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我一集不落地追完了贝尔·格里尔斯的《荒野求生》节目。

看着贝爷将肥硕蠕虫塞进嘴里、历尽艰辛燃起火堆、搭建一个温暖的避难所，可以给我极大的满足。因为近几年鲜有旅游，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我，几乎忘记真正的树林和大自然的样子了。

当然，我暂时不会抛下工作和生活跑到原始森林生活，毕竟Steam就是一个最廉价的替代方案。正好碰上生存模拟类游戏打折，综合挑选之下选择让《漫漫长夜》入库。因为生活在北方的我，对寒冷冬季的印象极其深刻。

进入游戏后几小时，各种硬核设定很快击碎了我对“贝爷式”冒险的浪漫幻想。当然，理解游戏基本逻辑之后，我就很快过起了顿顿有肉的生活。即便如此，当我偶然迷失在没有庇护所的夜，狂嚎的暴风雪和急剧下降的体温，也在不断地提醒我应该时刻敬畏自然。

不过，相比《漫漫长夜》“手无缚鸡之力”的主角，同样塑造严酷雪原环境的《古墓丽影10》中的劳拉可以给我更强的安全感。虽然这位超出人类极限的“女超人”偶尔令我有些出戏，但考虑到她的环境，这个设定也就无可厚非了。

毕竟那是西伯利亚，地球上最严酷的地区之一。

游戏中，与古文明遗迹呈鲜明对比的是“苏联设施”关卡中的劳改营，纵横交错的钢铁管道与宏伟的工业设施令人叹为观止。曾经的红色巨人以移山填海之力，让这片苍茫莽原为人类所征服。但如今，这片工业奇迹只剩断壁颓垣，西伯利亚亿万年的风雪，正冷漠地分解巨人破碎的遗体。

游戏中的劳改营是现实中西伯利亚苏联遗迹的缩影，无数“鬼城”屹立在这苦寒的极北之地上，无言诉说曾经的苦难与辉煌。只有风知道，当年的远东开拓者对人类历史产生了何其巨大的影响。

流放远东

几千年来，除了游牧民族偶尔踏足，西伯利亚基本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13世纪的蒙古西征，让这些剽悍的北亚民族首次统一了极北之地，建设了几个主要聚居点，统归术赤兀鲁思管辖。但随着莫斯科崛起一波干碎鞑靼桎梏，几百个顿河哥萨克探险家在16世纪末就敢翻越乌拉尔山，灭了西伯利亚的残存鞑靼政权。

此后，不被主流社会接纳的三教九流之辈沿着额尔齐斯河与鄂毕河顺流东行，他们沿途建立的要塞都是后来城市的雏形。这场征服浪潮持续到18世纪，直到双头鹰旗插在白令海峡岸边。沙皇的新领土从乌拉尔山向东至太平洋，从北极圈向南至蒙古边境，长8000千米，宽3200千米。对西伯利亚的征服将俄国从一个在欧洲边缘的次等王国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大陆帝国。

但是很明显，不管俄国人再怎么努力生孩子，也不可能将“人迹罕至”这个词从西伯利亚的字典里移除。不过解决东方土地人力不足的计划也很快提出，而且简单粗暴，充满了俄国风格——将沙皇难以管束的臣民，那些罪犯与囚徒统统扔到西伯利亚，既是对他们的流放，也是对土地的殖民。这里既是充满机遇的土地，也是刑罚的世界；既是自由移民的土地，也是不自由的流放者的土地。

流放制度与沙皇专制堪称天作之合。从“恐怖的”伊凡四世到彼得大帝，再到叶卡捷琳娜大帝，俄国君主权力愈大，臣民自由愈小。很多如砍伐橡树、采盐、流浪、进入私人土地、乞讨等活动变成罪行，欠债者、异教徒、妓女、窃贼、醉鬼和乞丐也遭到围捕，统统判处“公民权死亡”或“政治死亡”。但君主为展现自己的“仁慈”，将他们死罪免去，代价就是犯人在鞭刑和鼻刑后烙下印记，等待流放远东。1826至1846年的20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16万人中有48500人是被判为“流浪者”。

因言获罪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哪怕是对沙皇制度最保守的批评也被视为革命，哪怕是温和的警告，如1790年，亚历山大·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警示国家如果不解决农奴制，就会出现各种问题。叶卡捷琳娜大帝立刻以“煽动暴乱和冒犯君主”的罪名判其死刑，然后“宽宏大量”地改判流放西伯利亚。

