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被迫
日本战败这么多年，还有很多极端分子不承认现实，不接受历史
可想而知当年它们投降，是在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唯一选择。

当时情况是，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虽然日本军阀在豫湘桂会战后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是由于经常受到来自于内地的美国空军的攻击，再加上太平洋战场已日益吃紧，盟军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战场上日军为扭转形势先后发动的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也失败了。
然后8月6日，为了避免采取大量伤亡的登陆战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3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
8号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70多万被横扫。
加上之前日本在东亚和东南亚各处战线都遭到盟军打击而失利不断，日本走投无路了，所以最后 决定无条件投降.

你好，靖国神社(Yasukuni Shrine)
简介
1.供奉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甲级战犯]）的地方，里面包括中国的台湾人（尖沙义勇队）.越南人.日本人。
2.是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九段北的一个神社，供奉自明治维新以来为日本国战死的军人或军属，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中日战争及太平洋战争中阵亡的日兵及殖民地募集兵，并包括14名甲级战犯，使得神社备具争议性。靖国神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一直由军方专门管理，是国家神道的象征；在二战以后，遵循政教分离原则，改组为宗教法人。
历史
建于1869年8月6日（明治2年6月29日），原称“东京招魂社”，以纪念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内战戊辰战争中为恢复明治天皇权力而牺牲的军人。在1879年（明治12年），东京招魂社改名为靖国神社；“靖国”来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也”，意为使国家安定。靖国神社在明治维新后是供奉为日本战死的军人，包括甲午战争（1894-5年），日俄战争（1904-5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日本全国神社都由内务省管理，唯独是靖国神社由军方管理。现时存放着接近250万名为日本战死者的灵位，其中有210万死于二战，包括14名二战甲级战犯和约2000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战败后，因为日本的战后和平宪法第9条说明要分开政府和宗教，靖国神社选择了变成一个非政府旗下的宗教机构。
在靖国神社供奉的阵亡二战日军军人当中，被征入伍的的台湾和韩国人也在内。还有，靖国神社也在1978年秘密将14个被盟国远东军事法庭入罪和处决的甲级战犯放入它们供奉的名字里。这些甲级战犯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和外相广田弘毅。正由于这班主要战犯的灵位也同时供奉于神社内，所以每当日本政要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都会引起邻近二战期间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及人民的反对。而近年日本政治环境右翼化，领袖频频前往作官式参拜，因而使邻近受害国家政府和民众的抗议加剧。日本国内对于领袖或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亦有正反两极化的反应，许多人认为官员只能在非公务时间以私人身份参拜，前往参拜时并不得利用公务车或其他行政资源，否则就是违背了政教分离的精神。
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终战纪念日”的时候，很多日本国民都去靖国神社去纪念战死了的亲友。而且，有参与过“大东亚战争”的日军军人也在这一天穿上军衣去参拜战死的同僚。这个宗教机构的争议升温的原因是由于有日本政府的官员，包括首相和内阁成员，在极具有象征色彩的“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因为有些日本高级官员参拜供奉战犯的神社，被日本侵略过的亚洲国家质疑日本对过去侵略战争的态度。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靖国神社曾经作为神风特攻队的出发仪式举办地。即使在现在，往往有日本二战退伍老兵在此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身着二战时期日本旧军装，举行列队示威，口呼军国主义口号，因此，靖国神社也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精神圣地之一。此外，靖国神社大门旁边一个纪念碑上的浮雕，一幅描绘的是中日甲午海战，另一幅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入侵上海。都是正面描绘当时日本军队如何“英勇”作战的，这是不折不扣美化当年侵略战争的做法，也令中国人民非常不快。为日本政府官员参拜靖国神社辩解的人认为，神社的废存早在1945年10月已由当时占领日本的联合国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决定，所以靖国神社已和军国主义没有关连，只是一座普通的宗教场所，民间人士在神社内对军国主义的祭祀只是个别人的立场。靖国神社实际上并不具有任何影响力,因为美国已经牢牢控制着日本的对外政策与军事,靖国神社充其量只能成为怀旧右派的纪念碑 。
1945年，联合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曾准备废除靖国神社，为此靖国神社举行“临时大招魂祭奠”，把许多未死的人也来祭祀。后改为宗教法人才得以幸存。1955年以后，自民党5次提出《靖国神社法案》，要求将靖国神社改为“特殊法人”，试图将之国营化。1974年，由于日本社会的广泛抗议，才没有成功。
编辑本段供奉在靖国神社的日军成员
靖国神社
阵亡者组成
戊辰战争：7751
西南战争：6971
甲午战争：13619
占领台湾：1130
义和团事变：1256
日俄战争：88429
第一次世界大战：4850
五三惨案：185
九一八事变：17176
抗日战争（1937—1941）：191250
抗日战争（1941—1945）及太平洋战争：2133915
甲级战犯
有14位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的甲级战犯供奉在靖国神社。他们是：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广田弘毅、坂垣征四郎、武藤章、松冈洋右、永野修身、白鸟敏夫、平沼骐一郎、小矶国昭、梅津美治郎、东乡茂德。
在日本，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一般被看作是日本和中韩两国之间的外交问题。反对者认为，甲级战犯合祀问题会导致对战争的肯定。
编辑本段参拜靖国神社
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有历史、文化及宗教等因素，但参拜这种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国家级的神社，政治因素普遍被认为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例如有分析指出，小泉纯一郎的参拜就与日本遗族会的不断催促，换取日本遗族会的支持与选票有关。参拜靖国神社也同时被外界——特别是中国、朝鲜及韩国等二战中被日本侵略的国家，认为是日本领导人对右翼观点的认同，而不能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反省。
包括中国、韩国等曾受到侵略的国家认为，在当年联合国下决定之前，神社内并未供奉二次大战的战犯。而这近2000位战犯，包括东条英机等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乃于1978年10月秋祭时秘密安放。从此，靖国神社的性质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它的地位也应该被重新审定。部份人士更认为：“把这一千多名战犯的牌位迁入神社，表明日本官方对历史并未有作充分的反省。”二战后，日本天皇每年都要参拜靖国神社，自从战犯灵位进入神社被暴露后，迫于舆论压力，天皇自1979年后再也没有正式参拜靖国神社。
第一次因为日本首相参拜靖国而引来外交危机的是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用日本首相的身份参拜靖国神社。中曾根是第一个战后首相用日本政府首脑的身份来参拜。自此11年内再没有日本首相前往参拜，直到1996年的桥本龙太郎。对于这次参拜，日本社会的反对者认为国家首脑的参拜，“日本国民将会因自己的手正式抹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犯罪而遭到来自世界的谴责。”
在2001年的竞选活动中，小泉纯一郎保证他会在“终战纪念日”参拜靖国神社。但是由于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外交压力，最终当选的小泉首相结果提前在8月13日参拜了靖国神社，以免显得对反对声音不敏感和轻视。但是由于中国的反日情绪还是很强，小泉在2001年10月8日到北京向中国表示他“衷心的歉意”。 此次参拜，有639名日本人和韩国人像大阪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判决首相参拜的行为违宪，并且要求停止参拜，并向原告受到侵害的宗教人格权支付赔偿。而支持者则也提起了诉讼，认为对靖国神社的侮辱使死者的遗属感受到了莫大的侮辱。
但是小泉没有意识到参拜靖国神社，不论是任何时间，都会有严重的政治后果，而在2002年4月再参拜。这次参拜令中国非常愤怒，以至没有邀请日本到北京参与2002年9月的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的活动。同时，因为小泉纯一郎年年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两国领导人多年没有任何互访，出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局面。
2005年4月27日中国驻日大使王毅说，中国和日本在1985年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之后同意，日本高层领袖不再参拜这座神道教的神社，以换取中国不反对低层官员的参拜。 翌日，于1982年到1987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中曾根即称：“这是完全与事实不符的。”并且“正式否认有‘君子协定’的存在。”2005年5月23日，中国副总理吴仪以国内有紧急事务为由，无预警地取消了原定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会面，提前结束访日行程；但并未变更5月24日原定的访蒙计划。尽管中国官方否认此举与靖国神社议题有关，仍有许多人认为中国方面借此表示对小泉首相将再参拜靖国神社之发言的不满。日方认为取消会面此举严重违反了国际外交礼仪，中国官方并未此道歉。大部分日本人，无论对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持赞成或反对意见，都认为这是日本内政问题，其他国家不应以任何行动予以干涉或企图干预。
小泉也自称参拜是基于个人信仰和日本的文化传统，别国不应该对此说三道四。这番话在日本国内也有很大共鸣。
二战后日本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记录
1945年8月18日：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在担任首相第二天就参拜了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一次）。
1945年10月23日：首相币原喜重郎在担任首相的当月进行了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45年11月20日：首相币原喜重郎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1年10月18日：首相吉田茂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2年10月17日：首相吉田茂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3年4月23日：首相吉田茂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3年10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4年4月24日：首相吉田茂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57年年4月24日：首相岸信介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58年10月21日：首相岸信介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两次）。
