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县委书记和县长。

县令在古代则是名叫县丞，这样的一个官职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在中国封建王朝统治了两千年的历史当中，中国就被划分出了县级城市，作为县官，管理的就是自己区域大大小小的事情，

在中国宋朝的时候则是因为中央集权，从而让县官变得非常重要，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收取赋税，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朝廷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

扩展资料：

明嘉靖年间，彭泽有位县令名叫程凤金，字廷重，湖北黄冈人。他风骨铮铮，清廉自守，同治版县志称其“狱无冤滞，庭无私谒”。是承陶令之遗风，为后世所传颂的好县令。 某次御史大夫来彭泽巡视，程拜谒稍后，御史大为不满，当面对程加以讽刺说：“你是这样当官的吗？”

程受不了这种侮辱，告诉自己的幕僚说：“御史之所以有权有威，就是因为他能撤人的官职。现在我自己撤自己的官，御史的权威在我头上就施展不开。”马上奋笔写下一首诗，挂在县衙门上，弃官而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县令

县长，一般也是该县的中共县委副书记。

县令是官名，指的是一县之长。县令之名，起于战国。代表人物有陶渊明、程凤金、狄仁杰、秦锡琈等。

1、破家县令【pò jiā xiàn lìng】

谓地方长官手中的权力，足以使人破家灭门。

2、王县令【wáng xiàn lìng】

东汉明帝时王乔，任叶县令，有神术，故称。见《后汉书·方术传上·王乔》。诗文中每以"王县令"称之。

3、长安县令【Cháng ān xiàn lìng】

汉朝开始在首都长安设立的六品官职，下辖长安及京畿附近区县。薄卫桥以长安县令为印及字号，行走江湖。

1、战国时三晋（魏、赵、韩）和秦已称县的行政长官为令。

2、秦商鞅变法，并诸小乡为县，置令及职责。县令本直隶于国君，战国末年，郡县两级制形成，县属于郡，县令成为郡守的下属。

3、秦、汉法令规定，人口万户以上的县，县官称县令，秩六百石至千石；万户以下的称长，秩三百石至五百石。

4、宋县令只存虚名，以京朝官任其职，称知某县事，因而有知县的名称。

5、明、清以知县为正式官名。

6、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称县知事。

7、国民党统治时期称县长, 中共执政后，县长低于市长（地级市）而高于乡长。县长是一个县的第二把手（仅次于中共县委书记），一般也是该县的中共县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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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高危职业有朝廷文官，正所谓陪伴君王，就像陪伴老虎一样，随时有杀身之祸。指大人物喜怒无常，横生祸端。

你好，在古代的话，我觉得最高危的职业莫过于是当皇上。皇上虽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在高处不胜寒。有人做过一个大致的统计：中国历史上的皇帝，被杀害率高达31%，皇帝中活不到四十岁的比例高达50%。历史上，帝王拥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但是，任何关系都是辩证的，有权利杀人的人，在杀人的同时，自身的处境也难免危机四伏。宫廷剧里只说了“皇帝可以株连九族”，但是实际上，就连最不会杀人的宫女，都可能联合起来杀皇帝。

所以我觉得在古代当皇上是最高危险的职业。

我们在古装剧里最经常见到的古代官员，就是知县。知县可以说是从古至今最苦逼的一个官职了，它两千多年来职权越变越低。秦始皇采用郡县制之后，县级地区的地方长官被称为''县令''，也就是后世的知县，当时的知县权力颇大，还可以直接面见秦始皇。

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知县在古代官职体系里地位不断下跌，到了明清时期直接变成了七品芝麻官，别说入京面圣了，他们想要上一趟京城都是难事。

更惨的是知县一朝接一朝逐渐变成芝麻小官，但它肩上的担子一代接一代地加重，别看电视剧里面的知县一个个趾高气昂神气十足，其实他们背地里有一大堆公事要忙，知县的经可不好念啊。

