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和张居正都是权臣，但是两人的区别是非常大的，张居正很有能力，为了改变明朝的局面他不得不揽权，这就导致了万历皇帝的皇权失位，严嵩败坏朝纲，结党营私，偶尔还给嘉靖皇帝背黑锅，但大权始终是嘉靖皇帝掌控，这是两人最大的区别。

嘉靖皇帝的放纵成就了严嵩

严嵩得到重用是在嘉靖十五年后，他开始担任礼部尚书，和嘉靖皇帝的接触也多了起来，在大礼议事件中，严嵩支持嘉靖皇帝将献皇帝庙号称宗入太庙，而得道嘉靖信任，夏言被革职后，严嵩入阁逐渐掌握权力。

嘉靖皇帝笃信道教，而严嵩因为写得一手好青词，也让嘉靖皇帝更喜欢他了，在严嵩迫害下，夏言被杀，严嵩成为内阁首辅，开始独揽朝政。为了迎合嘉靖皇帝的宗教信仰，严嵩调拨大量财政经费营建斋宫秘殿，劳民伤财。

其实造成严嵩专权这种局面的，主要还是嘉靖皇帝，他为什么会重用严嵩，因为严嵩非常的老实听话，严嵩也非常的清楚，自己手中的权力来自于嘉靖皇帝，所以他在大臣面前作威作福，但是在嘉靖皇帝面前是毕恭毕敬。

不过即便如此，权势日盛的严嵩也还是遭到了嘉靖皇帝猜忌，朝中也有很多大臣对严嵩十分不满，开始上奏弹劾严嵩，严嵩打压政敌从不手软，是宁杀错，不放过，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他从不对嘉靖皇帝的政策有任何质疑，对嘉靖皇帝唯命是从，所以严嵩能长期身居高位。

最后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东窗事发，严世蕃被斩首，严嵩也只是被削官还乡，严嵩能从一个小吏逐渐成为内阁首辅，主要还是嘉靖皇帝对朝政的放纵，他心思不在处理政务上，又不可能放权，朝政需要个代理人，一味迎合嘉靖皇帝的严嵩就是最好的人选了。

时局造就了张居正

张居正是徐阶的学生，在明穆宗朱载垕登基后入内阁，开始参与朝政，徐阶退休后，高拱回到内阁掌握大权，在这段时间，张居正十分低调，高拱都一度把他当做了朋友，明穆宗驾崩后，张居正和冯宝搞垮了高拱，张居正成为了内阁首辅。

这个时候万历皇帝朱翊钧还年幼，李太后比较信任张居正，张居正不但要照顾皇帝的起居生活，还要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掌握了大权的张居正为了改变明朝从嘉靖皇帝开始起，逐渐衰落的局面，决心推动变革。

这次变革涉及到了农耕，经济，军事等多个方面，在张居正辅佐下，明朝吏治得到了整顿，国防，军备也得到了巩固，朝廷的财政收入也得到了增加，特别是在税赋，徭役上推动“一条鞭法”，百姓的负担得到减轻，明朝的国力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张居正的这些举措，虽然受益的是明朝，是万历皇帝，但是随着万历皇帝逐渐成年后，他也开始意识到张居正推动变法，所揽的大权是自己的皇权，和张居正也逐渐疏远了。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父亲病逝，为了继续推动变法，张居正选择夺情，这也是他担任内阁首辅一来，面对的最大一次挑战，朝中不少大臣上奏弹劾张居正，这事最后被万历皇帝压了下来，但是万历皇帝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看到了朝中很多大臣们对张居正也是有意见的。

但是张居正对万历皇帝还有利用价值，在万历执政的前十年，明朝也的确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一直到了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万历皇帝立刻开始清算张居正的党羽，张居正也被抄家了，从这一点来看，万历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矛盾，早已存在，并且是在不断恶化的。

张居正能上位，除了他自身很有才能外，机遇也显得很重要，他刚好就遇到了主少国疑的时期，张居正也很有心计，借李太后对他的信任，和冯宝合作上位内阁首辅，但是和严嵩不同的是，严嵩的权力是嘉靖授予他的，大权始终掌握在嘉靖皇帝手中，而张居正则是从万历皇帝手中分权，直接动摇到了万历皇帝的皇权和地位。