1960年10月10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1年6月18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1年11月15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2年11月4日：首相池田勇人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3年9月22日：首相池田勇人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65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6年4月21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7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8年4月23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9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69年10月18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0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0年10月17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1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1年10月19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十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2年4月22日：首相佐藤荣作第十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一次）。
1972年7月8日：首相田中角荣在担任首相第二天进行了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3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3年10月18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4年4月23日：首相田中角荣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4年10月19日：首相田中角荣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1975年4月22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5年8月15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6年10月18日：首相三木武夫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7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4月21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8月15日：首相福田赳夫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8年10月17日秋祭，安放二战甲级战犯牌位
1978年10月18日：首相福田赳夫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四次）。
1979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79年10月18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80年4月21日：首相大平正芳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三次）。
1980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0年10月18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0年11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4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1年10月17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4月21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8月15日：首相铃木善幸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2年10月18日：首相铃木善幸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九次）。
1983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一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3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二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3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三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1月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四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4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五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六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4年10月18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七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1月21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八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4月22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第九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85年8月15日：首相中曾根康弘率内阁成员第十次参拜（以首相身份参拜共十次）。
1994年，首相村山富市呼吁反省军国主义历史的同时，其内阁七成员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1995年8月15日，任村山内阁通产相的桥本龙太郎等8名自民党出身的内阁成员参拜了靖国神社。
1996年7月29日：首相的桥本龙太郎以公职身份在自己生日当天参拜了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一次）。
1997年4月22日，“大家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之会”的223名成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小渊惠三作为该会会长带头进行了参拜。
1997年8月15日，8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
1998年8月15日，8名内阁大臣和54名国会议员及议员代理人参拜靖国神社；
1999年8月15日，8名内阁大臣和54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
2001年8月13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2002年4月21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二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2003年1月14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三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2004年1月1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四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2005年8月14日：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及日本经济产业大臣中川昭一参拜。
2005年10月17日：首相小泉纯一郎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以首相身份参拜共五次）。
2005年10月18日：日本一百多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
2006年8月15日： 首相小泉第六次参拜靖国神社。
台湾与靖国神社
台湾团结联盟参拜靖国神社——参阅2005年台湾团结联盟参拜靖国神社事件
2005年4月4日，台湾团结联盟主席苏进强等一行10人在日本东京的靖国神社进行参拜活动并在之后引发一连串争议。苏进强表示，他是以台湾人和台湾本土政党的立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军征召阵亡而被奉祀在神社内的约28,000名台湾英灵、以及为国牺牲的日本人表示敬意。但是，台联参拜靖国神社的活动在亚洲地区引起了广泛抗议，因为靖国神社祭奉包括甲级战犯在内的日本军人，他们曾给亚洲带来残酷战争与巨大痛苦，是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的象征，是极具争议的宗教场所。并且200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
台湾原住民赴靖国神社抗议
2005年6月14日，台湾原住民出身的立法委员高金素梅率高砂义勇队遗族“还我祖灵”代表团前往日本东京靖国神社抗议，要求将“高砂义勇队牺牲者自靖国神社除名”。高金素梅一行被日本警察及靖国神社拒之门外，双方僵持无果，上述请求亦被回绝。高金素梅等台湾原住民还受到日本右翼的阻挠。6月17日，高金素梅等在大阪高等法院控诉，要求靖国神社归还台湾原住民的祖灵、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停止参拜靖国神社。6月19日，高金素梅率团返抵台湾。9月23日，高金素梅一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广场控诉说，“日本是对历史不负责任的国家”。不过，联合国并未对此显示热情。9月30日上午，大阪高等法院判决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属“公家”性质，违背日本宪法政教分离的原则。
编辑本段香港记者东瀛观察
日本在占领朝鲜半岛期间，把朝鲜当地不少具历史意义的文物掠走。当中有不少就放在靖国神社展览。2005年10月20日，日本把放在靖国神社的北关大捷碑归还给朝鲜。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市中心，离天皇居住的“皇居”不远。神社内大树参天，相比于车水马龙的东京街头，森森然自成一个天地。神社的布局与遍布尔日本各地的大小神社没有本质的不同，唯独正门高达二十三米的高大“鸟居”是其它神社难以比拟的；遍及各处的明治等天皇“御笔”和皇室的菊花徽记，在显露出靖国神社的特殊地位。
始建于1869年的靖国神社，所祭祀的是日本明治维新以来历次内外战争中死去的军人，也包括在历次侵略战争中死在他国土地上的军人。它曾经是日本凝聚极端民族意识乃至于军国主义精神的重要基地，更曾经是日本法律明文规定的“最高神社”。虽然这条法律已随日本军国主义的失败被扫进了时间的垃圾堆，但后来又经过数次修葺而显得鲜明整齐的神社殿宇足以提示，这并不是一段遥远得可以被遗忘的历史。
记者来日之前曾听过一些不太真实的传言，例如靖国神社不准中国人进入、不准拍照等等，但这是不确的。记者在神社内外苑自由行走、拍照，没有受到任何的干扰，只是在拜殿前面试图近距离拍摄内部情况时受到了旁边保安人员的劝阻。
靖国神社内外苑的一派安详景象，与记者想象中的“政治焦点”形象无法对号入座。本已不多的游人中大多数只是在这片绿地中闲庭信步，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外国游客。据记者在拜殿一旁观察，十五分钟内真正的参拜者只有寥寥七人。保安人员介绍说，这样的情况是常年性的，偶尔见到的大群参拜者，多半是某个大家族共同祭祀先人或是某个部队单位的遗族组织举行活动。记者看到的“参拜”仪式也很简单，大抵是击掌、投币、然后低头鞠躬而已。参拜者的表情也并不显得特别严肃，甚至还有人在拜殿前小声说笑。似乎一切都没有破坏宁静安详的气氛。
但是，这种宁静让笔者感出一种深深的冷漠，一种“政治冷感”底下对是非公理的漠视。正如国内很多研究日本问题的学者所指出的，日本社会当今最大的问题，并不是普遍地“反华”或“右倾”，而是在政治冷漠中对制衡日益猖獗的右翼分子的放弃。
在离开拜殿沿主干道原路离开靖国神社途中，记者结识了一位二十来岁的日本女性，她来自静冈县，是乘到东京游玩的机会来拜望在太平洋战争中死去的家族先辈的。她说，日本社会普遍存在认为人死了就成为神的观念，而且靖国神社的大多数参拜与纪念活动都是普通人各自祭祀其先人的。不过她也同意，小泉作为首相参拜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情。
在原路返回时，记者走进旁边的游就馆。事实上，这个以荀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命名的战争博物馆才是最让中国人感到愤怒的地方。十一个展示室，炫耀着日本明治之后在他国土地上的“辉煌战绩”，供奉着各式杀人武器，同时以“资源短缺、生存空间险隘”为由为一场场侵略战争辩解开脱，甚至还将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照片高悬墙上。时间的流逝、公理的伸张、正义的审判，似乎都与这座建筑物无关。记者没有看到有多少日本人在此瞻仰缅怀，但这个地方的公然存在，在作为侵略战争受害国国民的记者看来，本身就是历史的怪胎了。 1603希望对你有帮助！