知县难处一：文官任武职，剿匪是难事

晚清时期地方治安状况非常差，广西的深山老林里广东的沙洲小岛里分布着数以十万记的流寇。这些流寇昼伏夜出，打家劫舍，一见到官兵就闻风而逃。由于流寇分布零散，而且在桂粤各地不断地流动，习惯大规模作战的八旗子弟很难逮到他们，久而久之八旗军们纷纷丧失了耐心，开始在剿匪途中划水，真正的剿匪任务落到了各受害县城的知县身上。

然而知县一般都是文官，许多书生寒窗苦读数十年考上进士，然后被分配到各地担任知县县丞，他们到任之前没有任何带兵作战的经验。但是自己治下的县城遭到流寇侵袭，知县们不得不管，所以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剿匪前线，因此晚清的知县是一个高危职业，那些手无缚鸡之力胸无点寸之兵的文人知县，很容易阵亡在剿匪第一线。

当然晚清的知县们也有一批打仗的好手，根据《清史稿·列传二百三十九》记载广东一个名叫史朴的知县就是“剿匪战神”：“粤省海盗久为患，朴航海往剿，降盗魁张十五仔等，尽散其党数千，有不受抚者剿平之。”

从记载可见史朴这个不沾水性的河北汉子，亲自坐着小船去攻打广东的海盗，结果击溃了一个数千人的海盗集团。像史朴这种靠剿匪闻名的知县不在少数，由于流寇们大多是脑筋僵硬之徒，所以清末知县驾轻就熟之后，一般都能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对知县们来说，真正的难题是如何掌握剿匪的度，如果剿匪太过火伤及百姓，那知县的美名就会变成恶名。

清末知县陈兆棠就是一个典型的反面教材，陈兆棠在广西通过''清乡''行动，成功消灭了广西大部分的土匪，为他自己赢得了美名，但他到广东上任之后，变本加厉地进行''清乡''，在潮州''一日报诛三百人，郡中震怖''。陈兆棠后来的剿匪行动变成了苛政，导致民怨沸腾，陈兆棠本人也因此落得被杀示众的下场。

知县难处二：手下多且杂，管理难度大

明清两代的知县，身边都围着一大群下属，由于这些知县大部分都是空降的，所以他们对这批下属的掌控力很弱，如何管好这批下属，是摆在新任知县面前的一道难题。清代的知县一般拥有县丞和主簿两个副手，副手下面是吏户兵等六房，六房下面还有一众保长和甲长，总计下来清代一个县长要同时管二三十个下属。这些下属一旦犯了差池，黑锅立马就会扣到知县的头上。

清代的地方志《平和县志》记载：''保长践民至死，亲告于府，黄许桂（知县）为之失禄十斛。''

这段话的意思是，平和县里面有一个保长欺负老百姓，把那个老百姓踩死了，受害者的家人向知府告发此事，知县黄许桂的俸禄为此被削了十斛米。清代一个七品知县的俸禄是四十五两银四十五斛米，因为手下一个保长犯了错，黄许桂九分之一的年薪就没了。更可怕的是如果保长六房等等下属一窜通一气，先后搞事犯错，知县一整年的俸禄就别想要了。平和县县史上有一个不知名的知县，就是因此而调走。

当然有本事的知县，可以把这二三十个手下治理得听听话话。《平和县志》上记载，第三十任知县蓝世龙，虽然只主持平和县两年，但是他把这个刺头颇多的县衙门班底管得服服帖帖。万历年间由于财政紧张，平和县衙役的工资普遍缩水，这些衙役为了帮补家计，不得不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情。蓝世龙知道此事后，立刻禁止衙役们私自下乡，但是有两个刺头不听话，偏要硬着头皮来到房间，结果他俩回去之后，被蓝世龙当面数落了一番，还遭遇到''闪电式炒鱿鱼''，不得不卷铺盖走人。

