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的早期形态汉代流传的鲁、齐、韩、毛四家诗学,以及近年陆续发现的阜阳汉简、上博简、清华简、安大简、海昏侯墓简等出土资料,都显示...
诗经的早期形态
古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过讨论,顾炎武《日知录·四诗》中提出的“四诗”说即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顾炎武所谓“诗之本序”,其实就是在探讨《诗经》的早期形态问题。因为《邶风》以下十二国风产生时代较晚,只有《周南》《召南》和《豳风》有可能产生于周初。所以以情理论,周初建立礼乐体系时,《诗经》只可能有南、豳、雅、颂四类。
顾炎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雅、颂先不论,二南与《豳风》除时代较早外,同其余国风相比还有许多特殊之处。先说《豳风》,其中《七月》篇最为特别,它被认为是周民族还生活于豳地之时便流传的歌谣,可能在周公时被整理写定。而《豳风》其他篇目也与周公有关,产生时代应该比较早。《周礼·籥章》记载周人祭祀诗乐中有“豳诗”“豳雅”“豳颂”的说法,传统观点认为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表演《七月》一诗。因此,将《七月》或者“豳”归入“风”就很不合理。此外,《七月》文本有很强的“拼贴”痕迹,比如诗中混用夏历、周历,大部分诗章又缺少前后承接等,它很可能是基于多首诗作或谣谚的再创作。笔者认为,《七月》反映了周初曾根据“旧材料”创制“新诗乐”的事实。周民族在先周时期就拥有丰富的诗乐,不过尚未形成稳定的文本与文献,姑且可称其为“先周诗乐群”。这一诗乐群可能采用了“诗”“雅”“颂”的大致分类,这也是“豳诗”“豳雅”“豳颂”的来源。而据《周礼》记载,豳诗用于迎寒暑祭祀,豳雅用于祭祀田祖、田畯,而豳颂用于蜡祭,其礼乐功用与今本风、雅、颂明显不同,应该不属于同一体系。如果说《诗经》早期形态中保有“豳”的位置,应是周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或追忆。
至于《周南》《召南》,其特殊性更加显著。首先,《小雅·鼓钟》有“以雅以南”,南与雅并列,学者据此将“南”解释为乐器、乐调、诗体等。其次,二南的礼乐地位比较特殊,《仪礼》载乡礼、燕礼、射礼等皆要演奏二南曲目,称为“乡乐”,同时二南又被认为是“房中之乐”。再次,孔子对二南特别看重,《论语·阳货》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大量论及二南,其比例远超其余国风及雅、颂。最后,目前所见各种文献,凡能体现国风顺序的,二南皆在最先,无一例外。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南”最初应是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类目,后来才归属于国风。此外笔者认为,二南的来源应与文王之妻太姒有关。太姒出于有莘氏,据《诗经·大明》等记载为殷商王族。文献所见与“莘”相关地名九处以上,皆在黄河以南,可知有莘氏当主要活动于黄河以南一带,故其乐歌被称为“南”。“南”因太姒入嫁而传至周,太姒作为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又在商末周初发挥了重要作用,故极受周室子孙敬重,其美德也成为一种典范。而被认为主导周初礼制建设的周公旦,便是太姒之子。所以,二南最终以表现“文王之化”“后妃之德”及规范夫妇关系的“房中之乐”的形态被纳入礼乐体系。另外,《诗经》早期形态中“南”类的存在,可以反映周王室中妻族或母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当然,二南最初的篇目当有限,今本应是其陆续演化的结果。
最后再简单讨论一下雅和颂。《大雅》中部分篇目时代较早,如《文王》《大明》等祭祀诗,这应是“雅”类得以确立的核心。也就是说,最初的雅应是祭祀祖先的歌乐。而《大雅》的其余篇目则依托此种礼乐功用陆续产生,并伴随周代的礼制变革,其内容也发生偏移。比如《行苇》《既醉》等篇由祭祀而主写宴享,《民劳》《桑柔》等则归于讽谏,这可能与周代宴享中“以诗抒怀”有关,如清华简《耆夜》篇便载有宴饮场合以诗抒怀之例。《小雅》则更是礼制演变及宴享诗乐进一步独立的产物,所以《仪礼》所载士阶层的礼制,大量使用了《小雅》中的篇章。至于颂,因为《商颂》《鲁颂》比较特殊,这里只讨论《周颂》。一般认为,《周颂》是西周陆续产生的宗庙祭祀乐。但实际上,南、豳、雅未尝不用于宗庙祭祀,比如雅之祭文王、武王,豳之祭田祖、田畯,而二南作为乡乐之“正歌”,当然也用于宗庙祭飨。《周颂》之不同应在于其等级、规模及舞容方面,它显然体现了另外一套祭祀系统,故《周颂》中早期诗多单章而不押韵。