简单的回答楼主的问题
是原子弹让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如果再不投降就离灭族不远了 所以他们投降了

不是自己提出的,被逼迫的,在美国给日本投方两颗元子弹后

美国往广岛和长崎投的两枚原子弹，迫使日本主动提出无条件投降。其实即使继续坚持下去，也打不赢这场战争，因为日本的兵员已经严重不足，已经从台湾、朝鲜半岛征召兵员了，这些兵员的战斗意志跟日本本土的士兵有天壤之别，日本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只是右翼实在太强大，无法明确提出，正好可以利用原子弹的理由提出投降。

1937年7月7日，一声枪响震惊中国。从此，不屈的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但是，“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由来已久，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也觊觎已久。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侵略的狼子野心。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疯狂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提出的对外侵略总战略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日本正是这样一步步地走向侵华之路。

1853年，美国军舰兵临城下，日本幕府次年结束了持续200余年的锁国政策。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将目光瞄向海外，提出向欧美学习，走“富国强兵”之路。这时日本国内的主导思想是：亚洲比西欧落后，应当将亚洲置于“先进”的日本支配之下。日本妄想将其国内的“等级制度”出口到亚太甚至世界范围内。而此时的中国清朝政府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期。历史发展到此时，日本侵华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

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

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不希望日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俄、法、德出面干涉。清政府虽收回辽东半岛，但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偿金。）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大连、旅顺的统治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经营“南满铁路”，开始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向德国宣战，并迫使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得到在中国修路、开矿等许多权利。日本侵略步伐更快了。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口炮轰沈阳，至1932年2月，中国东北地区沦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将侵略目标瞄向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迫使中方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日军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事后，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从此形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是为正面战场；在日占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1938年8月13日，日本海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开始。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军部和政府以为占领南京就可使中国屈服，因此动用20万军队进攻南京。

1938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和士兵30万人以上（史称“南京大屠杀”）。面对日本侵略，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敌后军民则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广泛的游击战争，钳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了“百团大战”。两党相互配合的抗日持久战，令日军虽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对中国实行全面进攻，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的目的。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相持阶段。1943年下半年后，中国军队逐渐转入局部反攻。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6日和9日，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参考资料：纪念抗战60周年

1937年7月7日，一声枪响震惊中国。从此，不屈的中华民族开始了长达8年的全民抗战。但是，“七七事变”仅仅是近代日本侵华野心的总爆发。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思想和政策由来已久，对中国这块富饶的土地也觊觎已久。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日本侵略的狼子野心。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会后，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满蒙积极政策”（世称《田中奏折》），疯狂地宣称：“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惟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田中奏折》提出的对外侵略总战略是：第一期夺取台湾，第二期夺取朝鲜，第三期夺取满蒙，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全世界。日本正是这样一步步地走向侵华之路。

1853年，美国军舰兵临城下，日本幕府次年结束了持续200余年的锁国政策。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将目光瞄向海外，提出向欧美学习，走“富国强兵”之路。这时日本国内的主导思想是：亚洲比西欧落后，应当将亚洲置于“先进”的日本支配之下。日本妄想将其国内的“等级制度”出口到亚太甚至世界范围内。而此时的中国清朝政府正处在内外交困的时期。历史发展到此时，日本侵华就成为必然的结果。之后的70多年里，日本发动了14次侵略战争，其中多次是对华战争。

1874年，日本侵略中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同胞。

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迫使战败的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与澎湖列岛给日本（由于不希望日本在战争中获益过多，俄、法、德出面干涉。清政府虽收回辽东半岛，但支付了3000万两白银偿金。）战后，日本一跃成为亚洲强国，开始跻身列强行列。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又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发动日俄战争。战后，日本将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同时将俄国在中国东北大连、旅顺的统治权掌握到自己手中，经营“南满铁路”，开始侵入中国东北。日本成为亚洲惟一的帝国主义国家。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乘机向德国宣战，并迫使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还得到在中国修路、开矿等许多权利。日本侵略步伐更快了。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是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的一段路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借口炮轰沈阳，至1932年2月，中国东北地区沦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将侵略目标瞄向华北，步步进逼。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变”。1933年，侵占热河省，并迫使中方代表签署《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出长城以南100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为日军打开通向华北的大门。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意制造“七七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驻军奋起反击。事后，中共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蒋介石也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七七事变”后，日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发动全面进攻。中国从此形成两个战场———国民党数十万军队主要在日军进攻的正面作战，是为正面战场；在日占区，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开辟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

1938年8月13日，日本海军进攻上海，淞沪战役开始。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本军部和政府以为占领南京就可使中国屈服，因此动用20万军队进攻南京。

1938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屠杀中国平民和士兵30万人以上（史称“南京大屠杀”）。面对日本侵略，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浴血奋战，顽强抵抗，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长沙保卫战等显示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敌后军民则开展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广泛的游击战争，钳制与消耗日军，并在1940年进行了“百团大战”。两党相互配合的抗日持久战，令日军虽占领大片中国国土，但无力对中国实行全面进攻，无法实现征服中国的目的。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和广州，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相持阶段。1943年下半年后，中国军队逐渐转入局部反攻。

1945年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作战，随后出兵中国东北。6日和9日，美国向广岛、长崎投掷了原子弹。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南京大屠杀指1937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陷落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数月的大规模屠杀。其中日军战争罪行包括抢掠、强奸、对大量平民及战俘进行屠杀等。屠杀的规模、死伤人数等没有世界共同认可的数字，但一般认为死亡人数超过30万。

在中国，南京大屠杀往往是民族主义的重要关注点。而在日本，公众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存在着广泛不同的情绪及观点，尤其是日本部份极右份子，认为南京大屠杀是被夸大、甚至是凭空捏造的反日本外交工具，也有人认为否认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修正主义、否认主义的表现。由于日本人对南京大屠杀的意见着广泛的分歧，因此视乎讲话者的观点，南京大屠杀可能被称为“南京大虐杀”、“南京虐杀”、及“南京事件”等。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是中日外交及人民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而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南京大屠杀一般英译为Nanjing Massacre（南京屠杀）或Rape of Nanjing（南京的洗劫、南京的强奸）等字眼，但总体上人民对其的认知往往远不如对纳粹的种族灭绝过程的认知。

亲历和目睹“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和日本人尚健在的已经不可多得了，能作见证的人亦即将与时俱逝。但是，这个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惨案还悬而未决，让我们活着的，尤其是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的一代，有责任把“南京大屠杀”这件在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最突出的惨绝人寰的日军罪行，彻底澄清，以对祖先，以儆子孙，更为“南京大屠杀”中死难的34万同胞伸冤。

日期与地点：在南京审判（1946年1月至1948年11月）时，亲历“南京大屠杀” ，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梅奇牧师（返美后任耶鲁大学驻校牧师）、贝德士教授（金陵大学历史教授，后任该校副校长，返美后任纽约联合神学院教授）及南京红十字会副会长等出庭作证。贝德士说∶“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期间恐怖达于极点，从第六礼拜到第七礼拜的期间恐怖是严重的。”另外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司库和秘书金陵大学社会学教授史迈士也对南京审判法庭说∶“在最初的六个礼拜中，曾每天提出两次抗议。”于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才有“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20万人以上” 的裁定。据此，学者及一般人多沿用“南京大屠杀”只为期六个星期。“南京大屠杀”不只是六个星期，虽然这六个星期的屠杀最为严重。

