命也！”不禁大哭，这时他已经65岁了。
　　按嫡长子继承制，皇位只能由皇太子的长子接任，而朱标的长子早已夭折，这时排行老大的朱允炆才15岁。朱元璋诛杀权臣，本来想要为子孙铲除后患，当年，朱元璋曾对朱标明确表示，铲除权臣如同除掉荆杖上的棘刺，是为了便于掌握，但是他没想到太子朱标会死在自己的前面。
　　当马皇后去世以后，朱元璋一直处于郁郁不乐的状态，戮杀大臣的行为也更加恣意。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
　　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明太祖为孱弱皇孙再开杀戒

　　太子跪下来给朱元璋磕头，但心里不同意朱元璋的观点，低头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他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这是表明，父亲您似乎不是尧舜那样的明君，否则哪来那么多乱臣贼子？你想，朱元璋听了这话能不生气吗，老皇帝气得搬起坐的椅子就扔了过去，要砸太子，太子吓得赶忙逃走。
　　朱元璋把一切都设计得很美妙，但是唯一没设计到或者说他控制不了的因素就是，朱标早逝，死在了他的前面——朱元璋把荆棘上的刺磨得再干净，一旦后继乏人，操杖之人不在了，那该怎么办？朱标生性敦厚仁柔，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朱元璋的皇孙朱允炆则更为孱弱，更令他不放心。朱元璋在位，尚且感到如狼似虎的悍将难于驾驭，一个15岁的孩子，没有政治经验，将来怎么保证能坐稳皇位？
　　虽然老将都已经被杀光了，但新起的蓝玉等人能征善战，强悍桀骜，不能不令人担心。因此，为了孙子朱允炆，为了防备不测，对蓝玉这样的强臣，反也得杀，不反也得杀。蓝玉等人的引颈就戮，恰恰说明是朱元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
　　朱元璋不仅先发制人，说话还不算数。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二十二日，他推翻了不再追究胡党的承诺，再次借胡惟庸案诛杀了靖宁侯叶升。叶升是蓝玉的姻亲，杀叶升就是揭开了蓝玉案的序幕。这时，蓝玉尚远在征讨西番的前线，死心塌地为朱元璋征战的他对即将临头的大祸毫无觉察。如果他稍有异心，在姻亲叶升被杀后也不会老老实实地回来。
　　明末清初的史家谈迁说：“蓝凉公非反也。虎将粗暴，不善为容，彼犹沾沾一太师，何有他望！……富贵骄溢，动结疑网，积疑不解，衅成钟室。”他这话的意思是，蓝玉不过是一个脾气粗暴的将领，骄傲跋扈，不善于讨好人，引起了朱元璋的怀疑，终于招致杀身之祸。
　　蓝玉死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十一月，朱元璋又找借口杀了宋国公冯胜，二十八年（1395年）二月，又杀了颖国公傅友德。这样，终洪武一朝，在明初开国功臣中，身为公侯而得以幸存的人仅剩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二人。

　　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

　　胡蓝之狱让人看到，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赤贫农民、一个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的宝座，要实现绝对集权，并欲使之传之久远，表现出了怎样的残忍，而他的残忍又让多少人断送性命！古人评论当年汉高祖刘邦诛杀功臣时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而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较汉高祖刘邦实在是远远过之矣。
　　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这样评价“胡蓝之狱”：汉高谋杀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彭，至栾布，则因其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后征讨。其余萧、曹、绎、灌等，方且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朱元璋）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未有！
　　赵翼又拿历史上的其他例子做了比较——汉光武帝、唐太宗定天下时，他们自己还很年轻，正处壮年，等到他们老的时候，诸功臣也都老的老，死的死了。宋太祖做皇帝的时候年纪虽然不小了，但是他有个能干的弟弟，他这个弟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有这个弟弟驾驭诸臣，这些功臣因此都得以保全。
　　至于明太祖，他起事虽早，但是到天下大定时年已60有余了。懿文太子朱标仁柔，等他死后，其子朱允炆就更孱弱，朱元璋于是不得不为身后之事而做准备了。因此，他两兴大狱，将诸功臣一网打尽，由此可推见其心迹。
　　胡惟庸之死在洪武十三年（1380年），案发之时，同诛者不过陈宁、涂节数人。而到朱元璋兴胡党之狱时，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这时候距惟庸死已十余年。后世史家每每论及此处，就会反讽：岂有首逆已死，同谋之人十余年始败露者？这只不过是朱元璋以胡惟庸案借题发挥，阴使狱词牵连到所有的人，以实现他的草禽之计。
　　摘自《细解明朝十七帝》毛佩琦/著