这就带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同一套礼乐系统中会有这样功用重复的部分?一种解释是,它们所用的祭祀场合各不相同,故其歌乐便有区别。但另一种解释或许更加合理,即:西周礼乐体系本身就是对已有的多种体系的吸纳与调和,因而难免会有功用的重复。结合前文所论,西周礼乐至少吸纳、调和了以下四种诗乐文化:体现周民族传统文化的“豳”;体现周母族有莘氏文化的“南”;体现周人所建构的夏文化的“雅”;体现周人所继承的殷商文化的“颂”。之所以说“雅”体现夏文化,因为“雅”就是“夏”,《荀子·荣辱》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安雅即安夏。据学者研究,周人为了战胜商人,在灭商前后有意建构夏文化,并把自己打造成夏的继承者。而关于颂,《逸周书·世俘》篇有“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谓周文王曾继承、应用商之礼制,而《周颂·振鹭》《鲁颂·有駜》等都写到了周人对商代鹭舞的吸纳。因此,将《周颂》理解为对殷商礼乐的继承或模仿,应该不无道理。
那么,最终我们就看到,在西周初年为配合礼乐制度而产生的“诗经”,当由南、豳、雅、颂四部分组成,这便是顾炎武所谓“诗之本序”的“四诗”。它们分别代表了构成新的周文化的四种子文化,或许也代表了当时四种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势力,即周王母族、周之旧贵族、灭商过程中诞生的新贵族、殷遗民贵族。周初的礼乐制度建设,正是为了调和这几种文化或政治势力,建立并维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而,随之产生的《诗经》,也就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种文化、政治生态。当然,周代礼制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周初礼乐制度的成熟可能要晚到康王时期,且此后仍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比如有学者即提出,在周穆王、宣王等时期皆存在较大规模的礼制变革。而随着周代礼制的变化,《诗经》也随之发生扩充、调整或删汰。《诗经》中包含有明显属于不同时代礼乐仪式的诗作,以及文献所见内容相似而文本差异较大的诗歌,比如清华简所见《蟋蟀》《周公之琴舞》等诗,便是这种演化的证据。
探讨《诗经》的早期形态有其意义,它可为《诗经》的后续演变与定型提供比较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研究“雅”诗主题如何从祭祀向宴享、讽谏偏移,以及《小雅》缘何能够独立;也可以讨论最初并不存在的“国风”为何产生,以及最终南和豳也被归入“风”的原因等。这些显然都与周代礼制的变化有关,新的礼乐需求便会催生新的诗类,此处限于篇幅暂不展开。另外,由此节点再往前追溯,还可探讨更古老诗歌的形态,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周诗乐群”,这便有待后续研究。
古代学者对这一问题也有过讨论,顾炎武《日知录·四诗》中提出的“四诗”说即具有启发性。他认为:“《周南》《召南》,南也,非风也。《豳》谓之《豳诗》,亦谓之《雅》,亦谓之《颂》,而非《风》也。《南》《豳》《雅》《颂》为四诗,而列国之《风》附焉,此《诗》之本序也。”顾炎武所谓“诗之本序”,其实就是在探讨《诗经》的早期形态问题。因为《邶风》以下十二国风产生时代较晚,只有《周南》《召南》和《豳风》有可能产生于周初。所以以情理论,周初建立礼乐体系时,《诗经》只可能有南、豳、雅、颂四类。