如果我们需要确切说明“南京大屠杀”的最严重阶段，那应该是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至1938年2月5日，新任日本南京守备司令官天谷直次郎到任。两天后，日本上海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曾下令恢复南京秩序。尽管有松井上将和天谷少将的允诺，日军在南京的屠杀、奸淫、掠夺、放火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时纳粹德国驻华大使馆政务秘书乔治·罗森于1938年2月10日自南京发往柏林外交部的电报还说∶“日本人在南京的恐怖统治已达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于3月4日的电报更清楚地分析日本人暴行的情形∶“二月份及本月近几天南京及其周围的形势已有些稳定……日本人的暴行在数量上已有减少，但在性质上没有变化。”罗森还提到直到他动笔写信那一天（3月4日），南京还看不到一家中国商店。史迈士教授在其1938年出版的《南京战祸写真》中说，南京市区在1938年3月份，有许多大门还是封着的。再有蒋介石的德国顾问团团长法尔肯豪森，当时留在南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其遗稿中记有“一个日本兵于三月十九日在美国教会院内强奸一女孩”。上述留在南京的西洋人所报道的南京二三月的恐怖情形完全符合很多留京的中 国人所作之记述。南京失陷后未及逃出的野战救护处处长金诵盘及其科长蒋公谷两位医生于1938年2月15日搭美侨李格斯的汽车作南京陷后对市区的首次巡示，蒋氏于其《陷京三月记》有如下之记载∶“出新街口，经太平路，夫子庙，转中山路，沿途房舍，百不存一，……行人除敌兵外，绝对看不到另外的人，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我们不忍再看。”

蒋介石的卫队中央军官学校教导总队的郭岐营长于南京沦陷后三个月逃出，著有《陷都血泪录》，连载于1938年8月之《西京平报》。战后，郭在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对质日军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为“南京大屠杀”的疯狂刽子手。郭写到∶“有人说兽兵刚进来头三天总是放枪奸淫烧杀的……结果过了一礼拜不见停止，过了三个月仍不见停止！”另一位教导总队的士兵营长钮先铭，系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抗战开始时，正肄业法国军校，当即遄返报国。南京陷敌后，钮落发为僧，潜居八个月始逃出南京，现仍健在并息影于美国洛杉矶。在其所著之《还俗记》中，描述他化装和尚搭京沪火车脱险，在车厢内的情景∶“当时京沪沦陷已半载有余了，日军为了确保他们的统治权，宪兵当然已不便在公共场所明目张胆地杀人，……在鬼子宪兵监视下，我不敢过分地东张西望；因此我又收回了我的视线，闭上眼帘，一只手搓着颈项上所挂的佛珠子，以作念佛状。”一位文化人李克痕于南京城西乡村躲避两个多月后，于1938年3月初入南京城，6月3日逃离南京，著有《沦京五月记》，连载于1938年7月的汉口《大公报》。李描述其在南京所见∶“近来日兵奸淫妇女的事，在白天虽少有见到，但在晚间仍多得很。我女同胞行大街上，日兵见之即趋前阻拦，籍检查为名，遍摸全身，百般调戏，任意玩弄，但也只好忍辱含羞，听其胡为，否则，刺刀举起，立刻戳死，故在白天，大街上没有一个妇女的影子。”

南京的恐怖局面一直持续到1938年的夏天，虽然明显的在3月中旬以后，屠杀和奸淫的程度逐渐减少。可以说三月中旬到5月底是“小屠杀”时期。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两个慈善机关（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及中国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于1938年5月份埋葬806人的记载。林娜在其《血泪话金陵》中道出其缘由 ∶“从日本兵进城起，到我离开止——五月二十日——掩埋尸骸的工作从未停止，其实埋也埋不了，一批被埋掉，马上又有一批新的来补充。”南京虽早在1938年元月一日即有汉奸自治委员会的成立，以陶宝庆及孙淑荣为正副会长，但未能使日军的烧、杀、奸、掠稍搁，以致“小屠杀”继续到1938年的夏天。南京的秩序直到1938年11月梁鸿志的“维新政府”（3月成立于上海）还都南京时，始得恢复。客观地判断，“南京大屠杀”的期限应该说是“半年”，或者说三个月的“大屠杀”和三个月的“小屠杀”，才与事实符合。“东京审判”的判决说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又说∶“在城外的人比在城内的人稍稍好一点。在南京四周200华里（66英里）以内的所有村庄，大体上都处于同样的状态。”“南京四周200华里”应即为上述之“南京及其附近”。这正好是东起于南京城东北，长江南岸之乌龙山，经尧化门、仙鹤门、麒麟门、马群、苍波门、高桥门、上方镇越秦淮河而西向花神庙、吉家凹，再越江南（即京赣）铁路，再东北上直趋江心洲对面之上河镇。实际上，这也就是保卫南京的防线，主要是南京之东南两方，也是人烟稠密的区域。同时，这一区域是南京防御的战场，村民多在日军未到前远走逃避。或入南京城避难，所留者多为老弱和妇孺。日军所至，未及逃避者，几乎极少幸免。

日军一路屠城杀向南京

日军20万分六路逼向南京，一路屠城奸淫，屋舍城墟，人烟绝迹。日军第六师团于11月5日在杭州湾之金山卫登陆后直接北上破松江城。据英国“曼彻斯特 卫报”著名记者田伯烈报道一位英国记者于1938年1月14日亲赴松江考察后所发的电报∶“松江全城本来可以容纳10万人左右的居民，我却只看见五个年老的中国人，躲在法国教会的一幢宅子里，流着眼泪，他们已经断食，恳求我带到上 海。” 有中国威尼斯之称的苏州为日军第三师团于11月19日攻陷。据1938年 上海《密勒氏评论》一篇文章报导∶“美丽古雅的苏州城原有35万居民，日军占领该城后，只剩500人了。”但最痛心的事情还如下述∶“就是日军侮辱各种阶层的妇女。兽欲勃发的日本兵到底奸污了多少妇女，恐怕没有人能够估计。”稣实在其最近所著之《中国妇女作日军慰安妇》一文中说∶“苏州城陷后有二千多妇女被掳。”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女士在其1939年1月15日重庆《中央日报》所发表的《抗战建国与妇女问题》一文中证实，日军不仅将被掳妇女编号供奸淫，甚至当众将被掳妇女“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 ，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 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无锡，为一工业中心，平时人口达90万人，1937 年10月下旬以来几乎每日均遭日机轰炸。据上述《密勒氏评论》文章所载，11 月10日日军于一日之内竟投炸弹160余颗，全城工厂与商业区尽成瓦砾，军民死伤无算。恶名昭彰的日军第十六师团所属之第二十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单位）于11月26日陷城后，大施屠杀，纵火焚城达十余日。据该联队第三大队上等兵北山于1987年公布之《北山阵中日记》所载，日军入城后不分军民一律屠杀。上述稣实的文章里报导日军在无锡掳夺中国妇女3000人，其中为军官所占有，随军押向南京者为数不少。日军于11月29日陷常州（武进）。按《北山阵中日 记》所载，日军接上级命令，所掳居民皆杀，结果四千余人被屠。镇江为南京之屏蔽，运河中枢，且系江苏省会，日军于12月9日破城后，数 千未能离境之难民皆遭屠杀，妇女被轮奸致死者极多。后来红十字会收尸共300 0具。当时年仅7岁的尹正美，全家五口居镇江城内，其祖母、母亲、大爷和哥哥皆死于日军屠刀之下，本人之后背被日兵刺了3刀，后被救活，现居北京，其背后 3刀伤痕仍清晰可见。尹女士已撰文报导其受害经过，在《日本侵华研究》第十六 期发表。田伯烈在其书中提到∶“中立的外国观察家曾赴日军占领下扬子江下游三角地 带旅行视察。据他们的报告，破坏毁灭的情形，决非局限于上海及其附近。……生产和生存工具的全部绝灭比较几千几万人牺牲于奸淫屠杀之下，其影响实在更为可怕啊！”田氏估计上海附近三个月的战事，造成中国官兵伤亡至少30万人，平民 的死伤数目也不相上下。但是，最可怕的“南京大屠杀”继踵而至。