你错了，砍树很累很麻烦，而朱元璋杀人就像砍树枝一样。朱元璋是一个明君，同时也是一个暴君。他也是个多疑的君主，和他一起打天下的N个将军（几个忘了）最后善终的只有两个，一个英年早逝，另一个才算好好的活到老，其他的不是被杀就是被流放，而且罪名大都是莫须有的。锦衣卫是什么？那可不是朱元璋的近卫队，而是朱元璋专门用来封住人们口的机构。朱元璋自己没文化，所以就用自己一点点浅薄的知识来曲解别人的诗句，这就是中国第一个文字狱高峰时期（乾隆因为有文化，所以曲解能力更强）。
虽说洪武帝很勤奋，也很爱民，但这是建立在人们的口被封住的情况下。元朝时的文人受尽歧视，好不容易把蒙古人赶出去了又来个朱元璋，以前是写诗没人理，现在是写诗掉脑袋，所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时候明清合并起来才一个小说，向什么诗人之类的，能留下名字的说明没被文字狱给害死，这些人的功力可不是一般高。

1、胡惟庸案，株连杀戮者达 3 万余人。前后延续达10年之久，朱元璋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胡党”而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追夺爵除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叶踦等 1公、21侯。
2、蓝玉案：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蓝玉案被株连杀戮者，当时称之为“蓝党”。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经两个案件发生后，明朝元功宿将已屠戮殆尽。朱元璋遂族诛蓝玉等，并株连蔓引，自公侯伯以至文武官员，被杀者约两万人。
3、郭桓案：中国明太祖朱元璋严惩户部侍郎郭桓等吞盗官粮的重大案件。洪武十八年（1385）三月，御史告发北平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与户部侍郎郭桓、胡益、王道亨等共同舞弊，吞盗官粮。明太祖令审刑司拷讯，牵涉礼部尚书赵瑁等人，发现除侵吞宝钞金银外，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即折米2400余万石。于是，赵瑁等皆弃市，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处死。供词牵连各布政使司官吏，系狱拟罪者数万人，株连之人遍天下，中产以上民家被抄杀者不计其数。
4、空印案：空印案，中国明代初期朱元璋严惩地方计吏预持空白官印账册至户部结算钱谷的重大案件。发生在洪武十五年，即公元1382年。明初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府、州、县均需派遣计吏至户部，呈报地方财政的收支账目及所有钱谷之数，府与布政使司、布政使司与户部的数字必须完全相符，稍有差错，即被驳回重造账册，并须加盖原衙门官印。各布政使司计吏因离户部道远，为免往返奔走，便预持盖有官印的空白账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该空白账册盖有骑缝印，不做他用，户部对此从不干预。洪武八年(1375）考校钱谷书册，明太祖得知空印之事后大怒，下令严办。致自户部尚书至各地守令主印者皆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充军边地。与此案有关者多不免，被杀者达数百人。
当时，全国有13个布政使司，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省；141个府，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192个州，相当于今天的小地级市和大县级市；1013个县。这1300多个官员，不论良莠好坏，全部被杀掉。而且，是在有人已经向朱元璋解释清楚了个中缘由的情况下，被杀掉的。
结果，其中有一些深受百姓爱戴的好官也稀里糊涂地被干掉了。比如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时任山东济宁知府。此君一件布袍穿了十几年，每日三餐，有两餐以一盘素菜下饭。当地百姓则在他的任期内，号称富足。于是，百姓们不愿意这位知府调离，自发地作歌传唱挽留。歌曰：“使君勿去，我民父母。”结果，这么一个好官好人，此次却被朱元璋不由分说地杀死。
5、
《明兴野记》还揭露出朱元璋曾用此种酷法残杀民众的的事实。洪武二十九年，朱元璋怀疑宫内有人同外界私通，竟然将宫中妇女五千人和守门的宦官全部“剥皮实草”示众，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暴露出在极端人治的政治环境下，惩贪的峻法不免成为统治者发泄私恨，滥杀无辜的工具。