顾炎武的说法是有道理的。雅、颂先不论,二南与《豳风》除时代较早外,同其余国风相比还有许多特殊之处。先说《豳风》,其中《七月》篇最为特别,它被认为是周民族还生活于豳地之时便流传的歌谣,可能在周公时被整理写定。而《豳风》其他篇目也与周公有关,产生时代应该比较早。《周礼·籥章》记载周人祭祀诗乐中有“豳诗”“豳雅”“豳颂”的说法,传统观点认为就是用三种不同的方式表演《七月》一诗。因此,将《七月》或者“豳”归入“风”就很不合理。此外,《七月》文本有很强的“拼贴”痕迹,比如诗中混用夏历、周历,大部分诗章又缺少前后承接等,它很可能是基于多首诗作或谣谚的再创作。笔者认为,《七月》反映了周初曾根据“旧材料”创制“新诗乐”的事实。周民族在先周时期就拥有丰富的诗乐,不过尚未形成稳定的文本与文献,姑且可称其为“先周诗乐群”。这一诗乐群可能采用了“诗”“雅”“颂”的大致分类,这也是“豳诗”“豳雅”“豳颂”的来源。而据《周礼》记载,豳诗用于迎寒暑祭祀,豳雅用于祭祀田祖、田畯,而豳颂用于蜡祭,其礼乐功用与今本风、雅、颂明显不同,应该不属于同一体系。如果说《诗经》早期形态中保有“豳”的位置,应是周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或追忆。
至于《周南》《召南》,其特殊性更加显著。首先,《小雅·鼓钟》有“以雅以南”,南与雅并列,学者据此将“南”解释为乐器、乐调、诗体等。其次,二南的礼乐地位比较特殊,《仪礼》载乡礼、燕礼、射礼等皆要演奏二南曲目,称为“乡乐”,同时二南又被认为是“房中之乐”。再次,孔子对二南特别看重,《论语·阳货》谓:“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上博简《孔子诗论》中也大量论及二南,其比例远超其余国风及雅、颂。最后,目前所见各种文献,凡能体现国风顺序的,二南皆在最先,无一例外。因此我们有理由推断,“南”最初应是一个独立且重要的类目,后来才归属于国风。此外笔者认为,二南的来源应与文王之妻太姒有关。太姒出于有莘氏,据《诗经·大明》等记载为殷商王族。文献所见与“莘”相关地名九处以上,皆在黄河以南,可知有莘氏当主要活动于黄河以南一带,故其乐歌被称为“南”。“南”因太姒入嫁而传至周,太姒作为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又在商末周初发挥了重要作用,故极受周室子孙敬重,其美德也成为一种典范。而被认为主导周初礼制建设的周公旦,便是太姒之子。所以,二南最终以表现“文王之化”“后妃之德”及规范夫妇关系的“房中之乐”的形态被纳入礼乐体系。另外,《诗经》早期形态中“南”类的存在,可以反映周王室中妻族或母族文化的重要地位。当然,二南最初的篇目当有限,今本应是其陆续演化的结果。
最后再简单讨论一下雅和颂。《大雅》中部分篇目时代较早,如《文王》《大明》等祭祀诗,这应是“雅”类得以确立的核心。也就是说,最初的雅应是祭祀祖先的歌乐。而《大雅》的其余篇目则依托此种礼乐功用陆续产生,并伴随周代的礼制变革,其内容也发生偏移。比如《行苇》《既醉》等篇由祭祀而主写宴享,《民劳》《桑柔》等则归于讽谏,这可能与周代宴享中“以诗抒怀”有关,如清华简《耆夜》篇便载有宴饮场合以诗抒怀之例。《小雅》则更是礼制演变及宴享诗乐进一步独立的产物,所以《仪礼》所载士阶层的礼制,大量使用了《小雅》中的篇章。至于颂,因为《商颂》《鲁颂》比较特殊,这里只讨论《周颂》。一般认为,《周颂》是西周陆续产生的宗庙祭祀乐。但实际上,南、豳、雅未尝不用于宗庙祭祀,比如雅之祭文王、武王,豳之祭田祖、田畯,而二南作为乡乐之“正歌”,当然也用于宗庙祭飨。《周颂》之不同应在于其等级、规模及舞容方面,它显然体现了另外一套祭祀系统,故《周颂》中早期诗多单章而不押韵。
这就带出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同一套礼乐系统中会有这样功用重复的部分?一种解释是,它们所用的祭祀场合各不相同,故其歌乐便有区别。但另一种解释或许更加合理,即:西周礼乐体系本身就是对已有的多种体系的吸纳与调和,因而难免会有功用的重复。结合前文所论,西周礼乐至少吸纳、调和了以下四种诗乐文化:体现周民族传统文化的“豳”;体现周母族有莘氏文化的“南”;体现周人所建构的夏文化的“雅”;体现周人所继承的殷商文化的“颂”。之所以说“雅”体现夏文化,因为“雅”就是“夏”,《荀子·荣辱》有“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安雅即安夏。据学者研究,周人为了战胜商人,在灭商前后有意建构夏文化,并把自己打造成夏的继承者。而关于颂,《逸周书·世俘》篇有“古朕闻文考修商人典”,谓周文王曾继承、应用商之礼制,而《周颂·振鹭》《鲁颂·有駜》等都写到了周人对商代鹭舞的吸纳。因此,将《周颂》理解为对殷商礼乐的继承或模仿,应该不无道理。