有人说明亡于万历，有人说万历是中兴，因为政治清明。读到很多张居正的事，感觉张居正没有以前书本上说的那么伟大，许多学者对他还持批判的态度，感觉张比严还要直男癌，对一切反对的都要加以消灭，万历又是比嘉靖老实很多的人，不对张加以控制。张貌似比严还要贪的多，所以很疑惑，两人的历史评价差为什么那么多呢？

其实，这二位大明阁老中的铁腕人物，区别就在俩字：负责！

要弄清楚张居正和严嵩的不同，首先就要明确一件事：评价一位明朝阁老是否称职，最重要的一条标准是什么？清正廉洁固然重要，但放在明朝，最最核心的一条，就是必须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家！

“负责任”有多重要？看看明朝政治史就知道：好些人都在奇怪，为什么明朝的皇帝们，各种搞怪的类型都有，但国家却能蒸蒸日上？因为担当行政大任的内阁大学士们，尤其是身为百官之首的内阁阁老们，不乏负责任的政治家。这里的“负责任”，不一定非要求一位阁老每天二十四小时扑在工作上，但必须要求他一辈子都要坚持一种原则：识大体，顾大局。只有这样负责的阁老，才能撑起一个王朝的运转。

这种“负责任”，举一位明朝阁老的例子就知道：严嵩的老前辈，嘉靖皇帝早年登基时的宠臣张璁。论品行，这位张璁大人在整个明代，都属于口碑极低的一位，靠着大礼议之争获得嘉靖帝荣宠，以给嘉靖皇帝做急先锋，狠踩老臣杨廷和的表现，得以迅速扶摇直上，最终官居内阁大学士。如此做派，放在当时道德观里，绝对小人一枚！

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小人，在内阁大学士任上，却展现出了叫好些明清政治家汗颜的襟怀：明明和前任杨廷和掐的你死我活，但到真正大权在手时，杨廷和没有做完的工作，比如裁汰冗官，清理皇庄，整顿国家财政边防。张璁有没有一气之下全都废掉？非但没有废，反而接过手来继续做，做的比杨廷和还要出色。甚至立下中兴大功后，依然诚恳的告诉嘉靖帝，杨廷和虽然对不起你，但他没有对不起大明朝！

何为识大体顾大局？这就是识大体顾大局，这位“小人”的襟怀担当，比起今天某支国家运动队朝三暮四瞎指挥，害的成天出去被人屠的拙劣表现相比，更是远远甩开！

而以这个标准来形容，严嵩是百分百不合格的，张居正是百分百合格的。

先说严嵩，这些年对于这位大明奸臣，各种同情的声音大起，某位老戏骨担当主演的明朝题材电视剧里，这位大明一代阁老，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同情。乍一看去，严嵩是有很多优点的，写得一手好青词，读得满腹锦绣，论起权谋手段，好些阁老比他更上不得台面。但一个重要区别，却注定了他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命运：他从不是个负责的政治家。

为何这样说，一句话就可概括：很多政治家争权归争权，国家利益面前却从不含糊。但放在严嵩身上，却是高官厚禄高于一切，哪怕国计民生大事，为升官也可以随便牺牲。

于是，本着这一可耻理念，他专权生涯里，最恶心的事情，还不止是贪污腐败陷害忠良，而是为了自家的权位，不惜败坏国家大计。典型就是他和另一阁老夏言的权争，虽说双方都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但严嵩为了搬倒夏言，不惜罗织罪名陷害与夏言有亲戚关系的一代名将曾铣，导致曾铣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杀，原本一片大好的北方国防大业，更因此土崩瓦解。

曾铣没有蒙冤时，明军高歌猛进，眼看就要收复河套草原，曾铣含冤而死后，严嵩亲手提拔的继任者仇鸾却是怂包到底，惹得鞑靼有恃无恐，杀到北京城下，险些叫明朝遭受靖康之耻！

尤其可耻的是，就是在鞑靼兵临北京，成日烧杀抢掠时，惹出如此大祸的严嵩，竟然大言不惭对嘉靖帝说：鞑靼就是一群恶贼，关上城门让他们在京城外面烧杀抢，抢够了自然就走了！所谓百姓生计，十几万人口被掳掠，在这位阁老心中，都是不值一提！

如此人物，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实在罪有应得！

而在这一点上，同样把持大权的张居正，却是比严嵩高太多，如很多人所知，张居正是通过与高拱的权争，最终坐上了首辅宝座，开始了十年轰轰烈烈的改革，但是在国家大事面前，他却体现了比严嵩高得多的胸襟，对待政敌高拱昔日的心腹，却是敞开怀抱。