日军近八个师团约20万人，此外还有飞机助战，海军游弋长江（因其武器精良，火力优于中国军队的三倍），分六路围攻南京。守军约12万人（除教导总队 及宪兵两团外，有十三个师）。日军第十三师团之一部连同第十一师团之一部编成之天谷支队于镇江北渡长江，先取扬州，再西向迂回南京对岸之浦口。第十三师团的六十五联队组成山田支队沿长江南岸直趋下关。第十六师团于12月5日进据句容后，其第三十八及三十三联队绕汤水镇经紫金山（针山）北麓奔向下关之东煤炭港江边，以其第九及二十联队攻麒麟门经马群由紫金山南麓直逼中山门。第九师团第七、三十五、三十六，及十九各联队在第十六师团之南并进，奔向光华门及通济门。第十军所属之第一一四、第十八及第六师团自杭州湾登陆后即西向，经太湖之南，其中第一一四师团绕太湖南岸北上取宜兴，经溧水而攻南京城西之花神庙、雨花台、而中华门。第六及第十八两师团西进，于11月30日陷广德后，第十八师团及伪满于芷山旅继续西进，于12月8日陷江南重镇芜湖。第六师团之第十三、四十七、二十三联队即北上为第一一四师团之左翼进攻中华门；其第四十五联队由最左翼直奔下关。另有第五师团之第四十一联队，由国崎登旅团长率领之国崎支队未参加广德战事即北上，经固城湖及石臼湖之南，于马鞍山之北渡长江而东向浦口 ，对南京形成包围之势。 12月9日南京外围要地龙潭汤山、淳化镇、秣陵关尽失，于是环城防卫战开 始。12日晨日军攻陷城西南之中华门。当日下午五时，自告奋勇保卫南京之投机军阀唐生智长官召集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宣布撤退，部队由下关渡江北上与正面突围南下；唐迅即渡江北逃。入夜后，南京彻夜枪声不停，各奔生路，无路可走的官兵多化装到老百姓家，特别是国际安全区藏匿。日军于13日晨9时许始由中华门及 中山门涌入市区，三个月的“南京大屠杀”随即开始。

三十四万同胞惨遭日军屠杀

日军围南京城的几天，不断散发传单，宣称“日军将尽力保护良善的人民，使他们能安居乐业”。同时日机大量散发优待证劝守军交枪投降∶待凭证（绝对不杀投诚者）凡华军士兵，无意抗战，竖起白旗，或高举两手，携带本凭证，前来投诚归顺 日军者，日军对此，必予以充分关照，且代谋适当职业，以示优待。聪明士兵，盍 兴乎来？ 日本军司令部印

12月10日，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大将更散发传单劝守军总司令不战而退，并保证“对于非武装的平民与不怀敌意的中国军队，则采取宽宏和善的态度”。1 2月12日唐鉴于大势已去，乃请南京青年会负责人国际安全区副主任费吴生博士 和日方接洽，商量停战，但为时已晚，无由实现。日军于13日上午11时来到南京国际安全区，在费吴生和另外两位安全区委 员（其中一位应该是梅奇牧师）的面前，就杀死了因惊骇而奔跑的20名难民。日军在入城后头几天的烧、杀、奸、掠有无数的资料可查证，但再没有比已在华传教二十余年的梅奇牧师（他当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主席）于12月19日 给他已去上海的夫人所写的信更真实了； “上周的惨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从来没有梦想日本兵会是这样的一群野 兽。一星期的屠杀和奸淫，我认为远比近代所发生过的任何屠杀为甚；除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惨案可与之相比。他们不仅杀掉能见到的每一个俘虏，也杀了极大数目的老少平民，他们很多人像被猎兔子似的在街上被射杀。从南城到下关全城堆积着死尸。”虽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于日军入城三天后，即雇佣100到2 00工人开始清除死尸，世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自12月22日开始收埋尸体工作，收埋尸体最多的南京崇善堂自12月26日开始工作，但是，南京城内仍是到处死尸，德国大使馆罗森秘书于1938年3月4日自南京给德国外交部的报告∶ “红十字会在为埋葬众多尸体而慢慢努力。部分尸体是刚刚从水塘和地下掩体（以前防空袭的掩体）中成堆成堆地打捞和挖掘出来的。例如在大使馆邸附近主要街道的地下掩体就挖出许多尸体。郊区小港口下关尚有三万具尸体，这都是大恐怖时期集体处决的。红十字会每天埋葬尸体五百到六百具，漫步郊区在农田和水沟可 见零星尸体。 ” 郭岐营长于1938年3月11日同教导总队睢友兰团长夫妇等11人搭渔船 逃离南京，报导离南京不远登岸时所见∶ “我们登岸一看遍地都是死尸。此地离南京城已有二三十里，时间已经过三个 月，遍野死尸，无人过问处理。” “南京大屠杀”的初期，以人数而论，集体被屠杀包括放下武器的战俘和逃难 的难民比较多，零星被屠杀死亡的人数比较少。正如贝德士在东京审判作证时所说 ∶“南京失陷后在两礼拜半到三礼拜的时间恐怖达于极点。”梅奇牧师于1938 年1月5日同贝德士谈话时提到，直到那天各领事馆人员还不准回南京城。并说∶ “自从日军入城便屠杀解除武装的士兵和成千上万的平民，现在还在继续，机关枪仍不停地响。很多的时候他们懒得用枪来射杀，而用刺刀一个一个把受害者捅死。 ”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据与资料，为了中国审判战犯和远东国际法庭的审理，南京市议会自1945年8月即开始收集资料，历时两载。首先中国军事法庭于 1947年2月初审判“南京大屠杀”首要战犯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亲历其境之证人如美籍贝德士及史迈士教授等1250余人出庭或具结作证，连同物证资料提作 审判依据。3月10日宣布判决∶ “计我被俘军民，在中华门花神庙、石观音、小心桥、扫帚巷、正觉寺、方家 山、宝塔桥、下关草鞋峡等处，惨遭集体杀戮及焚尸灭迹者达19万人以上；在中华门下码头、东岳庙、堆草巷、斩龙桥等处，被零星残杀，尸骸经慈善团体掩埋者 ，达15万人以上，被害总数共30余万人。” 判决书所定之集体屠杀19万人及零星屠杀15万人，系根据身历其境之12 50余人，及当时主持掩埋尸体之许传音、周一渔、刘德才、盛世徵等具结证明；具有红十字会掩埋尸体43071具，崇善堂收埋尸体112266具之统计表；灵谷寺无主孤魂3000余具之碑文；及谷寿夫在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 物证。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 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 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 “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 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 ，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 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 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 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 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 “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 一实例∶ “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轮奸，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 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轮奸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 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 ）大部分在事后杀掉。” 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 ，“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 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 蹂躏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 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 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 “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 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 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 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 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的样品。 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 “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 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 罗森于1938年1月15日给外交部的报告说∶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 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 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 ”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 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 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 （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谁负“南京大屠杀”的责任？

34万中国无辜的男女老少死于日军的屠刀之下，几十亿美元的财产遭到日军的破坏和掠夺，这样滔天罪行和暴行当然每个直接犯罪者都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首先，日军士兵和军官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普遍地杀人和强奸。我们前已提到随军记者小俣行男的报导∶“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另有《每日新闻》社的记者铃 木二郎出席“东京审判”为“南京百人斩竞赛”作证明时说∶ “在城内扫荡残留的中国军人。如果捉到军官，就绑在杨柳树上，教新兵射击 及劈刺的方法当活靶；士兵被捉了，就让他坐在坑前砍头。我是二等兵，只用刺刀刺中国兵。” 世人多熟知的两位“杀人竞赛”日军向井敏及野田岩两少尉在入句容县城（距南京20公里）时即分别杀死我无辜平民78和89人，当两位抵达南京城外紫金山时，已分别杀至105和106人之数，但两人相约杀至150人为止。这两位 “杀人魔鬼”的竞赛为东京报纸所赞扬，称之为勇士。但“杀人竞赛”之主凶为田中军吉大尉，以其“宝刀”砍死中国人300余人，惜尚未为世人所周知。事实上，所有来侵略的日本军官都是“杀人犯”，极少例外。田中、向井、野 田三位日军官仅是比较特殊的例子。曾来纽约参加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主办的七七事变五十周年纪念会的前日军第十二军军曹冢越正男在会场上痛哭流涕地说∶“ 当上了下士官，变成了拥有二十六名部下的骑兵分队长，而且被允许佩带日本刀。佩有日本刀具有什么意义呢？变得想杀人，有一个叫试新刀的斩首项目。”冢越说 他在中国四年多，共杀死106个中国人。凡是被派到中国战场的排长必须当众，通常是团长营长和连长的面前，以其战刀砍杀中国俘虏，否则便无资格作排长。请见最近在美出版颇引起读者重视的库克夫妇所著之《战争中的日本——口述历史》。最惊人的莫过于中岛今朝吾以中将师团长之尊，在南京