那么,最终我们就看到,在西周初年为配合礼乐制度而产生的“诗经”,当由南、豳、雅、颂四部分组成,这便是顾炎武所谓“诗之本序”的“四诗”。它们分别代表了构成新的周文化的四种子文化,或许也代表了当时四种无法被忽略的政治势力,即周王母族、周之旧贵族、灭商过程中诞生的新贵族、殷遗民贵族。周初的礼乐制度建设,正是为了调和这几种文化或政治势力,建立并维持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而,随之产生的《诗经》,也就毫无疑问地体现了这种文化、政治生态。当然,周代礼制并非一蹴而就、一成不变的。现代学者普遍认为,周初礼乐制度的成熟可能要晚到康王时期,且此后仍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比如有学者即提出,在周穆王、宣王等时期皆存在较大规模的礼制变革。而随着周代礼制的变化,《诗经》也随之发生扩充、调整或删汰。《诗经》中包含有明显属于不同时代礼乐仪式的诗作,以及文献所见内容相似而文本差异较大的诗歌,比如清华简所见《蟋蟀》《周公之琴舞》等诗,便是这种演化的证据。
探讨《诗经》的早期形态有其意义,它可为《诗经》的后续演变与定型提供比较的基础。而在此基础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研究“雅”诗主题如何从祭祀向宴享、讽谏偏移,以及《小雅》缘何能够独立;也可以讨论最初并不存在的“国风”为何产生,以及最终南和豳也被归入“风”的原因等。这些显然都与周代礼制的变化有关,新的礼乐需求便会催生新的诗类,此处限于篇幅暂不展开。另外,由此节点再往前追溯,还可探讨更古老诗歌的形态,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周诗乐群”,这便有待后续研究。
中国古文字的发展现状是什么
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语言、表达情意的工具,中国在黄帝时代已经有了文字,这种说法,由于殷墟甲骨文的出现,更得到了有力的支持与证明,所以,中国文字的创造至少有将近五千年的历史了。
在没有文字之前,人类用来表达情意、帮助记忆的工具,大致是表情、结绳与语言。但是,人类复杂精密的思想,绝不是表情及结绳所能全部表达,而语言也有时空的限制,因此才有了文字的制作。
据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位老者,长相非常奇特,他的眉骨隆起,眉下却有四只眼睛,每只眼都炯炯有神,目光直射前方,他可以画出许多的图形符号,各种的图形符号代表了各不相同的意义,他聚精会神、认真的绘制,忘情的工作直到深夜,忽然天崩地裂般的轰隆巨响,天空哗啦哗啦的下起大雨,但是落下的不是水滴,却是一颗颗的小米,四面八方满是天地鬼神的哭号之声¨¨。
他就是仓颉,也就是传说中的「文字神」。《淮南子.本经训》记载:「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描写了文字具有神奇的力量,人类的智能将会因为有了「文字」而突飞猛进,这使得一向掌控人类的鬼神也为之惊惧不已,所以才产生了这样的奇景。
后来,中国人普遍敬畏文字,乃至于写着字的纸张不敢随意毁坏、丢弃,进而读书识字的士大夫也受到社会大众的敬重。在古代,官府中许多管理文书的官吏,每至秋季就集体祭祀仓颉,尊之为「文字神」,其渊源也就是仓颉传说,这也就是后人说初造文字的是仓颉之由来。
但是,文字的体系庞大,造字也绝不是一时一地一人就能完成的。史书上说,黄帝是中华文明的发源时代,仓颉则是传说中黄帝的史官,其实,早在仓颉以前,各部落就已经有了许多表意的符号,但不相一致,仓颉加以统一与整理,因此,人们就把初造文字的功劳加在他头上了。
中国文字虽已有五千年历史,但是早期的文字,已经不可得见。迄今为止,已知流传最早的文字是商代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之后依序大致是金文、籀文、小篆、隶书、草书、楷书与行书。
金文,是铸刻在铜器上的铭文。根据考古资料证明,我国在夏朝就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就是铜和锡的合金。在出土的青铜器物中,有很多在其上铸刻了文字,因为周朝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又因为这类文字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又叫「钟鼎文」。
籀文,又称大篆,专家学者大都认为是战国晚期的秦国文字。籀文笔道匀称,字体整齐,也说明了它是官定的标准文字。