典型水利科学家潘季驯，原本是高拱一手提拔，张居正得势后，也一度心灰意冷回家。但是张居正却丝毫不在乎这些过节，亲自写信邀请潘季驯重新出山，这才有了大明朝辉煌的治水成就，今天中原黄河沿线的梯田，就是这番襟怀坦荡换来的成果！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不是说一定好脾气，真正的宰相肚量，是对国家大局的慷慨担当。只此一条，严嵩距离张居正，堪称十万八千里！

张居正和严嵩，都曾任明朝内阁首辅，也许都有把持朝政、结党营私的行为，但后世对其评价却截然相反，为何？

一、目的不同。在评价一个人的是非功过之前，肯定都要先看一下当事人之所以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作为，他的目的何在，即使最终结局不尽如人意，只要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也往往会赢得众人的谅解，最不济也会赢得世人的同情。

张居正之所以要刻意培植、扶持、壮大自身势力，摒弃“君子不党”的古训，在朝堂之上大搞“一言堂”，是因为他看到了大明王朝在历经二百余年的风雨洗礼后，已经到了积重难返、必须进行大刀阔斧的内部改革才能得以继续维持的地步。但自古以来，只要涉及到革故鼎新，难度之大也就可想而知：革故，也就是要革除旧习、陋习，革除那些阻碍社会进步发展的势力，这样一来，必然会招致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抨击与强力反扑；鼎新，就是要设立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新制度、新规则、新方法，对于生而就有惰性的常人来说，一时半刻也是很难接受的，况且改革之路漫漫，谁也不是先知，当然也不敢肯定将要面对的到底是地雷阵还是桃花源，所以持观望态度的人也必定不会在少数。张居正是一个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政治理想的人，他也必定不会允许自己既定的改革目标受到任何势力的迟滞与阻挠，因此，不断启用自己身边的人，或者说是“听话”的人，同时，清洗那些冥顽不化、油盐不进的反对者也就是成了张居正的必然选择，通过这种方式运作的结果，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会在身边聚集起一群以张居正为中心的“朋党”。

反观严嵩，他结党的目的又是何在呢？答案很简单：为享一己私利，为保一己之安。严嵩及其儿子严世藩贪得无厌、陷害忠良，单论他们所为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能够下狱杀头乃至于灭门的重罪，他们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所犯的罪恶，当然也就惶惶不可终日，当然也就必然绞尽脑汁妄图谋求一个既能作威作福又能明哲保身的万全之道，因此，他们盯上了“结党”这条道路，以为只要尽可能多的将别人拉到自己的这条“大船”上来，只要“船员”足够多，大家就可以“富贵共享、风险共担”，就能抵抗所遇到的所有大风大浪，殊不知，“结党”本就是一步死棋，被古代历来的统治者所忌惮、所憎恨，沉船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二、所作所为不同。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对内推行“考成法”，大力整饬吏治，一改过去“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沓扯皮的现象，使官场气象为之一新，极大的提高了朝廷的运作效率，使政令得以畅通全国而无阻，为其任内所采取的“富国强兵”之举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实施“一条鞭法”，改革赋税，清丈田亩土地。此举不但解决了赋役不均和官吏盘剥、税收混乱的问题，既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对外，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不仅一举荡平东南倭患，同时确保北方边境上没有俺答来犯，维护了明朝边疆和平稳定的局面，也为国内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反观严嵩，除了逢迎拍马，一味媚上，劳民伤财的为当时的嘉靖皇帝营建斋宫密殿，曲意逢迎的斋醮祷祀、撰写青词，致国家大事百姓生死于不顾、终获“青词宰相”的恶评外，还有就是结党营私、贪腐无度、败坏超纲、残害忠良。

三、对社会的影响不同。尽管张居正的改革，因为种种原因，在后来随着他的离世而人亡政息，也就仅仅存在了十余年的时间，但当时的所作所为，无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本就紧张的社会矛盾，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尤其是“一条鞭法”的推出，简化了赋役的条目和征收方法，使赋役合一，为后来清代雍正时期推行的“摊丁入亩”的制度提供了参考和依据。反观严嵩，除了削官抄家、儿子被斩、最终乞食度日、死无棺木下葬，被《明史》列入明代六大奸臣之一，为后世所永远唾弃外，什么也没有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