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亚平宁半岛上的米尔汶桥边，耶稣降生之后312年的10月28日，未来的君士坦丁大帝与他的对手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就以往的经验来看，这样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要么有奇迹出现，要么两败俱伤。突然，喊杀声外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结果是君士坦丁大获全胜，而据说这胜利来自天上的异象——当然只有皇帝一人堪受圣谕——十字架被命令置于士兵的盾牌之上。战后不久的君士坦丁，便令人讶异地宣称自己皈依基督。星期天被定位公共假日、十字架开始出现于罗马的钱币，基督教现在不仅是合法宗教，而且正在成为帝国的国教。

这不过传说罢了，基督教之得宠不是一时一地一事所能决定，而是像所有历史一样有着内在的积蓄和漫长的过程。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发展到最高峰，此后便渐趋没落，及至世纪末期，帝国社会上演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危机。原奉诸神（包括罗马帝国皇帝）已不再像过去具有威灵显赫的地位，以至必须寻找一个“兴旺”的宗教来鼓舞民心。由于基督教对犹太教义的超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可以从基督教中寻找到精神安慰。正是由于基督教“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为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恩格斯）”， 加上它在将近二百年的发展中，也努力摆脱自身的“反抗”气息，以求能够取得统治阶级的谅解和信仰。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会史上称为“护教士”的人竭力宣传帝国利益和基督教利益的一致性，一再表白拥戴皇帝，愿为帝国效劳，以阐述神学的形式向罗马帝国统治者频送秋波。就这样，基督教由一个饱受迫害的宗教逐渐为罗马帝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人所注意或信仰，并最终为君士坦丁大帝所利用。

但是新的信仰并未能挽救一个帝国的颓亡，“国教”对基督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胜利，于罗马，却是葬礼的开端。在古典奴隶制衰落和中世纪社会诞生的转折期里，基督教对古老秩序的破坏推波助澜，又构建起全新的秩序。公元410 年，西哥特人攻陷了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一些守旧的罗马贵族就将此归罪于罗马人皈依基督教而背弃原有宗教之举，矛头直接指向教会。被尊为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奥古斯丁以“预定论”来解释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人类始祖背叛了上帝以来，就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座城池，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注定同上帝永世长存，而世俗之城注定同魔鬼受苦。奥古斯丁不仅以纯神学的形式解释了罗马城的陷落是由于罗马人自身的罪孽造成的，还驳斥了异教徒的指责和种种不符合基督教原理的“异端邪说”，从而劝说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为了理解，人们若放弃尘世的追求，立意于灵性的超越，就会被上帝所拣选，蒙恩得救，进入上帝之城。”正是在这样的宣传下，基督徒人数骤增，他们不关心现实生活，一味追求“天国”生活。这在无形中消磨了罗马人的意志。当时，罗马军队由于充斥着大量的基督徒而战斗力大减，基督教忍辱服从的信条使晚期帝国的罗马在对外战争中不免处处被动，这与先前罗马人崇奉战神阿波罗时所采取的主动出击策略形成了鲜明对照。爱德华·吉本写道：“基督教厌恶今世的事务，不下于厌恶今世的享乐，他们拒绝积极参加帝国的民事、行政或军事防卫。……要基督徒充当士兵、长官或国王的角色，而又不背弃一个更为神圣的责任，这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随着罗马帝国皇帝对基督教政策的改变，教会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教会不仅获得丰厚的捐赠，还被赋予接受教徒遗产的无限权力，它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大量的土地，成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并且享有豁免权。这样教会土地越多，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少，以至到帝国后期只有基督教会能够办慈善事业，而成了千百万下层群众的知音。同时，教会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以及享有的经济特权，还吸引着世俗贵族。他们争先地恐后地皈依基督教，竟相捐赠财产，以图在教会中谋取神职。而神职人员的增多，反过来又加重了帝国的财政负担。在公元三世纪，有教区60个，平均每个教区有神职人员147人。过去认为，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是帝国的胜利，但实际上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累赘，它耗尽了帝国的财富，严重破坏了帝国的经济基础。