一是朱元璋本身性格就多疑且有些刚愎自用特别是登基后。
二是想要用严刑峻法来保证官场的廉洁，但官员的俸禄却是很低，很难养家糊口~~~
三是为了加强皇权，借胡惟庸一案，罢宰相一职，权分六部，进一步加强皇权。
四是太子朱标早死，皇太孙朱允炆太年轻且威信不高，为了给其铺路，便拿位高权重的蓝玉开刀，兴蓝玉案，当然估计里面有朱棣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君主中，他是杀害功臣最严酷的一个。
首功之臣李善长，他给了人家两块免死金牌，但一发怒还是给杀了。
宰相胡惟庸被他杀了。
大将蓝玉被他杀了。
而且每次杀人不仅诛九族，连稍微有点关联的都杀了，每次都要杀上万人。

是通过权力的诱惑让他养成的，因为他自己得到了很多权力，所以他必须要狠毒。

可能是与他曾经的生活经历有关。他是从平民一步步走上高位，经历过很多生死和不公待遇。所以养成了狠毒的性格。

其实这不能算是朱元璋的狠毒，而是朱元璋行事果断不会拖泥带水，他是为了避免大明王朝江山断送在这帮权臣手上。

朱元璋的狠毒是如何养成的？回答如书:原因所在是:朱元璋自小受贫穷、饥饿、逃荒、讨要等生活的牵制。后来的拼拼杀杀，终于登上皇帝宝座。突如其来的巨变使他性情也突变。为了自已的统治，为了孙孑的安全继位，他怀疑所有功臣都在与他争斗，导致滥杀功臣的残酷无情。朱元璋的这种性情变化是在长久的过程中逐步养成的，绝不是一朝一夕的冲动。

朱元璋的肃贪没有解决体制的问题，所以无法从根本上扫除贪腐。
明朝官员的公开俸禄是很少的，凭那么多工资养活一家人勉强可以，不会再有盈余了（于谦为例），但是在官场上混，上下都要打点，如果想往上爬，那么多工资就不够了；
贪官杀起来容易，位置也容易空出来，总有不怕死的人喜欢赌一把（就跟贩毒一样）；
皇帝大权独揽，但是不放权的结果是精力不济，对中层缺乏管理力度，于是自下而上养成一种不拿白不拿的风气，清廉反而成为另类，不为同道所容忍（海瑞即是）。
要从根本上防止大贪官出现，关键是四点：
大官自己不能贪，要做出表率；
放权，让大众都来监督；
培养良好的道德风尚（就用如今宣传金钱的好处那样的力度来宣传贪污的害处）；
放下人情，保持高压，持久下去！