有根有据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简称神道。从日本原始宗教发展而来，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5～6世纪之际，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大体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信仰多神，号称有八十万神、八百万神或一千五百万神，特别崇拜作为太阳神的皇祖神——天照大神。称日本民族是“天孙民族”，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并且是其在人间的代表，皇统就是神统。祭祀的地方称神社或神宫，神职人员称为祀官、祀掌等。明治维新（1868）以前，佛教盛行，神道教处于依附地位，二者结合形成两部神道、天台神道等神道学说。德川幕府时期（1603～1867），一部分神道学者把崇拜天照大神的神道教义与中国宋代朱熹理学相结合，强调尊皇忠君，主张神道独立；从而出现吉川惟足的吉川神道、山崎暗斋的垂加神道等学派。德川后期，由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逐渐形成复古神道；依据《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日本古代典籍阐述神道教义，反对神道教衣服儒、佛，并利用部分儒佛学说和某些西方神学思想来解释神道教义，鼓吹以日本为中心，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世界秩序。同时，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后称为教派神道。明治维新后，为了巩固皇权，实行神佛分离，以神社神道作为国家神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据日本新的宗教法令规定其为民间宗教。

　　神社神道
　　神道教的主体。因以神社为主要祭祀场所和宗教活动中心而得名。又因重视对天地神祗和祖先神的祭祀，亦称祭祀神道。崇信皇祖神天照大神，主张神皇一体、政祭一致。明治维新以后居于国教地位，被称为国家神道。在行政和教育上与国家密切结合，进行敬神爱国、崇祖尊皇教育。全国有大小神社八万多个，其中重要的有祭祀天照大神的伊势神宫；祭祀明治天皇的明治神宫；供奉明治维新以后一百多年来在内战和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官兵名册，其中包括被远东军事法庭处以绞刑的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

　　主要经典
　　1.《古事记》三卷。
　　元明天皇时太朝臣安万侣著于和铜五年（712）。上卷为“神代”（神世列代），记载开天辟地至神武天皇诞生（一说神武天皇即齐人徐福的），其中包括天地初开、国土生成、天照大神、天岩户屋、大国主命献让国土及天孙降临等神话；中卷记载神武天皇到应神天皇；下卷记载仁德天皇到推古天皇的种种传说。
　　2.《日本书纪》
　　也称《日本纪》，三十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720）命舍人亲王太安麻吕等撰。第一、二卷是神代，第三～三十卷记载从神武天皇到持统天皇的历史传说和史实。

　　主要神祗
　　1.造化三神。
　　《古事记》中记载天地形成后最早出现的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神、神皇产灵神，此三神创造万物，并谓天御中主神是天地初分时天上最高的元始神，与皇祖神天照大神受到特别尊崇。
　　2.伊奘诺尊（亦作伊邪那歧命）。
　　日本神道教所说神世七代中最后一对配偶神中之男神，与女神伊奘册尊（亦作伊邪那美命）一起成称为日本国土的生成神。谓此二神受天神之命造成八大洲（日本国土）、山川草木以及主宰万物的各种神灵，其中包括天照大神、月读命、素盏鸣尊等神。
　　3.国常立尊。
　　天地开辟后最初出现的神，即神世七代的第一代神。《日本书纪第一卷载称：“天地开辟生成之初，于时天地之中生成一物，状如苇芽，便化为神，号国常立尊。”
　　4.大国主命。
　　也作大国主神、国造大神，又名苇原丑男、八千戈神、大己贵命。为国土营造神。据《古事记》载，大国主神奉天神之命，与出云国的少彦命共同经营国土，开垦田亩，兴修水利，开拓山林，发展畜牧，除灾医病。后把国土让给天孙琼琼杵命，而专司“幽界”之事。
　　5.天照大神。
　　亦称天照大御神、天照大日[这个字找不到，为雨字头中间并排三个口下为女字底]贵、大日[同前]贵，伊势神宫称之为天照坐皇大御神；是太阳女神，日本天皇尊奉为祖先神。《日本书纪》称伊奘诺尊和伊奘册尊生出大八洲及山川草木后，“共议曰：吾已生大八洲国及山川草木，何不生天下之主欤？于是共生日神，号大日[又是那个什么什么字，同前]贵”。后派天孙琼琼杵尊下治“苇原中国”（日本），于是，天照大神后裔世世代代作为天皇统治日本。
　　6.琼琼杵命。
　　亦作天津彦彦火琼琼杵尊，神道教谓其为天照大神之孙（天孙或皇孙），奉天照大神之命降世统治日本。《日本书纪》载，天照大神与高皇产灵神议，派琼琼杵命君临苇原中国。

　　神社和神宫
　　祭神的场所。原为各地农村共同举行农耕仪礼之所，称作神篱（周围植常青树，中间清净土地为祭神之所）或磐境（周围置以石头，以岩石充当神座），后来发展为建造屋舍、神殿，按时祭神。历来数目很多，据平安（794～1192）中期《延喜式神名帐》载称，当时国家承认的神社有2861个。明治末年有十一万余个。根据1975年的统计，全国尚有神社八万余。
　　神宫是神社的一种，其地位一般比神社高，据据平安中期《延喜式神名帐》载，当时允许称“宫”的神社有伊势国（今三重县）的皇大神宫、丰受大神宫，以及作为这两宫别宫的荒祭宫、泷源宫、伊佐奈岐宫、月读宫、高宫，还有下总国（今茨城县）的香取神宫等，共十一座。其中以伊势神宫最有影响。