从公元四世纪中叶起，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起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帝国全境。与此同时，蛮族成群迁徙并大举进攻罗马，他们彼此呼应，或汇合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罗马奴隶制帝国。面对这种情况，作为罗马帝国统治者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当然也无回天之力。更何况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以基督教“异端”派别形式出现的人民起义也不断在许多地区点燃战火，从而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如五世纪初，同基督教多纳图斯派有“血缘”关系的北非阿哥尼斯特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从正统的基督教会来看，它是基督教的异端运动。起义以努米底亚为中心，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最后在公元 418 至 420 年间遭到残酷镇压。后来汪达尔人由西班牙进入北非时，有相当 一部分居民与他们联合起来发动起义，结束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传播，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它被定为国教，不仅没有起到巩固罗马帝国的作用，而且相反地以合法的身份客观上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崩溃。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兴盛，罗马帝国才如此迅速地遭到瓦解。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征服了罗马世界帝国”，基督教秩序取代了罗马秩序。

拜占廷从巴西耳二世去世之后就已经走向没落了，君士坦丁堡也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时陷落过。但要注意的是十字军的征服确实是东罗马衰落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但诺曼人为首的拉丁人只是成功吞并了意大利南部,但并未在希腊站住脚。突厥塞尔柱人则在曼齐刻尔特打败了拜占廷，成功将影响力漫延到整个小亚细亚。1261年,三个希腊国家中的尼西亚在不断削弱了拉丁帝国后，成功进入君士坦丁堡，这可以说是东罗马人最后一次进入首都。此时，帝国只有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和另外两块属地,身边却又拉丁人、塞尔维亚人保家利亚人、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等多支力量

因为西罗马帝国灭亡时，它维持不堕，渡过难关后，恢复了生机，并繁荣一时

罗马帝国的政体和中国不同，表面看很统一，其实有的都是割据一方的..，单纯的攻克了国都并没有彻底消灭那些剩余的军队

靠的是“制度” 一切力量比如武力都来源与民，所以靠这些不可能长时间统治民众，唯有让民众信服，才能团结一心，

要不是

公元392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取缔所有异教，基督教成为了帝国的国教。基督教成为国教后，罗马教会就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部门或机构，受皇帝的管辖。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开始在在政治上脱离罗马帝国的控制，并逐渐走向他权利的顶峰。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依然和当时意大利的统治者日耳曼的东哥特人保持距离，仍臣服于远在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但是，由于罗马处于日尔曼蛮族的政治军事影响之下，加之距离遥远，使君士坦丁堡要实现对罗马教皇的有效控制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日尔曼人入侵期间，或在罗马行政机构撤退或失控的地区，罗马教会作为意大利地区硕果仅存的罗马帝国的政治机构，当时它代表了罗马和基督教的古老传统，它屹立于日尔曼人入侵造成的废墟上，似乎是蛮族无法摧毁的永恒之城，因而在5-6世纪之交时，罗马教会将大批罗马遗民聚集在自己周围。这大大提高了教会的威信。罗马教会因而开始成为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

536年，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攻灭东哥特王国，重新统治意大利，罗马教会重新回到了罗马皇帝的控制中，从此直到8世纪中叶，罗马教会一直在拜占庭皇帝的控制（或者说是名义上的控制之下）,其间绝大多数教皇均系叙利亚人或希腊人，而当时的教皇也不得不屈从于拜占庭诸皇帝的武力统治，那时的教皇们若不顺从，即会被遭到皇帝的囚禁。但罗马教会最终还是彻底摆脱了拜占庭皇帝，并和君士坦丁堡教会正式分裂，这来自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一是，至6世纪中叶起，日耳曼的伦巴第人开始持续进攻意大利，不断蚕食拜占庭在意大利的领地。拜占庭的势力在意大利日趋于衰颓，大约在公元751年，伦巴第人攻陷了拜占庭意大利的首府拉韦那。拜占庭势力被赶出了意大利中部和北部。这事虽使罗马教皇遭到伦巴第人的极大威胁，但也使他们脱离了对拜占庭皇帝全面的隶属关系。