朱元璋起身穷苦人家，看惯了贪官酷吏横抢掠夺压榨百姓。这种印象一直左右着他，所以他对自己帝国下的官吏薄、狠且不信任。又加上明朝承袭了宋以来的冗官制度，官吏设置名目繁多。由于这样老朱对待官吏的刻薄和官吏之多，明朝的官吏俸饷甚低。比如，明朝一个县官月俸五石米，其中一石实发，其余的发钱，发钱的部分一半是银子，两石米官价只合一两银子，另两石是纸币。那么，在这么低的薪水下，对那些握有特权，受着种种诱惑，又有着种种便利条件的官吏，用什么手段来杜绝贪污呢？靠的就是道德约束和峻刑。因为自汉以来，整个国家的精神支柱一直是道德，是儒家伦理礼仪。儒家经典是文官集团立身处世的标准。在这种浸淫和鞭策下，文官集团用精神力量补助着体制上的欠周全。与此相类似，所谓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其精神支柱是马克思主义。为着解放全人类的理想，同样要求他们不计较个人私利，讲求奉献和牺牲。这样，官员们过简单朴素的生活也成为必需。新中国的干部们同样用精神力量补助这体制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精神约束力的急速削弱和诱惑力的增加，这个问题日益凸现。
明朝除宗室外，文武官的封爵分为公、侯、伯三级，封爵上各加地名为封号，只有岁禄，并非实际的封邑。明朝的散官制度与唐宋时不同，表现为按官授阶，因此散官的地位与作用下降。与官品相配，明散官也分为九品十八级，从九品至正五品及正、从一品每级又有初授、升授两等，从四品至正二品则有初授、升授、加授三等。散官的授予办法是，初授或升授某品官，司时赐予初授散官；初考称职时，赐升授散官；再考功绩显著者，赐加授散官。考核平常者，不赐升授或加授散官。除给散官外，文官一品至五品，武官一品至六品，经再考，可参照散宫同时授予勋级。因此，散官与勋级既是附加性官衔，又可视为考核制度的补充，但与实职和俸禄并无关系。明之文散阶有四十二阶，明之武散阶三十阶，文勋十级， 武勋六品十二阶。洪武二十五年，重定内外文官岁给俸禄之制。最高者，正一品官为一千四十四石；最低者从九品，六十石；未入流者，三十六石。均米、钞、本、折兼之。
在均衡问题上，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朝廷的稳定、王位的安全是这种体制着眼的重点，因此传统政治决不愿大力发展商业资本，使个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危及朝廷。与此相对应，新中国创立伊始，国家领导人在均衡问题上费了很多脑筋。经济政策上，并没有一味的学习苏联模式，狠命发展重工业，而是较均衡的建立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
“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比犹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 不可摇其根。要在安养生息之。”朱元璋如是说着，确也尽力这么做着。
朱元璋自幼出身贫寒，对政治贪污尤其憎恶，其对贪污腐败官员处以极其严厉的处罚。在朱元璋主政期间，大批不法贪官被处死，包括开国将领朱亮祖，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其中甚至因为郭桓案、空印案杀死数万名官员。由于朱元璋的吏治严厉，在明初相当长一段时间，官员腐败的情况得到有效遏制。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崇尚循良，小廉大法，几乎两汉之遗风，且驾唐宋而上哉”。朱元璋自己生活俭朴、工作勤奋，在明南京皇宫内，没有设立“御花园”，只有“御菜园”，其中种满蔬菜，使得皇宫自给。
明太祖朱元璋严厉对付贪污的官吏，明朝建立初期，大小官吏贪污满六十贯即判死刑，朱元璋还喜欢利用剥皮这刑罚伺候这些贪官。
《明史》卷八二《食货志六》称明代官俸最薄，“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廿二史札记》卷三二亦有《明官俸最薄》之条。
洪武十八年三月，御史余敏、丁廷举告发户部侍郎郭桓利用职权，勾结其他官吏，私吞鸠州、镇江等府的赋税，又巧立名目，多征赋税水脚钱、车脚钱、口食钱、库子钱、蒲篓钱、竹篓钱、神佛钱等。经过追查，六部的多数官员如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工部侍郎麦至德等人皆郭桓同党，一共三万余人斩首示众，“百姓中产之家大抵皆破”。史称“郭桓案”。
赵翼的《二十二史札记》载，正统十四年王振籍没时，“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
正德五年，刘瑾败后，抄家得“金二十四万锭，又五万七千七百两。元宝五百万锭，银八百万，又一百 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十万七千八百两，银共二万五千九百五十八万三千六百两”。