　　学说和学派
　　九世纪初至明治维新以前，日本佛教极为盛行，神道教由于没有严格的教义体系和完备的组织，一时成为佛教的附庸。佛教把本地垂迹说应用到对神道教所奉之神的解释方面，谓佛或菩萨是本或本地。而日本神道教的诸神是佛或菩萨为应机说法而显现的化身（或分身），称为垂迹；有时也把日本诸神作为佛教的护fa神。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先后形成两部神道和天台神道等。
　　1.两部神道。
　　亦称两部调合（原文作习合）神道或真言神道。两部指佛教真言宗所说的金刚界、胎藏界，调合指佛教、神道融合一体，如日本《罗山文集》卷六十九：“所谓两部习合神道，乃最澄、空海等只沙门，以佛法合于佛道，以金刚、胎藏两界合于阴阳，遂以为神佛本迹一体。”这种神道学说是以本地垂迹理论为指导，用真言宗“金胎（金刚界和胎藏界）不二”思想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认为世界万有的基本要素是金刚界（智、心、识）和胎藏界（理、色、地、水、火、风、空），而大日如来是统一金、胎两部的本体，一切皆为大日如来的化身。伊势神宫内宫所祀天照大神为胎藏界的大日如来；外宫所祀丰受大神为金刚界的大日如来。从镰仓到室町时期（约十三～十五世纪），教理逐渐系统化。主要文献有《丽气记》、《中臣祓两部钞》等。
　　2.天台神道。亦称日吉神道（因所奉山王在日吉神社）、山王一实神道。以天台宗空、假、中三谛圆融教义为基础建立。认为释迦牟尼是一切神、一切存在的本体，也是日本天台宗大本山比睿山保护神山王的本体；山家（天台宗）的山字的竖三画即空、假、中三谛，横一画即一字，这是三谛即一之意；同样，山王的王字的横三画为三谛，竖一画为一，也是三谛即一。日本天台宗用这种学说来论证身佛同体之义。主要文献有《山家要略记》、《三宝住持集》等。
　　日本进入镰仓幕府时期（1192～1333）以后，确立了以封建领主经济为基础的武士统治体制。宗教界旧有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真言宗等日见衰微，而新成立的净土宗、真宗、日莲宗以及新从中国传入的临济宗、曹洞宗正在迅速传播，在神道界也出现了反对神道教依附佛教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大的有：①伊势神道。十四世纪由伊势神宫外宫祀官度会行忠、度会常昌等创立，故亦称外宫神道或度会神道。否认本地垂迹说，提出系统的以神道为主体，以儒、佛、道为从属的神道理论。认为宇宙的本原神是国常立尊，其创造万物的神妙称做天御中主神，二神共为一体。宇宙本原神具有五行之首的水德，而伊势外宫所奉的丰受大神是水神和食物神，与天御中主神也是同体；伊势内宫所奉的天照大神是日神，具有火德，与丰受大神互相依存；并强调神皇一体思想，认为“大日本者，神胤也。……神者君之内证，垂慈悲而同尘；君者神之外用，昭俭约而治国”。他们还注重封建道德的宣传。主要文献是《神道五部书》。②吉田神道。由室町时期文明年间（1469～1487）京都吉田神社的祀官吉田兼俱（祖姓卜部，说明是巫师的后代，家传的职业）创立，也称卜部神道、唯一神道（谓日本自古唯有神道，“纯一无杂”）。反对“佛主神从”的神道学说，认为宇宙的根本神是太元尊神，《日本书纪》中称之为国常立尊，它是万物的本体；不是神为佛的化身，而是佛为神的化身；神道是安人心、防鬼神之道；人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个机能，人身有生、长、病、老、死五种机能，而要使这些机能表现正常，就应作“内外清净”的修行。自称所创神道是无本宗源神道、大日本国固有之神道。主要文献有《神道大意》、《唯一神道名法要集》。
　　江户时期（1603～1867），儒学从佛教中独立出来并得到迅速发展，一些神道学者吸收儒学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朱熹理学，创立了神儒调合的神道学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①吉川神道。亦称理学神道。创立人吉川惟足先从伊势外宫度会延佳学度会神道，又从吉田兼从学吉田神道，并吸收朱熹理学而建成。认为朱熹理学中的太极即日本的国常立尊。一切神皆为太极的具体表现。把一般神社神道称为行法神道并予以批评，称自己的神道为治天下的神道，推崇儒家伦理，特别强调君臣之道，谓人伦之道以君臣之道为最高，以此忠道贯于夫妇、父子、兄弟、朋友之道，而“君臣之道，万古不易”。五行中土是万物之母，金是五行中最重要的，就人心讲它是义，是“敬之用”；敬义一体，此为人伦道德的根本。主要文献有《神代大意讲谈》、《神道大意注》、《日本神道学则》、《神代卷惟足抄》等。②垂加神道。山崎暗斋创立。暗斋名嘉，字敬义，暗斋是号，幼曾出家为僧，后习朱子学，还俗为儒，晚年从度会延佳和吉川惟足学神道，把朱熹理学与神道教结合起来创立垂加神道。垂加两字取自吉川惟足所授垂加灵社之号，原出自度会神道的经典《倭姬名世纪》：“神垂以祈祷为先。冥加以正直为本”[不知道这是不是《犬夜叉》里冥加老祖名字的出处]。暗斋常以“神垂祈祷，冥加正直”为座右铭。其神道学说主张“道即大日[还是那个不认识的字]贵之道，教则猿田彦神之教”，猿田彦神即迎天孙下治人间之神；并以朱熹的理气说和五行说解释神世列代的神话，以阴阳五行配天神七代；鼓吹尊皇忠君，大义名分，宣传以日本为世界中心的神国思想。主要文献幼《神代卷风叶集》、《中臣袚风水草》、《垂加草》等。
　　从江户时期元禄年间（1688～1703）到明治维新，由国学者荷田春满倡导，中经贺茂真渊、本居宣长至平田笃胤完成复古神道的学说体系，反对神道依附于佛教或儒教，反对用儒佛思想解释日本古典和神道[其实日本古典还不是移民日本的通古斯人的萨满教传说结合受从朝鲜半岛传入的儒家思想影响而完成的，真反到根上去了]，主张依据日本经典《古事记》《日本书纪》等来探明日本神道教的本义。认为宇宙万物的创造神是天御中主神，世界分为显（现世）、幽（死后世界）两界[呀，很多日本动漫、游戏都接受这个学说呀，有时名字不一样了，《月华剑士》里称作常世和现世]，现实世界由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统治，而死后的世界由大国主命统治[咦，安彦良和的《大国主》好象不是讲这个的]。人死后要在幽界接受审判。根据生前的不同行为得到不同的结果；为善成神者将长生不死。认为伦理纲常中孝道最重要，广义的孝包括孝父母、敬神和忠于天皇。鼓吹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当统治世界，其国体皇位尊严无上。其思想对明治维新王政复古有很大影响[尊王派的理论导师……]，也是近代神社神道的主要理论依据。主要文献有荷田春满的《创学校启》，本居宣长的《直毗灵》、《玉鉾百首》、《百事记传》，平田笃胤的《古道大意》、《俗神道大意》等。