「篆」本是大篆、小篆的合称,因为习惯上把籀文称作大篆,故后世则用「篆文」专指小篆。战国未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统一文字,丞相李斯主持了这一工作。他废除了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并将秦国固有的籀文进行简省删改,同时也吸收民间的字体加以规范,便形成了一种新的正式字体「小篆」了。
整齐又长方形的小篆,结构是由均匀圆转的线条所组成,写起来并不方便。因此,民间很快的又出现了一种较为草率的新字体,它破坏了小篆的端庄工整,把圆转弯曲的线条写成带方折的字形。据说这种新字体在下层小官吏、差役(皂隶)、奴隶中较为流行,所以称为「隶书」。
文字学所指的「草书」,是一种特定的字体,它是民间从隶书发端萌芽的。在西汉初期用隶书书写的帛书和简牍中,可以看到有些字已经有连笔书写的现象,到西汉晚期,就出现了具有后世草书风格的字体。进入东汉以后,这些在民间流行的草书,经过文人书法家的加工,就有了比较规整、严格的形体。草书不但笔画勾连、字间勾连,而且形体高度简化,后来又出现了草书的变体,就是所谓的「狂草」,把汉字的形体简省得太过分了,而且还带有随意性,一般人难以辩认,因此逐渐失去了实用的价值,只能做为一种书法艺术品供人欣赏。
楷书,也是直接脱胎于隶书,它把隶书的扁形改为方形,人们常把汉字称为「方块字」,就是针对楷书而言。楷书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又经历了不少变迁,到隋唐之际才基本成熟。做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就是以楷书作为印书的主要字体,在宋代刻印的书籍中,楷书被美术化,写得更加规矩和美观,称为「宋体字」。后来还有模仿宋体字而加以变化的,叫做「仿宋体」。
行书,是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它不像楷书那么工整,也不像草书那么奔放。因为行书比楷书随便些,可以写得快,又不像草书潦草得让人不易看懂,所以受到人们的喜爱。如果写得端正一点,就叫「行楷」;如果向草书靠拢,写得放纵一点,就叫「行草」。被称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他创作了大量的行书作品,长期以来,更是备受后人珍藏宝爱的艺术精品。
在诸多的书体中,行书变化最多,写法最不一致,但是也最容易辨认,书写便利而活泼多姿,不仅具有实用性,更是艺术形式的多重展现,因此,直到现在仍然是最流行与应用最广的字体。
参考书籍:
从殷商到西周,各地本来是统一的。春秋时王朝衰弱,诸侯主政,国家趋向分裂,文字开始有东土、西土的分别,到战国时各国的差异更甚。秦代统一文字,是以秦文字为标准。汉以下的文字都由此而生,东土六国各系文字于是废弃。实际上,和商周文字更接近的不是秦文字,而是六国文字。战国文字研究的进步,使古文字演变的系谱完整贯通了,有着重要意义。
在东土六国文字中,楚文字研究取得的成绩最大。这是由于楚国具有特殊的地下自然条件,又有非常良好的墓葬制度,使得在其他地方大都朽坏消失的古文字文物得以保存。楚文字文物品种众多,最有价值的是竹简、帛书,所以楚国简帛是简帛学和战国文字研究两个分支的交叉点,成为近年来古文字学的热门课题。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楚简的讨论研究已经出现了几次热潮。第一次是在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发表以后,在国内和美国都举行了大规模的学术研讨会,讨论的中心是这批楚简中的《老子》。第二次是在2001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开始出版后,其间的《孔子诗论》成为讨论的重点。后来,上博简继续公布,研究者的热情也持久不衰。最近,学者的目光又集中到清华大学2008年7月入藏的战国竹简上来。清华简和郭店简、上博简一样都是书籍,但书的性质不同,后者主要是儒道两家的著作,清华简则多为经史一类典籍,包括《尚书》及近似《纪年》的史书。这几批竹简书籍由于文长字多,有的还有今本可资对照,在古文字考释上有其特殊的便利。从许多文字的释读出发,每每可以上溯殷周,解决甲骨文、金文等久悬不决的难题,使我们对古文字的演变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什么是竹简?竹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什么时候结束的?