正德十六年，钱宁籍没时，“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玉带二千五百束”。
正德十六年，江彬籍没时，“入公帑者，黄金七十柜，柜一千五百两，银二千二百柜，柜二千两。”
1555年，户科给事中杨允绳上疏“近者督抚命令不行于有司。”，又是“督抚莅任，例赂权要，名‘谢礼’。有所奏请，佐以苞苴，名曰‘候礼’。及俸满营迁，避难求去，犯罪欲弥缝，失事希芘覆，输贿载道，为数不赀。督抚取诸有司，有司取诸小民。有司德色以事上，督抚靧颜以接下。上下相蒙，风俗莫振。”
嘉靖四十四年，严嵩、严世蕃父子倒台时，《明史》称，抄出来“黄金可三万余两，白金二百万余两， 他珍宝服玩所直又数百万”。《天水冰山录》载：“纯金器皿共三千一百八十五件，重一万一千余两，玉器共八百五十七件，耳坠 耳环共二百六十七双，布缎绫罗纱共一万四千三百余段，扇柄二万七千三百余把，南昌和分宜的第宅房店两共三千三百间。”严世蕃同时又是色情狂，“严分宜父子溺器，皆以金银铸妇人，而空其中，粉面彩衣，以阴受溺。”北京百姓称之为“钱痨”。
明代周元《泾林续记》载：“世蕃纳贿，嵩未详知，始置笥箧，既付库藏，委皆充 。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围及底砌以纹石，运银实其中，三昼夜始满，外存者犹无算，将覆土，忽曰：是乃翁所贻也，亦当令一见。因遣奴邀嵩至窖边，烂然夺目。嵩见延袤颇广，已自愕然，复询深若干，左右以一丈对，嵩掩耳返走，口中嗫嚅言曰：多积者必厚亡，奇祸奇祸，则嵩亦自知不免矣。”
徐阶执政时期，朝野称之为“名相”。可是其子弟横暴乡里，占夺达二十四万亩田地。隆庆元年，广东道监察御史齐康弹劾徐家人横行乡里，徐家认为齐康是受徐阶的政敌高拱指使。其他言官及时任大理寺丞的海瑞也跟着上疏指责齐康，高拱因此下台，时人谓之“权奸”。后来海瑞当上江南巡抚时，要求徐阶退田，徐阶退了一些，海瑞还是不满意，弄得徐阶很难堪，最后还在大厅拨粪。
隆庆初年，古田僮族韦银豹、黄朝猛反叛。殷正茂有军事才干，但生性贪婪，首辅高拱多给殷正茂二十万两白银，希望他早日平叛，班师回朝。高拱说：“吾捐百万金予正茂，纵干没者半，然事可立办。”时以拱为善用人。
崇祯皇帝说：“吏、兵二部，用人根本。近来弊窦最多，未用一官，先行贿赂，文、武俱是一般。近闻选官动借京债若干，一到任所，便要还债。这债出在何人身上，定是剥民了。这样怎的有好官？肯爱百姓。”
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经感叹“自古百官俸禄之薄，未有如此者”。顾炎武的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后世几乎所有研究明史的人都有类似的观点：明代官员很穷，贪污是低薪制导致的，穷是“当贪官的理由”。
明代的俸禄是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定下来的，后来成为有明一代的定例。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既不合情理，显然也不可能。而且朱元璋也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甚至可以算是优厚的。这就产生了历史的吊诡：一边是官吏们喊工资低；而另一边朱元璋则说工资已经够高了，你们若再贪污，到时候杀头抄家可别怪我狠。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叫做《醒贪简要录》。这份教材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明代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明代的1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现在1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
但是，《醒贪简要录》的算法却让我们震惊，让我们感觉到这份工资其实并不低：米来自稻谷，加工1044石米需要2620石稻谷。而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则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1044石米需要65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份工资少吗？
“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道，“为官者既受朝廷重禄，尚无餍足，不肯为民造福，专一贪赃坏法，亡家果可怨乎？”由此可知，朱元璋在制定官吏工资标准时并没有让官吏空着肚子“干革命”的意思，相反，他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