由于御下严厉办案公正，蓝世龙在平和县百姓心中的评价很高，他被调到河东之后，平和县的老百姓纷纷立生祠怀念他。明清时期像蓝世龙这种会管理下属的知县人数不少，但是其他大部分知县还在为如何御下而焦头烂额。

知县难处三：肩上担子重，自身亦难保

明太祖朱元璋曾经在一天之内批改上百本奏折，弄得自己头痛欲裂。知县的工作量当然比朱元璋要少的多，但是他们的工作难度不亚于皇帝朱元璋。明朝时期临近黄河流域的县城，几乎每两年就会遭受一次洪水，这些县城的知县几乎每两年就要筹备一次赈灾，但是明末财政拮据，赈灾需要的一半银两需要知县自己筹集。为了能够顺利渡过难关，许多知县只能唱黑脸，从富商乡绅手中索要赈灾资金，但此举风险极大，他们一不小心就会被这些地主弹劾。

除了赈灾防灾之外，御敌防敌也是知县的重要工作。明末崇祯年间，李自成揭竿而起，他率领的大顺军从黄河流域一直打到长江流域，对抗大顺军的明朝官兵只有孙传庭军、洪承畴军和卢象升军等几支，在这几支明军尚未布防的郡县，知府县令们只能自求多福。当时许多知县就因为不肯降敌，所以被李自成杀害。

根据《明史》记载，崇祯时期的慈溪知县刘振之，就曾经因为刚正不屈而亡于敌军之手：

''贼索印，不与，缚置雪中三日夜，（刘振之）骂不绝口，乱刃交下乃死。''

大顺军想要招降刘振之，故向他索取知县的官印，刘振之不给，于是大顺军就把他帮起来，晾在雪地里三天三夜，坚毅不屈的刘振之一直骂骂咧咧，怒气不打一处来的农民军遂将其乱刀处死。像刘振之这种因农民起义而遇害的知县，在《明史》中不下五十个。明末时期的知县许多都是书生，他们天天钻研理学心学，并不晓得带兵打仗，而明末农民起义军不同于土匪，他们有组织有战术，所以知县们和农民军作战往往一碰就败，以至于明末的知县群体里出现了''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种尴尬现象。

除了赈灾和御敌，征税也是知县工作的重要指标。崇祯年间知县要负责征收地方的辽饷、剿饷和练饷，它们主要用于充当明军军费。征收三饷对知县来说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工作，如果征饷力度过重，超过老百姓的接受范围，老百姓们很容易会倒戈向李自成军，毕竟''闯王来了不纳粮。''除了这三项工作之外，知县还要负责审理县里的疑难杂案，负责指导农业生产，甚至负责安排三月三和五月五的妇女活动。

知县经难念，全因弊病深

从秦到清知县的工作一朝比一朝难做，知县们一代比一代疲惫。究其原因，还得归咎于封建制度的弊病逐渐暴露。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和大航海时代的开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矛盾，例如中国人与外国殖民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商业和农业劳动力分配的矛盾，外国商品涌入与本国商品销售的矛盾。由于明清时期封建制度已经僵化，无法另设机构处理这些矛盾，导致它们一直囤积在民间，所以知县的工作越来越多，担子越来越大。

总结

新中国完全废除封建社会的官职结构，''知县''一词也完全成为历史的尘埃。其实对于知县们来说，职位被废除反而是一种解脱，因为在清末时期他们平时看似风光，但实际上每天都得工作到半夜。而且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知县这一职位已经不再符合历史的要求，它被废除也在情理之中。

知县一职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从秦朝到清朝，两千多年来数以十万计的知县，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卷宗和日志，里面包含大量有关管理、审案和用人的智慧，这是知县们留给后人的珍贵礼物，现代许多管理学的专家教授，都在向历史上的知县们取经呢。

古代的县令和知县区别挺大的，职责不同、分工不同，其实有点类似于今天的县长和县委，这两个职位其实也有高低之分。

“县令”这个词是比“知县”更早出现的。秦朝时期的县令可以管辖万户以上的地方，而县长只能管辖万户以下，这其中的等级和权力就凸显出来了，后来西汉崛起取消了县长这个职位。