二是，717年，拜占庭帝国小亚细亚军区总督立奥击退了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进攻后，强迫狄奥多西三世皇帝退位，自己登上皇帝宝座，称立奥三世（717—741年）。开创了伊苏里亚王朝的统治（717—797年）,立奥为了保障新兴军事贵族的利益，安定军士生活，需要大量土地和财产，分封给各级军事长官，但是当时拜占庭的土地大部分掌握在教会和修道院之手，它们还享有免税和免徭役特权，从而严重影响国家的税收和军队的巩固。为了打击教会，于是立奥从726年起宣布反对圣像崇拜，掀起一个全社会破坏圣像运动。这就是拜占庭历史上著名的“破坏圣像运动”。730年1月立奥召集御前会议，要求僧俗高级贵族在他制定的反对圣像崇拜的法令上签字，拒绝签字者立即免职。此时的罗马教会，坚决反对这项法令，和拜占庭帝国公开决裂。731年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三世宣布开除立奥三世和全体圣像破坏者的教籍。立奥则剥夺教皇在南意大利的征税权和对伊利里亚的管辖权作为回击，在拜占庭的“破坏圣像运动”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843年，当时的拜占庭皇帝狄奥多拉宣布重新恢复圣像崇拜才告终止，这117年的“破坏圣像运动”，使罗马教廷和拜占庭皇帝彻底决裂，也造成了东西方教会的完全分裂，从此，欧洲的两大阵营壁垒分明。

最后，对罗马教会的地位，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法兰克人。公元739年伦巴第人在国王留特普兰领导下企图征服罗马，教皇格利高里三世依靠求助法兰克墨洛温王朝的宫相查理*马特，击退了伦巴第人对罗马的进攻。公元754年教皇斯蒂芬三世为了逃避伦巴第人，越过了阿尔卑斯山投靠查理*马特的儿子“矮子”丕平，双方缔结了一个双赢的协定：丕平为教皇提供军事保护；而教皇则正式承认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的傀儡君主，获得国王的合法称号。754,756年，丕平两次出兵翻越阿尔卑斯山，打败了伦巴第人，并从他们那里夺取了意大利中部以罗马和拉维纳为中心的大片土地，丕平为了答谢教皇对他王位的认可，把这片土地包括拜占庭总督在意大利的全部辖区赠给了教皇，这就是著名的“丕平献土”，教皇国的成立，意味着罗马教会同东罗马帝国在政治上的正式分离。

为了使教皇国的立国合法化，法兰克人（应该就是丕平及其部下）伪造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文件，例如：“君士坦丁的赠予”，把它说成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的一项教令，大意说，当他创建新罗马（指君士坦丁堡）时，他曾将旧罗马以及其所有的西方领土赠给了教皇。作为教皇世俗权力基础的这项馈赠竟被以后中世纪的人们一直深信不疑，直到文艺复兴，伟大的佛罗伦萨历史和语言学家洛伦佐*瓦拉（1406-1457年）才将这份文件辨伪，斥为赝品（见笔者的《漫谈欧洲文艺复兴》）。奇怪的是，洛伦佐*瓦拉竟被当时的教皇尼古拉五世任命为教廷秘书，原因是教皇太热爱拉丁文了，因而对当时文艺复兴的拉丁文大师洛伦佐*瓦拉爱不释手，这是题外话。