　　教派神道
　　江户末期荷明治维新以后，在民间以传统的神道信仰为基础，吸收复古神道等神学理论，陆续形成若干神道信仰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十三派，统称教派神道。这些教派虽然主要信奉神道教义，但各派各有教祖、独立的教义荷比较严密的宗教组织；而一般又不以某一神社为活动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教派中又陆续分离出许多新的神道团体。
　　神道大教
　　原称神道本局，1940年改称此名。明治维新后，曾设大教院，向全国派遣神道宣教使，传布神道教；后在要求信仰自由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解散大教院。1875年一部分神道教神职人员联合组成神道事务局，以联络全国神社神宫并宣传神道教理。1876年黑住教、神道修成派脱离神道事务局而独立，1882年神道事务局脱离国家行政机构成为民间独立的一个教派，即神道本局。教义与一般神社神道略同。
　　黑住教
　　十九世纪初黑住宗忠创立。明治维新后曾一度被并入神道事务局，不久独立。以黑住宗忠谓教祖，以其所著《黑住教教书》为经典。认为天照大神不仅施国家的本原，皇室的祖先，而且施宇宙万有的“大元灵”；人若体验道它的神德，就可以达到神人合一境界，获得不生不死的伟大生命。天照大神通过“诚”显现出来，诚的本体，即天照大神的意志，也就是所说的天；因此，信天乐命，也就是尽诚。设七条神诫，要求信徒虔诚、谦顺、勤劳等。
　　神道修成派
　　也称神道信成派。明治初年新田邦先创立。以复古神道的理论谓基本教义。认为人心谓神灵所赐，本无邪恶；修道之要施勿使善心丢失。修身之根本是“修理固成”，即各守本分，勤勉其业。谓军士者精于武艺，为国尽忠；为农工商者尽力本业，行为端正。
　　出云大社教
　　明治初年千家尊福创立。以大国主命为主神，同时奉祀造化三神和天照大神等。认为造化神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虽殊，其本则一；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教合一体制符合神意；宣称应上报皇室国家，下尽臣民本分。
　　扶桑教
　　江户初期穴[本来是宝盖头下一个六字，字库无有]野半创立。奉室町合安土桃山时期（十六世纪后半叶）的长谷川角行为教祖，教典是《神德经》合《神理大要》。奉天御中主神等造化三神为主神，同时奉祀天照大神等神。称神道即国法，其本质是祖宗建国精神德延长和体现。该派所说的神道实际指复古神道、古道或大道。
　　神习教
　　明治十四年（1881）芳村正秉创立。奉祀天御中主神等造化三神，以芳村的《教义大要》等为经典。宣称复古神道为“大中至正的天地自然之道”，它贯通天地上下、古今中外。传此道者应内修精神，外修教义，研究神之奥义，以感动天地。有十条教规，大意是敬神爱国，为君尽忠义，为亲务孝养，为人谦逊，勤于业务等。
　　御岳教
　　明治初期下山应助创立。以国常立尊、大己贵命、少彦名命三者为主神。主张“发扬三神之神德”，“宣明尊皇爱国之大义”，小则使人尽天赋之性，各尽所能；大则辅翼国政，使国安宁。
　　神理教
　　明治初年佐野经彦创立。原属神道本局，后归御岳教统辖，1894年独立。奉祀天御中主神、天照大神诸神，以政府提出德《三条教令》为基本教则（即体敬神爱国之旨、明天理人道、奉戴皇上，遵守朝旨），宣传遵奉天然固有的理法，以此安心立命为宗旨，认为百难万病自心生，只要心正行直，百难自消，万病即愈；并提倡忠君孝亲的儒家纲常，大义名分等。还认为语言中有神灵存在，传授所谓“言灵学”。
　　金光教
　　江户末、明治初川手文治郎（亦称赤泽文治，后改称金光大神）创立。中国阴阳五行学说传入日本后，在民间兴起金神（五行之一金的精灵）崇拜，说金神掌兵戈、丧乱、水旱、瘟疫，按时沿不同方向游行天下，若人的行动触犯其方位，将受崇遭灾。川手因家人和牲畜连续丧亡，认为使金神作祟，对金神的信仰越来越深，后自称金神传授其“生神金光大神”之号，从而创教。把一向被认为是凶神的金神改造为慈悲神，称之为金乃神或天地金乃神，并宣称是宇宙的本体神，人类的祖先；由于它的神德，万物得以生长化育。谓人们应当感谢神德恩典，信奉金光教。鼓吹敬神爱国，认为信、忠、孝三者共谓一体。
　　禊教
　　江户末年井上正铁创立。日本神道教自古认为人有罪秽，课灾河海水中洗干净，称之谓“禊”，广义的禊还包括祓，即向神祈祷悔罪，以消除身上德罪秽。因该教以传布禊祓之神教谓本旨，故名。宣称通过至诚德禊祓修行，可与神同灵；并要信徒敬神尊皇，勤业报国。
　　大成教
　　明治初期平山省斋创立。奉祀天御中主神等天神地祗之外，还奉祀教祖平山省斋，尊之为素山彦弘道命。强调崇敬天皇，彰明纲常。修行方法使静坐调息，向神立誓，以达到“内外清静”。
　　实行教
　　明治初期柴田花守在扶桑教基础上创立。尊扶桑教教祖长谷川角行为教祖。主张“惟神之大道”（即复古神道）。反对“空理空论”、“虚文虚饰”，注意“实行”，要求信徒宣传神道教义，祭祀祈祷，遵守伦理道德，按时登富士山致祀，以祈祷国家安宁，宝祚无穷等。
　　天理教
　　江户末期中山美伎子创立。中山原是奈良县一地主家庭之主妇，后自称天理王明神（原称天轮王明神）而创教。把日本神道教信奉的国常立尊等十神统称为天理大神或天理王尊，作为主祀神。该教于1970年退出神道教派联合会，自成系统，成为日本新兴教派之一。
　　大本教
　　教祖出口直原是京都府的农妇，生活贫困，信奉金光教。52岁时，长女和三女精神错乱。她自称金神附身，写出《神谕》，宣称要靠金神之力改建“三千世界”。1897年脱离金光教独立，在农民和市民中获得迅速发展。出口直死后，其婿出口王仁三郎掌握教权，大本教有更大发展。在教义方面吸收佛教的若干思想，并吸收某些民俗信仰。宣称现实世界已经没落，必须加以改建，理想的弥勒世界就会到来[弥勒世界？这家伙抄袭真言宗的啊]，并批判现实社会和西方文化。出口王仁三郎会“安魂”方术，对出口直的《神谕》作新的解释。谓金神即国常立尊，时机一到将再次出现。打倒恶神而建立真正的皇道。由于教派迅速发展，而教义中又包含否定现实社会的因素，引起当局疑惧，曾于1921年和1935年两次遭到镇压（国内某功的日本版，哈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采用世界语和罗马字，提出人类爱善，万教同根的口号，积极向国外开展活动。1925年成立“人类爱善会”，与亚洲、欧、美一些神灵团体合作，呼吁世界和平和人类相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建，积极参加世界联邦运动和反核反战运动；对内主张维持和平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经典有出口直的《神谕》、出口王仁三郎的《灵界物语》[听上去内容应该和《幽·游·白书》差不多……]等。
　　从大本教分立出来的新兴宗教团体有：①生长之家。教祖谷口雅春，出身农家，曾就学早稻田大学，中途退学。后信奉大本教，并任大本杂志《神灵界》编辑，从1929年开始出版《生长之家》（后改称《生命的实相》）杂志，吸收佛教、神道教、基督教以及西方哲学思想，创立教义和教派。认为宇宙是无限流动的生命体，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生命，佛教传入欧洲形成康德和黑格尔哲学，它们与《古事记》的“纯日本哲学”是一致的（真会扯，我不能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转而用国家神道解释教义，说大宇宙即天御中主神，千差万别的现象是天皇生命的显现，一切宗教，皆从天皇发源，宣称日本“皇军”是天皇创造宇宙的股*，当永远存在；按照天照大神的旨意，日本当统治全世界。战后，吸收美国的心身医学，对教义进行修改。主张恢复帝国宪法，天皇当国家元首，国家经营靖国神社，反对堕胎等。1964年成立生长之家政治联合会。②世界救世教。教祖冈田吉茂，曾经营商业，信奉大本教，并任支部长。后认为大本教以*勺子“灵能”医病的方术不灵验，采取指压疗法，并脱离大本教，另设大日本观音会（后称大日本健康协会），实施冈田式神灵指压疗法，进行传教医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药品和化肥短缺，冈田提出毒药论和自然农法，宣称病本身式身体内调整无秩序状态的净化作用，借助自身的抵抗力就会痊愈，无需服药；谓药有毒，服药对身体有害；任的手心含有灵波，用灵波不仅可以把体内毒素排出，害能增加体力。还说化肥也有毒，用了会妨碍农作物生长，而借助灵波会促进农作物生长。战后改组称今名。冈田还提出建立没有病、贫、争的地上天国，为此在根箱设立美术馆，在热海设水晶殿和庭园作为这一设想的初步措施。1955年冈田死后，其妻继任第二代教主，对教义有所改革，强调日常生活伦理规则，去掉毒药论和灵界说中明显荒谬的部分，并积极向国外传教。③自由教团。自称PL教团。PL是英语Perfect Liberty的缩写，意为完全自由。也曾称人道德光教或人道教。创始者御木德一，出身商人家庭，9岁时因家庭破产，入佛教黄（木字底一个辟字，不认识）宗寺院为僧，39岁还俗，后成为从属御岳教的德光教的信徒。御木在1924年自立人道德光教，后改称人道教团。认为唯一的神是天照大神，以天皇《教育敕令》为教典，要求信徒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妻和睦，勤于本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改称PL教团。第二代教主御木德近宣称神是使宇宙按一定秩序和法则运动的原动力，人是创造神之子，是神的一种表现。人遵循神的法则才能生存，一切不幸和疾病都是从脱离法则的“我”而生，舍弃“我”才能自由快乐；人生一切是自己的表现，而以自由意志进行创造性的生活；“人生是艺术”。在社会方面，注重长幼有序之道、男女之道等道德说教。

　　民俗神道
　　日本民间流行的一般神道信仰，如对土地神、屋神的信仰以及重视崇神祭祖的仪式和占卜、咒术、巫医等方术习俗等。实际上与神社神道无严格区别