无非和竹子有关系,从什么朝代到什么朝代竹简才被纸张和帛书所代替竹简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其中竹制的叫简牍或简称简,木制的叫木牍或简称牍,合称简牍(由于竹简的数量较多,有时也通称作“简”,其实是包含了木牍在内的意义。)
简牍是在纸普及之前用来记载的载体。现在发现的简牍的年代主要是战国、秦汉、三国,最晚至西晋。简牍可以用线绳或牛皮绳编连起来成书。
商代时已有竹简。《左传》和《国语》中春秋时人的言论经常提及“简策”。但现代考古所能发现的竹简最早只到战国时期,而且大多是楚国的竹简,例如郭店楚简、慈利楚简、上博简、清华简等。
简牍在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使用甚广。公元4世纪左右,由于纸已广泛使用,简牍才为纸抄本所代替。
扩展资料:
其加工过程简单说是将青竹筒蒸煮过,一说要用火烤,让其“发汗”脱水,称之为“杀青”,防止以后变形,不易被虫蛀,且便于书写。因此也称竹简为“汗青”,引申为书册、史籍。
杀青后可打孔后将线穿过竹简连缀成册,也可不打孔,直接绑竹简。杀青后还要刮削竹简,使竹简表面平整,这样有利于书写。
加工后的竹片有篾黄和篾青两面,一般于篾黄面(正面)书写,背面则为篾青面。有些简牍为两面书写的,如云梦睡虎地秦简的乙种《日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竹简
「象形字典」的可信度如何?
《象形字典》以有机、系统的全新结构,摒弃了以汉字读音为序(以英文字母表的排序为准)的零散、分裂式的排列方法,改为以字形为排序依据,整部字典分为“天部”、“地部”、“人部”三大部分;每一部分若干篇,每一篇分若干族,每一族包含若干个字头,每一个字头带领一个独立网页;每个网页的内容包括六个部分:“字头信息”、“字形演变”、“造字本义”、“引申线索”、“分类词汇”、“用户评论”。如何判断,造字的时候,是在用具体的构意来表示抽象的词义;还是在用具体的构意来表示具体的词义,后来才引申出抽象含义的,怎么知道,「牧」的本义就是专门指「放牛」,后来扩展到其他一切「放牧」;还是一开始造字的时候,就是指一切「放牧」呢,答案很简单:看文献。甲骨文材料中,如果「牧」只跟牛搭配,那就是前者;如果能跟牛、羊、马都搭配,那就是后者。象形字典的问题就是,错误地把一切「构意」都当作「本义」。比如「再」,网站上解释说,本义是「用鱼笼反复多次地捕鱼」,后来引申为「重复」。但甲骨文材料中,没有一个「再」是表示「捕鱼」的。而把「用来反复捕鱼的鱼笼」理解为构意,来表示「反复、重复」的本义,这样去解释「再」,在逻辑上要通顺得多,也更符合文献材料的情况。实际上,「再」的构意说法很多,但都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鱼笼」说算是颇有新意的。而这种新意,恰恰反映出象形字典的研究方法:对着甲骨文字形发挥想象力,或者说,猜。却没有结合任何一份文献材料。这是做语言、文字学的大忌。做古文字如此,做方言也是如此。
这种「汉字演进环节规划」丝毫没涉及「战国文字」,便知这位站长对于现当代古文字学的理解只停留下20世纪90年代以前。自上个世纪末《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公布後,学术界刮起一股「简帛研究热」,并直接带动了「战国文字研究」这一学科分支的发展。而2001年《上博简》系列、2021年《清华简》系列的出版,更是将这股「简帛研究热」延续至今。学者们更是通过诸多新见战国文字形体,为许多甲骨文、金文未释字或者误释字找到了正确的「后身」。可以确切地说,近三十年古文字学界的主要研究重点,就是「战国文字」。「战国文字」是衔接殷周甲金文与秦汉文字之间必不可少的桥梁。由于不了解当代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更不知「战国文字」的重要性,该站站长在面对甲金文难释字形体的时候,便通过主观想象臆测一通,自行构拟「甲金文」与《说文》小篆之间的中间形体。
我也经常使用象形字典,一般人来讲,直接看说文可能性不大,追溯和考证各时期的古文字,更是困难。从网站的内容分类来说,非常不错,把各种“汇总”在一起,对一般人查阅提供方便。赵老师提出的问题,也还是很严重,我看过网站站长的简介,也很不容易,呕心沥血,只是限于专业和水平,不是不花心思考证,可能受于专业所限。若是久而久之使用此网站,也有可能贻害无穷,感谢老师的中肯的评价,不再以此网站为准。挺用心的网站。界面简介,内容丰富,而且没有广告。但随便查了几个字,网站上对每个字的理解都有些错误。这个网站大都因袭说文的说法,没有吸收当代文字学的任何研究成果。如果是当一本辞典来用,还是可以的。但现在已经有好几个类似的网站了,其中有不少都比这个成熟。