进入19世纪，三天一暴乱，五天一起义成为俄罗斯的常态。声势浩大的波兰11月革命甚至逼迫沙皇动用80万大军镇压，再加上各种边疆民族的骚动，通往西伯利亚的道路异常拥挤。到1897年人口普查，西伯利亚总人口达576万。沙皇俄国努力把社会和政治混乱囚禁于乌拉尔山以东，但随着沙俄本身逐渐变成火药桶，本就不稳定的西伯利亚就成了最合适的导火索。

怎么办？

1826年7月，领导“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官兵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他们将判决理解为彻底毁灭的宣告，但恰恰相反，西伯利亚意味着他们政治上的新生。西伯利亚成了十二月党人道德威望的祭台，将他们塑造成一群自由的牺牲者。

这次事件标志着西伯利亚从一个纯粹的流放殖民地，转化为俄国革命运动的重要舞台。

1864年5月的某天，一位戴着眼镜，穿着深色大衣的，典型俄国知识分子装扮的男人在圣彼得堡广场被褫夺公民权。他跪在两千名观众前，一把剑从他的头顶折断，象征着他被剥夺所有公民权。男人被判处在矿山服14年苦役，然后在西伯利亚永久定居。他的名字是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激进报刊《现代人》的总编辑。

这位温文尔雅的男人写出的作品对沙皇制度的思想基础发起了猛烈抨击，在未来半个世纪的斗争中激发了无数激进分子与专制主义做斗争。等待审判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监狱里挥笔写下《怎么办》，本书勾画的世俗主义、平等、和谐、理性支配着的乌托邦式新世界成了俄国革命者的新月沃地。

虽然最早的俄国和波兰革命党人在农场和矿山里悄无声息地死去了，但他们的回忆录和传说却走进新一代年轻人的大脑中。帝国官员将这些不被接受的思想统称为“雅各宾瘟疫”或“道德流行病”，将“得病”的人一股脑儿地塞进西伯利亚。但丝毫没有考虑过它们在政治隔离区是否会产生“养蛊”效应，并走出一个反噬自己的“超级病毒”。

年轻的，茫然无措的革命党人，就在西伯利亚的工作间歇，如饥似渴地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米哈伊尔·巴枯宁、彼得·拉夫罗夫、彼得·特卡切夫和尼古拉·米哈伊洛夫斯基等激进思想家的作品。唯物主义、功利主义、达尔文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都深深镌刻在他们脑中。

事实上，仅仅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就足以让沙皇头疼。他到哪儿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并自动成为当地激进社群的领袖。当局被迫在70年代将这位革命圣徒塞进一所封闭的监狱要塞，结果发给他的信件有增无减。频繁的信件标志着革命力量的迅速膨胀，经年累月的交流，无尽的迫害，思想的成熟和激进，最终凝结为无差别暴力袭击。

西伯利亚的风雪磨砺了他们的意志，让最温和的人都转变为激进派。是时候让沙皇吞下这枚苦果了。

1881年3月1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车辇在彼得堡的一座桥上避开了一次爆炸袭击，但紧接着，另一人大叫一声“现在感谢上帝还为时过早”，然后向沙皇投掷了一个公文包。它落在沙皇脚下，炸碎了他的一条腿，炸断了另一条，还撕开了皇帝的脸。这枚炸弹是激进左翼社团人民意志党制作的，执行暗杀的索菲娅·佩罗夫斯卡娅及其同伴三年前刚从西伯利亚潜逃回来。

事后，人民意志党在内的一切革命力量遭到残酷镇压。沙皇政府通过了一项“将任何疑似煽动非法活动的人判处流放”的法律，打击面前所未有的扩大。但事实证明，这则法律几乎是革命者的巨大助攻。它将许多温和的、甚至是保皇派人士也送去远东，这些人的数量也许不多，但都是受过教育的精英，他们一旦调转枪口，将对沙皇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

随着大批精英政治犯加入，西伯利亚的囚犯成分变得更为复杂，管理难度飙升。因为他们不再是一群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反抗。比如拒绝参加点名、拒绝与普通罪犯待在一起，拒绝在官员出现时摘下帽子等等。每次当局对他们施以惩戒，就会引起其他同志的抗议。以某些情况下，团结起来的囚犯甚至可以逼迫监狱让步。