中国历史上把县令和知县一词发扬光大的是在宋朝。当时朝廷外派官员到地方上任，如果只是管理地方，就是县令，而兼职当地方官，则是知县。明朝后，为了便宜行事，就撤销了县令。

县令，知县的发展史

县级行政单位在春秋时期就有了，而因为国家不同称呼也不同，例如大夫、宰、公、长、令、尹等。等秦始皇一统七国后，统一把县级行政官员改为县长或县令，而当时得“令”的级别比“长”高，因为县令管辖的人数要比县长的多。

西汉建立后，沿袭了秦朝的管制，但西汉初期，因战争导致的人口锐减，所以很少有万户以上的县，因此就取消了县长，只有县令这个称谓。

知县的称谓是从唐末出现了，因为唐末藩镇割据，战乱不停，导致官员经常更换，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官员，只能让其他人代理，而代理人就是知县了。

“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知道、通晓的意思。如果朝廷找不到合适的人担任县令，那么就会找县中通晓事务的人暂时代理县官，这叫做知县了。但最初的知县不算正式的职务，一直到宋朝时才开始被固定下来。

宋朝得惯例是，由京中派遣官员到地方上任，如果是京官，同时担任地方官，就叫知县。如果他卸除了原来的职务担任地方官，那么就是县令了。宋朝经常有这种内官兼职的现象，有的几个月，有的甚至几年。例如北宋时的包拯担任刑部侍郎，是他的主官职，而后来他又兼任了开封府尹，这叫权知开封府，也就是代理开封府。

宋朝初期的知县、县令权力较大，有的人代理后就不想离开，就会找借口跟朝廷说理由，然后继续担任。而这时的知县和县令的职业范围和权力并没有什么不一样。

知县、县令整合

辽、金时代因为受到汉文化影响较大，那时的官制和中原一样，所以县官也叫县令。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恢复宋朝的官制，县令和知县开始并存，而因为明朝的政治比较稳固，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办，所以没必要有代理知县的存在了，朱元璋的政治手段是比较强的。

县令、知县职责和权力

秦朝时期的县令权力很大，当时叫令、尹，他们甚至可以调动军队，除了平常负责农业、手工业、治安事件外，还要负责税收以及征兵，这主要还是秦朝时期的官员人数不足，官制不完善，一个县令要负责的东西太多。

汉朝时的县令叫相，权力比秦朝更大，基本上是什么都管，如有贪污腐败之人就任，必然是怨声载道，民不聊生。到了南宋后，县令和知县依然还可以统领吏、户、礼、兵、刑、工六房。但因为县官是最贴近百姓的，所以国家对县令的委任极为看重，这样的官员是朝廷一直审核的，所以经常会导致找不到合适的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就任，那么就会派遣中央信任的官员来代理当知县。

元朝时期吸取宋朝的弊端，县官不再充当军使，并且在税收和处理民间事物的权力也被削弱。明朝时压缩了权力，把地方县令改为知县，县令就没有了，知县这个称呼更为合适，因为那时所有的县官都是皇帝的代理人。

结语

中国人的文化博大精深，一个职位可以叫出不同的称谓，且十分的复杂，不同的年代和地区，叫法也大不相同。

就好比知县的称谓，最早流行于唐朝末期，也就是代理县令，宋朝时，朝廷内管兼人外职叫知县，专职的叫县令。而元朝又叫县尹，直到明清时都叫知县了，因为他们都是皇帝的代理人，帮皇帝办公了。

总的来说，国家正式的官职叫县令，明代以后的知县是正式官职。县令早期权力非常大，到元朝之后权力就被削弱了。就像上面讲的，县令的权力过大且最贴近百姓，容易滋生腐败，且给国家带来负面影响，所以削弱县令、知县的权力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