说命的引文对读
今传《古文尚书》中的《说命》三篇,除那些见於周秦汉典籍引用者外,皆不见简本,《古文尚书》为伪书已成铁案。但是典籍中引用的《说命》文字,也有不见於简本者,这里就罗列出来作一下简要的对比分析,也有助於对简本文字的理解。本文所引清华简本《说命》释文,尽量用宽式。
一、《国语·楚语上》白公谏楚灵王时使用了一段《说命》的内容,其文字与清华简本不同,兹引白公谏语原文如下:
“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若武丁之神明也,其圣之睿广也,其智之不疚也,犹自谓未乂,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犹不敢专制,使以象旁求圣人。既得以为辅,又恐其荒失遗忘,故使朝夕规诲箴谏,曰:‘必交修余,无余弃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恶规谏者,不亦难乎!”
1、自“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兹故不言”句,说的是“高宗亮阴”的内容,《书·无逸》里周公说“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弗言。其惟弗言,言乃雍。”当是本自同一篇书,这段内容清华简本中没有,李锐先生认为“可能当时流传的《傅说之命》有很多篇,孔子最后选取了三篇。此三篇虽然今天已经亡佚,但是一些古籍之中还引有佚文。”[2]这个看法是很正确的。“高宗亮阴”和“梦得傅说”的故事,很可能是属於《说命》的第一篇,而清华简《说命上》当是第二篇,承接第一篇的内容,孔子删书,可能觉得这第一篇和傅说的关系不大,不符合《说命》的篇题,删去了,但是先秦这篇书也广泛流传,所以多见引用。伪《古文尚书》在造《说命》三篇时,把“高宗亮阴”和“梦得傅说”故事放在《说命上》的开始,也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它把白公语的开始几句写在下篇,很可能不符合事实。《尚书·说命上》《正义》引皇甫谧云(当出《帝王世纪》):
“高宗梦天赐贤人,胥靡之衣,蒙之而来,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说,天下得我者岂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说者,欢悦也。天下当有傅我而说民者哉!’明以梦视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写其形象,求诸天下,果见筑者胥靡衣褐带索,执役于虞虢之间、傅岩之野,名说。以其得之傅岩,谓之傅说。”
我们不知道皇甫谧根据的是什麽材料来写这一段的,但是可以知道,武丁做梦梦到傅说也是有一大段故事和说辞的,包括占梦的内容,它和“高宗亮阴”的故事构成了一篇书,就是《说命》的第一篇,它与清华简《说命上》的故事是连续衔接的,因为没有选取这一篇,所以清华简本开始就说“惟殷王赐敓(说)于天,甬(用)为失仲使人。王命氒百工向(向)以货,徇求敓(说)于邑人”(1简),如果我们不是知道其他古籍里有武丁做梦梦到傅说的记载,就很有点让人莫名了。所以白公在叙述武丁寻找启用傅说的故事的时候,也是从“高宗亮阴”开始说起,这是非常明白的。清华简本说傅说在北海之州筑城,就是“员(圜)土”,“圜土”即监狱,是关押犯人的地方,傅说很可能本来是负责看押犯人的官员,类似今天的监狱长之类,後来的传说中说他是“胥靡”,也就是犯人,恐怕是误会。
2、“如是而又使以象梦,旁求四方之贤”这句,相当於清华简本上篇的“王命氒百工向(向)以货,徇求敓(说)于邑人”(1简)。原整理者已经指出“向”字“读为‘像’,指画像。”[3]甚是;但将“以货”属下句读则不确,“货”本是货卖之义,这里当是散发、传播的意思;“徇”训“遍”,相当於“旁”,训“大”,“遍求”与“大求”的意思是相同的。
3、“得傅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这句相当於清华简本上篇的“敓(说)逨(来)自从,事于殷,王甬(用)命敓(说)为公”,“自”亦即《说命中》“敓(说)逨(来)自尃(傅)巖”的“自”,由也,从也。从者,遂也,“自从”是遂愿、如愿的意思,“说来自从”即“说自从以来”,就是傅说如愿而来。白公语中的“以”当训“而”。“而使朝夕规谏”一句当是白公根据文意的隐括之语。