1890年，在某次针对女囚的鞭刑过后，她的二十名狱友服毒抗议。这次惨剧传到了美国和欧洲，90年代的西方社会正在经历快速发展，这样的封建君主式肉刑迫害引起了巨大反响。《纽约时报》在题为《被逼自杀的流放者：西伯利亚政治监狱里的恐怖事件》和《俄国的残酷》的新闻中详细介绍了“令人震惊的官方谋杀事件”。

在一次波士顿的针对流放制度的演讲中，马克·吐温从座位上站起来含泪说道：“如果这样的政府只能用炸药来推翻，那么感谢上帝赐予我们炸药！”

逃出西伯利亚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在国外创办了俄国自由之友协会，为政治犯逃跑提供资金援助并呼吁西方政府关注俄国改革的必要性。1890年11月，超过十万名订阅者观看这些报纸。民意汹汹势不可挡，西方各国陆续拒绝将激进份子印度到俄国，以免他们遭到虐待。

美国记者凯南认为，“不是恐怖主义让行政流放在俄国成为必需的制度；是极端的残忍和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放逐刺激了恐怖主义。”西伯利亚成了俄国革命的大熔炉，是俄国革命者与当局斗智斗勇的吃鸡大赛，在这里锻造出的利刃，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刺进沙皇制度的心脏。

白色的雪，红色的星

1887年8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在喀山国立大学旁的公寓饶有兴致地阅读《怎么办？》。两个月前，他的兄长亚历山大因参与刺杀亚历山大三世而被判绞刑。后来他又开始阅读《资本论》，并将《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俄文。10年后因参与印发革命报纸而被捕，并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三年。

经过一代代西伯利亚革命者前赴后继的努力，这座“死亡之屋”已经漏洞百出，失去了它曾经的威压。尤其是出身贵族的乌里扬诺夫得以在一所僻静的村庄舒申斯克过着几乎度假般的生活。但他并没有沉迷王者，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和写作。流放期间，他完成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当然，闲暇时刻，乌里扬诺夫会与其他政治犯躬耕田园，狩猎溜冰。

1904年流放到乌斯季库特村的列夫·托洛茨基也有类似的生活，他一边阅读《资本论》，“一边拂走书页上的蟑螂”。1909年，约瑟夫·朱加什维利在索尔维切戈斯克市抽着烟，思索如何闷棍打昏守卫，与同志亡命天涯。1914年，菲利克斯·捷尔任斯基在奥廖尔监狱被狱警痛打，因为他策划了太多起义，而且对狱警冷酷无情。

那一代最优秀的俄国人都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地中经受深刻的学习与成长，加速了他们的政治成熟。虽然有许多人无法忍受苦难而选择自杀，但在“吃鸡大赛”活下来的人势必更加坚强。他们构成了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西伯利亚已经躁动不安。监狱暴动，流血暗杀已是家常便饭，囚犯与狱卒公开械斗，战斗一次比一次激烈。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俄国向西伯利亚征调囚犯到前线时，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与冲突。直到1917年初，当年在西伯利亚一文不名的人们在圣彼得堡擎起赤旗，掀起了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起义。尼古拉二世退位，罗曼诺夫王朝土崩瓦解。

1917年4月25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废除流放制度。西伯利亚迎来了有史以来最“尊贵”的客人——尼古拉二世一家。他们先后囚禁于托博尔斯克和叶卡捷琳堡。7月17日晚上，沙皇一家脑洞大开，一个时代结束了。几百年来，沙皇在西伯利亚挖掘了无数个坟墓，埋葬了不知多少俄国的进步青年。但他们最后挖掘的坟墓，却是为自己准备的。

但如何从广袤寒冷的泰加林和冻原地带中开采大量有价值的矿产资源，以及如何遏制苏维埃国家内的犯罪和颠覆活动，都是新生的苏维埃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而苏联的解决方案，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相比沙俄和苏联将犯人扔进西伯利亚充分压榨，并迫使其“大逃杀”的治理方案，今天俄联邦采取了躺平的放养政策。曾经的铁路被积雪和杂草覆盖，野心勃勃的建设图纸也发黄蒙尘，野生动物在人类逃离的鬼城自由生活。

所有以痛苦和暴力逼迫人们劳作的结果，也只能是低下的效率、入不敷出的产出，和更猛烈的反噬。希望人类下一次大规模进入西伯利亚时，带着的是对自然和人性的尊重，而不是傲慢与仇恨。

否则这片大陆仍然会以它的方式回敬人类的狂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