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论，月薪是7.5石大米，年薪只有90石，与一品官员的月薪差许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所以，很难说这个工资标准低得让人无法接受。
但是，明代官员生活拮据似乎又是事实。这里面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物价上涨等等，但最根本的原因还不是这些，而在于中国古代的家庭制度，特别是妻妾制度。
以海瑞为例。海瑞任淳安县令一职的时候，工资经七折八扣，实际领到的是12石大米、27.49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很不值钱，可以忽略不计。仅以12石大米、27.49两银子来计算，它能不能使一个五口之家过上相对来说还过得去的日子呢？
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史研究表明，当时普通百姓五口之家每年如果有30两银子，日子已经可以过得不错了。
有学者曾推算过清代江南人的年生活费支出，大致情况如下：1.每年每户（以一家五口计）日常生活所需口粮为15石~18石（以常年米价1石值银1两为准，约需银15两~18两）。2.副食（包括油盐、肉荤、菜蔬之类），全年每户支出约银7两。3.全年每家用布支出约银3两。4.燃料每年支出约银3两。这样，全年生活费支出为银30两左右。
明朝官员薪水收入之低低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我们以海瑞为例：万历十五年（1587年）十月，七十四岁的海瑞以老病之身卒于官舍后，同乡苏民怀检点其遗物。结果只有竹笼一只，内有奉银八两旧衣数件而已——只得靠士大夫凑钱买棺才得以下葬：所谓“萧条棺外无余物，冷落灵前有草根”是也。清官张玮曾有此感慨：“为清官甚难！必妻子奴仆皆肯为清官，而后清官可为，不必则败其守矣。”明代前期陕西三原人王恕，曾任刑部侍郎、左都御史、吏部尚书等职，掌权五十余年， 寿至九十三岁。他为人刚直清严，始终如一。他儿子见老爸清贫如此，面露难色。王恕有天便对他说：“你是怕我这样清白将来你会受穷是不是？我告诉你：咱家祖上有积蓄，所以我做官不需要做老鼠一样。”说完把儿子引到后宅指着一个地方道：“这里是藏金的地方，有一窖金。”再指着另一处地方说：“那儿是藏银的地方，有一窖银。”然而当他死后，他的儿子去挖掘，却“皆空窖也”——王恕为了保持其清廉品格，可谓煞费苦心！我们由此不难看出：在明朝，由于官俸过低，官员们要做一个清官有多么艰难——他不仅要牺牲个人幸福，还要牺牲家庭幸福！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明朝的官员很容易陷入贪污的泥坑：开始或许仅仅是为了解决自己和家人的生计，而一旦尝出了甜头，则一泻千里。历史上有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居然也抄出金银十九万多两，良田八万余亩——而按当时明朝政府的规定，则一品官的俸禄也不过八十七石米，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十年，再这以前加上二十多年非一品的官员俸禄，总共折合银子不过二万余两。很显然，这十九万两银子和八万多亩良田只能是贪污而来！一代名相、贤相尚且如此，其他官员如何也就不问可知了！
总之，明朝政府实行的无民主监督制和官员低俸禄制，使得明朝吏治一塌糊涂，虽有反腐败之严刑峻法亦无法遏止那日愈昌盛的贪污之风，最后国家在举国皆贪的蛀虫咀嚼下垮台了事。
反腐败不仅需要法律，而且需要民主与人道——或许，这就是明朝反腐败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欲壑难填
人的欲望是无穷的
贪欲正是其中一种
朱元璋说：“朕有天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
朱元璋，一方面注重法律的作用，首创经济立法
一方面加强惩罚力度，重刑，“剥皮实草”之类，动辄予以肉体毁灭。
但是，蛀虫仍是前赴后继，源源不绝，这是人性。
对今天的借鉴就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法治处罚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当时人治社会，百姓有希望明君，没有明君就期望清官，再没就把希望放在侠士名人身上，还没有就只有靠自己造反了，现在是法治社会，跟当时社会改政背背景不同，依靠一两个人或一小部分力量是不行的，要靠完善的法治速建设，先进的改政治和监督制度，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监督意识，舆论媒体的关注，等社会各层的全民参与，香港就是最成功的例子，不过现在的情况效法太祖也不错，更需要全民的参与配合，首先自己不贿赂，发现了要积极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