4、“若金,用女作砺”,清华简本中篇作“若金,甬(用)隹(惟)女作砺”(2简),疑“惟”当在“用”字之前,抑或是衍文。
5、“若津水,用女作舟”,清华简本中篇作“若满水,女作舟。”(5简)“满”字原从囗从马,孙合肥先生释为“满”,[4]当是。
6、“若天旱,用女作霖雨”,清华简本中篇作“若天旱,女作淫雨”(4简),“旱”字写法是从雨旱声,“淫”的原字写法是上㸒下心,当是淫心之“淫”的专字,此用为淫雨之“淫”。
7、“启乃心,沃朕心”,清华简本作“启乃心,日沃朕心。”(3-4简)
8、“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清华简本作“若药,女(如)不眠(瞑)𡋕(眩),越疾罔瘳。”《孟子·滕文公上》引《书》曰:“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眠”字原从见民声,据《集韵》音义均同“眠”,当是“眠”字或体。“眩”字原从土旬声。盖古人合药或服药多用酒,再加上药物的作用,容易让人昏睡眩晕,故曰“瞑眩”。 白公谏语中所引的以上四个比喻,是以“若金”、“若津水”、“若天旱”、“若药”为序,而清华简本是以“若金”、“若药”、“若天旱”、“若津水”为序,二者不同。
9、“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清华简本作“若诋(抵)不见(视),甬(用)伤”。简本的“诋”相当於“跣”,我原来读“厎”,训“至”,後网友汗天山先生指出:“怀疑‘诋’当读为‘䟡’,训为‘蹋’、‘践履’。与传本‘若跣弗视地,厥足用伤’意思接近。”[5]此说当是。“䟡”《集韵》或作“踬”。《说文》:“跣,足亲地也。”段注:“‘亲’、‘跣’曡韵。古者坐必脱屦,燕坐必褫韤,皆谓之跣。”《汉书·文帝纪》:“自当给丧事服临者皆无践”,注:“孟康曰:‘践,跣也。’晋灼曰:‘汉语作跣。跣,徒跣也。’”盖“跣”本赤足踏地,故有“践”义,践者蹋也。《玉篇》:“䟡,蹋也”,其本义很可能也是也是赤足蹋地义,故引申为“蹋”义。
10、“必交修余,无余弃也”, 此二句不见简本。
二、《礼记·缁衣》引《兑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郭店简本、上博简一本《缁衣》均无之。此见清华简本《说命中》六-七简,作“作(且)隹(惟)口起戎出好,隹(惟)干戈作疾,隹(惟)慇胾(载)病,隹(惟)干戈生(眚)氒(厥)身”(7简)。
三、《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郭店简本、上博简一本《缁衣》均无此引文之。此语亦不见清华简本《说命》。《古文尚书》之《说命中》在使用此文时做了较大的发挥和改动,文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虑善以动,动惟厥时。有其善,丧厥善。矜其能,丧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无启宠纳侮,无耻过作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
四、《礼记·文王世子》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此句不见清华简本,见於《古文尚书》之《说命下》。
五、《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学学半。”此句不见清华简本,见於《古文尚书》之《说命下》,与上一句连在一起,作“惟敩学半,念终始典於学”。
六、《礼记·学记》引《兑命》曰:“敬逊务时敏,厥休乃来。”此句不见清华简本,见於《古文尚书》之《说命下》,作“惟学逊志,务时敏,厥脩乃来”,是在编联时将文句做了改动。
《礼记》所引的後四条文字均不见清华简本《说命》,当是别有所本,很可能是《说命》其它篇章中的文句,所以先秦时期流传的《说命》原本绝非三篇,应该不会少於四篇,很可能在四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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