原因：由于匈奴和众多日尔曼部族的侵略，罗马帝国为便于统治，由公元395年分为东、西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单单继承了先祖的步兵作战方式，而东罗马帝国则开始了重骑兵参与的作战方式，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外族的入侵中灭亡了，而东罗马帝国在查士丁尼一世及后人的努力下又维持了数百年，其间有侵略也有自卫性质的战争。使东罗马帝国由盛转衰的那场战役，敌人竟是东罗马帝国引以为豪的东征工具－十字军,在十字军的叛乱下，拜战庭被攻破了。 启示：任何国家在何种情况下都应有危机感，不断进行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同时，在维护自己的前提下，也要维护周边环境的和平与稳定，要有防人之心，却不应有害人之意。历史已无数次证明了侵略战争是不会成功的。罗马帝国也好，日尔曼也好，包括日本，它们都没有好的下场。（一）影响；由于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政策与东罗马帝国完全不同，导致陆上丝绸之路的消亡。促进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二）意义：由于大航海时代的来临，使得欧洲国家迅速积累资本和扩大殖民地，为后来的工业革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楼上胡扯 十字军算什么叛乱？而且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战役是1071年曼克西特会战。1204年君士坦丁堡被攻破，那是拜占庭精神之死，拜占庭帝国正式沦为一个二流国家。顺便，东罗马帝国查士丁尼之后的战争。基本是自卫性的，扯神马侵略？无论是伊拉克略进攻萨珊波斯，还是利奥三世的君士坦丁堡大会战，或者是巴希尔二世的灭亡保加利亚的战争 基本都是自卫性的。（顺便纠正下一楼的错误，利奥是阿纳多利亚军区将军，不是小亚细亚军区。而且843年结束“破坏圣像”运动的狄奥多拉是太后，不是皇帝。皇帝是她的儿子米哈伊尔三世。而且教会是1054年分裂的，不是843年。谢谢） 拜占庭帝国，一直是欧洲之盾，抵抗这伊斯兰教向欧洲内陆扩张。拜占庭的灭亡，导致奥斯曼帝国可以通过马尔马拉海，向巴尔干和中欧发动攻击。增强了欧洲人的危机意识，也迫使欧洲人另寻新航路通向东方。也触发了新大陆的发现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大量拜占庭的学者逃亡意大利，带走了许多古罗马古希腊的典籍，奠定了文艺复兴的基础。为了攻克君士坦丁堡，奥斯曼人学习了铸造巨炮的工艺，促进了火器的发展。

标志着西欧封建社会的结束。

　　那是亚平宁半岛上的米尔汶桥边，耶稣降生之后312年的10月28日，未来的君士坦丁大帝与他的对手展开了最后的决战。就以往的经验来看，这样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要么有奇迹出现，要么两败俱伤。突然，喊杀声外现出一片宁静、祥和的气氛……结果是君士坦丁大获全胜，而据说这胜利来自天上的异象——当然只有皇帝一人堪受圣谕——十字架被命令置于士兵的盾牌之上。战后不久的君士坦丁，便令人讶异地宣称自己皈依基督。星期天被定位公共假日、十字架开始出现于罗马的钱币，基督教现在不仅是合法宗教，而且正在成为帝国的国教。

　　这不过传说罢了，基督教之得宠不是一时一地一事所能决定，而是像所有历史一样有着内在的积蓄和漫长的过程。公元二世纪，罗马帝国发展到最高峰，此后便渐趋没落，及至世纪末期，帝国社会上演了全面而又深刻的危机。原奉诸神（包括罗马帝国皇帝）已不再像过去具有威灵显赫的地位，以至必须寻找一个“兴旺”的宗教来鼓舞民心。由于基督教对犹太教义的超越，不同民族、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都可以从基督教中寻找到精神安慰。正是由于基督教“毫无差别地对待一切民族，它本身就成为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恩格斯）”， 加上它在将近二百年的发展中，也努力摆脱自身的“反抗”气息，以求能够取得统治阶级的谅解和信仰。这段时间里，基督教会史上称为“护教士”的人竭力宣传帝国利益和基督教利益的一致性，一再表白拥戴皇帝，愿为帝国效劳，以阐述神学的形式向罗马帝国统治者频送秋波。就这样，基督教由一个饱受迫害的宗教逐渐为罗马帝国统治集团的某些人所注意或信仰，并最终为君士坦丁大帝所利用。

　　但是新的信仰并未能挽救一个帝国的颓亡，“国教”对基督来说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胜利，于罗马，却是葬礼的开端。在古典奴隶制衰落和中世纪社会诞生的转折期里，基督教对古老秩序的破坏推波助澜，又构建起全新的秩序。公元410 年，西哥特人攻陷了被誉为“永恒之城”的罗马，一些守旧的罗马贵族就将此归罪于罗马人皈依基督教而背弃原有宗教之举，矛头直接指向教会。被尊为四大拉丁教父之一的奥古斯丁以“预定论”来解释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事情：他认为，自人类始祖背叛了上帝以来，就出现了相互对立的两座城池，一座是上帝之城，一座是世俗之城，上帝之城注定同上帝永世长存，而世俗之城注定同魔鬼受苦。奥古斯丁不仅以纯神学的形式解释了罗马城的陷落是由于罗马人自身的罪孽造成的，还驳斥了异教徒的指责和种种不符合基督教原理的“异端邪说”，从而劝说更多的人信仰基督教。“理解为了信仰，信仰为了理解，人们若放弃尘世的追求，立意于灵性的超越，就会被上帝所拣选，蒙恩得救，进入上帝之城。”正是在这样的宣传下，基督徒人数骤增，他们不关心现实生活，一味追求“天国”生活。这在无形中消磨了罗马人的意志。当时，罗马军队由于充斥着大量的基督徒而战斗力大减，基督教忍辱服从的信条使晚期帝国的罗马在对外战争中不免处处被动，这与先前罗马人崇奉战神阿波罗时所采取的主动出击策略形成了鲜明对照。爱德华·吉本写道：“基督教厌恶今世的事务，不下于厌恶今世的享乐，他们拒绝积极参加帝国的民事、行政或军事防卫。……要基督徒充当士兵、长官或国王的角色，而又不背弃一个更为神圣的责任，这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随着罗马帝国皇帝对基督教政策的改变，教会的经济地位不断提高。教会不仅获得丰厚的捐赠，还被赋予接受教徒遗产的无限权力，它通过这些途径获得大量的土地，成为了大土地占有者，并且享有豁免权。这样教会土地越多，国家的税收也就越少，以至到帝国后期只有基督教会能够办慈善事业，而成了千百万下层群众的知音。同时，教会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以及享有的经济特权，还吸引着世俗贵族。他们争先地恐后地皈依基督教，竟相捐赠财产，以图在教会中谋取神职。而神职人员的增多，反过来又加重了帝国的财政负担。在公元三世纪，有教区60个，平均每个教区有神职人员147人。过去认为，宣布基督教为罗马国教是帝国的胜利，但实际上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累赘，它耗尽了帝国的财富，严重破坏了帝国的经济基础。

　　从公元四世纪中叶起，奴隶、隶农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持续不断，起义的烽火几乎燃遍了帝国全境。与此同时，蛮族成群迁徙并大举进攻罗马，他们彼此呼应，或汇合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腐朽的罗马奴隶制帝国。面对这种情况，作为罗马帝国统治者精神支柱的基督教当然也无回天之力。更何况自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以后，以基督教“异端”派别形式出现的人民起义也不断在许多地区点燃战火，从而加速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如五世纪初，同基督教多纳图斯派有“血缘”关系的北非阿哥尼斯特运动重新高涨起来，从正统的基督教会来看，它是基督教的异端运动。起义以努米底亚为中心，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的阿非利加行省，最后在公元 418 至 420 年间遭到残酷镇压。后来汪达尔人由西班牙进入北非时，有相当 一部分居民与他们联合起来发动起义，结束了罗马帝国在北非的统治。

　　由此可见，基督教在当时罗马帝国的传播，对于帝国的统治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它被定为国教，不仅没有起到巩固罗马帝国的作用，而且相反地以合法的身份客观上加速了罗马帝国的衰亡和崩溃。正是由于基督教的兴盛，罗马帝国才如此迅速地遭到瓦解。也是从这个意义上，基督教“征服了罗马世界帝国”，基督教秩序取代了罗马秩序。

罗马帝国是彻底不相信主耶稣已经来临的，他们不相信、不承认，所以已经来临的主耶稣和他的信徒们被罗马帝国驱逐，最终导致了（但那也是主耶稣要的成全）主耶稣为我们得成全而钉死在十字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